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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评传》
作者：滕绍箴【完结】



明帝边臣，都督后裔
第一章　建州左卫小外郎［1］
　　［1］外郎，即舍人。凡是受明朝封敕的女真首领，其子孙未承袭父职的，都谓之舍人或外郎。参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

一、明帝边臣，都督后裔

　　清太祖努尔哈赤（公元1559——1626年）［1］，出生在明代女真族的一个奴隶主的家庭。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在东北地区，他曾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成了满族杰出的领袖和民族英雄。数百年来，直至今日东北民间仍然流传着“老罕王”［2］的故事，人们热情而生动地传颂他一生的英雄业绩。
　　努尔哈赤所属的女真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始为肃慎，继称挹娄、勿吉、靺鞨、女直。到十一世纪时．女真的一去，即完颜部，曾经进入中原地区，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金朝（公元1127——1234年），统治北部中国达百余年。
　　十三世纪初，元朝取代金朝统治北部中国。在蒙古贵族的统治时期，努尔哈赤的祖先猛哥帖木儿曾经居住在松花江的伊兰，即斡朵里（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马大屯）地区。当时，其地称合兰府水达达路。水达达女直（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讳，辽时改称女真为女直）没有城郭，以射猎为业。元朝政府在当地设立五个万户府，即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和勃苦江［3］。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曾任斡朵怜万户［4］。
　　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在元明的交替时期，中国东北边境失去了控制，东海女真（明朝时称作野人女真）部不断地南扰。努尔哈赤先人的部落没有力量抵抗，被迫向南迁徒。其中火儿阿首领阿哈出（朝鲜史称于虚出）率领部落迁居到元代的开元路旧址凤州（或房州，在今黑龙江省东宁县“大城子”古城之地）。努尔哈赤的先人也率领所辖属的部众迁移到朝鲜的会宁（又称吾音会，或称作阿木河）和吉林珲春一带，也就是朝鲜的镜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地区定居［5］下来。
　　洪武初，明廷在忙于平定中原的同时，也着手管理东北地区，曾经派遣使臣诏谕元朝遣将归顺明廷［6］。于是，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应诏降附。明朝在接管辽东之后，相继设立辽东卫指挥使司（公元1371年）、定辽都卫指挥使司［7］和辽东二十五卫。其辖境东至鸭绿江，西到山海关，南达旅顺口，北抵开原。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派遣行人邢枢和知县张斌前往奴儿干、吉烈迷（系指黑龙江下游到库页岛等东海之滨的广大地区）诸部，宣布皇帝诏谕，于是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东海女真［8］各部首领，相继前来归附。不久，明朝又开设奴儿干都司［9］。在短短的几年内，明朝将松花江、黑龙江、精奇里江、鄂嫩河、格林河、亨滚河、乌第河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有效管辖之下。
　　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在设立卫、所（皆为明朝在地方设立的军政单位）进行管理的同时，对各部大小首领都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
　　明朝初年，女真各部朝贡的使臣到北京时，朝廷都给以妥善的接待。凡是建州、海西各部都督朝贡来京，每次均允许带领十五人，以敕书（明朝政府发给女真首领的文凭）为凭证。建州、毛怜等卫给敕书五百道，海西各卫准给敕书一千道。每道敕书可以携带马一匹入京朝贡。朝贡时间，均在每年的十月，由边吏验放后进京［10］。为了妥善地接待边区少数民族的朝贡使臣，明廷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于京城长安右门设立了“四夷馆”，共分作八馆，其中有“女直”馆，专门接待女真的人京入员。第二年，又设立了“会同馆”，专门用来宴、赏边区各族的贡使［11］。
　　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贡使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凡是女真首领带领部众到北京朝贡，朝廷赏赐都很丰厚。在一般情况下，赏给每人彩缎一表里（一表里包含彩缎、绢若干匹），{丝宁}丝衣两件。如重要女真首领到北京时，还要加厚赏赐。赏赐类别各按官职高低，有所区别：都督给彩缎、绢六表里；都指挥、
　　镇抚等各五表里；舍人四表里。入京贡使每餐宴赏十分丰富，酒肉佳肴，尽情饮食。光禄寺专门派人料理此事。除了朝贡队外，还允许贡使在京城街市贸易五天，然后自行出京。并沿途买卖亦毫无限制。明朝初年，京官、边将都比较清廉，朝廷“厚往薄来”的政策贯彻得比较好。结果各部女真都争先朝贡［12］，谨守臣礼，相安无事。
　　建州女真与明廷的关系建立的比较早。洪武年间，在明军围剿女真首领西阳哈的军事行动中［13］，得到阿哈出和他的儿子释迦奴的积极支持。明廷因他们归附，赞助新朝，赐给阿哈出以名字，叫做李思诚，并任命为建州卫指挥使。其后，释迦奴也赐给了名字，叫做李显忠，任命为都指挥佥事。阿哈出的另一个儿子猛哥不花，管领毛怜卫，屡次升官，直至中军都督同知。一个时期，阿哈出父子、兄弟都“光宠于朝”［14］。这是永乐帝为巩固东北边疆，笼络女真首领所采取的有远见的措施。
　　明成祖即位以后，女真首领阿哈出，在永乐元年十一月，跋涉数千里，来京朝贡，受到永乐帝隆重接待。
　　永乐帝令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其他大小首领都分别授给千户、百户等官职。并各依官职，赐给诰印、冠带、袭衣和钞币［15］。又特设建州卫经历司，置经历一员。继设建州等卫以后，又陆续增设至一百八十四卫［16］，逐步完善对女真各部的统辖，建立了明中央政权对女真地区稳定的统属关系。
　　努尔哈赤的祖先，属女真斡朵里部，姓爱新觉罗氏。追溯爱新觉罗氏的来历，曾经有一段神话传说。据说在远古的时候，东北长白山有一潭（今称天池），潭水清澈照人，有三江自潭中倾泄而出，向南流的是鸭绿江，向北流的是松花江，向东流的是图们江［17］。三江自山巅咆哮奔流而下，分别注入于南海、北海和东海（今日本海）。
　　长白山地区山高地寒，悬崖峭壁，高峰林立，似剑插入云端。夏天，草木繁茂，杉松错处，林木苔藓，郁郁葱葱。环山兽居，百鸟歌唱，颇有生气。传说，当初有三个仙女自天上飘然而下，来到布库里山下布儿湖里泊中沐浴。大姐名叫恩古伦，二姐名叫正古伦，三妹名叫佛古伦。三女在泊中畅浴自得。浴后，姊妹三人登岸穿衣，突然有喜鹊口衔红果［18］，放在佛古伦的衣服上，果实色泽鲜艳，令人喜爱。佛古伦爱不释手，含在口中，因忙于穿衣，一时不慎，口中红果，吞入腹中，感而生孕，不能飞升。两姐安慰她后便离去了。佛古伦独自留居在长白山上。后来，她生下一个男孩，即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又作布库里英雄。
　　当时，长白山附近有座鄂谟辉鄂多理城（一说是今吉林敦化县，一说是三姓地方的斡朵里），内有三姓首领，相互残杀。天女佛古伦嘱咐儿子乘舟到那里去。三姓首领看见布库里雍顺相貌堂堂，就停兵止戈，推他做了三姓共主，还把部中百里的女儿嫁给他做了妻子。他就是传说中努尔哈赤的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
　　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历数世以后，布库里雍顺的子孙由于不善于统领部众，在某一年的六月间，部众群起暴动，攻破了鄂朵里城，追杀布库里雍顺的全族子孙。惟有一个幼儿名叫范嗏的脱身逃了出去。当他逃到旷野时，追兵已经赶来。在危难之际，突然飞来只喜鹊落于范嗏的头上。追兵误认为喜鹊下是一棵枯树，便收兵回去了。从这以后，爱新觉罗氏就奉喜鹊为祖，从不加害。后来，范嗏的孙子猛特穆很有智谋，将杀害他全族的仇人子孙四十多人，斩于虎兰哈达山下［19］。这个猛特穆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童猛哥帖木儿。
　　这段传说，虽然史学家的看法也不很一致。有的把它看作是“不足信”的“诞妄”之言，或是颇有因袭华夏先民元鸟生商和高句丽传说中的三仙女柳花生朱蒙之嫌［20］，但其中也不是全无所据的。崇拜鹊鸟，符合“曾与鱼鸟共生”［21］的沿海居民的原始图腾崇拜，符合满族立竿祭鹊、奉天的习惯。因此这传说反映了原始氏族时期的某些情景，表明满族先人也曾经走过人类发展的共同道路。
　　明代女真社会由于生产和交换方式比较落后，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处在较低级阶段。从猛哥帖木儿开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女真社会仍然处在部落联盟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国家组织出现。到了十四世纪末期，建州女真社会的血缘亲属关系纽带已经松弛，逐渐向以地缘关系为主转变。猛哥帖木儿死后，弟弟凡察迁居婆猪江（今浑江）时，他的亲弟吾沙哈仍旧居住在原来的地方［22］，从这可以看出血缘关系已经不是那么紧密了。当时，在会宁附近居住的部落，如四里江内的吾音会部落是由马、童二姓，三个血族团体组成。会宁西指十三里江内的斡朵里部落，它是由童、高、李三姓、六个血族团体组成的［23］。童姓多而又分散的情况，说明血缘关系已经不是唯一的联系纽带了。但它还在部落联盟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起着某种联结作用。到了十五世纪末年至十六世纪初，女真的社会结构仍然没有显著的变化．寨中的族属各有族长，而族属强盛的族长则被推为首领。努尔哈赤四世祖时期，脱罗、卜花秃、完者秃，分别为建州左卫、右卫和中卫（即建州卫）共推的首领。这时，虽然首领是世袭的，但是，必须由部落成员共同推举。中卫完者秃（朝鲜史称为达罕）是大首领李满住的孙子，势力较强，是建州三卫为首的大首领。凡是“三卫”中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他必须召集左右二卫的脱罗和卜花秃商议而定。除了世袭的首领以外，如有特殊才干的人，一个卫也可以推举首领二人。建州右卫卜花秃继承凡察孙子纳郎哈的官职，掌管卫事，另一名首领罗下，因为有军事才干，被推举为统军首领［24］。大首领之下，各个附属部落都各举小首领。以势分大小、等级，朝鲜人称为禅将、里将［25］。相当于明廷所封赐的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官职。
　　部落联盟内部大小家族的首领，每天早晨接受亲属和部众的求见，有事吩咐，无事散去。首领自己没有卫队，部落中也没有常备兵。首领对于属下更没有法律约束。若是首领对于属下过分斥责，还恐怕属下进行报复，危害自身，甚至，惶恐不可终日［26］。首领对于属下部众不能随意支配和役使，也不征收他们的生产物［27］。一般部下，如果生活有困难，也可以不告诉首领，自行离开部落，远走他乡，自谋生路。除了首领的近族亲属以外，都能来去自由，因此部众的流动性很大［28］。
　　明代女真社会已经使用奴隶（满语为aha，音译为阿哈）。一般首领和富有的家庭都有二、三个或五、七个阿哈。这些阿哈多半从事农业耕作、采捕或家庭杂役。他们多数是被从汉区和朝鲜边境掠来的，少数是女真各部之间相互掠夺来的［29］。女真奴隶主虽掠取的阿哈较多，但逃跑的也多，很不稳定［30］。这些阿哈都属于家内奴隶，平时与主人同室而居，同炕而寝，混杂相处［31］。
　　女真各部，凡是有军事活动或进行抢掠等重大事情，均由首领传箭或传貂皮作为信约，通知各部［32］。各部落成员在本部首领的召集下，随时集中组成武装队伍，有事则众首领联兵结队，成千上万，进行掠夺，以供衣食，习以为常［33］。各部强弱则以兵力大小来区别。凡是两部之间，或是兵戎相见，或是和平谈判，必须各自“陈兵相对”，以示兵威［34］。若是两个部落相互对抗，感到兵单力弱，可以向其他部落借兵。战后，以损失兵马数目按例—一赔偿。若是联军打了败仗一无所获，被借兵的部落有时就把借兵的部落中的弱小村寨掠夺而去［35］。在一般情况下，强盛的家族必有强兵，组成大部落。大部落常常迫使小部落顺从自己。小部落吃不住抢掠之害也主动投靠或依附于有势力的大部落。因此，在女真的社会上便结成以许多大部落为中心，又有不同数量的小部落相依附的松散的部落联盟，结果造成社会上大小首领数十，各拥大小部落数千的状况［36］。这就是明代女真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发展时期的状况。
　　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童猛哥枯木儿是个有才干、有威望而又忠于明廷的大首领。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十一月，建州卫大首领阿哈出朝拜永乐帝以前，猛哥帖木儿已经在朝鲜镜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一带居住二十多年。他率领部落成员抵抗北方兀狄哈（即窝集部人）的南扰，英勇地抗击了倭寇从海上的侵犯，立有战功。这时，他已经团结了女真各部，声望甚高。朝鲜边官也视猛哥帖木儿的部落为“东北面之藩篱”。因此，阿哈出来北京朝见的时候，在永乐帝面前荐举，并称赞猛哥帖木儿的为人，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相当的信任。永乐帝在给猛哥枯木儿的敕谕中，称赞他为人“聪明，识达天道”，令他尽快来北京接受封赏［37］。
　　永乐二年正月，永乐帝急不可待地派遣使臣，即辽东东宁卫（今辽阳市老城）千户高时罗，奉旨协同朝鲜使臣诏谕猛哥恰木儿来京。三月，又派遣都司率领兵马，带着烧酒、马匹等物，赐给阿哈出及猛哥帖木儿［38］。
　　猛哥帖木儿向朝廷使臣表示诚心，决定亲自前赴北京朝贡。
　　永乐帝得知猛哥帖木儿对朝廷很恭顺，十分高兴，一方面下旨谕，让猛哥帖木儿亲自来朝，将封授给他官职、赐给赏物。同时，允许他仍然在原地管理军民，打围或者放牧，随意生活。属下的头领也可以一同来京，接受封赐。若是下属的众首领不能从来，可以开列他们的名字，朝廷一并封赏。从皇帝的重视程度来看，猛哥帖木儿对于团结女真人民，保卫明朝东北边疆，确实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明廷继阿哈出以后采取笼络女真首领的又一个重要措施。
　　猛哥帖木儿在同年九月初三日，从家里起程，前往京城朝拜永乐皇帝。到京后，倍受永乐帝和朝臣的礼遇。授予他建州卫都指挥使官职，赐给印信、金带等物品。随同来京的大小首领，包括阿哈出的长子释迦奴，亦授为指挥使，赐给金带。任命阿古车为毛怜卫（今吉林省嘎呀河以东地区）指挥使，赐给印信、银带等。猛哥帖木儿的妻子幞卓也同受款待，辞行时，皇帝赐给她衣服、金、银、绮帛［39］。从这以后，猛哥帖木儿便以都指挥使身份与阿哈出共同管理建州卫事。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先从此正式成为明帝的边臣。
　　猛哥帖木儿授封以后，积极守边，勤劳不殆，屡立功绩，不断被晋升。猛哥帖木儿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叫做挥厚（又称挥护），是个万户。待猛哥帖木儿掌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改嫁给浑厚的异母弟包奇，又生同母弟于虚里、于沙哥。还有包奇原妻的儿子凡察、吾沙哥、时加波第等兄弟多人，成为女真人口众多，家族强盛的大部落［40］。由于家族势力大，又是世袭的大首领，归附的户数多达几百户，上千口人。猛哥帖木儿接受明廷封赏以后，地位和声誉更高了，小部落和零星的女真人、户，相继前来归附，势力大增。凡是有重大的事件，他可以召集各部首领多达五十余人前来议事［41］。约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前后，猛哥帖木儿与阿哈出分开了，自成一卫，就是建州左卫［42］。阿哈出仍然掌管建州卫（后称中卫），这时建州开始有二卫。
　　猛哥帖木儿以本部落的成员组成一支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分为左、中、右三军。他亲自统率中军，凡察统领左军，长子权豆（又名阿谷）统领右军［43］。这支武装是由部落中成年男子组成的，是具有全民性质的武装队伍。平时从事生产，有事集合参战。
　　猛哥帖木儿凭借这支力量，为明廷守边，听调从征。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猛哥帖木儿曾经率领部下赴京跟驾，侍卫皇帝［44］。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廷因猛哥帖木儿忠顺守边，按时进贡，晋升他为都督金事，赐给冠带［45］。
　　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六月，辽东女真千户杨木答兀逃离职守，掠走开阳（今开原）军民一千多口。随同猛哥帖木儿母亲等五百多户，迁居阿木河地区［46］。
　　杨木答兀大肆掠夺开原人口，假传皇帝圣旨，宣德帝得知后震怒异常，下旨斥责杨木答兀违过天道，背叛朝廷，哄吓良善，罪不容诛。并谕令，若是他及时悔恶从善，朝廷将屈法申恩，特加宽宥。如果继续怙恶不悛，将尽数擒拿，解到京师，以正国法［47］。
　　从这以后，协助明廷追回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就成为猛哥帖木儿不容推脱的责任了。明廷一方面直接谕令猛哥帖木儿传令杨木答兀送还所掠去的人口，就是三岁的小儿也必须送还。同时，旨令朝鲜派遣官员前去催促。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明廷张向官带领随从人员到建州捕鹰回京，猛哥帖木儿、凡察等依遵朝廷命令，随同张向官送还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一百三十多人，此举颇得朝廷的赞许。宣德帝以猛哥枯木儿忠于职守，行为可嘉，晋升他为右都督［48］。
　　猛哥帖木儿效忠于明廷，使明廷更加相信解决杨木答兀的问题必须依靠猛哥帖木儿。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十月，辽东都指挥裴俊受皇帝旨谕，率领官军一百五十二人，会同朝鲜陪同人员，共一百六十多人，前往阿木河，再次接收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十月十四日到达，屯兵于野。十五日拂晓，杨木答兀伙同古州女真（即所谓七姓野人）三百多人［49］，突然将官军团团围住。两军交锋，互有伤亡。猛哥帖木儿闻讯率领五百人前来增援。他一马当先，截住要路，大呼：送出杨木答兀方可解围。敌方不允，两军列队大战。凡察、阿谷也相继率众前来助战。杨木答兀败阵落荒而逃。猛哥帖木儿率军勇猛追杀。杨木答兀为追兵所逼，势穷力竭，弃马登山而逃。在战场上，凡察等八人负伤，保卫了明廷的使臣和官军。
　　四天以后，十月十九日，朝廷使臣正要同凡察、阿谷等到各部去领取被掠人口，杨木答兀等人又率领七姓女真八百多人，各披明甲，包围了猛哥帖木儿、凡察、阿谷、歹都等人的家和官军营寨，纵火焚烧房屋。阿谷等措手不及，栅门被攻破，栅墙倒坏，敌军冲入内庭，内外喊杀声震天，白刃相接。因为事前无备，众寡不敌，猛哥帖木儿和长子阿谷等多人战死。妇女、儿童和敕书、印信都被抢劫一空，只有凡察幸免于难。明使与官军乘着混乱的机会，奋力杀出［50］。猛哥帖木儿付出重大代价，为保护明朝使臣，维护国法，做出了应有贡献。
　　明宣德帝虽然宣布杨木答兀背叛朝廷，罪不容诛，但这时的朝廷还能够遵守祖训，不肯轻易出兵讨伐。明太祖曾训示说：“四方诸侯。皆限山隔海，僻在一偶，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其疆界，无故兴师，致伤人命。但胡戍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近，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51］。意思是说，只可练兵严防，万勿轻易远征，或穷兵黩武。因此，尽管凡察恳乞朝廷发兵，杨木答兀又屡次不肯听从旨令，而宣德帝也只下旨痛责，令他改恶从善而已。正统帝即位以后，更是从宽处置，晓谕杨木答兀：凡是先前所有的过失，都置之不问，并封其弟杨满皮为正千户［52］。这时，朝廷执法得宜，猛哥帖木儿等女真人忠于职守，上下关系和谐，边陲得以巩固。
　　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是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物。他敢作敢为，轰轰烈烈地度过了暂短的一生。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等所属的核心部落遭到杨木答兀和七姓女真人残酷地屠杀和毁灭，部众骤然离散［53］。猛哥帖木儿的嫡系诸子被杀掠，余众无人统领，内部开始分争。其中部分人拥护阿谷的养子老胡赤，部分人跟随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不久，凡察入京报告兄长被杀的情况。宣德帝以凡察曾经立有战功，便任命他为都督佥事，统领建州左卫部众［54］。
　　时过不久，猛哥帖木儿的幼子董山和阿谷的妻子，在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的斡旋下，从掠夺的部落中赎取回来［55］。董山回卫以后，在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与叔父凡察移居至佟佳江（今浑江）、苏子河（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苏子河）近地定居［56］。这时董山虽然仅有二十岁，但在许多部众的支持下，同叔父凡察展开了争袭职位的明争暗斗。关键是争掌卫印和统管部众。董山没有归来以前，猛哥枯木儿的嫡系以阿谷养子老胡赤为代表的部众，反对凡察统领部落［57］。后来因为明廷对凡察赐授新印，晋职加级，令他统领部众，斗争稍微平息了一些。董山归来以后，争袭斗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大部分部落成员心向董山，只有少数人拥护凡察［58］。叔侄之间争袭夺位，互不相让。董山手握旧印奏报朝廷，想以印为凭独掌卫事。朝廷倾向凡察，想叫凡察掌管卫事，以董山充副职，同理卫事，命把旧印上缴朝廷。旨令下达以后，凡察、董山都认为旧印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肯交回。明廷无可奈何，又决定保存旧印，由凡察掌卫事，把新印送还朝廷。结果叔侄关系更加紧张了，彼此视如仇敌［59］，都置朝廷的决定于不顾，致成骑虎难下之势［60］。事情既然如此，正统帝不得不采取更实际的步骤，即查询部落中的民心所向，以定取舍。辽东总兵官曹义得旨后，查知建州左卫部落大部分成员倾向董山。
　　于是，朝臣决议请旨：增设建州右卫［61］。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经皇帝批复，分建州左卫，增设建州右卫。任命凡察为都督同知，独掌右卫事。董山也为都督同知，独掌左卫事［62］。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建州三卫”。
　　董山对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态度前后不同，前期基本上继承父志，忠于朝廷。明廷对于建树丰功伟绩的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也给予足够的关怀和提拔。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十一月，董山回卫以后，第一次向明廷奏事，述说父、兄被害的情景，提出要迁入辽东居住。明廷同情和积极支持。敕令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说，若是董山等移徒辽东，你可以协助护送他的部落出境，并敕令董山承袭父职，任建州左卫指挥使［63］。后来，在分设左右卫的时候，董山被任为都督同知。董山独掌卫事以后，守职唯谨，经常率领部落成员进京朝贡［64］。本卫有事、小首领们升职等，都及时上奏。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二月，在董山的乞奏下，明廷因猛哥帖木儿生前是右都督，同意董山承袭父职，为建州左卫右都督［65］。第二年，董山便以左都督的名义入朝进贡了［66］。
　　董山是一个有智谋、有才干而又年轻的大首领，他二十岁与叔父争掌卫事，任指挥使，二十三岁升任都督佥事，二十五岁晋为都督同知，四十岁升任右都督，四十一岁以左都督名义入朝。他不断地晋职加级，声震女真各部，地位在各卫首领之上。董山在二十年中，使自己取得了这样显赫的地位，除了借他父亲猛哥帖木儿的声望以外，主要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董山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争得了明廷允许，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在抚顺开设马市（地在抚顺城东三十里抚顺关）。抚顺马市的设立，缩短了建州与明朝通商的距离，加速了建州与中原地区货物的流通，加强了建州女真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过去在猛哥帖木儿时代，建州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只能到较远的开原或朝鲜会宁进行，如今在董山的努力下，开市于抚顺，更增强了建州女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建州的发展与进步。
　　董山初来佟佳江、苏子河一带的时候，部落一无所有，他本人也衣衫褴褛。定居以后，他积极向明廷朝贡，通过抚顺马市购买牛只耕种［67］，加强互市贸易。这个时期，朝贡互市的人员远远超过以往规定的百人左右，而是建州加上海西各部女真合起来，动辄上千的人前来，真是车水马龙，络绎于途。董山把朝贡和互市两项兼顾起来，使部落的经济活跃，生产很快地发展起来了［68］。特别是董山死前的最后五年，抚顺马市的开设起了加速作用。这是董山不可磨灭的功绩，它对十七世纪满族崛起有重大历史意义。后世史学家评论说：“非抚顺马市则建州不得发达”［69］。
　　正统年间，明朝朝政日益腐败，边官贪贿，引起董山等严重不满，屡次扰害边境，结果祸及自身。原因是正统末年，蒙古瓦刺（蒙古封建主）兴起，瓦刺四路大军威逼明朝京都。明朝统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海西女真重要的首领死亡殆尽。建州大首领李满住、董山等人都依附了也先，女真、蒙古东西呼应，大肆抄掠辽东，使辽边数年不得安宁［70］。也先之乱平息后，海西、建州等卫许多首领丧生，各部的敕书失落，入贡无凭证，不得不以舍人的身份前往，待遇大不如从前，赏赐大减，致使各部首领对明朝边官怀怨甚深［71］。
　　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明廷以海西、建州入贡人数过多，劳费太大，而限令建州、毛怜等卫，只许百人入贡。海西兀者等卫只许三、五十人入贡。经过边关验放以后，才允许人京［72］。明廷这种作法也使女真各部产生不满情绪。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明廷礼部对女真朝贡、互市提出苛刻要求，即凡是朝贡的女真人必须携带“膘壮”的马一匹，“纯黑”的貂皮三十张，否则，不许放入［73］。建州女真各部首领由董山频请升职，朝廷亦不允［74］。董山未经朝廷同意“私交”［75］朝鲜，接受朝鲜官职，拜为中枢密使，明廷认为这是边臣私自求见朝鲜，违犯国法［76］，诸事都集中发生在一起，弄得建州与明廷的关系十分紧张。于是，董山就纠结建州、毛怜和海西等部统兵众达一万五千多人，几乎月月兴兵，一年之间竟抢掠边境九十七次，杀掠边民多达十余万［77］。明廷不断地派人向他索取被掠人口。结果李满住、董山等都畏罪不敢入朝进贡。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四月，明廷派遣都督佥事武忠（女真人）作为使臣，招抚建州等卫首领入朝进贡。董山等人听抚入京，贡献马匹和貂皮。成化帝特令大臣召集建州大小首领集会，告诫说：你们所居住的地方，都是朝廷的属卫，世世受朝廷的爵赏，允许在边方居住，朝廷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竟纵容部下侵犯边境，掠夺人、畜，背恩负义。依照祖宗的法度，本难容恕。然而，鉴于你们服罪来朝，我皇上体念天地好生之德，姑且宽宥，命你们归还部落，务须各自改过自新，严戒部下，尊事朝廷，不许象以前那样为非作歹。所掠去的人口，尽快查出来送还，不许匿藏。若是不听劝诫，朝廷将发大军问罪。到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建州大小首领，畏惧朝廷，叩头谢罪［78］。
　　董山却因皇上无意详察边吏鱼肉边民的过失和女真犯边的因由，心中很不服气。因此，举止傲慢，遇到高官也不为礼，很有抵触情绪。然而，朝廷重臣却不查实情，如朝中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文等人，看见董山等人的不满表现，认为是怀恶不肯悔改。于是，不顾董山等人服罪来朝，以善加诱导，竟决定只放董山所带来的家属十多人回卫，而将董山等押送广宁拘留。同时，积极备战，准备大举讨伐建州。
　　七月二十七日，押解董山等一百一十五人由京师出发到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城）府。人府以后，靖虏将军武靖伯总兵官赵辅命令通事向董山等人再次宣布皇上敕谕，以示告诫。当通事宣读“圣旨”的时候，董山等人已经气愤难奈，骂声脱口而出，短刀出袖，向通事直刺过去。其他诸人各出佩刀，参与厮杀。馆驿（广宁府馆和驿站）中一百多服役的女真人，也持刀乱砍馆伴、兵卒。刹时间形成了一场混战。总兵官赵辅早有准备，一见如此，急令甲士杀出。当场杀死二十六人，其余的人都被逮捕，董山等人被囚禁起来。同时，明军联合朝鲜军，对建州女真进行了大规模的极其残酷的剿杀［79］。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九月二十四日，由提督辽东军务都御史李秉、靖虏将军总兵官赵辅、都督王英统兵，太监黄顺，少监张林监督军务。兵分左中右三路，共五哨（每哨万人）兵马向建州卫进发。左路右哨军出浑河、越石门、经土木河到分水岭（今新宾东南沿边墙向西河的发源处）。右路右哨军由鸦鹘关（今新宾县长春岭北三道关）经喜昌口、过凤凰城（今凤城县凤凰山中）、黑松林、摩天岭（在凤凰城西北）到婆猪江（今浑江）。中路军自抚顺经薄刀山、粘鱼岭，过五岭（今新宾县西境）、渡苏子河至古城（今新宾县西古城）。朝鲜王国派遣中枢府知事康纯、鱼有沼、南怡等，统兵万人，从东路堵截。朝鲜兵分两路，右路大将南恰，自满浦（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慈江道满浦）入攻婆猪江。左路大将鱼有沼自高沙里（朝鲜慈江道高山镇）入攻兀弥府（与满浦镇相对的鸭绿江西岸，在今桓仁县五女山附近）。明与朝鲜王国两军约期于二十九日会师。但朝鲜王国军于二十六日就先期攻入兀弥府。建州女真各部分散，没有防备，大首领李满住及其长子李古纳哈等为朝鲜王国军擒斩。明军随后再入，杀掠更多。据统计共擒斩女真人一千七百多口。明军的杀掠十分残酷，总兵官赵辅在《平夷赋有序》中描绘说：“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火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猪其宅，杜其穴而空其巢，旬日之内，虏境以之萧条”［80］。这一战严重地破坏和摧残了建州的社会生活，释放奴隶（即阿哈）一千多口，破寨多达四、五百座，牛、马、家畜荡然一空。战后，明廷又将董山杀死，其弟及几百名壮勇，谪戍福建等南方省份，令他们永远身处异乡［81］。
　　继也先之乱和成化三年的讨伐，明朝政府与女真各部的关系步步恶化，明廷边政变坏，丧失民心，也从此始。因为董山是请罪入京被杀，朝廷又黩武弄兵，杀戮无辜，大为失信［82］。战后，又大修边墙，将辽阳以东之地向建州内地推进三百六十多里，迄至凤凰山。对此，女真各部深怀怨恨［83］。李满住的幼子甫乙加大，为了报父兄之仇，以八、九家的小部落首领竟联络建州、毛怜、乌拉等各部女真数千人，对朝鲜和明朝边境进行杀掠［84］。
　　董山的儿子脱罗（公元1469——1502年，又书妥罗），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先。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七月，因为建州大首领两年没有人敢袭职，由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草合刀}保奏，成化帝朱见深授脱罗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同知，满住孙子完者秃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都降袭父职［85］。
　　脱罗时期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建州势力大衰，生产处于缓慢恢复的时期；二是明朝边区政策进入败坏，边官堕落，边境多事，民族关系紧张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期间，脱罗采取恢复生产，尽量保持向明廷朝贡，以尽边臣职责，即采取乱世之秋，处事平稳的态度。
　　脱罗降袭父职以后，建州三卫十分残破，他率领部众从朝鲜王国和汉区易换农器、耕牛，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努力从事狩猎、采捕生产。建州各部每年从七月到十月，各个村寨或十人一伙，或二、三十人一帮，结队进山入林。远远望去，游猎的人或骑或步，住地连布结幕。一幕住三、四人，或率领妻子单户而居。季节一到，猎人满山，采参布野，呈现一派狩猎繁忙的景象［86］。
　　女真人将猎取和采集来的貂皮、鼠皮、人参、珍珠、木耳、蘑菇、蜂蜜、松子、榛子等，通过朝贡、互市的途径，输入汉区和朝鲜，换取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女真各部朝贡的人数日益增多由最初规定的五十人左右，增加到一百人左右［87］。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建州、毛怜等卫女真人，每年入贡人数多达八、九百人。成化八年，又增至一千二百人。成化十年，建州都指挥孛哈等又乞求增加入贡人数。此时的抚顺马市相当繁荣。这些情况说明，脱罗时期积极恢复生产，促进了女真地区与汉区经济交流的不断增长。脱罗在职三十三年，几乎年年率部向明廷朝贡，有史可查的、规模较大的就有十多次［88］。
　　脱罗时期，明廷对边区少数民族的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继正统末年以来，边政渐坏，边吏贪贿日甚一日。女真各部纷纷扰边。从成化三年以后，明廷抛弃太祖遗训，迷信武力征服，鼓吹执行血洗建州，屠杀无辜的镇压政策。实际上，血洗建州成为边廷与女真关系变坏的起点和标志。从这以后，明廷边区政策反动的一面日益发展，致使边乱渐渐不可收拾。
　　明朝初年，统治阶级对女真各部采取分治政策。女真各部分散势孤，正合统治阶级的心意，即主张各按原来的旧有习俗，分别设立卫、所、地面、城、站，各设官职，使各部之间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互不统属，各自通贡，不相纠合。同时设立海西以抗建州，令女真各部犬牙相制，各自为雄，相互为战［89］。这就是明朝统治阶级所得意的“夷狄相攻”，分而治之的政策。
　　明初所谓祖宗治边的“深意”，不过是利用女真社会客观存在的分散局面，采用分散的管理办法。而当时的边吏比较清廉，明廷政策反动性的一面不甚明显，女真与明廷的矛盾不很突出。明朝中叶以后，情况不同了。统治阶级不仅深知女真各部已形成分散局势，还故意制造事端。利用懂女真语言，了解女真民俗的“通事”，或深入女真各寨进行侦查，或对前来朝贡、互市的女真人实行监视，常以酒、肉、金、银、布、帛进行诱惑，挑拨是非，使各寨之间彼此猜忌，互生仇隙，以致边事渐坏［90］。
　　明朝初年，明廷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对于女真各部的交易，接货给值，边吏守法，不稍侵吞。朝贡、互市各有抚赏，赏金来自贸易货物抽分，市、贡两赏，每次均很丰厚［91］。仅对于建州、海西的抚赏，每年就多达万金［92］。各个马市、关市变成了货物“流通之府”。关市贸易虽然对汉区、女真地区各得实惠，而十分之七、八有利于女真各部［93］。尤其是各部的首领得利更多［94］。因此，明中叶以前，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关系也很融洽。
　　成化以后，朝贡、互市的某些规定逐渐废止。比如朝贡、人市都以敕书为准，持有敕书的由边官验放，允许入贡入市。敕书对于各部来说，是获惠的凭证。因此，女真各部首领千方百计地追求敕书，有的常以子代父，相互借用，甚至擅行洗改，致使面貌全非［95］。边官和京官为私利所驱使，盗卖库中废弃敕书，私相交易，非法货市［96］。敕书一乱，冒贡的人便放进来了，而真正朝贡的人却进不来，日积月累，各部女真怨恨的情绪逐渐增大［97］。
　　女真各部朝贡，抚赏各有等第，职位高的待遇好，赏赐多［98］。因此女真大小首领都争相晋升官职。但升官晋职原有规定，即各部首领所部人员二十五年没有犯边的，准升一级。从掌印都指挥到都督，当他的部下、子孙没有犯边的过错时，可以允许承袭父职。如果有善于管束部众，交还所掠夺去的人口，擒获犯边人员或追捕逃人有功的，可立刻升职［99］。所以，女真各部乞求升职的人纷纷到边。然而，朝廷的边吏殆不尽职，相互推倭，年久不向上级报告，或者报告了，也是女真首领要求高位，而封给低职，致使各部首领十分不满［100］。
　　明朝初年，女真各部首领入京朝贡的时候，贡使进京，宴赏在会同馆。宴席丰洁，酒、肉等诸种宴品用之不尽，人人心情舒畅。赏赐按时，级别虽然不同，但都很优厚。明中叶以后，光禄寺官员作弊、贪贿，不肯用心尽职。女真贡使入京，往往酒饭菲薄，盘肉数两，骨多肉少，饭食生冷，酒中掺水，淡而无味。又不按日期颁赏，一拖再拖。等到不得不赏的时候，赏赉多为次等品［101］。所以，贡使心怀不平，怨声载道［102］。
　　脱罗以后，女真朝贡、互市和发展生产都困难重重，因为女真各部犯过事件日增，朝廷限制铁器、耕牛输边。过去，凡是女真贡使到京，朝贡以后，允许在街上买卖五天，沿途可以自由交易。现在，禁止街头买卖，只许在馆内，由行人（朝廷指定的交易人）持货到馆，与宛平、大兴二县选择的辅户（从地方选定的供货户）入馆交易。不允许辅户与女真人当面交易。人馆的货物常常不是女真人所需要的东西，致使他们失望而去［103］。
　　五天过后，京吏催促他们出京，兵部派人押送，通事跟从。不许沿途买卖。锅、铧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严加限制，五人或十人准许买铁锅一口，二、三年准买一次［104］，结果造成女真部男子没有铧、铲耕田，女人没有针剪使用［105］。女真各部互市、朝贡必须先经过边官验放，这时边吏廉勤的少，贪污的多，亏少马价、偷窃货物。事件时有发生，还以失物为由，诈取财物。通事常以升职进行引诱，千方百计索财或随意谩骂［106］，致使女真人失掉朝贡、互市的主动性，但这样做又缺乏衣食和必要的工业品的来源，于是就集结起来，兴兵抢掠边境。
　　建州女真自从董山被杀以后，群情激愤，加上明廷在关市上的官员种种刁难，犯边的事件屡见不鲜。而边吏、太监等不以国事为重，贪功循私，任意杀戮。成化二年十二日，建州女真指挥苦女屡次扰害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市东北清河城）、靉阳（今辽宁省凤城县靉阳）。明廷出兵，活捉了苦女等，处以磔刑［107］。时过不久，海西兀者前卫（今黑龙江省呼兰河中下游流域）都指挥散赤哈上番书状告开原（今辽宁省开原老城）验放官接受了他的珍珠、貂皮不给货钱。兵部责成都御史陈钺调查此事。陈钺招散赤哈赴广宁对证。散赤哈率领所部十多人，从抚顺（今辽宁省抚顺市北抚顺城）关入。正值开原管辖指挥官的同僚、参将周俊驻守抚顺关，因为官官相护，周俊怕散赤哈到了广宁对质，暴露真相，就借口海西人素来不从抚顺关进入，拒绝散赤哈入关。散赤哈大怒，便与建州女真联兵，纠集各部，多达数千人，大掠奉集堡（今沈阳东南奉集堡）。边警报到广宁，都御史陈钺，不察是非曲直，不分青红皂白，竟将接近边境的耕户也僧格等十八户女真贡使拘留在沈阳，命令辽阳副总兵韩斌出兵，将十八户女真平民家属全部杀害［108］。从此，边境更无宁日了。
　　由于皇帝昏庸，太监当权，控制边关。脱罗等女真各部要求朝贡、互市更加困难了。如何对待扰边的女真首领，朝廷的争论极大，以兵部侍郎马文升和兵部尚书余子俊为代表的比较清廉的官员认为，边防重地，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不可轻易动兵。马文升指出：出现边关多事，是因朝贡的使者被边吏求索，致使某些首领心中怨恨所造成的。应该严惩边吏，宽待“诸夷”，不必兴师动众［109］。余子俊也极力主张以守为上策，对女真不宜“深治”，况且建州都指挥伏当加等，只是因为不得都督职务，才扰乱边境的，罪行还不重，如兴兵征讨，决非祖宗治夷的初衷。因此，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明廷派遣马文升，大通事都指挥詹昇等前去招托建州、海西各部。建州三卫掌印都指挥俄罗、卜花秃、完者秃等，都听抚入贡［110］，这样边患才平息下来。
　　然而，当朝太监汪直得宠于皇上，他求功心切，与都御史陈钺合谋，谎报边警。一边诬告马文升，一边请求皇帝，同意出师征剿。成化十五年，成化帝终于同意他们的请求。命令太监汪直监督军务，抚宁侯朱永为靖虏将军兼总兵官，分兵五路，再次大规模地讨伐建州。女真各部知道大军将至，青壮年逃匿深山，老弱被明兵杀害的却多达六百九十多人，被俘四百八十多人，攻破四百五十多寨，掠获牛、马一千多匹。大军所过之处，房屋被焚毁，人民逃散。官军不惜掘骷髅回师报功。在明廷军事压力下，伏当加等女真首领被迫叩关朝贡。
　　当朱永等出师途中，遇到了建州的贡使哈速、郎秃等七十多人前去广宁。汪直不分是非，一律诬为“窥伺”边境，将哈速等五人无辜杀害，其他的人捕送京师邀功。后来竟无理地把郎秃等七十四人远戍两广安置［111］。
　　因太监汪直的诬陷，马文升被撤职，辽边更混乱了。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建州女真为了报旧仇新怨，各部联兵结势，深入辽东，骚扰清河、靉阳等地，竟长驱四百多里。凡是掠到边境男女都将四肢分解、碓脊、火蒸以泄其忿，劫夺牛马，焚烧庐舍。这样由统治阶级所挑起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了。
　　陈钺等惟恐失去所冒领的功劳，便坚守城池不出，并且隐瞒边情不报，使边关多事更胜于往时［112］。
　　在边官贪功妄杀，女真各部纷纷扰边的时候，努尔哈赤的四世祖脱罗，仍然与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反对扰乱边境。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当马文升招抚边境各部首领的时候，建州三卫掌印都指挥脱罗等，都听抚前来朝贡。后来，在一次朝贡中，当伏当加为其兄保能请职升级时，脱罗挺身而出，在会同馆截获伏当加，指责他乱边多达七、八年，导致许多女真人死亡，今天又隐瞒真实情况，欺君入贡，依照国法应当诛灭。
　　脱罗的所做所为震动了朝廷，颇得朝廷大臣的关注，为了保证脱罗的安全，决定把伏当加贬戍广东安置，并以脱罗有功，晋升为建州左卫都督［113］。
　　脱罗死后，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他的儿子脱原保承袭父职为都督。他继父、祖遗业，继续效忠于明廷，以时朝贡。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建州的一些部落侵扰辽阳，岁无虚月。镇巡官张贯等要集结兵力，进行讨伐，都督脱原保等知道后，率领一百多人，叩关调解，以通和好，安顿边境［114］，平息了朝廷再次出兵征伐，保护了建州的生产和安定。脱原保掌事十八年，直到明嘉靖初年，不知所终，才不见于史籍［115］。
　　努尔哈赤的世系出自脱罗三弟锡保齐篇古［116］。锡保齐篇古的儿子是都督福满，即为清代的兴祖。兴祖与脱原保是叔伯兄弟。所以，努尔哈赤的祖系不是大首领嫡系长子的后裔，史称是建州左卫“枝部所出”，就是这个原因［117］。都督脱原保、福满死后，建州左卫日益败落。嘉靖中叶以后，景祖觉常刚（又称觉昌安、叫场）、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包郎阿、宝实兄弟六人，即所谓六祖。六祖都没有接受过明朝都督职衔，惟有景祖觉常刚的官职升到都指挥使［118］。觉常刚生有五子，依次为礼敦、额尔衮、界堪、塔克世、塔察篇古。其中第四子塔克世（又称他失、塔石）是努尔哈赤的父亲［119］。
　　都指挥觉常刚时期，建州左卫部落间势力分散，互不相属。觉常刚智勇兼备，长子礼敦勇力绝伦，父子团结族众，试图统一建州各部，他们率领族人战胜强族大部的扰害，一时统一了五岭以东（系指苏子河下游西南的五岭）、苏克苏浒河以西二百里区域，强盛起来，从此自称六贝勒［120］。六贝勒势力刚刚兴起，恰遇栋鄂部［121］势盛，两部相抗衡，关系日趋紧张。六贝勒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栋鄂部的挑战，不得不向海西哈达部（首城在今开原东“南城子”）王台借兵。哈达万汗王台与六贝勒联兵与栋鄂部开战，结果两败俱伤。栋鄂部损失惨重，六贝勒也势力大衰［122］。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建州、海西女真各部农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123］。加上与汉区和朝鲜长期通商互市，在物质方面奠定了社会统一的初步基础。嘉靖晚年，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努尔哈赤的外祖父）控制建州各部通往清河、抚顺各市的货源，贩卖貂皮、人参、松子，交易大兴，“结彀连骑，炫熿于道”，获取重利，大有统一建州三卫之势，俗称阿古都督［124］。建州左卫觉常刚及其子塔克世等全族归附了王杲，塔克世本人成了王杲的部将［125］。
　　这个时期，女真各部首领势力最大的是海西哈达部王台，他忠于明廷，士马精强。对各部远者招徕，近者攻取，其辖地达千里。王杲所属的建州三卫也听从他的约束。但各部之间没有严密的组织管辖，部落生产、经商各听其便。觉常刚经常率领部下几十人到辽东各个市场交易，以建州所产的粮食、麻布、马匹，交换汉区的猪、牛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明人称他是“市夷头目”［126］。觉常刚自领敕书三十道，授职为都指挥使［127］。与王台、王杲相比，地位较低。
　　隆庆和万历初年，王杲自以为能调动建州各部，无视朝廷边将的政令。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王杲入关市时，大肆索赏。他自恃雄长各部，坐骂关市，还以箭刺人。又赶上抚赏的备御官贾汝翼在验马的时候，责备数十名女真人，引起一些首领的不满。边吏尤清在验马的时候贪得无厌，虽索取王杲的金、银，却借口把马匹退回去。王杲与众首领以此为由乘机煽惑，相互连结，要求明廷撤换备御，又联合速把亥、歹青、委正等“三卫”各部蒙古骚扰边境［128］。
　　另外，王杲部下有三十多人，不愿意留居在建州，要求寄居于汉区，为边吏收纳。王果不答应，多次向边吏索人，并无理掠缚明边“夜不收”（即夜哨）。同年七月，当王杲部下来力红向边吏索取人口的时候，抚顺游击裴承祖出来拒绝。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承祖乘胜率领三百骑兵追到来力红寨，被王杲、来力红率众团团围住，把总刘承奕听到消息，迅速前去迎救，也陷入重围。结果大部分官兵被歼，裴承祖、刘承奕及百户刘仲文等被俘。王杲以剑斩杀多人，剖胸剜心，残酷异常［129］。
　　巡抚张学颜鉴于双方关系恶化，急请朝廷速罢辽东市赏。同年十月，他协同总兵官李成梁誓师讨伐王杲。
　　努尔哈赤祖父觉常刚，父亲塔克世，作了这次进军的向导［130］。六万明军，浩浩荡荡，疾驰前往。王杲与蒙古“三卫”速把亥等率兵迎战，两军激战多时，王杲军抗不住明军的冲击，望风奔溃，退入寨中。李成梁挥军纵火，瞬间攻破城池。王杲乘乱逃脱，小首领来力红等送了命，其部众被杀了一千多人。王杲寨破兵溃，逃无踪迹，死活不明。边官扣押“市夷头目”觉常则作为人质，令其子塔克世寻查王杲归案［131］。同时，开原兵备道贺臻，宣谕海西王台逮送王杲。王杲虽然溃不成军，然而心中不服。他又纠集部分女真人，继续骚扰边境。后来，明参将曹簠得知王杲隐居在左卫阿哈纳（宝实之孙）寨中，立即亲自率领轻骑前去追捕。王杲一见势危，便把自己的蟒挂红甲披在阿哈纳身上，乘机携马、牛、羊、貂皮、杂帛等投奔速把亥而去［132］。不料，抚顺关追捕甚急。王杲因路途不便直走，就投奔了海西王台。王台一向忠顺于明廷，得到边关宣谕以后，与长子虎儿罕（又书扈尔汉）等，在七月四日捕得王杲及其家室二十七人，槛车送往边关［133］。
　　王杲的槛车转至北京，辽东守臣直接向朝廷献俘。万历皇帝亲自登上午门云楼，集结百官称赞［134］，将王杲枭首于槀街。
　　王杲死后，宁远伯李成梁将王杲的属地拨给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塔克世对明廷比较忠顺，为人很有胆略，以讨伐王杲有功，授职为建州左卫指挥［135］。后来，清朝惟有这一支成为六世祖、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后代和承袭者。因此，努尔哈赤便是都督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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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努尔哈赤，按满文原音应为努尔哈齐（满语nurhaci），因为习用成俗，本书亦称努尔哈赤。
［2］罕，为满语han，汉译为“汗”。老罕王，也书老憨王，即指老汗王，均为努尔哈赤。
［3］《元史·地理志二》卷59。
［4］《朝鲜李朝实录·太祖》卷8。
［5］《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21。
［6］《明太祖实录》卷56。
［7］《明太祖实录》卷67。
［8］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海西女真，系指分布在开原以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女真卫、所，及其经由海西各部向明入贡的女真人，皆称作海西女真。海西地指今伊通河口至依兰的松花江中游地区。参见蒋秀松：《海西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建州之名，原属唐时渤海国率宾府，地在今绥芬河流域。元时移到松花江东岸，海兰河西北一带。明时，称以上诸地的女真部落为建州女真。后来，几经南迁，于正统初年移到今辽宁省新宾县境，是为“建州三卫”。参见莫东寅：《满族史论丛》第36—37页。东海女真，又称野人女真，系指建州、海西女真以东以北的各部女真，包括东海虎尔哈、窝集、瓦尔喀等部女真人。
［9］张伯英等：《黑龙江志稿》卷62。
［10］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6上，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魏焕：《皇明九边考》卷3。
［11］陈建：《皇明从信录》卷13，谈迁：《国榷》卷14。
［1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彭孙贻：《东人志·女真考》页3，《明英宗实录》卷237，《明经世文编》卷248。
［13］《明太祖实录》卷236，卷239。
［14］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明太宗实录》卷71，彭孙贻：《东人志·女直考》页3，茅瑞征：《东夷考略·女直》页2。
［15］《明太宗实录》卷24。
［16］陈仁锡：《潜确类书·东北夷》卷14。
［17］《满洲实录》卷1。
［18］李廷玉：《长白山江冈志略》载：“朱果（草木），每茎不蔓不枝，高三寸许，无花而果先青后朱。形同桑椹，味清香而甘酸……一名仙果，池左右颇多。”
［19］《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以下简称《武录》。
［20］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1下，阿桂：《满洲源流考》卷1。
［21］《满文老档·太祖》卷70。
［22］《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38。
［23］《朝鲜李朝实录·端宗》卷13。
［24］《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58。
［25］［26］《朝鲜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19。
［27］《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73。
［2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0，《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217。
［29］《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52。《朝鲜李朝实录·燕山君回忆》卷28。
［30］《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卷56。
［31］李民{宝真}：《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2。
［32］《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31，《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266。
［33］《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50。
［34］《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95。
［35］《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57。
［36］薛三才：《兵食计当蚤决破》，参见《筹辽硕画》卷4。
［37］［38］《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9，卷10。
［39］《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11。
［40］《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卷13。
［41］《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9。
［42］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叙伦订补编》页2。
［43］《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44］《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21。
［45］《明宣宗实录》卷13。
［46］《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20。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因为部落扰朝鲜边境，关系不协，猛哥帖木儿率部迁居阿哈出旧地风州，现因蒙古东扰，猛哥帖木儿被迫迁回阿木河谷地。
［47］《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24，卷23。
［48］《明宣宗实录》卷99。
［49］据《龙飞御天歌》卷七载：古州距会宁八日程．在“速平江之傍”，即今绥芬河之滨。其人为嫌真兀狄哈，属窝集部人。
［50］《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62，卷82。
［51］《明神宗实录》卷444。
［52］《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32。
［53］《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54］《明宣宗实录》卷108。
［55］《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56］《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9。
［57］《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63。
［58］《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2。
［59］《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81。
［60］［61］《明英宗实录》卷73，卷82。
［62］《明英宗实录》卷89。
［63］［64］《明英宗实录》卷36，卷124。
［65］［66］《明英宗实录》卷287，卷304。
［67］《明英宗实录》卷300。
［68］《明宪宗实录》卷10。
［69］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五章。
［70］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彭孙贻：《东人志·女真考》页3下。
［71］茅瑞征：《东夷考略·女直》页2。
［72］《明宪宗实录》卷4。
［73］叶向高：《苍霞草》卷11，《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40。
［74］《明英宗实录》卷304。
［75］《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39。
［76］谈迁：《国榷》卷32。
［77］《明英宗实录》卷192，赵辅：《平夷赋有序》，参见《纪录汇编》卷39。
［78］《明宪宗实录》卷41。
［79］《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44，《明宪宗实录》卷47。
［80］赵辅：《平夷赋有序》见《纪录汇编》39卷，《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卷44。
［81］《明宪宗实录》卷25。
［82］谈迁：《国榷》卷38。
［83］《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52载：“李满住子甫乙加大，聚兵千余，欲寇平安道、……满住党类欲谋报复，……今日啸聚同恶，诳诱火剌温、毛怜卫诸种众数千恣行凶犷……”
［84］《明宪宗实录》卷69。
［85］《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52。
［86］《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113，《朝鲜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40。
［87］《明宪宗实录》卷74。
［88］《明宪宗实录》卷126。
［89］《皇朝经济文录》卷34。
［90］《明经世文编》卷61。
［91］毕恭：《辽东志》卷3，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
［92］陈建：《皇明从信录》卷6。
［93］《张心斋参奏》卷1。
［94］《明史》卷198。
［95］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
［96］《明宪宗实录》卷257，魏焕；《皇明九边考》卷2。
［97］《明世宗实录》卷123。
［98］毕恭：《辽东志》卷3，魏焕：《巡边总论》卷1。
［99］《明孝宗实录》卷75。
［100］《明世宗实录》卷12。《明孝宗实录》卷169。
［101］《明世宗实录》卷10。
［102］《马端肃公奏疏》卷1。
［103］《明孝宗实录》卷159，卷170。
［104］《明孝宗实录》卷194。
［105］《明宪宗实录》卷172。
［106］毕恭：《辽东志》卷3，魏焕：《巡边总论》卷1。
［107］田汝成：《辽纪》页9，谈迁；《国榷》卷35。
［108］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
［109］叶向高：《苍霞草》卷11。
［110］《明宪宗实录》卷179。
［111］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11，谈迁：《国榷》卷83．叶向高：《苍霞草》卷11，田汝成：《辽纪》卷11，《明宪宗实录》卷97。
［112］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25，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
［113］《明宪宗实录》卷260。
［114］《明武家实录》卷162。
［115］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篇》页16，《明武宗实录》卷12，《明世宗实录》卷28。
［116］《清史稿》太祖本纪1。
［117］茅瑞征：《夷考略·建州篇》页16。
［118］程令铭：《东夷努儿哈赤考》参见《筹辽硕画》卷首。
［119］《清史稿》太祖本纪1。
［120］《武录》卷1。
［121］栋鄂部地在今辽宁省桓仁县浑江流域及富尔江下游地区。西北界与努尔哈赤所部相邻，属城有齐吉答城、翁鄂洛城、栋鄂城、雅尔古寨等。
［122］《满洲实录》卷1。
［123］《万历武功录》卷11载：海西“颇有室屋耕田之业”，建州已有商品粮输出。参见《满族史资料选辑》页5。
［124］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篇》页15，《万历武功录》卷11。
［125］章炳麟：《孟特穆福满考》，参见《清建国别记》。
［126］参见辽宁档案馆藏，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清册》，《姚宫詹文集》卷1。
［127］茅瑞征：《东夷考略》、《山中闻见录》皆载，觉常刚“原领敕书二十道”，惟《武录》、《满洲实录》载“敕书三十道”。
［128］［129］《万历武功录》卷11。
［130］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篇》页16，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30。
［131］《姚宫詹文集》卷1。
［132］速把亥是泰宁卫虎喇赤的长男。
［133］《万历武功录》卷11。
［134］张鼐：《辽夷略》页19。
［135］陈建；《皇明通辑纪要》卷19。
勤劳好学，心怀大志
二、勤劳好学，心怀大志

　　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他的祖父觉常刚兄弟六人，那时势力衰落［1］。建州左卫四分五裂，先后称都督的就有章成、方巾、撒哈、松巾、斡黑纳、柳尚、古鲁哥、蟒子、松塔等近十人［2］。他们之间互不相属，不断地进行火并，均分别人京朝贡或互市。建州右卫王杲就乘这个机会强大起来，成为家资富庶的奴隶主，控制了建州三卫的五百道敕书，统领建州各部［3］。他初任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后约在隆庆末年升为都督，所以有“阿古都督”之称［4］。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六祖宝实等先后依附于王杲［5］。因此，努尔哈赤童年时期，在女真社会上尽管地位不显赫，但仍然是有一定声望的。
　　努尔哈赤的生母是王杲的长女，名字叫做额穆齐，姓喜塔喇氏，生努尔哈赤弟兄三人。努尔哈赤是长子，后称淑勒（满语为sure，汉译为“聪明”之意）贝勒，弟舒尔哈齐，后赐号为达尔汉（蒙古语“荣誉的”）巴图鲁（“勇敢”之意），三弟雅尔哈齐。另外有位后母，是海西哈达万汗王台所养的族女，名叫恳哲（又叫掯姐），姓纳喇氏，生一子，名字叫做巴雅喇，后赐号为卓里克图（即“果敢”之意）。另一个异母弟叫做穆尔哈齐，后赐号为青巴图鲁（即“忠诚的勇士”）。塔克世就有这五个儿子［6］。
　　努尔哈赤尽管生在奴隶主的家庭，有权有势，然而，他童年时期由于女真社会生活普遍的比较艰苦，尤其在他刚刚十岁的时候，不幸生母额穆齐逝去了。家事由心地不善的异母纳喇氏主持。努尔哈赤兄弟从这时起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终日不得好气了［7］。父亲的家业尽管不大，财产也不很多，但毕竟是个奴隶主，一般说来，吃穿等事不至于过虑。可是，异母的寡恩，加上父亲惯听老婆话，自然对努尔哈赤兄弟冷似冰霜。因此，童年时代的努尔哈赤便不得不寻求独自谋生的道路。
　　在生活的逼迫下，努尔哈赤常常爬山越岭，出没在山林中，采集松子、人参、木耳、蘑菇和猎取野禽等，然后再随同祖父将这些山货送往抚顺、宽甸、靉阳、清河等各市出售，作为自己生活费用的部分来源［8］。
　　这一切使努尔哈赤在艰苦的磨练中较早的成熟起来。养成了勤奋、谨慎、机警、善于思考等优点。尤其是在抚顺等马市交易中，他接触到了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汉人、蒙古人。他们有的从关内的山东、山西、河北、苏州、杭州、易州等地前来交易，所谓的八路商贾，都持货络绎地集聚在各个市场里，特别是抚顺城东的马市，更是生意兴隆［9］。
　　努尔哈赤与这些商人长期交往，交结面日益广泛，见识也日益增多，视野逐渐开阔。汉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文化生活等，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逐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使努尔哈赤自觉地吸收汉族文化。
　　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等为广大汉族人民所喜闻乐读、传播极广的书籍，更是他最“爱读”的书。书中的英雄人物、丰富的战例、用兵的神奇以及治国安邦的道理等等，都极大的吸引着童年时期的努尔哈赤，为他树立了楷模［10］。
　　生活的鞭子无情地鞭策着青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逼迫他走上艰苦的历程了。然而，他的奔波和辛劳，却没有换得异母丝毫的怜悯。十五岁左右，他便与十岁的弟弟舒尔哈齐离开了家，寄居在外祖父王杲门下［11］。
　　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前后，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曾经跟随王杲扰边作乱，明延边臣骂他是“贼首”。觉常刚深感长此下去没有什么好处，便背着王杲，较早地投靠了明辽东边将［12］，表示悔改。从这以后，觉常刚、塔克世父子便协助明朝将吏，多次暗引官军剿拿王杲。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李成梁出任险山堡（今凤城县东南“土城子”）参将以后，觉常刚父子与李成梁开始了较为密切的交往［13］，他们忠顺明廷，听从李成梁的调遣［14］。
　　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当总兵李成梁等率领官兵攻破王杲累的时候，努尔哈赤兄弟正在王果家中，双双被俘。由于努尔哈赤机敏、聪明，在被俘以后，见机行事，立即跪在李成梁的马首，痛哭流涕，请求赐他一死。成梁见他乖敏可怜，就赦他不死，收在帐下，充作幼丁［15］。传说，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齐隶李成梁麾下的时候，每有征战，勇敢冲杀，捷足先登，屡屡荣立战功，颇受李成梁的赏识。从此努尔哈赤逐渐接近了李成梁［16］，作了随从和侍卫。他俩形影相随，出入京师也不离左右，关系很密切，有的史料说他们“谊同父子”［17］。
　　努尔哈赤既然得到李成梁特殊的宠爱和信任，又有着一般女真人所不曾有过的经历。那么，在他的一生中，对于许多重大事件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识和非凡的眼光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在李成梁的麾下，接触汉人的机会更多了，他熟习了汉语，能识汉字，特别是经过战斗实践，增长了更多的军事才能。所以，努尔哈赤对于行军作战的事，颇为自信，“自谓有谋略”［18］。
　　大约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前后，即努尔哈赤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们兄弟二人离开了李成梁的标下，回到建州左卫。他刚一回来，父亲塔克世就听信纳喇氏的话，与儿子分家，让他另立门户，但分给他们的家产，无论是牲畜或是阿哈数量都很少。这时，努尔哈赤刚刚结婚，家庭的担子更重了。
　　面对这一切，他并没有气馁和屈服，而是更加勇敢地走向了生活。
　　努尔哈赤为了自立谋生，曾经辗转各地，以佣工谋生。也时而听从明朝边官征调，从征参战。因此，努尔哈赤不仅熟悉本民族的语言、习俗，而且对于汉族、蒙古族的语言和习俗也无不通晓。他知晓中原形势，也了解关外各族的风土人情。既知道宫廷、官场，也深晓官军内部的事情。可以说，他视野宽广、阅历较深［19］。塔克世夫妇发现长子很有才干，又重新议定再分给努尔哈赤一部分财产。然而，努尔哈赤却分毫不肯接受［20］。
　　努尔哈赤的童年时期，建州社会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狩猎、军事活动和女真人的尚武风气都很浓厚，对他的影响相当深刻。这为努尔哈赤一生的军事活动创造了客观环境，对他以后进行战争具有启蒙作用。女真人在童年时期，作为生活的必备本领和引以自豪的就是长于骑射。凡是善于骑射，勇于征战和长于驱逐野兽的人，众人都誉为“巴图鲁”。女真子弟在幼年时期，父兄常常亲自教以习射，每个童子都手持“木弓柳箭”，进行初练。到了长大成人的时候，再更换成年人使用的、拉力较大的“角弓羽箭”。在他们的一生中，这项技艺是不可缺少的依托。一般的女真人则人人能骑善射，而那些超群出众的人，无不以善于骑射技术获得最高的荣誉，常常以此夸耀于众，以致于成为一种民族的习俗和特征［21］。十七世纪初，朝鲜官员李民寏曾经到了建州，他看到那里十岁的儿童竟能骑马如飞，奔驰在草野之中。妇女同男子一样，执鞭跃马驰逐自若。
　　女真各家的主人，尤其是奴隶主，稍有闲暇时间，便率领妻、妾、子、女，游猎于草野和丛林之中，打围、逸乐［22］。
　　努尔哈赤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的，终年累月的熏陶和艰苦的磨练，使他成为卓越的骑射能手。他的射技之高超已非一般人可比。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四月的一天，努尔哈赤亲自迎娶海西哈达万汗的孙女阿敏哲哲（哲哲即格格，姐姐之意）的时候，等待于洞城之地（属于哲陈部，地近哈达部，位于苏子河北，浑河以东）。恰在这时，有一个乘马的人，携带弓箭从旁边经过。努尔哈赤询问左右随从，得知此人就是栋鄂部赫赫有名的、以善于骑射著称的钮翁锦。努尔哈赤派人将钮翁锦邀至面前，称赞数语以后，便指百步之外的一棵柳树，请他献技。钮翁锦毫不椎辞，从容下马，举弓搭话，连发五矢。结果三中两失，所中的三矢落点上下不一。努尔哈赤见后，随即起身，搭箭在弦，拉长弓如满月，也连发五矢，结果矢矢皆中，五矢落点相去不远，从人见了，无不喝彩、敬服［23］。
　　努尔哈赤自幼箭法出众，在女真人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万历初年，又在李成梁麾下服役近三年，不仅进一步增长了军事才干，而且武艺也大为长进，腰刀、弓、箭能够相互间用，十分精熟。每与敌人对阵，常使对方迎接不暇，往往瞬间便被斩于马下［24］。
　　努尔哈赤经历了童年、青年时期不平凡而又艰苦的生活磨练，勤奋的学习，视野广阔，逐渐使他增长了政治抱负。他与总兵官李成梁，虽然“谊同父子”，对李态度“甚恭”，尽心服侍。但努尔哈赤却是足智多谋，早有了自己的打算。特别是他亲眼看见外祖父被抓时的情景，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原来，王杲被杀了，努尔哈赤从此怀恨在心［25］。然而，在李成梁部下的时候，由于惧怕李成梁的威名，不敢轻动，可是雄心勃勃之态，已经跃然可见了［26］。不久，他终于从李成梁的标下逃走了。
　　努尔哈赤为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做了准备，比如他十分注意结交朋友，很会团结人。在他起兵的前后，交了许多好朋友。如一次，他到苏克苏护河部的嘉木胡地（今辽宁省抚顺营盘以东），遇到了年轻的额亦都，两个人经过长时间的攀谈，终于结成密友。额亦都世居长白山脚下，幼年时期家里遭到不幸，父母双双遇害，他自身也险些被杀，多亏邻人相救，才得幸免于难。
　　当他十三岁的时候，不忘双亲的血仇，亲手杀了仇人之后，投奔到嘉木胡的姑母家。额亦都见到努尔哈赤以后，坚信跟随他可以有出头之日，便力请姑母应允他前去辅佐努尔哈赤［27］。安费扬古，世居瑚济寨。他的父亲与努尔哈赤结交的时候，有尼麻喇人引诱他背叛努尔哈赤，他坚决不从。尼麻喇人又劫掠他的儿子进行威胁，他也终无二志［28］。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正因为结交了他们和费英东、扈尔汉、何和理这样忠心耿耿的人，才使他的势力逐渐增大。后来，他们都列入五大臣或授以其他要职。努尔哈赤除了结交本民族的朋友以外，也注意结识汉族朋友。有个中原人名叫洛翰的，为人勤俭，十分勇敢，曾经作过努尔哈赤的随身侍卫。努尔哈赤把他依为左右手。有一天深夜，刺客对努尔哈赤行刺，被洛翰察觉了。他勇敢的扑上前去，赤手迎敌，四指都被削掉了，仍然搏战不息，为此深受努尔哈赤的敬重。这些良朋益友，都为努尔哈赤的事业尽心竭力，建立了巨大的功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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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录》卷1。
［2］《明世宗实录》卷84，卷98，卷387，卷412。
［3］《万历武功录》载：王杲能“九合诸酋”。
［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页10，《满洲实录》卷1。
［5］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31上，页33上。
［6］《武录》卷1。
［7］《满洲实录》卷1载：努尔哈赤“十岁丧母，继母妒之。”
［8］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八章载：“太祖幼时，…亲上山采人参、松子之类，持往抚顺市卖之。”
［9］《满文老档·太祖》卷6载：“明国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易州等八路商人，俱在抚顺城。”《清朝全史》上册第八章又载：“自直隶、山东而外，且有扬子江以南之商人，往来通商。”
［10］《清朝全史》上册第八章载：努尔哈赤“对于汉人之情形，多自抚顺市上得之，……因是而闻见益广，交结四方。幼时爱读三国演义及水浒传”。李光涛在《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一文中说：“研究努尔哈赤的言行，最好以水浒传为样本”。
［11］《明神宗实录》卷580载：“皇城巡视应议闻：奴酋原系王杲家奴”，程令铭《东夷奴儿哈赤考》亦载：“奴人哈赤王杲之奴”。可见，努尔哈赤曾居住在王杲家。他是以外甥的身份，还是因为觉常刚亲明，屡引官军剿杀王杲之故，而质于杲家，尚难断定。从在王杲家为奴来看，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12］侯汝谅在《东夷悔过入贡疏》中载称：“建州贼首草场、叫场等，遣其部落王胡子、李麻子等四名到关”。孟森先生认为此是“潜行通款于明之事”。参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页165。
［13］《明神宗实录》卷580载：“二姓之好既联，养虎自贻”，李成梁“与他失通好者两世矣。”
［14］程令铭：《东夷奴儿哈赤考》中载：“先年叫场、他失皆忠顺。”
［1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7，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19中载：“奴与速同为俘虏”。《姚宫詹文集》卷1载：“努儿哈赤……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神庙留中奏流汇要》卷3又载：“自奴酋以孤俘纵为龙虎将军。”足证，努尔哈赤兄弟是被俘入李成梁中军的。《姚宫詹文集》卷1，《三朝辽事实录·总略》中又载：“奴方十五、六岁，请死，成梁哀之”。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十五岁时，恰是万历二年。因此，可以断定，他们兄弟被俘是在讨伐王杲之战而不是在万历十一年讨伐阿台之战。另外，讨伐阿台时，努尔哈赤已经二十五岁了，舒尔哈齐已经二十岁了，与史载，他们兄弟“俱幼”不符。参见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
［1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
［17］《姚宫詹文集》卷1载：成梁对努尔哈赤“卵翼如养子，出入京师，每挟奴儿哈赤与俱”，《明神宗实录》卷462，亦有同载。
［18］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翦伯赞：《中国史纲要》页220载：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帐下，“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又学习了作战的本领。”
［19］《明神宗实录》卷580，张懋中：《略举建夷今昔状况疏》载：努尔哈赤曾“佣工禁内”。江可受：《酌调蓟保援兵疏》载：“臣自束发登仕路即闻人言，建州奴儿哈赤者匿迹佣工于辽，熟我内地情形”，参见《筹辽硕画》卷3。王象恒《用虏机会可乘疏》载：虎墩兔（即察哈尔林丹汗）曰：“奴酋原是我家人，今背了我，反来借我兵”，参见《筹辽硕画》卷20。以上各条．虽载于史册，但多是当时人的传闻，无从对证，特附注于此。
［20］《武录》卷1。
［21］幼庄：《皇朝开国方略》卷29
［22］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4。
［23］《武录》卷1。
［24］《满文老档·太祖》卷4。
［25］张殿中：《略举建夷今昔状况疏》载：“杲成擒日，奴所目睹”，参见《筹辽硕画》卷5。官应震：《辽蓟情形并急疏》载：“在昔杲悬藁街时，奴怀忿恚”，参见《筹辽硕画》卷17。
［26］《建州私志》卷上，参见《清初史料四种》，《清外史》页7，《清史稿》太祖本纪1。
［27］［28］《满洲名臣传》卷1，参见《额亦都传》、《安费杨古传》
［29］昭梿：《啸亭续录》卷2。
父祖被杀，险境环生
三、父祖被杀，险境环生

　　努尔哈赤的祖、父都死在明边关讨伐军的手里。当时，明廷是全国政治格局的主体，但是继王杲、王台死后，东北地区出现了官军、北关叶赫部，南关哈达部［1］王台的子孙，建州王杲的儿子阿台、阿海以及西部蒙古各部等相互交错的复杂政治关系，这种局面提供了努尔哈赤发展自己的时机和显露头角的条件。此时，海西王台年迈力弱，无法制止部下贪贿和掠夺各部，致使原有辖城二十多座，渐渐丧失得只剩下五城了。北关叶赫的逞加奴（又写作清佳努）、仰加奴（又写作杨吉努）乘机与王台的长子虎儿罕仇杀，以报父仇［2］。王杲的儿子阿台（又写作阿太）、阿海（又写作阿亥）也是为报父仇而向南关寻衅。
　　西部蒙古部黄台吉也素有并夺南关的野心。于是，从三面包围了南关哈达部。这对明廷的边区安定是个极大的威胁。正在诸部逼迫的情况下，王台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七月，“忧愤”而死［3］，于是，辽东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明廷的方针是坚持扶立王台的后人虎儿罕做南关的主持人，目的是继续分隔东部女真与西部蒙古联系，不使建州阿台与北关叶赫部、蒙古合兵。具体策略是暂挫北关叶赫部的锐气、阻止西部蒙古部东进，以集中兵力打击王杲的儿子阿台，清除“祸本”。这就是努尔哈赤父、祖被杀前辽东的政治形势。
　　开始的时候，边官谕令北关逞加奴、仰加奴和南关虎儿罕缚献阿台、阿海兄弟，将打击的重点放在建州。但阿台负险自固，拥兵设防。南北两关由于苦斗多年，都不具有当初王台的势力，想让其缚送阿台兄弟已经不可能了，剩下的选择只有官方出兵剿杀阿台一条途径了［4］。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正月，王杲之子阿台结连西部蒙古部瓜儿兔、黄台吉，预谋掠夺广宁、开原以及辽河一带。
　　明辽东巡按等官也最怕东西两部合兵。阿台的行为正与边关的意向相抵牾，总督周泳、巡抚李松、宁远伯李成梁等，鉴于这种局势，决意出兵讨伐阿台。
　　同年二月，建州图伦城（今辽宁省新宾县汤图境内）主尼堪外兰向边关密报情况，引导官军进攻阿台驻守的城塞。李成梁统率广宁、辽阳官兵，分两路挺进。一路由他亲自统领，从抚顺王刚台出兵，奔驰百里，直捣阿台所踞的古勒寨（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公社古楼村西北山上）；另一路由秦得倚统率，直趋阿海所踞守的沙济城（亦书夏古城，属苏克苏护河部）。官军突然来到，阿海无备，来不及设防，部下半数入城，半数逃走了。官军乘乱破城，阿海被杀，秦得倚大获全胜。李成梁所部官军同时也围困了古勒城，因为此城依山据险，阿台固守甚严。李成梁亲临督战，战斗十分激烈。官军连续攻城两昼夜，仍未攻下。面对这种情况，宁远伯李成梁大为恼火。在这进退维谷时，李成梁责怪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乱进“谗言”，引导官军攻城，以致劳兵损名。尼堪外兰受重责后，便伙同官军欺骗守城军民说：太师（系指李成梁）有令，杀死城主归降的，任命他作本城城主。在这以前，城中的人心早已动摇了，听了尼堪外兰的话，便深信不疑，纷纷倒戈，杀死城主阿台，开门迎降。然而，李成梁在破城后，自食其言，竟纵兵大肆屠杀城中老幼，结果被杀的无辜军民多达二千二百多人［5］。
　　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在王杲死后，因为有引导官军剿王杲功劳，被晋升为建州左卫都督［6］。父亲塔克世晋升为指挥使［7］。觉常刚从抚顺所放回来以后，去古勒城的时候，被阿台拘留寨中，劝他归顺，共同扰边。觉常则坚决不从。阿台拘禁不放［8］。当官军于万历十一年二月，讨伐阿台、阿海的时候，塔克世为了营救父亲也先于官军入城，以致父子都困在古勒城中。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乘这个机会，投到明边关将下，深得宠信。官军城破以后，觉常刚死于火焚，塔克世被官军误杀，结果父子都死于这次战祸。
　　努尔哈赤父祖死后，他还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处于舍人或外郎的地位。所以，努尔哈赤是以建州左卫一个小外郎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努尔哈赤的眼中进谗言的尼堪外兰，也就成为杀努尔哈赤父祖的仇人和首先应讨伐的目标。
　　阿台、阿海势力削弱了，建州有名的首领都死得差不多了。这对于努尔哈赤与尼堪外兰的角逐是十分有利的。另外更有利于努尔哈赤势力迅速发展的因素，是明廷边官的注意力几乎全部放在海西各部，减少了对努尔哈赤活动的干涉机会。加上海西南北两关争斗及明廷的参战，严重地削弱了海西势力，又为努尔哈赤成就自己的事业减少了相当的阻力。因为这时，王台有二子一孙，二子是康古陆、猛骨孛罗，一孙是歹商。三人争继父祖遗业，相互残杀。叶赫部的逞加奴、仰加奴与王台的旧部白虎赤相勾结，借“三卫”蒙古的兵力，攻击猛骨孛罗和歹商，海西陷于战乱之中。
　　明廷总兵侍郎周泳鉴于歹商力弱，猛骨孛罗初立，众心还没有归附，请求朝廷给哈达部敕书，以便“弹压”各部。但逞加奴、仰加奴仍不示弱，纠结蒙古部，再次兴兵攻击猛骨孛罗，夺去把吉（原属叶赫部，后为王台占领）等寨。明廷欲立南关，逞加奴、仰加奴要削弱南关，斗争的实质已经不是南北两关的矛盾，而是北关与明廷的矛盾了。于是，辽东边官决意铲除逞加奴、仰加奴［9］。
　　同年十二月初一日，逞加奴、仰加奴纠结泰宁卫骑兵，借与猛骨孛罗仇杀为名，预谋抢掠开原、辽沈各地，强行向明廷索取敕书，想称雄于女真各部。辽东巡抚都御史李松再三派人宣谕利害，二人都不肯听从。于是李松与李成梁密谋：以发给敕书为名，引诱逞加奴、仰加奴及其子兀孙孛罗、哈儿哈麻和白虎赤等，前往关王庙，设伏兵进行杀害。逞加奴、仰加奴不识其计，结果逞加奴等人及另外三百一十多名随从几乎全被杀死在关王庙。幸而逃出者又被李成梁的中固城（今开原县中固）伏兵掩袭，前后共被斩杀一千二百五十多人［10］。
　　逞加奴、仰加效死后，其子卜寨、那林孛罗承袭父业，继续与南关歹商、猛骨孛罗互相攻杀，以图报父祖之仇。然而，这时海西各部势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了，这就为努尔哈赤势力的兴起，在女真社会内部减少了阻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建州、海西有威望的首领相继死去，女真各部失去了约束力，混乱异常，围绕在建州周围作乱的就有许多部落，其中有苏克苏护河部［11］、浑河部、完颜部（又称王家部、王甲部）、栋鄂部（又称董鄂部、东果部）、哲陈部；长白山有纳殷部（又称内阴、内音部）、珠舍里部、鸭绿江部［12］。另外，东海有窝集部、瓦尔喀部、虎尔哈部。海西四部又称扈伦四部，即哈达部、叶赫部（朝鲜史称汝许部）、乌拉部（又书兀喇部、忽位温部）、辉发部（朝鲜史拉回波部）。各部之内都有大小首领，各占据一城。大首领足有数百，小首领也有数千［13］。各部蜂起，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者凌弱，众者暴寡，混乱异常［14］。
　　建州有名的首领死后，争夺左卫掌印都督的职务，已经为大家所瞩目。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自以为引导官军杀死阿台有功，日益亲近边吏。当努尔哈赤追究父祖死难的原因时，明边关将吏曾威胁他说，你不听话，官军将援助尼堪外兰，筑城嘉班（今抚顺市东大甲邦），作为建州之主。建州部众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归附尼堪外兰［15］。当时，努尔哈赤因为父祖死于无辜，要求边将交还尸体，边将照办了，并把塔克世的遗地转给努尔哈赤，另给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又给予都督敕书，及各家敕书。大约也是在这前后，明廷晋升努尔哈赤为都指挥使［16］。这时，由谁来掌管卫事，已经摆在面前，换一句话说，努尔哈赤与尼堪外兰争夺建州领导地位的斗争已经狭路相逢，不可避免了。
　　努尔哈赤认为尼堪外兰是杀害他父祖的仇人。到边关强烈地要求边将处死尼堪外兰。然而，边将认为努尔哈赤的父祖是官兵“误杀”，不接受他的要求，责令他回家。努尔哈赤忍气吞声地回来时，又遇到尼堪外兰通令他投顺，使他更加气愤。努尔哈赤指责尼堪外兰说，你本来是我父亲的部下，反而令我归顺于你？于是，他决心与尼堪外兰决一雌雄。
　　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与尼堪外兰开战。然而，这时努尔哈赤已经得到了父祖的遗产，并王杲的全部敕书。对此，建州有许多人不服气。努尔哈赤在各部中相当孤立，连六祖的子孙，即一些爱新觉罗氏人也阴谋反对他，甚至暗中聚在一起，对神发誓杀掉努尔哈赤［17］。
　　努尔哈赤初起兵的时候，曾经与苏克苏护河部的萨尔浒城首领瓜喇约定，共同起兵。瓜喇最初曾经归附了尼堪外兰，后来，尼堪外兰揭发他，把他缚到抚顺所，受到边吏的处责。对此，瓜喇深为不满，与弟弟诺密纳，串通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等四人，决意与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联合。
　　努尔哈赤与四位部长集会，杀牛祭天，共立盟誓。但四位部长对努尔哈赤尚有顾虑，一起向努尔哈赤申诉说，我们比其他各部先前来参加盟誓，非同一般诸申（自由人）可比。希望你能待我们象骨肉一样亲，彼此应视同手足。努尔哈赤为了报父祖之伊，增加实力，接受他们要求，诚心与诺密纳兄弟倾心交结，共同前去攻打尼堪外兰。
　　这时，努尔哈赤三祖索长阿的第四子龙敦，对努尔哈赤的行动大为不满，出来破坏。他暗中挑唆诺密纳的弟弟鼎喀达说：夭朝（系指明朝）尚且欲立尼堪外兰掌管卫事，筑城嘉班，你们何必与努尔哈赤盟誓？鼎喀达听了以后，把这番话传给兄长诺密纳。于是，诺密纳不顾盟言，除背叛成约，按兵不动外，还与尼堪外兰通款和好了。
　　同年八月，当努尔哈赤再次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时候，诺密纳兄弟首先得到消息，暗中通告给尼堪外兰，使他提前逃脱，努尔哈赤又白白地兴师动众了。
　　以龙敦为代表的五祖子孙，这时都竭力反对努尔哈赤掌管卫事，他们处处刁难，千方百计地谋害努尔哈赤。一天，六祖宝实的儿子康嘉、绰奇塔、觉善等共同谋划，由族人兆佳城主李岱作向导，邀请哈达部兵，将努尔哈赤的瑚齐寨抢劫一空［18］。
　　同时，长祖德世库、二祖留阐、六祖宝实的子孙等在庙堂，一起发誓继续设法杀害努尔哈赤。
　　六月的一天夜里，一伙人乘努尔哈赤休息的机会，爬梯登栅，向努尔哈赤院内逼近。这时，努尔哈赤深知自己处于四面皆敌的险境，倍加提防。他常常心神不宁，夜不成寐。于是，他翻身下炕，持刀出门，登高向四外瞭望。恰在这时，凶徒刚逾栅翻墙，当他们看见努尔哈赤站在那里的时候，便心惊胆颤地纷纷坠地，悄悄地溜走了。
　　谋杀者首次谋害未成，不肯罢休，又在九月份，再下毒手。一夭，正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行刺者拔掉了努尔哈赤的栅杖，悄悄地溜进院内，逼近住房。这时，努尔哈赤的家犬汤古哈惊叫起来。努尔哈赤得到警报，机敏地把三个孩子隐蔽起来，手持利剑，大呼：哪里贼人，胆敢来犯，体要逃走！边喊边以刀背敲击窗棂当当作响，做出踹开窗户冲出的架势，然后他蓦然地一转身，从门急速闪出来。刺客未及提防，见努尔哈赤来势凶猛，锐不可挡，便惊恐万状，四处奔逃。结果，只有睡在窗子下边的家人卧海，被刺死了［19］。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谋杀者龙敦深知努尔哈赤智勇过人，要杀他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便设法削弱努尔哈赤的势力，除掉他的帮手，先将努尔哈赤的妹丈噶哈善杀掉，用以威胁、孤立和打击努尔哈赤。有一天，龙敦遇见了努尔哈赤的庶母弟萨木占，挑唆说：你妹妹（亦是努尔哈赤之妹，噶哈善之妻）现在正在我家，你我共同前去杀了噶哈善。萨木占曾参与谋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对于龙敦的话听信不疑。于是，率领手下部众匿伏在路边。噶哈善毫无戒备，走入伏击圈，萨木占等突然冲出，蜂拥而上。噶哈善没有来得及还手，就被刺死了。努尔哈赤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召集族众，想去收尸。然而，族兄弟多数与龙敦同谋。努尔哈赤只好带领亲族兄弟、好友数人［20］前去寻尸。这时族叔尼马兰城主稜敦，好心地制止他说：你最好不要前去了，此行我看凶多吉少，恐怕为他人所害。努尔哈赤本来就已经气愤难忍，听了族叔的话，更加怒火满腔。于是，他披甲跃马向城南山岗奔驰而去，举弓搭箭，跃武盘旋。
　　又返身疾驰入城，大呼；有要杀我的快快出来，莫要退缩！族人见他如此英武，个个恐惧，不故应战。努尔哈赤终于从容地收回了噶哈善的尸体，厚加安葬。
　　龙敦、萨木占等人杀害努尔哈赤的妹夫，以为流血可以吓住努尔哈赤，万没想到他竟单骑跃武，收尸厚葬。从其事而论，努尔哈赤并不是一时的鲁莽，而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人，他既能以武力服众，也能以智慧斗敌。因此，在如此危难之中，他不仅对于谋杀者提高警惕，积极防范，而且对于所抓到的刺客在处置上也颇有远见。有一次，刺客乘夜间在努尔哈赤的家宅附近窥伺，寻找下子的机会。努尔哈赤听见窗户外边有脚步声，就身佩短刀，手持弓箭，告诉妻子说：你假装去厕所。他隐随妻子身后，到烟筒边埋伏下来。那一天，阴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摹然，电光闪耀，刺客已经接近了烟筒。
　　努尔哈赤手疾眼快，以刀背猛击过去，对方还未察觉，就仆伏在地了。努尔哈赤命令老家人上前捆绑。老家人说，何必捆绑，应该杀了他。努尔哈赤暗想：这刺客，非同一般，后边必有其主，杀了他易于反手，但必然会给人以借口。如果他的主人乘机加兵于我怎么办？自料目前兵少，难于抵御。于是，努尔哈赤决意不杀，就佯装不知刺客的来意，指其面说：你必是来偷牛的吧！刺客听了这话，大为宽心，立即回答说：偷牛是真的，并没有其他的意思。老家人不理解努尔哈赤的想法，争辩而又指着刺客说：你明明是来杀害我主人的，还谎说是偷牛的，杀了你可以警告他人。努尔哈赤故意解释说：他确实是偷牛的，谅他也不会有别的意思，放他走吧！
　　“小不忍则乱大谋”，努尔哈赤深明此理。他初起兵的时候，力弱兵单，不能处处死打硬拚，为了保存力量，以图发展壮大，忍耐一时是十分必要的。又有一夫深夜，努尔哈赤夜不成寐，他见侍婢在灶下拨灯，灯火若明若暗，他心绪烦乱极了。只好穿上短甲、罩衣，内带弓刀，到院中的隐僻处查看，只见栅墙空处，隐约似有人影。因为夜幕沉沉，形影难辨。忽然电闪雷鸣，一道光束划破夜空，人形显露出来。努尔哈赤借着闪光一箭射去，正中那刺客的肩头。刺客见势不妙，惊恐欲逃。努尔哈赤哪里肯放，接着又是一箭，射穿刺客两足，随后努尔哈赤一跃而起，飞身一刀，刺客应声仆地。族众和兄弟们闻讯纷纷赶来。见刺客屡屡加害，个个气愤异常，有的举手便打，有的持刀要杀，众人议论纷纷，莫能一致。努尔哈赤把族众招到一边，劝导说，杀一个刺客极为容易，可是他的主人若是借口发兵，掠走我们的粮食，部众没有口粮，必然会离散。
　　部众一散，我们不是孤立了吗？况且，目前弓、箭皆少，武器不足，怎么能抵抗呢？另外，别人也会说我们杀人起衅，声誉也不好，不如忍耐一时，放这刺客走吧！众人听了，顿开茅塞，欣然同意了努尔哈赤的意见，答应把刺客放走［21］。
　　努尔哈赤自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讨伐尼堪外兰，受到内外各种压力和逼迫，时刻生活在谋杀者的预谋和刺客的刀光剑影之中。但他把一生死置之度外，历尽艰辛，勇敢、机智地进行顽强的奋斗，从不气馁，不断地击败各种阴谋诡计，不知疲倦地奋勇向前。由此可见，青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尽管是一个小外郎，却很有英雄气概，心胸宽广，既能远谋大局，也能理智地处理具体事情，初步显露了他的不平凡的领导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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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赫位于吉林省梨树县叶赫公社，贸易在开原县东北“莲花”，俗称北关叶赫，或简称北关。哈达部位于开原东“南城子”，贸易在今开原县东貂皮屯，俗称南关哈达，简称南关。
［2］仰加奴之父祝孔革，死于王台叔父王忠之手。参见《东夷考略·女真篇》页4下。
［3］彭孙贻：《东人志、海西篇》页2下，《万历武功录》卷11。
［4］《明神宗实录》卷131。
［5］彭孙贻：《东人志·建州》页41，《武录》卷1。
［6］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31载：“教场官建州左都督佥事”。《武录》卷1载：努尔哈赤“坐受左都督敕书”，此事明史不载，恐为边官所议，而未正式授职。
［7］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19。
［8］程令铭：《东夷奴儿哈赤考》页2—3，阿台是觉常刚的孙婿，礼敦的女婿。
［9］《明神宗实录》卷140，茅瑞征：《东夷考略》页8。
［10］《明神宗实录》卷144。
［11］苏克苏护河部，在苏子河下游，今辽宁省新宾县木奇以西，营盘以东各地。西南接浑河部，北连哲陈部，东与努尔哈赤本部相接。属城有图伦城、萨尔浒城、界藩城、马尔敦城、安图瓜尔佳城、兆佳城、扎喀城、赫济格城、古勒城、沙济城、嘉木湖寨、沾河寨等。
［12］浑河部，在今抚顺县东北部，新宾汤图以南各地。即在浑河与苏子河会流以西，东临苏克苏护河部，北接哈达部，西与西南接江东边墙。属城有贝珲城、鹅尔浑城、甲板城、扎库木城、栋佳城、杭佳城等。完颜部，首城在通化县城（快犬茂子）西南的王家大堡附近。该部位置在浑江上游北岸，正南是新宾县城，西南是兴京，东邻鸭绿江部，北近辉发部。哲陈部，位置在新宾县南杂木，抚顺县营盘东北，清原县西南部。西界浑河部，东南为苏克苏护河部，西南为五岭即苏子河下游地区。属城有托漠河城、巴尔达城、洞城等。长白山部，东接朝鲜，西界辉发、完颜部，北连乌拉部，南至宽甸堡。
［13］熊廷弼：《务求战守长策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
［14］《武录》卷1。
［15］女真各部都督，一般是先由本部推举，后为“中朝所命”。明廷的任命，在女真人中间有传统的影响。
［16］《满洲实录》卷二，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19，郑天挺：《明清史资料》页31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5上。
［1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页14，昭梿：《啸亭续录》卷2。
［18］《武录》卷1。
［19］《武录》卷1。家人，满语为booi niyalma，又书为hooiaha，亦即家奴之意。
［20］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页348载：努尔哈赤初起事时，有“同辈三十七人，并魁伟绝伦”。
［21］《武录》卷1。
誓报父祖仇，自称淑勒贝勒
第二章　女真国聪睿恭敬汗

一、誓报父祖仇，自称淑勒贝勒

　　建州著名的首领王杲、王兀堂、阿台等先后为明辽东官兵所杀害，海西王台、逞加奴、仰加奴等也相续死去。海西部只剩下逞加奴、仰加奴的儿子卜寨、那林李罗。南关哈达部只剩下歹商、猛哥孛罗。南北两关的势力大为削弱。在明朝边臣还没有提防和注意的时候，努尔哈赤逐渐地显露了头角。
　　努尔哈赤是在讨伐尼堪外兰和统一建州各部的斗争中逐渐崛起的。在这个期间，他尝过了战争胜利的喜悦，也经受了失败、流血的痛苦。这段时间尽管是暂短的，但在他的一生中却是不平凡的，这是对他的智慧、毅力、品德和才干全面的考验。
　　万历十一年二月，在官军与阿台军的古勒之战中，努尔哈赤的父祖都死在兵火当中了。五月间，努尔哈赤为了报父祖之仇，率众起兵，他攻击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尼堪外兰。
　　尼堪外兰居住在苏克苏护河部的图伦城（今辽宁省新宾县汤图附近）。努尔哈赤感到力弱兵单，便联合萨尔浒城（今辽宁省抚顺县上马古公社哈塘村北）主诺密纳等四位首领共同起兵。
　　由于族人龙敦的破坏，四位首领中只有常书、杨书等率部从征。这时，努尔哈赤兵不满百，披甲的人仅有三十名，由部将额亦都统领先行，向图伦城发起猛攻。额亦都是一员猛将，发动的攻势相当凌厉，没等努尔哈赤亲临城下，图伦城已经被攻陷。不料城主尼堪外兰早已丢下城池、军民，带领妻子和奴仆逃到浑河部的嘉班城去了。
　　同年八月，努尔哈赤又整顿兵马，前去进攻嘉班城。因为军情被诺密纳探去，通告了尼堪外兰，使他再次弃城逃走。努尔哈赤随后率军追击，直到抚顺城南的河口台地方。守台官军看出尼堪外兰不会有什么作为，不愿意接纳他，见他来了，就派兵前去阻止他入台。努尔哈赤不知道内情，疑为官军是出来助战的，就没敢上前对垒，命令士卒退到远处，扎下营寨。这天夜里，尼堪外兰的部下，见尼堪外兰势穷力竭，走投无路，便前来投奔努尔哈赤，透露了官兵出台的真情。尼堪外兰不能在边台避难，又逃往鹅尔珲城去了（鹅尔珲城在今抚顺河口台东北，嘉班城西南）［1］。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努尔哈赤再次发兵，向尼堪外兰的居城鹅尔珲城进军。尼堪外兰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向抚顺关逃去，幻想寻求边吏的保护。边吏见他如此狼狈，一逃再逃，无处存身，早就改变了主意，不再给予支持，将他拒之边台以外。又暗中通告努尔哈赤说，你可以派人前来捉拿。努尔哈赤派手下将领戒沙带领四十名甲士，到抚顺关下。尼堪外兰不知其中的底细，见追兵将到，极力请求进入边台躲避，哪知边台的梯子已经撤去。他躲避不及，被戒沙等人砍死在边台之下。至此，努尔哈赤终于杀了仇人，为父祖报了仇［2］。
　　在努尔哈赤追杀尼堪外兰的时候，建州许多强族大部都各行其是，使努尔哈赤陷于复杂的环境中。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各部的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和为此采取的措施，进一步锻炼了他的才干，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努尔哈赤在起兵初期就深知，军事上的智取，常常胜于强攻。万历十一年五月和八月，努尔哈赤两次发兵猛攻和追捕尼堪外兰，都没能得手，他内心十分恼恨诺密纳兄弟。若是强行攻取诺密纳兄弟的萨尔浒城，恐怕难于取胜。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诺密纳派来使臣，对努尔哈赤威胁说：浑河部的杭嘉、扎库木两处，不许你军侵犯。栋嘉、巴尔达二城（两城相近，皆在今吉林省通化县王家堡子附近）是我的仇敌，你取此二城给我则可，否则，不许你的兵马经过我的边境。努尔哈赤听了使者的传言，愈加气愤。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听了诺密纳的话，也恨怨他们兄弟二人霸道无理，便主动为努尔哈赤出谋说：若不先破诺密纳，我等必然迫于他的势力，前去归附。可见那时，诺密纳已经成为努尔哈赤复仇和统一建州的障碍了。不除掉诺密纳，既难越过他的境界擒斩尼堪外兰，报父祖之仇，也难以号令周围各部。然而，努尔哈赤的力量却弱于诺密纳，如以力强取，势有不济。因此努尔哈赤与噶哈善、常书、杨书三位首领取得一致意见，即表面上迎合诺密纳的心意，建议合兵前去攻打巴尔达城。诺密纳以能联合攻打自己的仇敌，极为高兴。当两军集结以后，努尔哈赤就以诺密纳的甲、仗等军器较多为理由，让诺密纳的士兵先攻。诺密纳害怕先行进战吃亏，死不肯同意。
　　努尔哈赤又进一步提出条件说：你的兵既然不肯先攻，可以把你的盔甲、兵器借给我军，这样此城一定能攻破。诺密纳不识其计，只想贪便宜，就将全军的盔甲、器械统统交出来了。努尔哈赤急令军士披甲戴盔，手持武器，全部武装起来。接着努尔哈赤一声令下，便将诺密纳等杀死，命令大将安费扬古率军回师，夺取诺密纳的本部萨尔浒城。顿时，全城陷落。努尔哈赤立刻入城，安顿军民，对于降民不加杀害，夫妻离散的使其团聚，仍令居住在萨尔浒城。智取诺密纳的萨尔浒城壮大和武装了努尔哈赤的军队，为他进一步统一建州各部，追杀尼堪外兰，采取更大的行动扫清了障碍［3］。
　　众人皆知，坚定的意志对于成就事业的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战争的指导者没有非凡的意志力，便不能指挥胜利的战争。努尔哈赤起兵的初期，在艰苦、严峻的战争中，就充分地表现了他那种非凡的意志力。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正月，努尔哈赤知道叔辈李岱要引哈达兵前来侵犯，就统兵前去攻击李岱所驻守的兆佳城（今辽宁省新宾县下营子赵家村附近），一路上，大雪纷飞，山势险峻，道路极为难行。士卒艰辛地跋涉到噶哈岭（在兆佳城东），全军将卒都有畏难情绪，士气十分低落。随军出征的诸叔辈、兄长都前来劝阻努尔哈赤，极力主张退兵，待天气稍好再来。努尔哈赤见难不退，鼓动族人说：兆佳城主李岱，是我的同姓，竟勾引他人来谋害我，袭击我的城寨。这次出兵难道我们自暴自弃？我们如此虎将猛士，怎么能就此回军，不敢迎战呢？众人听了，深受鼓舞，军心始定，士气高昂。努尔哈赤率先凿山为磴，全军鱼贯而上。每匹战马，都用绳子前拉后推地拽上岭，就这样翻过了噶哈岭，围困了兆佳城。这时，族人龙敦已经将消息通告了李岱。李岱早已聚兵登城，张扬旗帜，固守待战。努尔哈赤的军车看见城中有了准备，颇有顾虑。族叔等又劝努尔哈赤回兵，指望改日乘敌无备时，奇袭破城。努尔哈赤在众人畏难的时候，却格外坚定不移。他果断地回答：我明知城中有备才来的，畏者不来，来者不畏，不夺下此城，誓不撤兵。于是，下令全军整顿待命，努尔哈赤立刻挥军攻城，顿时喊杀声震天动地。大将额亦都一马当先，飞身上城，后兵继进。刹时，城周烟火大作。李岱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力不能支，士兵涣散，全线崩溃，结果李岱城破被俘。努尔哈赤看在同族的面上，赦他不死。李岱的同僚李吉里、扎寨等，虽然当时逃脱了，但在安费扬古的招抚下，也都归降了。这就是有名的雪夜伐李岱的一次战斗［4］。
　　同年六月，努尔哈赤为妹丈噶哈善报仇，亲自统兵四百，攻打纳木占、萨木占、讷申和完济汉的守城—马尔敦山城（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河公社马尔敦村附近）。此城依山建筑，三面陡峭，坚固险峻，难于攻取。在发起攻城时，努尔哈赤下令，以战车三辆开路，齐头并进，步兵随后。因为通往城下道路渐至狭窄，只能一车独进，二车随后。接近城墙时，上边滚木雷石如暴雨般地抛下，结果二车被毁，众军不得不躲避车后，不敢攻城。一看全军受挫，努尔哈赤奋勇当先，飞身跃至城下，隐避在一个枯木桩子之后，拉弓待敌，寻求战机。忽然，讷申站在城上指挥守军，努尔哈赤一箭出手，只听“嗖”的一声，穿透了讷申的耳朵，直刺其面。又连发四矢，射倒四人，守兵慌慌张张。努尔哈赤乘机指挥军队后撤，改近攻为远围，断绝城中水道。这样连续围困，到了第四天的深夜，乘城中缺水慌乱，守备松弛的机会，努尔哈赤急令攻城，士气大振，各个争先恐后，赤足登城。大将安费扬古率领一支队伍从间道攀崖而上，一举拿下了城池。讷申、完济汉弃城逃人界藩城。沙木占等没有来得及逃脱，被努尔哈赤杀死。这就是所说的马尔敦城大战。
　　努尔哈赤所处的时代，建州女真是由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最后时期，作为一个弱小部落的首领，要在部落林立之中发展起来，需要有机敏、勇于牺牲和大无畏的精神，那时，部落首领还没有足够的权力驱使部下，只有退却在后，冲锋在前，才能够为他人所敬服。努尔哈赤起兵的时候，如果个人不具备上述的优点和高超的武艺，也不可能团结他人，进行战争。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二月，努尔哈赤率领五十人，其中有二十五个人披甲，前去抢夺界藩城（今辽宁省抚顺县东铁背山），不料界藩城主事先有了准备。努尔哈赤放弃攻城就回来了。不料界藩、萨尔浒、栋嘉和巴尔达四城的首领统率四百兵追到界藩城南的太兰岗（今辽宁省抚顺县营盘公社八宝沟附近），前锋是讷申和巴穆尼二人。努尔哈赤见是玛尔敦城的败将讷申，就单骑拨马相迎。讷申想以刀砍断努尔哈赤的鞭，两人只交手一个照面，努尔哈赤手疾眼快，鞭闪刀来，讷申不及防备，从肩背处便被砍成两段。巴穆尼刚一跃马挺枪入阵，努尔哈赤便将战马一转身，一箭飞出，巴穆尼应弦落马，死于马下。军士见主将身亡，敌手武艺超群，各个心寒胆怯，莫敢上前交锋。努尔哈赤尽管镇住了眼前的四百兵，但自料兵单力弱，马不堪战，便设计脱身。他令部下佯以弓拂雪，作寻镞之态，缓缓撤去，而他自己却站在讷申尸体旁。讷申部下不懂他掩护士兵退却的真意，便高声喊道：人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不退去，莫非要吃他肉不成？努尔哈赤回答说：讷申是我的仇敌，他的肉也可以吃。然后，率领随从七人退到一个隐避的地方，露缨亮盔。讷申部众深知努尔哈赤一向用兵多诈，误认为前边真有伏兵，哪敢轻动，一直到努尔哈赤退得无影无踪，才敢给讷申收尸。
　　努尔哈赤不仅退兵殿后，而且攻战居前。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当努尔哈赤统率大兵攻打栋鄂部齐吉达城（今浑江流域，拉法河北岸）主阿海巴颜退兵的时候，完颜部首领逊扎秦光袞前来会见，诉说他曾经被翁鄂洛（今浑江流域）人欺辱，恳求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助一旅之师，以雪昔日的耻辱。努尔哈赤暗自思量：兵马既然到了这里，当乘机戡定一方才是。所以，决定星夜率兵前去攻打翁鄂洛城。光袞的侄儿岱度密与他叔叔的意见不合，得到消息以后，急忙跑到翁鄂洛城，报告了消息。翁鄂洛城主得知大兵将至，即立整顿兵马登城。当努尔哈赤兵临城下的时候，城上已经严阵以待了。于是努尔哈赤挥军攻城，刹时燃起大火，城上悬楼，城周房屋，倾刻变成了一片火海。努尔哈赤乘机登房跨脊，率先进战，居高临下，连毙城内好几个人。这时，努尔哈赤被城中勇士、神箭手鄂尔果尼发现，他暗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头部，箭穿破了头盔，又破肉入骨。
　　在万分危机之际，努尔哈赤见一人奔走于烟筒僻处，他一咬牙忍痛拔出箭，搭弓便射，恰巧中了那个人的腿部，立即应弦倒地。努尔哈赤因为箭伤流血不止，血染衫襟。然而，两军混战正酣，烟尘滚滚，城中另一名勇士、善射者洛科，又朝努尔哈赤放了一箭，射中了颈部。因箭镞带钩，努尔哈赤使劲一拔，血肉齐下。众军士遥见努尔哈赤受伤了，人人欲前去救护。努尔哈赤唯恐敌人知道他负伤，气焰嚣张，便拒绝士卒救护。他依弓为杖，自己走下房来。由于流血过多，脚刚落地便昏厥过去。众将放弃了攻城，吹螺收兵。努尔哈赤伤势颇重，直到第二天才转危为安。
　　努尔哈赤在起兵初期就颇有古帝王作风，十分爱惜人才，见了有才能的人，不记旧仇，设法招至门下，给财赐爵，毫不吝惜。翁鄂洛城下战败以后，努尔哈赤不肯罢休，伤口刚愈合，又率领大军攻打翁鄂洛城。因为敌方已经领教了努尔哈赤的厉害，很是畏惧，所以接战不久，守城士兵便溃逃了。城破以后，勇士鄂尔果尼、洛科二人双双被俘。众将领见了他们，都气愤难捺，主张杀了报仇，以解心头之恨。努尔哈赤听了微微一笑，劝阻众将说：这两个人射我致伤，是锋镝之下各为其主啊！两军相战，哪个不想夺魁？上次争战，他们是为主尽忠，理应如此。今天，我不但不杀他们，还要重用。改日两军相战，他们必然成为我的战将。这样的勇士，死于疆场之上犹为可惜，怎么肯以伤了我就杀害他们呢？于是，各赐给牛录官爵，厚加赡养。
　　青年时代的努尔哈赤，艺高胆大，不畏强敌。起兵初期，他常以惊人的勇敢率领父子兵，冲锋陷阵，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万历十三年四月，努尔哈赤率领马、步兵五百，前去讨伐哲陈部，因为洪水泛滥，不便行军，努尔哈赤命令大部分兵车回了寨子，只带绵甲兵五十人，铁甲兵三十人，顺路收刮财物。正在这时，嘉哈地方有个首领苏枯赖虎密令手下的人，把努尔哈赤的行踪和兵力情况，报告给托木河、章佳、巴尔达、萨尔浒、界藩五个城主。五城主得到消息以后，合兵一处，共计八百多人。努尔哈赤行军前留下后哨章京能古德，在后边探听消息，因此未加防备，而能古德发现了追兵，向努尔哈赤飞报敌情，因为走错了路，没有找到努尔哈赤的军营。结果敌兵猝然而至，陈于界藩、浑河直到南山一带，兵势很盛，颇有阵容。大敌当前，努尔哈赤的族弟扎亲、桑古里二人（皆为六祖宝实之孙），看见敌兵众多，吓得惊慌失措，忙着解脱甲胄，欲临阵脱逃其他的军卒也畏敌不前。努尔哈赤十分气愤，责备扎亲、桑古里说：你们平日在家，每每称雄于乡里，今天遇见敌人为什么解甲？扎亲兄弟低头不语。努尔哈赤说罢，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然而敌多势众，难以攻阵。努尔哈赤驱马回营，率领二弟穆尔哈齐及两名包衣杨布禄、鹅凌刚，共计四个人，奋勇向敌，飞矢齐发，射入敌阵，当即二十多人被射死。因为敌兵统帅不一，各个城主都自相保守，不肯向前，又见努尔哈赤来势勇猛，箭不虚发，难于抵挡，刹时阵容大乱，纷纷争渡浑河逃命。努尔哈赤乘势竭力追击，杀死敌兵很多。众兵见敌兵败溃，也奋力追杀上来。待努尔哈赤喘息稍定，敌军大部分已经渡过了浑河。努尔哈赤重整盔甲，又追杀四十五人，与弟穆尔哈齐到了界藩山的吉林崖。这一仗，努尔哈赤创四人战败敌兵八百的少有战例。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七月，努尔哈赤攻击并收服了哲陈部所属的托漠河城以后，兵势渐盛，便挥军讨伐鹅尔浑城。在行军的沿途之上，困难重重，处处都是仇敌，不得不晓宿夜行。有一天，他统率大兵猝然向鹅尔浑城发起攻击的时候。城外居民有四十多人没来得及入城慌忙奔走，努尔哈赤遥见为首的人身穿青绵甲，头戴毡绒帽，误认是尼堪外兰。俗语说，仇人相见格外眼红。努尔哈赤拍马舞刀，单枪匹马，直冲而去。逃人见有一骑猛追过来，回首开弓放箭。努尔哈赤被箭射中肩膀，穿肩透镞，三十多处受伤。但他全然不顾，英勇非常，砍死一人，射死八人。其他的人如羊群遇见猛虎一般四散而逃。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经过近五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杀死仇人尼堪外兰，统一了建州三卫，初步站稳了脚跟。为了巩固胜利成果，进一步招服各部女真人民，他在呼兰哈达（即呼兰山）下的东南嘉哈河与硕里加河之间一块平坦的地方，筑城三层。满语为佛阿拉城（即旧老城，位于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河子村东南的山坡上），启建楼台、殿阁。同年六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定国政，申令诸部：凡是有作乱、盗窃、欺诈等行为的，严行禁止［5］。从此，在女真各部中始有法制条令，努尔哈赤自称女真国淑勒贝勒［6］。
　　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尽管是个政权的雏形，但在以建州女真为代表的明代女真历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这以前，明代女真族长期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各部之间分散无统，没有法律约束。生产没有统一的管理，人们维持水平较低的社会生活。当生产、交换不足以自给的时候，或兴兵掠夺，或颠沛流离。努尔哈赤所定的几条“国政”，是建州等女真新兴奴隶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确保迄令为止建州女真现存的经济关系的第一部口头法。它确立了国家的大政方针，用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使整个社会都确认，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新兴奴隶主阶级的财产占有关系和保护私有财产及其不可侵犯的性质。它宣告作乱、窃盗、欺诈等损害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它宣告了明代女真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初步诞生，使明代这一部分女真人渡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历史行程，跨入了文明发展的新时代，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一部分。从此，明代女真社会便进入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时期，即由部落联盟进入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新时代，也是建州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集团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因此，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成为女真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新兴代表者和奴隶主专政的第一位君主。
　　这时，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事业已经进入了尾声。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至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七年中，努尔哈赤先后收服了哲陈部托木河山城首领阿尔泰，长白山部中的鸭绿江、讷殷、珠舍里三部。
　　万历十五年八月，努尔哈赤令额亦都率兵攻取巴尔达城，额亦都统兵至浑河，正值河水猛涨，士兵不能涉渡。
　　额亦都下令以绳索联结众兵浮过浑河，夜袭巴尔达城。城中发现敌兵猝然攻城，军民惊起，持械披甲登城拒战，两军相搏，飞石雨下。额亦都乘势先登，受伤五十多处，仍然奋战不已，毫不怯战，终于攻克了巴尔达城。
　　为此，回军的时候，淑勒贝勒迎至郊外，设宴慰劳全军，授给额亦都巴图鲁称号［7］。
　　努尔哈赤势力迅速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三位大首领的归附。因为随着建州统一战争的日益发展和地域的不断扩大，淑勒贝勒的声誉威震女真各部，诸部相继归附。苏完部部长索尔果，率领军民五百户来投，他的儿子费英东勇敢善战，努尔哈赤命他作了五大臣［8］。栋鄂部部长克撤的孙子何和理，继其父额勒吉为部落首领。何和理平素与淑勒贝勒颇为友好，努尔哈赤迎娶哈达万汗女为妃时，何和理亲自率领甲士三十人护从。回来以后，淑勒贝勒努尔哈赤设宴热情款待，赠送厚礼，表以深情，劝他合兵一处。何和理毅然率领本部军民来会。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以长女配给他为妻，招为额驸（即姑爷、驸马），并授以五大臣职务［9］。雅尔古部长扈拉瑚率领儿子扈尔汉，杀了反对自己的族众、兄弟等，前来投靠努尔哈赤。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以其心诚志坚，收扈尔汉作了养子，赐姓为觉罗，也授为一等大臣［10］。
　　三位大首领归顺以后，建州兵势大振。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努尔哈赤一举扫平了完颜城［11］，至此，建州本部的统一事业大体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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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武录》卷二。
［3］《武录》卷1，《满洲名臣传》卷1载：“安费扬古，姓觉尔察民，世居瑚济寨，后隶满洲镶蓝旗，父完布禄。……自少从太祖”。
［4］《武录》卷1，《满洲名臣传》卷1。
［5］《武录》卷1。
［6］《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载为“女真国”，有时书为“建州国”。贝勒是女真社会的尊称，汉译为“王”之意。
［7］《满洲名臣传》卷1（额亦都传）。
［8］《满洲名臣传》卷1（费英东传）。
［9］《满洲名臣传》卷1（何和理传）。昭梿：《啸亭杂录》卷5载：“董鄂温顺公讳何和理者，为珲春部长，兵马精壮，雄长一方。上欲借其军力，延置兴京，款以宾礼，以公主妻之。乃率兵马五万余归降，萨尔浒之役，卒败明师者，皆公之力”。
［10］《满洲名臣传》卷1（扈尔汉传）。
［11］《武录》卷1。
败九部联军，众部誉为王子
二、败九部联军，众部誉为王子

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各部的过程中，除领域逐渐扩大以外，在政治上仍然坚持借助明廷的声威，以此号召女真各部、壮大自己势力的方针。这是努尔哈赤能够较快的团结女真各部的重要原因之一。伴随建州统一事业的发展，财权逐渐的集中，军事实力日益壮大。努尔哈赤与女真各部，尤其是与海西四部、蒙古、锡伯、卦勒察等部的矛盾日趋激化。
　　努尔哈赤继承父祖遗业，最初对明中央政府惟命是从，积极靠拢。万历十五、六年，他统一建州各部的活动，已经引起明廷的重视。明廷千方百计的要扶持王台的孙子歹商主持女真各部事务，企图借以隔断东方建州与西方蒙古喀尔喀相互结势，稳住边防大局。而北关的那林孛罗日夜想报父仇，联合蒙古宰赛贝勒等，屡次侵犯歹商。明廷为使歹商站住脚跟，曾经设计让歹商与淑勒贝勒努尔哈赤连姻结势，以对抗北关那林李罗势力南侵。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听从明朝命令，借机与歹商约婚，以便窥视南关［1］。从这以后，努尔哈赤常到抚顺所送还本部所掠夺的人口，表示忠于明廷。不久，住牧在扎木河部落的女真首领克五十，屡次侵犯柴河堡（今辽宁省铁岭县城东六十里的柴河堡），射杀官兵，并且杀死了指挥官刘斧。克五十知道闯下祸事恐明廷追捕他，就奔入了建州。恰巧在这个时候，明廷边官追捕克五十的命令送到了建州卫。努尔哈赤立即杀了克五十，到边关报告，并且派遣部下大臣马三非，到明廷进贡，表示忠顺，并以杀贼功，力求升赏。马三非在乞求升赏的时候，代表努尔哈赤，既叙述了自祖宗以来忠顺朝廷，守边效劳的种种事实，同时夸耀了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目前地位的重要。即努尔哈赤的父、祖在征王杲、阿台的时候，“有殉国忠”，今天又杀了克五十，更立新功。目前统率三十二位首领，保守边塞，管束建州、毛怜等卫，携马启贡，不误时期，功绩卓著，特请升职，以便掌管东方［2］。这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事情。
　　这时，明朝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共同计议，并考查了努尔哈赤父祖的情况，认定他的祖父原领敕书二十道，曾经任都指挥职务，征剿王杲时任过向导，征代阿台时，父祖同死于兵火中。近年以来，努尔哈赤屡次归还边境被掠夺的人口，并有斩克五十的功绩，同意晋职为都督，管柬东方诸部［3］。于是，万历十七年九月，始命努尔哈赤由都指挥晋升为都督佥事［4］。明廷边将也对努尔哈赤赞口不绝，说他忠顺朝廷，颇有海西王台之风（系忠顺于朝廷）。努尔哈赤更借都督地位，打着明廷的旗号，大肆炫耀于东方女真各部。从此，努尔哈赤的势力很快地壮大起来，声名传播得更广了，在女真各部中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努尔哈赤是名实相符的实力人物。他在十多年中，除了在经济上让各部经营农业生产以外，还控制了两大财源。一个是向明廷领取贡赏，一个是女真社会貂、参等物资财源。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当努尔哈赤向明延边臣诉说父祖被杀，请还尸首的时候，明廷给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又给都督敕书［5］，万历十四年七月，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明廷为了抚慰他，以便了结此事，决定从那个时候起，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6］，作为年例赏。这些计算起来就是所谓“领年例赏物”，外加掌管建州五百道敕书，独占了贡赏；另一个是随着建州内部的统一，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控制了建州原来各部的狩猎、牧放和采捕经济货源。在对明的关市贸易中，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少数有地位的奴隶主，开始控扼互市交易。当时建州各部的互市中心有抚顺、清河、宽甸（今辽宁省宽甸县城）、靉阳四个地点。在互市交易中，只抚顺市，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在每年的交易中，获得貂、参利益就不下数万［7］，加上其他市赏、贡赏、车价等，合计起来多达十几万。因此，在短短的几年中，建州就初步出现了民殷国富的大好形势。
　　建州的迅速统一和强大，震动了东方各部，首先是海西四部。自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七月，哈达万汗王台死后，经过十多年的南北两关争斗的结果，南关王台之子虎儿罕、康古陆和温姐（叶赫女，王台妾）、歹商等先后死去，虽有猛骨孛罗，亦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北关卜寨、那林孛罗的力量虽然已经大为削弱，但还可以称强，又与乌拉部、辉发部关系密切，所以从女真社会的力量对比来看，形势对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大为不利，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8］。
　　努尔哈赤在政治方面所具有的声威和经济上所握有的实力，是导致九部联军进攻的原因之一，也是他胜利地击溃九部联军的物质力量。那么，为什么九部能够组成联军、团结一致进攻建州呢？考究原因虽有政治方面的，但主要是经济方面引起的。战争的导火线首先是在建州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与北关那林孛罗、卜寨之间引出的。
　　最初，在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势力还不怎么强大的时候，那林李罗的父亲仰加奴，对努尔哈赤颇有好感，曾以最小的女儿许了婚。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九月，那林孛罗送妹妹孟古格格（即姐姐之意）到建州，与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成婚，这就是儿子皇太极的生母［9］。这时，两部的关系很好，努尔哈赤也借着与北关大首领联姻的机会，壮大自己的声威。第二年，明廷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佥事，海西各部首领都很不快［10］。北关叶赫的那林孛罗本想称雄于女真各部，深感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是个威胁和障碍，千方百计地想使努尔哈赤听从北关的驱使，因此，公开地向建州提出领域要求，以施加压力。
　　有一天，那林孛罗派遣使臣伊勒当、阿拜斯汉二人来到佛阿拉，拜会建州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提出要求说：乌拉、哈达、叶赫、辉发（今吉林省辉南县辉发城）、建州，都是一个国家，哪有五主分治的道理呢？你的部下人多，我的部下人少，请你把你部的额勒敏、扎库木两处地方选一处给我们，不知贝勒意下如何？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听了大怒，断然拒绝说；我部是建州，你部是扈伦［11］，你的地域虽然大，我不能夺取，我部虽然广，你也不能夺取，况且土地非牲畜可比，哪有分给他人的道理！你们二人都是叶赫部的管事大臣，为何不尽臣子职责，对主子办不尽情理的事，应当劝谏，反而厚着脸皮前来诉说．叶赫部的领土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两部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起来，大有恶化的势头。叶赫的那林孛罗、卜寨对淑勒贝勒努尔哈赤的劝告很不在意，对建州再次进行威逼。有一天，那林孛罗召集有哈达、辉发使者参加的三部会议，决议实行以多压少，共同对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施加政治压力。
　　叶赫部那林孛罗派遣使臣尼喀里、图尔德。哈达部猛骨孛罗派遣使臣岱穆布。辉发部拜音达里派遣使臣阿拉敏比，共四位使臣，一同到建州的都城佛阿拉会见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建州以礼迎接，努尔哈赤热情款待。
　　席间，叶赫部使臣图尔德首先向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提出问题。他说：临来的时候我家主人有话让我来说。我唯恐说出来触怒于贝勒，而受责备，所以不敢轻易出口。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不卑不亢地笑道：你的主人有话要说，与你有何相干，我怎么能责怪于你呢？你家主人有恶言相告，我自有恶语相答，礼上往来罢了。图尔德放开胆子说：我主上说，不久以前，我部向你索地你不给，令你归顺你不从，两家若是成了仇敌，只有我们的兵进入你的地界，谅你们的兵未必敢于踏上我的领土。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听了大怒，他一闪身“唰”地一声，抽出了雪亮的大刀，只见寒光一闪“咔嚓”地一声，眼前的桌子劈成了两半。霎时，众人目瞪口呆，努尔哈赤斥责说：你的主子兄弟二人，什么时候曾经亲自统兵与强敌交马接刃，碎烂过盔甲，经过一战？！过去哈达部猛骨孛罗、歹商叔侄相扰为乱，就象两个童子玩嘎拉哈［12］一样，你的主人乘乱图利，难道视我如他们那样容易对付吗？你们部的四周真有边墙阻挡我的兵马吗？我白天不能前往，夜间也能去，你的主人能把我怎么样？你的主子只知道口出大话，那无济于事。岂不知过去我父祖被官军误杀了，朝廷给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还送回灵枢，授我都督敕书，又封作都督佥事，给年例赏银八百两，赏给蟒缎十五匹。你主人的父亲也被官军杀了，至今尸骨又在哪里？……。三部使臣面无人色，呆呆听着，不敢答话。努尔哈赤说罢，令人作书，派遣手下人阿林察持书前往叶赫部，并旨令阿林察说：你到叶赫部，当着那林孛罗兄弟的面念诵此书，如果害怕不敢念诵的话，那就不必回来见我。阿林察领命走了。
　　四方会议的情况，卜寨贝勒很快地就知道了，阿林察当面诵书的意思，他也深有所悟。听阿林察念完后，卜寨劝解说：这事我已经都知道了，何必再念给我弟弟呢？阿林察坚持说：我家贝勒令我面对两贝勒念诵，若不见到那林孛罗贝勒的面，难以回复。卜寨贝勒再三劝解说：我弟弟言出不逊，你的主人恨他。你的话诚然有理，但是恐怕我弟弟听了此书有伤于你。说罢，收书在案，命阿林察返回了建州［13］。
　　两部矛盾的发展使建州与海西的关系日益紧张，通好之路已经堵死，战争的阴影出现了。有一天，建州长白山部的珠舍哩、讷殷［14］二路与叶赫部相结，偷袭建州东界叶臣所居住的屯寨。事情发生以后，诸将前来报告。淑勒贝勒努尔哈赤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追击也来不及了，便稳坐在楼上说：任他劫去吧！哪有水能透山，火能逾河的道理？珠舍哩、讷殷是我的属部，敢于远结他部前来劫我屯寨，真是自不量力。如水必下流一样，两部终将归我。
　　那林孛罗等人的政治攻势、领土要求和劫掠村寨的种种活动加剧了他们与建州部的紧张关系。为了一举歼灭新兴的建州势力，他们积极联合女真各部，其中主要的一支是乌拉部的满泰（又称晚太）、布占泰兄弟。乌拉部平素与建州部、叶赫部都有贸易关系，友好相处。但是两者比较起来，对叶赫部更亲密一些，因为那林孛罗、卜寨与乌拉满泰兄弟为“四寸兄弟，最为亲厚”［15］，这是乌拉部能参与对建州部作战的原因之一。
　　在女真人中间，部落首领的世袭制，远在淑勒贝勒努尔哈赤的六世祖都督猛哥帖木儿时代，就已经成为社会的习俗了。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不是来自猛哥帖木儿的嫡系，而是建州左卫的“枝部”所出［16］。他的祖父觉常刚职位稍高，授明朝的都指挥职务，父亲塔克世死前仅仅位居指挥使。因为父祖并死，所以塔克世没有承袭父职。指挥使在明代初年，还是比较重要的职务，到了明代晚期，由于都督林立，指挥使在人们眼目中，自然视作“常胡”［17］了。与一般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更没有显著的地位。叶赫部的那林孛罗、卜寨，乌拉部的满泰、布占泰都认为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不过是个无名的“常胡之子”，却崛起为建州的大首领，晋升为都督。而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是世代有名的大首领，父子相传，各出名门。如果与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并肩为伍，岂不是个羞辱［18］。于是，决心一举荡平新兴的女真国。这是海西对建州发动战争的又一个原因，也是各部联合出兵的共同原因。
　　这些政治上的原因，故然可以引起战争，但能够引起叶赫、乌拉、辉发、哈达、蒙古、锡伯等九部团结一致共同讨伐建州的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由经济引起的。因为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本部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便开始向海西四部伸手了。这是由明代女真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内部经济结构以及建州的地理位置等特殊性决定的。
　　女真社会除了农业生产以外，马匹、东珠、貂皮、鼠皮、参、松、榛、蘑等，在民族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最著名的黑貂产在黑龙江南北和东北虎尔哈部［19］，对于这些贵重的物产，女真各部首领都想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然而，这些物产在明代的关东贸易中，都以开原为贸易地。比如开原东路，经松花江、图们江、珲春、延吉直到朝鲜后门北青等地；开原西路，经庆云、康平、彰武、阜新、蛟河、敦化、东宁，通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开原北路，经昌图、梨树、农安、松花江、肇州；由开原北至松花江进人原海西之地，又分东西两路。西路经洮儿河、扎赉特、海拉尔。海西东路过双城、阿城、木兰、依兰、佳木斯，直抵黑龙江省的富锦等地。各路都有“水陆城站”［20］，保持其通畅无阻。蒙古科尔沁、扎鲁特，海西的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各部物产，通过各路源源地流入开原。同时，关内各省的手工业产品也通过开原再输往东北各地。在这种贸易往来中，东海部，即长白山麓以东、图们江、乌苏里江沿岸、滨海地区和黑龙江、松花江下游等地的瓦尔喀、虎尔哈、窝集部距开原较远，松花江以北至黑龙江、科尔沁、扎鲁特等部路途也相当遥远。在货物中转期间，乌拉、辉发等部因为居于各路的沿途，可从中取利［21］，尤其是叶赫、哈达两部稳享开原贸易利益［22］。科尔沁蒙古驻牧于嫩江流域，即明初兀良哈之地，凡是贸易往来也经过开原北路，扎鲁特部与科尔沁相邻，更借此路通于开原贸易。和平时期，他们或直接持货到开原市场，或通过叶赫等部“转市”于开原南北两关。锡伯（今绰尔河东南嫩江左岸一带）、卦勒察等各部无不如此。万历初年，海西南北两关战乱，市路不通，两关各部都很困窘。努尔哈赤起兵以后，逐渐地把手伸向了海西。他一方面利用猛骨孛罗与乌拉布占泰的叔侄关系和联姻途径，使乌拉部貂、参等货物，不通过开原大市，同时又收买明朝官吏，使其卡断开原与北方各部的通道，使货物直接通过清河市，造成开原南北两关生计“贫落”，经济萧条［23］，叶赫、哈达两部无利可取，大为不满。同时，努尔哈赤在抚顺市压价收购北来货物，抬价后再输入清河、辽阳各市，大获其利，使乌拉、辉发、锡伯、科尔沁、扎鲁特，以至于东海各部的货物，不仅得不到原来的平价，而且也不能及时得到乌拉的布匹，因此，他们一致怨恨淑勒贝勒努尔哈赤［24］。海西、东海女真和科尔沁、扎鲁特等蒙古各部与建州的矛盾，逐渐激化起来，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建州与九部之间的战争爆发了。战争的序幕发生在六月的一天。那一天，那林孛罗、猛骨孛罗、满泰、拜音达哩四部联兵，首先突袭了建州的湖卜察寨。淑勒贝勒努尔哈赤闻讯，亲自统兵前去追击，一直追到哈达部地界，攻破了哈达部的富尔佳寨。当努尔哈赤回兵时，哈达兵随后追来。淑勒贝勒独自殿后。猛骨孛罗等四人见他一个人在后，便猛追过来，其中一个人冲在最前边。努尔哈赤见来人将到近前，回身便是一箭，正中那个人的战马，马中箭后一跃而起，骑者翻身落马。接着猛骨孛罗等三个人也杀过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回身又是一箭，射中了猛骨孛罗的战马，立即失蹄仆地，猛骨孛罗也滚下马来。他的家仆泰穆布见势危急，扶持主人换上自己的战马，逃命去了。这一战，建州以十五人杀敌十二人，得甲六副，战马十八匹，胜利而归［25］。
　　海西四部偷袭建州失败，更加恼怒，于是纷纷联兵。至九月份，联兵多达九部，有叶赫部的卜赛、那林孛罗；乌拉部的布占泰；辉发部的拜音达哩；科尔沁部的翁阿岱、莽古斯、明安贝勒；珠舍里路的裕楞额；讷殷路的搜稳、塞克什；锡伯部、卦勒察部等，兵分三路进犯建州。
　　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得到九部联军进犯的消息大吃一惊，终日不宁，积极设防［26］。一天夜里，哨探兀里堪急报说：敌兵于傍晚时分自扎喀（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河公社五龙村西南山上）方向已经来到浑河北岸，营火密集、多似繁星，烟云缭绕，埋锅造饭。现在已经饭后起营，浩浩荡荡，越过沙济岭向我而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得到确实的消息以后，命令加强哨探，增设防备，自己便酣睡起来。他的福金（即夫人）滚代十分惊慌，忙把努尔哈赤推醒，怨恨地说：听了九部发兵，你终日心神不宁，今天已经大军压境，你竟睡起大觉来了。你是昏庸了，还是吓傻了！努尔哈赤强睁开眼睛，笑着说，害怕的人还能如此安睡。前日敌兵来与不来，难以料定，所以心神不定。今天得了实信，敌人又奈我何？为什么不睡呢！说完又呼呼入睡了。
　　第二天，天明造饭，杀牲祭天。拜过堂子以后，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披挂整齐，亲自统兵到拖克索津渡处。
　　这时扎喀城守官鼐护山坦前来报告说，叶赫兵于辰时已经来到，大批敌军包围了扎喀关，因为地势险峻，不能攻下，又去攻赫济格城。哨探郎塔里也来报告说，敌兵已经扎立营寨，开始搬运粮草了。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听后，下令安营扎寨。此时双方对阵。九部联军打前阵的是北关叶赫兵，其攻击方向是立营于浑河北岸，决战于扎喀关至古勒山一带。
　　当此决战的前夕，叶赫营中有一个人逃跑，向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报告了九部联军的内情，即叶赫部的卜寨、那林孛罗贝勒共率领一万兵。哈达部的猛骨孛罗贝勒、乌拉布占泰贝勒、辉发部的拜音达哩贝勒三部合兵一万。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岱、莽古斯、明安，合锡伯、卦勒察等部率兵共一万。三路共有三万大军。建州众兵、将听了，都惊惧失色。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淑勒贝勒努尔哈赤鼓励大家说：你们不必担忧，我兵将不同他们苦战，我们将以守险待战，诱敌深入。他若来战，我必迎击，他若不来，我将分路袭击。他又分析敌情说：
　　敌军首领很多，指挥不一，都是一些乌合之众，临战必将退缩不前。领兵在前的必是头目，两军相战，先伤其首，敌兵必然溃散。我兵虽然少，但集中全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必能大获全胜。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事先已在赫济格城相对的古勒山上，据险设兵；在诱敌深入的道路两旁埋伏了精兵；在山险要地设置滚木、雷石等器械。从建州的军事部署看，是居高临下，依险固守，诱敌深入，以期伏兵致胜。九部联军要实现一举“荡灭”建州的计划，必须先在古勒山决战，才能向建州都城佛阿拉进军。
　　两军列阵相待，九部联军在战略上尽管兵力占优势，但临战则处于情况不明，盲目进战的状况。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初步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交战一开始，建州兵没有全部参战。叶赫部的主帅卜寨、那林孛罗只率兵围攻赫济格城，整整攻了一天，却毫无进展。第二天又进行更激烈地攻击，建州守军将士损失较多，战局不妙。
　　当此关键时刻，淑勒贝勒努尔哈赤统兵增援，来到了古勒山。面对赫济格城结阵，与各旗贝勒、大臣整兵待战，同时派遣大将额亦都统领精锐骑兵百人前去赫济格城下挑战。联军正在攻城不下，兵卒损伤甚众，各部头目竭力保守实力，进退维谷的时候，叶赫卜寨贝勒得知建州出兵挑战，便一马当先，急速率兵迎击。两军各自列队，额亦都冲阵而出，战不几合，拨马佯装败阵而走。联军不识其计，疾驰追杀，一直追到古勒山下。额亦都回马连砍九人，又返身飞速转入山中不见了。联军以为建州兵无力相抗，败阵而逃，便各自争功，蜂拥而上，包围了古勒山，背向浑河，仰面冲击，拚力进攻。建州兵居高临下，全力抵抗，山上滚木雷石齐下，杀喊声震天，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正当两军搏战白热化时，叶赫卜寨、那林孛罗挥军冲向建州阵地，形势相当危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慌忙命放滚木雷石，于是，山上木石俱下，卜寨不及躲避，战马触木而倒，他还未来得及爬起来，便被建州甲士武谈冲下来，一刀砍倒。那林孛罗看见兄长被杀，惊叫一声也昏倒了。联军各部头目慌忙上前抢下两贝勒。于是，全军斗志大减，无意恋战，在建州兵冲击下，各自夺路奔逃。因为古勒山下临河，两岸一片沼泽，山路崎岖，沿江狭窄，骑不成列。蒙古明安贝勒，由于慌不择路，陷了下去，不得不弃马只身狼狈逃命。败兵三万，拥挤于路，首尾如长蛇。战局霎时起了根本的变化。淑勒贝勒努尔哈赤见联军败退，便令吹螺号纵兵奋力击杀，沿路伏兵四起，建州兵卒势如猛虎下山，扑向联军。联军在拥挤中纷纷落江而死。其他贝勒都各自逃命，兵卒横尸蔽野，连卜寨的尸体也被建州兵夺了去。追兵直达百里的哈达部柴河寨南的渥黑运地方，由于天黑和叶赫布扬古贝勒的阻截，建州才收兵回营［27］。
　　第二天，有个兵卒生擒一人前来跪见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报告说：我得了这个人，要杀他。他急忙呼喊；不要杀！不要杀！愿意以财产赎身，因此未杀，绑来见贝勒。淑勒贝勒努尔哈赤问道：你是什么人？那人慌忙叩头说：我恐怕被杀，没敢直说，我是乌拉部满泰贝勒的弟弟布占泰。今天战败被擒到了这里，生死只听贝勒处置。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严肃地说：你们会合九部之众，欺凌无辜。昨天，卜寨贝勒已经落入我手，若遇到你也必然如此下场。今天，你既然来见，我怎么能杀你呢？俗话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与人之名胜于取”，赦你不死。于是，下令给布占泰松绑，亲自赐给猞狸狲裘，收养在城中，招为额驸。
　　这次战役杀死联军四千多人，获得战马三千多匹，盔甲千副［28］，因为战争发生在万历癸巳年，所以称之为癸巳之战。癸巳之战对于女真各部的相互关系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它是关系到新兴的“女真国”生死存亡的战争，也是对建州实力的一次检验和十年统一战争的总结。这次战争深刻的历史意义还在于，通过战争在女真各部中，不仅确立了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在建州的领导地位和与女真各部新关系的开端，而且也将努尔哈赤统一战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向海西以及东海各部进军举行了奠基礼。从此，淑勒贝勒努尔哈赤
　　“威名大震”，原来孤立于各部以外的情况开始改变了，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建州的转变，即从以叶赫那林孛罗为主，各部追随其后的局面，转变为建州、叶赫、乌拉“三足鼎立”的局势［29］。
　　癸巳之战以后，建州正处在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形成的阶段，国家机器及其附属物还不完备，而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却愈加贪婪无厌，垂涎东海和海西四部，以继续完成对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然而，要实现对外的掠夺，必须利用他们已经攫取的国家权力，对内实行统治和镇压，因此，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开始整顿内部，加强镇压和奴役已经归服的各族人民。
　　癸巳之战以前，建州的统一战争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只剩卞长白山部的珠舍哩、讷阴等局部地区了。战后，努尔哈赤的兵势大盛。他首先决定扫平残部，完成建州的统一事业。癸巳战争刚结束，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就于十月乘胜招服了珠舍哩部。闰十一月，收服讷阴部，攻下首城佛多和山（今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公社宝马）。杀了该部首领搜稳、寨克什等［30］。从此，努尔哈赤被众部誉为王子［31］由于女真人居住地域一般没有明确的划界，明廷所设立的卫、所，多指聚居部落的大体地域，多凭水指山为限，尤其是女真社会是多种经济，居民长期自由生息，出入都没有禁限。这种状况，随着建州统一事业的发展，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阶级的对立，国家的产生，统治和剥削被压迫者的时代已经到来，昔日不受约束的社会成员，这时必须承担国家的经济负担或义务。换句话说，女真社会内部已经进入激烈变革的时代了。
　　努尔哈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战争频繁，各个部落居住分散，难以完全控制每个部落成员。有的诸申（自由的部落成员），依着旧习，借口到朝鲜去“受宴”，常常千百成群，漫山遍野地离开部落［32］。有的借采取人参为名，十百成群的走出，甚至借机对朝鲜或其他各族人民肆行掠夺［33］。有的竟自行投奔朝鲜王国境内乞求定居，不再返乡［34］。这样，使女真人口、劳力、兵源严重的流动，不利于建州农业和其他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集体的军事活动。总之，不利于新兴的建州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对于这些，努尔哈赤采取果断和强有力的措施，即申明法纪，加强统治。对于擅自进入他国边境，肆行掠夺的人，立即捕捉他的家口，判做苦役，或以极刑处斩［35］。规定一人越过边境，罚牛一只或银十八两。凡是家境贫寒，无力承担罚款的人，将其全家降为阿哈，听从奴隶主使唤［36］。在这严刑重法之下，习于涣散生活的女真诸申，只好畏法从命。从此，奴隶主控制了人口流动，稳定和发展了生产，社会秩序大为安定。一位女真人深有体会地说，在“王子”管束以前，出入的人都要身佩弓、矢、刀、剑等武器，以防他人侵掠，自“王子”
　　管束以来，远近行走的人，只要手提个马鞭子就可以了［37］。凡是已经征服的各部，以都城佛阿拉为中心，分别设立烟火台报警，击木梆子以为信息，社会秩序治理得井然有条［38］在国家职能不断增强的同时，生产、劳役、纳税，在建州社会内部也由国家发挥组织作用了。由努尔哈赤统一下令，各部首领直接组织生产，使建州的农业生产，在短时期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都城佛阿拉城周围一带，土地普遍开垦、耕种，山地也大都种植稷、粟、黍、蜀等作物［39］。亩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良田斗粟下种可以产八、九石，最差的田地斗粟下种也可以收获一石多［40］。
　　建州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演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财富的日益集中，并为奴隶主阶级集团所占有和支配。便于保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城市逐日增多。往日自由的社会诸申，今天都被计算人丁数目，分番赴役［41］，为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少数奴隶主从事劳役，如运木搬石，烧砖制瓦，建筑都城、构建边台等等。他们的生产物也开始以税收的形式上缴了［42］。
　　建州加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强化国家机器，集中体现在军事方面。为了适应内外发展变化的需要，努尔哈赤在军事上进行了改革，改革过去将不听令，军无法纪的局面。最初在努尔哈赤的军中，凡是有战争，首领带头冲杀，部下愿意进则进，愿意止则止，首领无权也不敢进行干涉，更没有法制去加以制裁。比如，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四月，努尔哈赤率领甲兵八十人，遇见了巴尔达等五个城主率领的八百兵来战，形势相当危险，而族兄弟扎亲、桑古哩却解甲避战，其他七十多人也观望不前，对于这些，努尔哈赤竟毫无办法，只好以四个人去冲八百人的大阵。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兆佳城大战更为明显。当时建州发兵攻打兆佳城主宁古亲，战前努尔哈赤悄悄地伏兵城下，城主一无所知，派兵出城。突然遭到了伏兵的袭击，慌忙退兵。努尔哈赤单身直入百人之中，手斩九个人，余军四散，城门紧闭。建州兵围攻四天，城将陷落的时候，兵不听令，四处掠夺财物和牲畜，相互间大肆争夺。努尔哈赤十分焦急，先解下铁甲给部将鼐护说：兵士争夺这少许的财物，自相残害，你携带我的盔甲前去约束一下［43］。鼎护去后，不但不约束兵卒，反而参与抢夺。努尔哈赤无奈，又解绵甲给巴尔太，让他携带绵甲换铁甲回来，以防城内出兵冲突。巴尔太也没有照办，并且与众人一起进行抢掠。这时，守城兵见到有机可乘，派一哨人马自城中冲出，将努尔哈赤的叔弟旺善冲倒了。敌兵正要行刺，努尔哈赤见此，只好赤身参战，救出旺善，破城杀了宁古亲［44］。
　　鉴于将不听令，兵不从命，漫无纪律的情况，努尔哈赤采用本民族狩猎生产的传统组织形式，即牛录（即“大箭”之意）制度，对于部民进行编制。这种组织最初在部落中建立起来，部落首领即为牛录额真（额真即“主”之意）。由于居住部落大小不等，人数众寡不一，加上随时有他处部落或个人归附，每个牛录的人数也不尽相同，少的常常是五、七人，十数人或三、四十人不等［45］。
　　初期，牛录只是比较单一的生产组织形式，女真人不管人数多少，出兵或打猎，都以族寨为组织基础。每行大猎，开围的时候，十个人为一组，各出箭一支，一人为总领，九人跟从，各以定向而行。这个总领就是牛录额真［46］。后来，牛录制度逐渐演变，增加了军事和行政管理职能。到万历二十三、四年，努尔哈赤统兵已经上万［47］。按所使用的武器和技能分为四种，有环刀军、铁鎚军、串赤军、能射军［48］。每军各有旗帜。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所用的旗帜尚未划一，旗色有青、黄、白、黑、赤等，近于以后的四旗颜色。旗上或画龙，或画马不尽一致。旗宽二幅、长二尺为限。这是八旗制的前身。
　　军事将领都由在城中的各部首领充任，以一年为限期，期满了更换。守都城的兵车由各个部落临时调用，以十天为限，期满换班。有事还是原始办法，传箭为令。令到则每个兵卒自备军粮、军器，到指定的地点集中［49］。
　　当建州奴隶主作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其牛录制度已经作为国家的组织形式，作为阶级统治的一种国家形态出现了，牛录制度所具有的职能，已经日益与国家职能相一致了。军队具有常备兵的性质。首领居住在城中为将为官，增加了国家官吏的稳定性，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已经成为现实。特别是以努尔哈赤所定的口头法或习惯法，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对军卒强制性的管制具有鲜明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性质。比如，凡是军卒在集中期间，进行严格的训练，听令而又努力训练的，当即赏给酒肴，进行鼓励；违令怠于训练的，立即杀戮［50］。有不守军纪的施以箭罚，以“鸣镝箭”击射，即令犯法的人脱去上衣，用骲箭射他的背。射罚多少，以罪过轻重而相区别。或有的犯罪，以打腮进行处分［51］。从此，建州军中赏罚分明，战斗力日益增强，这一切为努尔哈赤进军东海女真与海西女真，作好了军事准备。
　　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有效的管理国家，比较早地注重吸收和使用汉族知识分子。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明官余希元（明朝留驻朝鲜的练兵将领游击胡大受部下的官员）曾经派遣家丁杨大朝到建州，在那里，他们遇见了被努尔哈赤称作“师傅”的浙江人龚正陆。第二年，余希元亲赴建州时，也遇见了所谓唐人教师方孝忠、陈国用、陈忠等［52］。努尔哈赤比较早地认识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传播先进文化、培养人才、治理国家的重大作用，是很有远见的。这样的对内政策，既加强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也强化了奴隶制的国家机器，为进一步统一女真各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深知，要实现统一女真各部的目的，必须避开明廷的军事干涉，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环境。因此，努尔哈赤除了对建州内部加强统治以外，对于明廷继续采取忠顺守边，称臣纳贡的方针。癸巳之战以后，努尔哈赤先后在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三次入京朝贡［53］。每次朝贡所率领的人数少则百人，多则二百人。
　　努尔哈赤虽然已经建国称汗，但是对待明廷仍然以建州首领的身份出现。建州国或女真国等称谓只对内使用，不对明廷使用［54］。凡是有要事，明廷派使臣前去宣谕．努尔哈赤作为朝廷所封授的边臣，仍然恭谨从命。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明廷边臣奉命宣谕建州卫，令努尔哈赤不要与朝鲜结仇，并在此以前曾经责备努尔哈赤违背朝廷法制等。努尔哈赤接到谕令以后，及时地回复了朝廷。他在报告中说：游击（系指明留驻朝鲜的游击）宣谕我不要与高丽为仇，我没有违犯朝廷法律。我只知道遵守国法，保卫和守护边疆九百五十里，努力学好（系指不扰害边境）。上年高丽避乱（系指倭寇入侵，高丽人外逃），逃人达子地方，我把逃来的人收留在家。后将十二个人送回了满浦镇，我们俩家好似一家。请游击上转抚部（广宁镇抚）大人。又说：达达国（系指蒙古）、海西以及建州各部都有好人、歹人，把好人误作歹人，认为违法、加罪，实在让人难于忍受。今天，我把冤屈的情由都诉说出来，禀告游击老爷，将我努尔哈赤忠顺的情况，奏报给朝廷，请求开天门，见天日……［55］，努尔哈赤在报告中极力地表露他对明朝的一片忠诚和对使臣由衷的敬重，以致无论边境发生任何的事情，他都上报给辽东抚部官员，表明他对明中央政权尽职的心情。这些都证明了努尔哈赤为明朝守卫长达九百五十余里边境，他所在的地区是明朝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明朝法律管制之下。各部女真都必须奉行明廷的命令，遵守明廷法律。换句话说，努尔哈赤无疑是明朝守边的臣子。
　　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九月，努尔哈赤接受明廷敕命，晋升为都督佥事以后，他借明廷的声誉，抬高自己，增强势力和扩大影响。癸巳之战以后，他的声誉更大了，建州以东的女真各部首领或自动前来归附或相继被他征服了。于是，女真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归一趋势。这一年，努尔哈赤统率的首领多达三十二名，七年以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猛增到五十三名［56］。地域也明显地扩大了，围绕建州的大小三十多个卫，投属从命的就有二十多个［57］。明廷鉴于努尔哈赤忠顺，守边劳苦有功，并在癸巳之战中杀死了北关叶赫大首领卜寨，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决定晋升他为龙虎将军，位居散阶正二品官［58］。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势力的不断增长，使他个人的志向和欲望越来越高，与明边官在某些事情上的矛盾虽然有所加剧，但是，扈伦四部还没有统一，努尔哈赤在女真各部中的脚跟还没有最后站稳，经济上仍然得依赖汉区的关市贸易。这个大局使努尔哈赤不能超越现实，不得不仍然对明廷采取忠顺的态度。这种态度除了表现在按时朝贡以外，在接待朝廷使臣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万历二个三年（公元1595年），建州有一部分诸申越入朝鲜边境的渭源（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慈江道）进行采取人参和掠夺财物，与朝鲜边民发生冲突，结果互有伤亡，造成了建州与朝鲜王国之间的所谓“渭源之仇”。努尔哈赤准备对朝鲜王国采取军事报复行动［59］。朝鲜王国使臣何世国，在代表国家与建州交涉的同时，要求明留驻朝鲜王国的练兵游击宣谕建州，不要与朝鲜王国为敌，扩大事态。然而，纠纷愈演愈烈，努尔哈赤积极调兵遣将，广集工匠，打造兵器。在建州与朝鲜王国之间的矛盾势不可解的时候，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廷派遣一位官员，朝鲜王廷派遣两位官员，率领二百人出使建州。朝鲜王国使臣称明廷官员为余相公，即余希元［60］（有的史书误写为金希元）。
　　二月初二日，余希元等渡过鸭绿江向建州进发。初五日，努尔哈赤派遣康古里［61］，前去中途问安。又令张海、额驸何和理，统领骑兵三百，侍卫保护。张海等于道旁跪见“天朝”使臣，然后随行。余相公对张海说。承蒙你们都督厚意，前来迎接。但是，路途遥远，草料不便，兵马不必随行了。张海领命撤去。初六日，努尔哈赤令八将率领轻骑六、七千人迎接于途。初七日，距建州都城佛阿拉三十里，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率领骑兵三、四千前来迎接。见面时，余相公在马上举手相揖，下马赴宴。酒行三杯之后启程。又走了二、三里，有骑兵四、五千人排列道路左右。距都城十五里，又有步兵万名，列队相迎。进了佛阿拉，但见分内外二城，外加套城。外城周长十余里，有城门六处，内城周二里余。内城架设木栅，栅内建楼阁三处，为努尔哈赤的住所。房屋、殿阁都以青砖、青瓦建筑。
　　朝廷使臣入城以后，努尔哈赤设下马宴，热情款待。席间，努尔哈赤说，我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管事十三年不敢扰边，对于朝廷恭谨忠顺。可是杨布政无故说我不顺，还要讨伐我的部落。我把诸种事情的缘由已经报给广宁都御史了，而杨布政却阻拦，不向京城呈报，真是无可奈何。我与朝鲜王国本来没有衅端，朝鲜人被倭人追赶来到这里，我各给与衣食，还送回满浦镇。我在学好人，做好事，十分明显。可是，去年我部人到朝鲜渭源采参，越过国境，罪在我方。他们理应把越境的人缚送给我。由我处置，而朝鲜人擅自杀了我们四十多人，这就是他们的过失了。若是没有老爷宣谕到此，我与朝鲜王国的关系怎么能维持到今夭！我图有名声，不贪财货。希望老爷将这些事情禀报给广宁军门，提本上奏圣上，知道我努尔哈赤恭顺，我的心愿也就满足了。
　　初八日，努尔哈赤与朝廷使臣余相公坐在楼上，他对天发誓说：我管事十三年了，只有恭顺地对待朝廷，从来没有二心，并向朝廷官员行礼，接受赏赐。努尔哈赤大宴余希元。初九日，舒尔哈齐恭请余希元到家里赴宴。
　　余希元传旨，调解建州与朝鲜王国的关系后，努尔哈赤赠送给朝廷使臣大马一匹，率领诸将四、五十人在城外二、三里处设帐幕，举行饯宴。款待十分丰厚［62］，以表示努尔哈赤对朝廷的恭顺和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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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茅瑞征：《东夷考略·海西篇》页5。
［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
［3］茅瑞征：《东夷考略·海西篇》页16《明神宗实录》卷215。
［4］《万历武功录》卷11。
［5］［6］《武录》卷1。
［7］薛三才：《黠奴计陷孤城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
［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那林孛罗、布占泰与努尔哈赤“三酋虽有鼎立之势，而其中老酋似为孤危！”
［9］《武录》卷1。［10］此时，那林孛罗尚未复袭父职，不是都督。两年以后，明廷才复其都督之职。
［11］扈伦，又称忽温．忽拉温，即指乌拉、叶赫、哈达，辉发四部。
［12］嘎拉哈是猪、羊小腿关节上的一块骨头，满族儿童将其涂色为游戏的工具。嘎拉哈又称疙答哈皆是年久受汉语影响，形成的俗称。满语为gacuha，应译为嘎出哈。参见《满和辞典》页152。
［13］《武录》卷1。
［14］曹廷杰《舆地图说》与李廷玉《长白山江岗志略》载：珠舍哩即松花江上源额赫额因、三音额音地方的乌苏城，即今伊通县城。讷殷与珠舍哩近，俗名为老兰阜，在三道白河右岸东南，距黄花松甸子四十里。
［1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所渭“四寸兄弟”是朝鲜人的亲伦称呼。凡是同祖父所生的叔伯兄弟的关系，皆称为四寸兄弟。
［16］参见谢国桢：《海滨野史初辑》页3下。
［17］明代晚期，朝鲜人仍然沿用汉族人的称谓，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称为胡人。所谓常胡，系指平常的女真人。
［1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大概前日所闻，如许汝罗里（那林孛罗），忽温酋卓古（布占泰）等往在癸巳年间相与谋曰：老可赤（努尔哈赤）本以无名常胡之子崛起为酋长，合并诸部，其势渐至强大，我辈世积威名，羞与为伍。”
［19］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20］郑晓：《皇明四夷考》第617《吾学篇》。
［21］《万历武功录》卷11。［22］彭孙贻：《东人志·海西》页6下载：“……且进卜寨、那林孛罗使者谕曰：“往若效顺开原，朝廷并有赏，江上远夷以貂，参之属至，必籍尔通，若布、帛、米、盐、农器仰给汉，耕田、围猎坐收木耳、松子、山泽之息为利大矣。”
［2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载：努尔哈赤“贿边吏，改北关，从间道，开原路梗，尽入清河，北关生计贫落。”
［24］程令铭：《筹辽硕画》卷2载：“……奴酋贪甚，得了江夷貂、珠不与全价，奴酋却到抚顺关上货卖，又得了厚价。……开原之人说：北关有江夷货来，我开原人才得厚利，今如何把去奴酋夺了，只到辽阳关上卖，所以，商同北关一心同口谤奴。”
［25］《武录》卷1。
［26］《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九部“合兵来攻老酋，期于荡灭之际，老酋得谋大惊，先使精兵埋伏道旁，又于岭崖乡设机械以待。”
［27］《武录》卷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而沿江峡路阻隘，故敌兵不得成列，首尾如长蛇：而至老酋之兵所在放石，兵马填江而死者不知其数，后军惊溃，先锋悉为老酋所获，于是罗里兄弟二者战死。……”
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载：“初叶赫攻黑济格城未下，是日又攻，正直危急，适上至登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合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遣厄抑都巴图鲁领轻骑百人挑战，……叶赫……遂收攻城之众，列队以迎，……九国……各领手下兵围古勒山，并力杀来，势如潮涌，其锐莫当。上正在苍慌之际，布寨所乘之马触木墩而踣，满洲兵名吴谈者趋至刺杀之……。”
［28］《武录》卷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忽酋卓古亦被擒而来，老酋解缚，优待拘留城中，作为少酋女婿。”
［29］《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
［30］《武录》卷1。［3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载：“一胡人等言，……王子威德无所议拟”。
［32］［33］［34］《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5，卷68，卷23。
［3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9。
［36］［37］［3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
［39］申忠一：《建州图录》载：佛阿拉周围“乌鹊鸟鹅并然不见，山野亦不见雉。”参见《旧老城》页84。
［40］［4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载：“……奴酋城外，合抱大木长可十余尺，驾牛输人者络绎于道，……部落每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赴役。……。”
［4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载：“……一胡人等言，……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
［43］酋长的甲当时即为一军之令。
［44］《武录》卷1。
［45］《山海纪闻》；参见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
［46］《三合满洲实录》卷3。
［47］《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3载；“步兵万数分左右，列立道旁”。
［4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40。
［49］［50］《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
［5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0。
［5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3。
［53］《明神宗实录》卷222（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载：万历十八年四月庚子，建州等卫大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同书卷31（内阁文库本）载；万历二十一年间十一月丁亥，建州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员名进贡方物，赐宴尝如例。同书卷310（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载：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甲后，建州等卫都督指挥奴儿哈赤等一百员名，进贡方物，赐宴如例。
［54］万历十五年以后，努尔哈赤称建州为建州国或女直国、女真国等，如给朝鲜的回帖时写道：“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童奴儿哈赤。”参见申忠一：《建州图录》载于《旧老城》页98。
［5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9。
［5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
［57］《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
［5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6载：“然奴儿哈赤竟殪卜塞，施以保塞功．二十三年得加龙虎将军秩”。
［59］《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9。
［60］《武录》卷1载：“大明遣它一员，高丽国亦遣官二员，从者共二百人”。
［61］鄂尔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21载：“康武里，正白旗人，世居那木都鲁地方，原系本处部长。国初率兄弟族人及满洲来归，太祖高皇帝嘉之，尚公主，……与十六大臣之列。”
［6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3。
征海西三部，称聪睿恭敬汗
三、征海西三部，称聪睿恭敬汗
癸巳之战以后，女真内部形成了新的力量对比，海西四大部中，叶赫、乌拉部势力强盛。哈达、辉发部势力相对地减弱了，变为建州、叶赫、乌拉“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三者之间又以建州与叶赫的矛盾最为尖锐。
　　在这一形势下，努尔哈赤采取“远交近攻”策略［1］。所谓远交，主要是针对乌拉部、科尔沁蒙古、东海各部和朝鲜王国。所谓近攻，主要是与叶赫部争夺哈达、辉发部和直接攻击、掠夺叶赫部。正是在这一策略思想指导下，努尔哈赤进行了统一扈伦四部的战争。
　　九部联军大败后，乌拉部贝勒布占泰被俘，努尔哈赤对他宽待厚养。布占泰之见满泰贝勒曾多次派遣使臣，到建州请求赎回布占泰贝勒，努尔哈赤始终不答应。年复一年，转瞬之间已经过了三年。满泰贝勒无可奈何，只好把布占泰贝勒的家属共二十多名送往建州［2］。布占泰贝勒居住在建州四载，直到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七月，努尔哈赤才有放他归还的意思。于是，他命令大臣图尔坤煌占、博尔坤斐扬古二人护送布占泰贝勒归还乌拉部。恰在布占泰贝勒回来的时候，满泰父子因为去乌拉部的苏斡延锡兰地方修边凿壕时，奸淫了村内的两名妇女，被二妇的丈夫所杀。布占泰贝勒的叔父兴尼雅贝勒想乘机会夺袭乌拉部首领的职位。他见布占泰贝勒安全的回来，就想谋杀布占泰。幸亏建州护送的两位大臣协助，兴尼雅的阴谋没能得逞，被迫远投叶赫部去了。布占泰贝勒承袭兄位，作了乌拉部的大首领。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十二月，布占泰贝勒为了感激努尔哈赤以成婚姻之好［3］，又送妹妹滹奈给努尔哈赤的三弟舒尔哈齐为妻，以续友好情谊。布占泰贝勒主动结交建州的目的还在于增强自己的声威，发展、壮大乌拉部的势力。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十二月，布占泰贝勒又率领三百多人前来朝见努尔哈赤。建州即将已配给的舒尔哈齐女儿额实泰配给布占泰贝勒为妃，并送给盔甲五十副，敕书十道，以礼相待［4］。从这以后，两部通过多次联姻，较长时期保持了友好和睦的关癸巳之战以后，努尔哈赤对嫩江科尔沁蒙古，采取积极的友好态度，战争中建州俘获了许多蒙古军卒、马匹、甲杖，努尔哈赤命令部下选二十名被俘的蒙古人，使令他们身穿锦衣，骑上骏马，释放回家。这二十个人深受感动，回去以后，对努尔哈赤赞口不绝。同时，科尔沁、扎鲁特各部蒙古为了通商的便利，也情愿与努尔哈赤友好相处。于是，科尔沁首领鄂巴（即朝鲜史称的喇八王），派遣部下率领百人，携带战马百匹，骆驼十匹，献给努尔哈赤兄弟二人［5］。从此，蒙古科尔沁的明安贝勒、喀尔喀部的劳萨贝勒开始与建州遣使往来［6］。努尔哈赤为了培植势力，认为蒙古与女真语言虽然不同，而衣着却很相似，得到一个蒙古人胜于得到十个朝鲜人［7］，因此，努尔哈赤特别重视争取蒙古各部的贵族上层。
　　朝鲜王国对于努尔哈赤来说，一直是他统一事业中的后顾之忧。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因为“渭源之仇”，一个时期建州与朝鲜王廷的关系很紧张，这不是努尔哈赤所希望的。后来，在明廷的疏通下，两者关系终于有所好转了。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初，当“渭源之仇”未解的前夕，朝鲜主国使臣何世国、罗世弘和南部主簿（朝鲜官名）申忠一等出使建州，努尔哈赤对双方关系的改善特别高兴，并对朝鲜王国使臣表示：今后我们两家如同一家，永结欢好，世世不绝。又大开宴席，外部使臣，本部官将，亲族男女，齐集宴厅，宾主分列四壁。东壁是努尔哈赤的本家族人，明廷通事；北壁是蒙古、尼麻车诸部；西壁是努尔哈赤的妻族、朝鲜王国使臣；南壁是努尔哈赤的众兄弟、众将妻子。众人各就其位以后，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位居东南，面向西北，在大黑漆椅子上落坐。众将官都卫立在他们的身后，众人欢聚一堂，开怀畅饮。酒至数巡，乌拉部贝勒布占泰首先离坐起舞，厅内一时活跃，欢腾起来。努尔哈赤也兴致勃勃，起身下椅，自弹琵琶，耸动身躯，舞之蹈之。随着厅内琵琶声起，洞萧共鸣，厅外呼声四起，拍手合曲，幼儿男女爬柳助兴［8］。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欢宴，主客无间，欢聚一堂，正反映了主人心目中欲和的真情，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努尔哈赤远交策略形成的重要标志。
　　努尔哈赤初胜九部联军以后，双方都不得不休整，和平在一段时期成为各部的共同需要了。尤其是叶赫部的卜寨贝勒被杀，损失惨重，那林孛罗因为担心兄长的死活，昼夜哭泣，饮食不进，久郁成疾［9］。乌拉布占泰贝勒主持乌拉部的军事，战争中被缚，满泰乞求建州放回布占泰贝勒，也无战心。于是，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四部遣使于建州，向努尔哈赤赔礼道歉，表示今后愿意结亲和好。因此，叶赫布扬古贝勒将妹妹许配给努尔哈赤为妃（即所谓叶赫老女）。锦台什贝勒将亲生女儿许配给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贝勒为妻。努尔哈赤也主动积极地备送婚礼：鞍马、盔甲等物，并杀牛设宴，与四部会盟。
　　女真各部结盟的时候，都杀白马、乌牛，对天发誓。杀白马誓告于天，杀乌牛祭告于地。这次会盟亦如此。叶赫等四部先后发誓说：从今以后，若不结亲和好，将象这杀牲的血而被蹂躏，将象这被剐的骨而死去。假如永敦和好，可以永远享用此肉，享饮此血，福寿永昌。努尔哈赤也作了同样的盟誓，并对各部说：诸部都遵守盟誓，自然无话可说，若是违背盟言，三年以后，我必亲统大兵讨伐［10］。
　　然而，和好对于各部来说，毕竟是暂短的，时过不久，各部之间的矛盾就相继激化起来，努尔哈赤的近攻方针便到了具体实施的时候。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正月，因为布占泰贝勒把路长噶升屯、旺吉努、罗屯三人所在的安楚拉库、内河二处（今吉林省安图县西南部）地方，许献给叶赫部［11］。同时叶赫部又截获路经其地的建州将领穆哈连，并转交给蒙古，这都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努尔哈赤发兵一千，由幼弟巴雅喇，长子褚英、大臣噶盖、费英东等大将率领，星夜行军，以闪电般的速度，一举夺取了内河、安楚拉库二部屯寨二十多处，并人、畜一万多［12］。从此，叶赫与建州两部的矛盾加深了。同年二月，叶赫那林孛罗病逝，弟弟锦台什继其遗愿，图报父兄之仇，使南北两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叶赫部原来许婚猛骨孛罗，也解除了婚约，战事重新爆发了。这些都为努尔哈赤谋取哈达部创造了方便条件［13］。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五月，锦台什统兵进攻南关猛骨孛罗，大肆焚掠哈达部的村寨。猛骨孛罗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就送三个儿子作为人质，给努尔哈赤，向建州借兵［14］。叶赫与建州两部为争夺哈达部发生战争，胜败对于建州部的利害关系极大。因为，努尔哈赤的部众越来越多，土地瘠薄，粮料不足。如果占有南关的沃壤，诚如猛虎添翼。另外，哈达部地处建州出入的咽喉，并吞哈达部，可以将建州的领域向外推进二百。多里，逼近叶赫部的边境。如果情况相反，哈达部落入叶赫部的丰中，建州部将面临着门户之患［15］。努尔哈赤与猛骨孛罗之间也早有积怨。当初，努尔哈赤想通过猛骨孛罗与乌拉布占泰的叔侄建立关系，引诱“江夷”（系指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貂、参南运抚顺市，卡住北关叶赫部的贸易通道，独取贸易之利，而猛骨孛罗不肯听命［16］。今天，猛骨孛罗亲自送三个儿子作为人质，正合努尔哈赤的夙愿。哈达部已经成为建州部攻取的目标和口边的食物了［17］。于是，努尔哈赤满口答应，立即派遣大臣费英东、噶盖二人，统兵二千前去援助哈达部，叶赫部得知后，十分惊惧。就写了一封书信，托咐明开原通事带给猛骨孛罗，信中说：你若能执送建州部前来的统兵将领费英东、噶盖两人，取回送往建州的质子，并杀了建州的兵卒，你想娶我部的公主可以复约，两部重归于好。这时，猛骨孛罗利令智昏，背信弃义；真的派两个妻子，约叶赫人到开原去会议。这事激怒了努尔哈赤，他当即决定九月发兵讨伐哈达部。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率先请战，愿意当先锋。努尔哈赤命他领兵一千先行。舒尔哈齐到了哈达城下，看见城头军旗招展，布满了守兵，并有一支兵马前来迎战。舒尔哈齐不战而退，报告努尔哈赤说：有兵前来迎战。努尔哈赤甚怒，喝问说，这次出兵难道是为了城中无备才来的吗？你怕就把兵带到后边去。说罢，拍马舞刀向前。可是，舒尔哈齐的兵挡住了去路，努尔哈赤不得不统兵绕城而行。这时，城上见援兵前来，弓、弩齐发，建州兵卒伤亡甚众。努尔哈赤挥军连续攻城，直到初七日，才攻破哈达城。大将杨古利率先入城，擒住猛骨孛罗，前来叩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亲手给猛骨孛罗松了绑，并亲自赐给他貂帽、豹裘等，就这样收服了哈达部［18］。
　　努尔哈赤想统一女真各部，必然激化与明廷的矛盾，他最怕明军干涉。现在灭了哈达部，擒其首领，明廷必将过问此事，尤其是猛骨孛罗最忠顺于朝廷，妨碍努尔哈赤实现自己的计划，心中十分憎恨他。所以，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四月，努尔哈赤以所谓猛骨孛罗奸污了汗妾法赖，又与大臣噶盖通谋，欲图汗位为名，将猛骨孛罗处死了，把他的爱妾松代、速代留在建州［19］。
　　明廷得知猛骨孛罗被杀，派遣使臣责备努尔哈赤，并要停其贡赏。努尔哈赤十分恐惧，立即向边官悔过，答应归还猛骨孛罗的次子革把库及其部众百二十家，以女儿莽古吉许嫁给猛骨孛罗长子武尔古岱。在明廷的逼迫下，努尔哈赤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七月，在抚顺关外刑白马发誓：辅佐武尔古岱，保守哈达各寨。北关叶赫部见朝廷为南关作主，大势所趋，也送还了所夺去的南关敕书六十道。然而，时过不久，努尔哈赤以北关侵掠南关，吾尔古岱来投为口实，完全占据了哈达部［20］。这是努尔哈赤实施近攻之策的第一步。
　　辉发部长期依附于叶赫部，两部的关系相当密切，辉发部首领拜音达理是叶赫部那林孛罗的“次将”，足见，两部的关系非同一般。但辉发部与后期的哈达部地位相似，常为强邻所驱使，时而转向建州部，时而依附于叶赫部，处于摇摆状态，成为一种中间势力。
　　努尔哈赤灭掉哈达部以后，同叶赫部之间争夺的主要目标就是辉发部。夺取辉发部对于建州颇为重要。这一方面可以剪除叶赫部的一个臂膀。同时，也可以打开去乌拉部的通道，切断了乌拉部与叶赫部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建州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因为黑貂等名贵产品由黑龙江南北，即所谓“江夷”地方和东海虎尔哈部南运，多受乌拉部控制。乌拉部是货物的中转站，既集中“江夷”的东珠、紫貂等土产，又将关内的布匹等物品供应东海各部［21］。如此贸易往来，途经辉发部，运往开原［22］，使沿途各部都得到好处，而获利最大的是叶赫部，打掉辉发部就砍断了叶赫部重要经济命脉，使叶赫部经济萧条。因此，攻取辉发部对于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他近攻策略实施的第二个重要步骤。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九月，辉发部首领拜音达理，与族人发生了矛盾，其叔父等七人被杀死。众兄弟族人纷纷离开本部，投向叶赫部。不久，其余的部众也离心离德，准备外投。拜音达理见形势不妙，又没有力量对付叶赫部，就以本部七个村寨大臣的儿子作为人质，请兵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及时地发了一千兵相助。叶赫部得知建州出兵，就秘密遣使到辉发部，对拜音达理说，如果辉发部取回送往建州的质子，我部将归还你部的人员。拜音达理信以为真，得意地说：我将生于叶赫部与建州部之间［23］，并撤回送往建州的质子，转送到叶赫部去了。叶赫部得了人质以后，食言背约，没有返还辉发部的人员。拜音达理受了欺骗，心中不满，又派使臣转告努尔哈赤。自悔地说：昔日我误信了叶赫部的话，受骗上当了，今日仍然想依靠汗来为生，并愿结婚约。努尔哈赤答应了他的请求。时间过了不久，拜音达理又违背了成约。努尔哈赤派遣使臣责备他说：你曾经帮助叶赫部两度侵犯我的边境，今天又聘女不娶，道理何在？拜音达理掩饰说：我质子于叶赫部，待其归来，即刻成婚。而心中却另有打算，即大兴土木，筑城三层，借以自固。城已经修筑完了，质子也归来了。努尔哈赤又派使臣催婚说；你的质子已经回来了，今天你的意下又如何？拜音达理自以为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毅然撕毁了与建州的婚约。因此，建州与辉发两部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努尔哈赤的用兵，一向是先礼后兵，对于主动归附的部落施以盟誓或联姻。而对于抗拒不从的部落则兵临城下。鉴于拜音达理反复无常，不守信约，又自认为有险可守，努尔哈赤决意发兵讨伐。于是，他与众贝勒商定攻城办法，即采取派人先打入辉发城作为内应，以轻骑突袭，行夹攻破城之计。因此，建州在攻取辉发城的前数天，以十多个精兵为一伙，扮作生意人，持货进入辉发城，潜伏在城内。先后派出十多起，多达百余人。他们详查了辉发城内情况，伺机而动。在辉发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大军，随营八十八将，日夜兼程，疾驱辉发大城。七、八天的路程，只用六天就赶到了。
　　建州兵开始攻城，潜伏城内的军率立刻响应，刹时间，辉发城内大乱，杀声、喊声响成一片。战不多时，城门失守，努尔哈赤率领轻骑兵冲入城中。辉发首领拜音达理，在慌乱中率兵奋力抵抗，大战多时，辉发城终于陷落了。这次战斗很激烈，拜音达理父子都战死了，建州军队也伤亡惨重，光大将就战死了六名［24］。
　　努尔哈赤征服哈达、辉发两部以后，同乌拉部的矛盾又激化了，原因是反映在经济、政治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的利害关系来说，控制乌拉部的毛皮物产，增强建州实力，满足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们的欲望，已经是如饥似渴了。早在万历二十七年以前，努尔哈赤就想利用猛骨孛罗与乌拉布占泰的叔侄关系，吸引乌拉等部土产通过抚顺关与汉区交易，以谋取巨利。不料，猛骨孛罗使努尔哈赤大失所望。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乌拉布占泰又将毛皮产地瓦尔喀部内的安楚拉库、内河二路的三位路长许献给叶赫部那林孛罗。当努尔哈赤派遣重要将领统兵夺取安楚拉库、内河二路以后，乌拉部、叶赫部与建州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其中经济得失是主要因素。但当时哈达部、辉发部尚未灭亡，努尔哈赤对乌拉部的方针是以远交为计，适宜的以武力相威胁，和平是两部关系中的主流。为了得到松花江、黑龙江和图们江等各处貂、参、珠等贸易的好处，努尔哈赤采取种种手段，博取东海和乌拉各部首领的欢心。比如，东海三部（虎尔哈、窝集、瓦尔喀）的一些路长，因为鸟拉布占泰的“焚盪”和慑于建州的武力威胁，一部分附属乌拉布占泰，一部分比较主动地与努尔哈赤结交。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正月，东海窝集部内虎尔哈路（在图们江西侧）二位路长王格、张格率领一百多人前来建州贡献黑、白、红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努尔哈赤为了远交三部，以六位大臣的女儿配给路长博济里等六人。从此，东海虎尔哈部岁岁入贡。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一月，布占泰贝勒送女给努尔哈赤为妃，并要求努尔哈赤再许配一女给他为妻。努尔哈赤慨然应允，将舒尔哈齐的另一个女儿娥恩哲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送往乌拉部成婚。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乌拉兵败于宜罕山城（今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山城），布占寨贝勒大惧，为了缓和关系，表示友好，再次恳请努尔哈赤许配亲女为婚，并发誓：若是得了努尔哈赤的亲生女儿，将永远依赖建州为生。努尔哈赤又答应了他的请求，将亲生的女儿穆库什给布占泰为妻［25］。建州连妻三女给布占泰，其目的就是通过政治联姻关系，结交乌拉布占泰，以图貂、珠的利益［26］。在政治方面，由于叶赫、建州两部都强大，势不两立。乌拉部虽然心向叶赫部，而表面上也不得不对建州亲热一点，似有持于两端，不稍偏重一边的样子，而叶赫、建州两部都视乌拉部为助力，千方百计地结交乌拉部。
　　乌拉布占泰是一名颇有作为的大首领，别号叫何叱耳（即左弓之意）［27］，当时有四十多岁，善于弓马，标悍异常。努尔哈赤在南方治国强兵，布占泰在北方设法壮大自己。朝鲜王国边防体察使韩孝纯描绘当时的情形时说，老酋（指努尔哈赤）崛强，忽酋（指布占泰）继起，而两者都知道治兵自强［28］。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满泰父子遇难，布占泰贝勒回乌拉部，继为首领。他积极治兵，以求发展。他两次送婚，三次娶亲于建州，都是为了创造发展自己的有利环境，即用政治联姻的方法，达到防犯建州干涉的目的［29］。足见，布占泰的能力和才干也是非凡的。
　　对于布占泰治国强兵的方针，满泰的子孙很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讥笑布占泰不知好歹，不会享受荣华富贵，偏去整军设防［30］。在当时各部争强的形势下，布占泰的作法是有见识、有作为的。他房住建州三年多，对于努尔哈赤治国强兵政策是深为理解的。布占泰对外以联合叶赫、科尔沁蒙古为主，对建州基本上采取和平相处的方针，把主要精力放在壮大自己势力的基点上。因此，在对朝鲜六镇（系指会宁、稳城、钟城、庆源、庆兴、茂山，皆在今咸镜道北）“藩胡”（即六镇周围的女真人）问题上，与努尔哈赤发生了激烈的争夺，他们都想将这一部分女发人收归为自己的羽翼。因此，竟演变成两部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
　　对于朝鲜王国六镇周围的女真人，布占泰也想如努尔哈赤的办法，收为羽翼，而努尔哈赤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收服内河路、安兹拉库路，第二年又收服窝集、虎尔哈等部，大有吞并东海各部之势。他在暂短的时间内，几乎把朝鲜会宁以西的各部女真都收归了建州，兵力大为增强［31］。对此，乌拉布占素心急如焚，生怕东海各部都被建州夺去。所以，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九月，布占泰兵分三路。以二路向钟城进攻，将东海钟城近地的女真各部“焚盪”无遗，获取牛、马五百多匹，男、女人口数以千计［32］。同年十二月，又以大兵向稳城女真进攻，并直捣庆源周围，大掠而归［33］。
　　乌拉首领布占泰的卓见就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既坚持军事戟，又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他看到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逐步强大起来，其办法之一就是掠取诸部，把会宁以西女真各部人口尽量地移人建州腹地，实力越来越强。因此，布占素也如此办理，向钟城、稳城、庆源周围的女真各部进兵，“踵老酋之后”，大掠朝鲜六镇“藩胡”，致使乌拉部兵将和人口激增，势力渐大［34］。
　　布占泰力量不足，每出兵必请叶赫、蒙古各部协助，因此，攻势迅猛［35］。到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七月，布占泰的兵锋所至已达悬城女真各部了，并且水、陆并进，人、畜、谷物等尽行掠取、迁移［36］。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正月，又发兵攻取瑚叶路（今苏联东滨海省境内达乌河流域）诸部，一个时期，六镇周围及其东北各部女真都听从布占泰的号令。
　　乌拉布占泰在军事上一系列的胜利，早已引起努尔哈赤的严重关注，凡是布占泰的动静，不论事情大小，努尔哈赤都侦察入微，并且及时的向广宁总兵通报。目的是既取得边官的信赖，也为自己采取军事行动寻找借口和扫清障碍。因此，乌拉部与建州部在东海女真问题上已经酝酿着一场大的冲突。为了进一步排除进军东海女真各部的阻力，努尔哈赤通过外交途径，求得朝鲜王廷的谅解。以布占泰受朝鲜王廷的“职贴”为名，努尔哈赤也派遣一名副将到满浦镇，请朝鲜国王以对待北方“藩胡”的惯例，乞求到朝鲜王国京城受职。朝鲜国王以努尔哈赤受明廷龙虎将军重职，非一般首领可比，而婉言拒绝了［37］。成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乌拉部与建州部终于在争夺朝鲜王国六镇“藩胡的问题上爆发了战争。这一年，东海瓦尔喀斐优城（今吉林省珲春县三家子公社高丽城村）主策穆特赫来到建州，向努尔哈赤表示：我部遥远，不得已归附了乌拉部，希望派兵前去接取家眷，愿意到建州来生活。同年三月，努尔哈赤命令其弟舒尔哈齐贝勒、长子洪巴图鲁（即褚英）贝勒，次子代赞贝勒与大臣费英东、扈尔汉等，率兵三千向斐优城进发。从派遣的将领看，努尔哈赤对这次行动相当重视，对其后果也并不是没有考虑的。斐优城近朝鲜的悬城，建州兵到斐优城以后，把城周围屯寨的居民近五百户，全部收来［38］。同时，致书朝鲜王国边镇官员，说明这次出兵没有侵犯王国的意思，相反，还归还了部分被掠来的朝鲜王国的人口，表示友好。书中要求凡是进入朝鲜王国的女真人，希望送还给建州部［39］。努尔哈赤的这一外交行动，进一步为建州进兵扫清了道路，使朝鲜王国边防军保持中立。
　　舒尔哈齐贝勒等收取五百户以后，命令费英东、扈尔汉先率兵三百，护送先行，当护送队伍走到钟城地界时，突然受到万名乌拉兵的阻截，处境十分危急。费英东、扈尔汉立刻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急令五百户结阵于山巅，即朝鲜人所称的乌碣岩，以一百兵守卫。另以二百兵与乌拉兵相峙。同时，驰报后继诸贝勒。第二天，乌拉兵前来挑战，建州大将杨古利率众奋勇迎击，阵斩乌拉七人，乌拉兵被迫后退了。两军各自隔江扎营。傍晚，舒尔哈齐等后继众贝勒赶到。褚英、代善见众兵畏敌，便鼓励士兵说：乌拉布占泰是我军的俘虏，曾经铁锁系颈，免死以后放回去的。他的兵虽然多，我们有汗父素著的威名，这一仗我们必胜无疑。众兵听后，欢跃振奋，士气大振。
　　第二天的上午，乌拉与建州两军接战。乌拉大将博克多贝勒父子率先冲阵而出，战不几合，被代善生擒过来，父子都被斩于马下。次将常住、胡里布也战败被擒。乌拉众兵见主将失利，纷纷溃散［40］。建州兵随后勇猛奋击，交战十分激烈。自午时战至日暮。建州兵势如摧枯拉朽，乌拉兵死伤累累，仅死于朝鲜王国境内的就近三千人，战死在女真地方的也有五、六千人，合计有七、八千人［41］。战后，建州获得马五千匹，甲五千副，大获全胜。这就是有名的乌碣岩大战。
　　大军凯旋后，努尔哈赤奖励战将，各赐以名号。舒尔哈齐被赐名为达尔汉巴图鲁（蒙古语，荣誉的勇士）。长子褚英奋勇作战，赐名为阿尔哈图图们（蒙古语，有智谋的万户），代善与其兄并力杀敌，擒斩乌拉主将博克多父子有功，赐名为古英巴图鲁。
　　乌碣岩大战使乌拉与建州两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建州的变化。战前，乌拉兵力盛于建州，战争中努尔哈赤的军队既消灭了乌拉的有生力量，又收编东海女真兵多达五、六千，作为心腹，兵势之盛，雄于诸部，各部女真纷纷归附。乌拉部的士气大挫，从此。对建州兵不敢轻易迎锋了［42］。。
　　在乌拉与建州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布占泰深感力量不足，便与叶赫部进一步携手，与科尔沁蒙古密切关系，以对抗建州。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三月，努尔哈赤令长子褚英，侄儿阿敏率兵五千，前去攻击乌拉部的宜罕山城，斩杀了一千多人，得甲三百副，城中人、畜都被收过来。建州大军回来时，布占泰贝勒虽然与科尔沁翁阿岱合兵追出了乌拉大城二十里，但未敢迎战，眼巴巴地看着建州兵返程了［43］。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乌拉布占泰与建州努尔哈赤的关系，随着建州统一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恶化，终于爆发了导致乌拉部灭亡的战争。战争的具体原因是，努尔哈赤虽然三次嫁女给布占泰，结其欢心，结果却使努尔哈赤大失所望。因此，努尔哈赤指责布占泰七次背盟。同时，建州奴隶主集团独占了北方貂、参、珠等之利，使开原人与叶赫人大为不满，他们彼此相谋说：将努尔哈赤与叶赫约婚的老女，转嫁给乌拉布占泰，挑起乌拉部与建州部之间的冲突。布占泰早已内心倾向叶赫部，对于建州奴隶主们压低貂、参价格，不给平价颇有怨气。又知道叶赫老女为当代的绝色，叶赫部主动送来衣服、鞋子等物，便对建州三女逐渐疏远了，并以骲箭射努尔哈赤之女。建州三女不肯受辱，向努尔哈赤诉苦。加上布占泰又两次与建州争夺东海虎尔哈部，这就导致了两部进行最后的较量。
　　建州与乌拉两部继宜罕山城战后，再次发生冲突。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九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统率三万大兵向乌拉进发，二十九日抵乌拉境内，沿乌拉河行进。张扬黄盖、鸣号角，击鼓向前，以示兵威，直达乌拉大城的河对岸列阵。乌拉布占泰贝勒见敌兵大至，决定不与建州兵决战，采取白天出兵袭击，夜间收兵休息，以疲劳建州兵卒的战术。努尔哈赤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两贝勒，想渡乌拉河主动进击。努尔哈赤告诫说：你们所说的话，象浮面取水那样容易，凡是遇事都应当深虑。象伐大木吧，哪能一下子骤然折断，必须以斧子先砍，逐渐砍断。两个相等的国家，怎么能一举歼灭对方？于是，下令先将乌拉大城周围的各个小城攻占，以孤立乌拉城。又令军士纵火，把沿河六城的房屋、谷物全部焚毁。
　　乌拉布占泰见沿河六城被焚，财物尽被烧毁。接着又有五城失守，而建州还没有退兵的意思，十分着急，便派遣大臣吴巴海巴图鲁乘船到努尔哈赤军营的对岸，对建州使臣说：汗父兴兵到此，不过是一怒之下而为之。今天敬请息怒，可否留下话退兵。努尔哈赤对于乌拉来使不予理睬。布占泰贝勒三次遣使求和，努尔哈赤都不肯接见。布占泰贝勒只好亲自率领六员大将，乘船前来拜见。努尔哈赤得知布占泰前来求见，便身披明甲，胯下骑着白马，从军中走出，步入乌拉河，水至马腹，站立河中。布占泰看见汗亲自出营，慌忙叩头，恳求说：乌拉部就是汗父的部，乌拉的谷也是汗父的谷，请不要焚烧谷物。努尔哈赤严厉地责问：布占泰！先前擒你在阵上，将你已经该死的身子，宽释出来，厚养款待，扶为乌拉国主，以我三女配给你作为妻室。今日你欺骗、蔑视我部，七次违背盟誓；掠夺我的属部虎尔哈；想强娶我所约聘的叶赫女子；以骲箭辱射我女儿。又教训布占泰说：我爱新觉罗的人，哪有被责辱的？百世以前你不知道，还有情可原，十世、十五世，难道你也不知道吗？我兴兵到这里，难道是没有缘故的，这受辱的名声，我怎么能藏于心中，含耻于九泉之下呢？俗话说，“宁削其骨，莫毁其名”。我并不是乐意兴兵弄武，听说屈辱我的小女，才提兵到此。布占泰叩头说：这事或许有人进了谗言，离间我们父子关系，使不得和睦吧！若是果然有射汗女，娶汗配婚女子的事，我在水上，下有龙神共鉴。布占泰的部将拉布泰扎尔固齐［44］插话说，汗有如此之怒，只派一位使者来责问就可以了，何必兴师动众。努尔哈赤大怒说：拉布泰！我部下难道缺乏象你这样才能的人，用你来喋喋不休？辱射我女儿的事，难道还用再查吗。娶我的约婚，事已属实，不必再问。这乌拉河难道没有结冰的时候，我兵哪有不再来的道理。到那时，你拉布泰能挡住我的刀吗？布占泰听后，大惊失色，制止拉布泰说：无须多嘴！布占泰的弟弟喀尔喀玛感到事已难于分解，就恳求说：请汗宽恕原谅，可否听汗一言而定。努尔哈赤说：你布占泰若真的没射我女，没有谋娶我的约婚，可将乌拉部众大臣和你的儿子送来我部作为人质，否则，没有凭信。说完转身回营了。大军留住乌拉五天，在乌拉河边鄂勒珲通乎玛山下做木城（今伊通县赫尔苏城）屯兵千人［45］。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见乌拉布占泰不仅不送人质到建州，反而将女儿萨哈廉、男儿绰启鼐和十七大臣的儿子准备送往叶赫部，并决意聘娶叶赫老女，囚禁建州二女而大怒，亲自统率大军再征乌拉。因为哨探侦知乌拉部将于十八日送质子去叶赫部，所以，他们十七日提前一天抵达乌拉境内。乌拉兵不能抵抗，建州军连下孙扎寨城、郭多城、鄂谟城，当夜军队屯驻于郭、鄂二城（诸城皆在吉林城东北三、五十里之地）。
　　正月十八日，布占泰统兵三万，出富尔哈城迎战。努尔哈赤见乌拉兵出战，手下众将也纷纷求战。次子代善等愤然说：初战，唯恐布占泰不肯出城，相议设谋，引他出城。今天布占泰既然率兵出战，舍掉良机，我们兴兵到这里，厉兵秣马为的是啥？若是布占泰娶了叶赫的女子，我们蒙受了耻辱，虽然已经讨伐了乌拉部，又有什么益处？今天我们大兵到此，兵强马壮。应当传令将士，决一死战。努尔哈赤听了这些话，愈加沉静地说：两国交兵，必然我与众贝勒、五大臣、众将领身先士卒，我不是怕战，而惜爱众将，恐怕有一、二个受伤。众将听了努尔哈赤含有深情的话，求战情绪更高。努尔哈赤见此便进一步激励说：承蒙上天保佑，我自幼在千军万马之中，孤身冲突，矢刃交加，身经百战，从无惧色。今天，将何所畏惧。说罢，披甲将要率先出战。全军上下顿时欢声如雷，人人披甲待战。努尔哈赤决定破敌于城下。下令说，若是击败敌兵，可以乘势先夺城门。
　　这时，布占泰已经统率三万大军，严阵以待，两军已经逼近，建州兵下马相峙。初战时，两军弓箭手对射，矢如风发雨注，声如群蜂聚集，杀气凌云。努尔哈赤环顾众将以后，拍马舞刀猛然杀入敌阵，众贝勒、大臣，各统亲军奋力冲杀。乌拉兵抗不住建州大军潮水般地冲击，阵脚顷刻大乱。兵溃如山倒，乌拉兵纷纷弃甲、丢戈，四散奔逃。建州大将安费扬古首先冲到乌拉大城，竖起云梯，率先登城。待努尔哈赤杀到城下时，乌拉大城已经陷落。安费扬古迎接努尔哈赤从容入城，坐在西门城楼上观战。这时，建州各旗兵追杀乌拉兵于旷野，布占泰全军崩溃，损兵折将十有七、八，只率领百名亲兵，勉强脱身逃回。在慌乱之中，刚到城下，见城上建州大旗迎风飘扬。他大惊失色，正想拨马脱逃，被代善的兵团团围住。布占泰以兵少势单，无心恋战，杀开重围，夺路而走。亲兵又折损大半，收集逃兵近千人，向叶赫部逃去。这一战，建州杀乌拉兵以万计，得甲七千，其他各种器械不可胜数。屯兵十天，赏赐治军，编户万家。乌拉部至此灭亡了［46］。
　　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征服扈伦三部的同时，在与乌拉布占泰的争夺中，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正月，收服了安楚拉库、内河二路。第二年正月，东海窝集部的虎尔哈路长王格、张格前来朝责。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在迁移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五百户到建州本部后，同年五月，努尔哈赤派动弟巴雅喇，大将额亦都、费英东、扈尔汉等统兵一千，收服赫席赫（今吉林省敦化县境）、佛纳赫（今吉林城西南五十里之地）、鄂谟和苏鲁（今吉林省敦化县黑石屯），将其居民全部迁入建州。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二月，朝鲜王国送还瓦尔喀人一千多户［47］。同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令扈尔汉侍卫大臣领兵一千，征服东海窝集部所属的瑚叶路［48］。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命大将额亦都统兵千员，征南集部内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皆在绥芬河上游，苏联境内乌苏里斯克城一带），回军时横扫雅兰路（今苏联滨海边区塔乌河流域）［49］。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七月，努尔哈赤命七子阿巴泰，大将费英东等率兵一千员，征讨窝集部内乌尔古宸（今苏联境内比金河一带）、木伦（今穆棱河）二路。同年十一月，努尔哈赤派遣额驸何和理，额亦都、达尔汉三位大臣，统兵二千，破虎尔哈路的扎库塔城（今珲春城西一百二十里之地）［50］。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十一月，进军雅兰、西林（皆在今苏联东海滨省境内）［51］。第二年，向额赫库伦（今苏联纳赫塔赫河一带）进发，收服了各个村寨。
　　从万历二十六年至四十三年的十八年中，努尔哈赤从东海瓦尔喀部、窝集部、虎尔哈部，向建州本部迁移户口约五万多人。地域扩大到图们江、乌苏里江以及迤东沿海的广大地区。这是后金国建立前夕，努尔哈赤为统一祖国东海边区作出的不朽功绩。
　　随着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统一事业的发展，人口的集中，满族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特别是万历十五年，宣布定国政以后，建州奴隶主政权对内不断地发布政令，对外交在、书信往来更加频繁。作为民族的语言、文字已经成为历史的和现实的需要了。方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鉴于本部移文往来，全部书写蒙古文，再译成蒙古语，十分不便。设想能以蒙古字编成满字，书写满文。于是。努尔哈赤责令巴克什（即学者、读书人之意）额尔德尼、噶盖去完成。俩人最初感到很困难，向努尔哈赤申述说，我们学习过蒙古字，熟知蒙古语，若是以本国语言编创、译书，实在无能为力。努尔哈赤指出：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一读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一读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国的语言，写成蒙古字，则不熟习蒙古语的女真人，怎么读都一无所知。你们以本国语言编字感到畏难，学他国语就容易吗？两位大臣说：当然，以我国语编制成字最好。但翻译成句很难做到。努尔哈赤举例说，你们看，写一个“阿”（即a）字，下合一个“玛”（即ma）字，不是“阿玛”（即ama，父之意）吗？写一个“额”（即e）字，下合一个“默”（即me）字，不是“额默”（即eme，母之意）吗？你们两个试着写。就这样，仿蒙古字书写，以女真语音读，创制了满族文字，颁行国中［52］。这就是后人所看到的老满文。
　　满文的创制，对于满族的形成与发展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又一部分女真人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满族民族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当女真社会进入十六世纪末年至十七世纪初的时候，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国家机器的各种职能相继完善，统兵、治民、联系各部，再用原始的传箭、传貂皮相约的办法，已经不适合客观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奴隶制国家繁杂的政务所需要，尤其是在对外交往中使用统治民族自己的文字，已经是现实迫切的需要了。
　　满文的创制是继金代天辅三年（公元1119年）“颁女真字”以来，女真人发明的第二种文字，它具体地说明，满族及其先人是一个善于学习，能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很有作为的民族［53］。
　　努尔哈赤自癸巳战争以后，征服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又先后向东海各部用兵，兵源大为扩大，各部人员云集建州。因此，在他的面前提出了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最初凡是归附的各部人员，努尔哈赤都命令由各部首领统率，编为牛录。索尔果所部五百户，编组五个牛录。雅尔古所部编组三个牛录，加上零星归来的人员日益增多。上自贝勒有民五千户，下至十六大臣有“人丁千户”［54］，牛录额真管三百户，并有大批被役使的阿哈。同时，牛录数目激增。以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为例，努尔哈赤麾下有兵一万多人，以一牛录三百人计算，至少有三十三个牛录。舒尔哈齐麾下有五千多人，至少有十六个牛录，总计牛录数目已经达到五十左右。从归附的首领数目来看，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手下共管辖一百九十多人，官高的为大臣，多数为牛录额真。牛录数目增多，努尔哈赤等再无法直接管领，于是牛录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便向八旗制度演变。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编牛录为四固山（即旗），设黄、白、红、蓝四旗［55］。
　　由牛录制向八旗制的过渡，是满族八旗牛录制度的一大进步和发展。它使这一生产组织发展为有系统的国家组织形态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它也是后金国家组织完善化的表现。旗制与牛录制度一样，来源于狩猎生产。初期，女真人行大围时，率领牛录若干，分四个方向围猎。初编四旗，源于四方。总领四方的是“中纛”，又称围底（满语为fere），纛色为黄，居北方，为汗旗。后来，黄旗为皇帝旗就来源在这里。其他三个方向，为围翼（满语为gala），西红、东白、南蓝，都是贝勒旗。每旗各有定向，不许错乱。攻城、驻防，一般都不改变这个位置［56］。这就是旗制的本源。
　　女真的兴起离不开蒙古的资助。十七世纪初年，随着努尔物赤对海西三部的统一，与西部蒙古呼吸相通，交往日益密切。这时，蒙古已经形成漠西瓦刺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三部。漠南蒙古以察哈尔林丹汗为首，沿明朝北部边境，由西至东为土默特（包括后期泰宁卫地）、喀喇沁（包括后期朵颜卫地）、喀尔喀、科尔沁等。察哈尔林丹汗为元太祖后裔，他的先人由瀚海南徙近边，为内扎萨克，后又徙近辽东，所部为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等九部（亦有称八部的）。林丹汗曾祖父为图们扎萨克图汗，以此明人概之为“土蛮”。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图们扎萨克图汗逝去，其子布延徹辰汗嗣位。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徹辰汗卒，翌年林丹嗣位［57］。因为林丹汗是元太祖后裔，又是强族大部，本部兵马不下三万之众，还可号令几十万人，各部蒙古都视林丹汗如皇帝［58］。林丹汗名为库图克图汗，明人称作虎敦兔。科尔沁蒙古虽然不是来自林丹汗一系，但长期奉事扎萨克图，效忠于察哈尔［59］。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九部联军失败以后，科尔沁鄂巴、明安、莽古思、孔果尔等贝勒相继向后金靠拢，喀尔喀的劳萨贝勒也至后金朝贡。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蒙古喀尔喀巴约特达尔汉贝勒之子恩格德尔，慕建州国汗努尔哈赤之名，远道前来朝拜，得到努尔哈赤的热情款待和厚赏。第二年十二月，恩格德尔又引喀尔喀五贝勒使臣，贡献驼马，朝见努尔哈赤，并尊称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满语为kundulunhan即恭敬汗）。从这以后，每年朝贡不绝。这样，努尔哈赤的名声愈来愈大，称为女真国聪睿恭敬汗［60］。十七世纪初年，察哈尔林丹汗想恢复俺答汗统治时期的盛世，即请求明廷如封俺答汗那样，敕封他以王爵［61］，进而统一蒙古。努尔哈赤想统一海西各部，争取蒙古支持。从此，东西两大势力始有相抗之势，而科尔沁与喀尔喀部在这两雄相争之下，开始分化了。科尔沁除翁阿岱以外，诸贝勒纷纷投靠努尔哈赤，喀尔喀的一些贝勒也向努尔哈赤朝贡。这就导致后来的蒙古贵族与女真贵族之间激烈的抗争。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的国力虽然日益强盛，兵力不断增加，但十七世纪最初的十多年中，在统一女真各部中，经济上仍然依赖明朝的关东各市贸易。政治上维持臣子地位，效忠于明廷，不断朝贡通使。他自身也亲自入京朝贡，如万历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六年、三十九年、四十三年［62］，曾五次入京朝贡，同时，对于明边仍然承担保卫责任。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尽管有迟贡三年，入京争赏，欲抢关市等行为，表示出不驯服的态度，但也不得不从大局出发，与辽东边将议立边境界碑。辽东吴副将与聪睿恭敬汗共拟碑文的内容说：无论汉人或女真人，不许偷逾皇帝的边境，知道通境的。人，见了就杀；知而不杀，则罪及于不杀的人，共同发誓保卫“皇帝之境”［63］。可见努尔哈赤此时对明帝和边官仍然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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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老酋欲远交近攻之计……。”
［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载：“夫者太（即布占泰）在奴酋城中。第三年，其家属上下，并二十余名，十二月望前始为率来云。”
［3］同上，卷189载：布占泰为“老酋解缚优待，拘留城中，作为少酋女婿。”
［4］《武录》卷1。
［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载：蒙古王刺八“令次将晚者等二十余名，率胡百余人持战马百匹，橐驼十头来献。马六十匹，驼六头与奴酋；马四十匹，驼四头与小酋，其将领等奴酋皆厚待，给予锦衣云”。
［6］《武录》卷1。
［7］魏源：《圣武记》卷1载称：“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满文老档·太祖》卷10。［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此时为正月，七月，布占泰贝勒回乌拉部。
［9］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
［10］《武录》卷1。
［11］［12］《满洲实录》卷2（国学文库本，下同）。
［13］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
［1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0。
［15］邓之诚：《神庙留中奏流汇要》卷3载：“奴寨住万山中……与海西犹隔一山如天堑，自并南关而此阶遂为所夺，出路通矣。”
［16］张涛：《东北夷情议》载：“以猛酋即江夷叔侄也。猛酋虽为奴婿，不能强江夷以貂珠之利与奴，奴憾猛酋不为他勾引江夷”，参见《筹辽硕画》卷2。
［17］《明神宗实录》卷528载：“奴酋视猛酋为釜底鱼。”茅瑞征：《东夷考略》页5上载：“猛骨孛罗不支，以子女质建州，借兵……奴儿哈赤反执猛酋寨中。”再参见同书页10下。
［18］《满洲实录》卷3。
［19］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载：“猛最忠顺，虏或入犯辄预报得为备，诸酋皆心恶之，奴酋尤甚。”参见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7。
［20］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0（海西），《明神宗实录》卷528。
［21］张涛：《东北虏情议》载：“东珠、紫貂天下厚利也；利从江夷来，是卜占台（即布占泰）之部落也。此利向从江上到南北关贩卖，开原人甚利之。”参见《筹辽硕画》卷2。幼庄《皇朝开国方略》卷3载：“东海呼尔哈路扎库塔人，……贪乌拉布匹，受其贝勒布占泰招抚。”［22］《万历武功录》卷11。
［23］《满文老档·太祖》卷1。意思是说，不偏不依，处于中立地位。
［24］《满文老档·大祖》卷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217。
［25］《武录》卷2。
［26］张涛：《东北虏情议》载：“然奴酋利江夷之心未巳，也只得将三个女儿次第与江夷占台为妻妾，只为尽图江夷貂、珠之利。”
［27］《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3，卷189。
［2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1载：“今者老酋崛强，忽贼继起，皆知治兵自强。”
［29］《朝鲜李朝实录·宣租》卷189载：“卓古虽以不杀为感，而其惭愤之心久而犹存，今之通信，实为外亲内忌。”
［30］《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3：“其兄卜安台死后，厥子有之，每笑章台之不享富贵而兴兵云。”
［3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1载：“老酋崛起，胁掠诸部，会宁以西藩胡尽为所制或移于近地，或以为麾下，由此遂强。”［3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66。
［33］《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69。
［34］《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1载：“……而今兹忽温亦踵老酋之事．此皆近日胡虏所未能之事也，观其凶谋，将欲合并六镇藩胡，尽入麾下。”
［3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1。
［36］《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201。
［37］《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42。
［38］《满文老档·太祖》卷二。
［39］《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208。
［40］《满文老档·太祖》卷1。
［4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
［4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23载：“老酋兵力比忽贼差盛，而自门岩之捷，其势大盛。雄于诸部，故远近部落几尽服属。”又载：“奴酋……自得利门岩之后，威行迤东诸部。上年间尽撒藩胡，得精兵五、六千，作为心腹之军。……而忽温等胡不敢窥望。其去留，兵锋所指莫敢谁何。”
［43］《满文老档·太祖》卷1。
［44］扎尔固齐、是官名，来自蒙古语，断事官之意。
［45］《满文老档·太祖》卷2。
［46］《满文老档·太祖》卷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63，《满洲名臣传》卷1（安费扬古传）。
［47］［48］《满文老档·太祖》卷1。
［49］［50］［51］《满文老档·太祖》卷1，卷2，卷9。
［52］《武录》卷1。
［53］《金史·太祖本纪》卷2。
［54］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8。
［55］《黑龙江志稿》卷26，《八旗通志》卷1（旗分志）。
［56］《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
［57］张穆等：《蒙古游牧记》卷7。
［58］张鼐：《辽夷略》页3—4。
［59］《满洲实录》卷8载：“吾科尔沁自事扎萨克图汗以来，效忠于察哈尔，喀尔喀，未有纤微过恶。”
［60］《满洲实录》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载：surekundulunban，汉译聪睿恭敬汗。
［61］张鼐：《辽夷略》叙言。
［62］《明神宗实录》卷327，卷366，卷453，卷488，谈迁：《国榷》卷82。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入京朝贡一事，尚值得研究。
［63］《满文老档·太祖》卷1。
建立后金国，拥为英明汗
第三章　后金国英明汗

一、建立后金国，拥为英明汗

　　乌拉部灭亡以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面临着两项任务，一是将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继续下去，完成对叶赫部的合并，一是对于已经集聚的部众进行严格的统治，完善奴隶制国家政权建设，进而完成他攻夺辽沈的目的。
　　自从癸巳之战以后，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曾经一度同努尔哈赤盟誓和好，叶赫布扬古贝勒把妹妹许配给努尔哈赤，锦台什贝勒以女儿许配给代善。但时过不久，两大部的矛盾却日渐尖锐，仇恨越结越深，战事迭起。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海西女真各部与建州努尔哈赤相互盟好，叶赫部与建州部之间的关系稍有缓和。不久，因为建州大将穆哈连远征科尔沁，获马四十四匹，归来时路经叶赫部，为锦台什、布扬古截留，并将穆哈连交给了蒙古。同时，锦台什又将许配给大贝勒代善的女儿，转嫁给蒙古喀尔喀部的宰赛贝勒，致使建州与叶赫两部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加上努尔哈赤将乌拉布占泰送给叶赫部的内河、安楚拉库二路夺过来，一加剧了两部之间的冲突［1］。
　　建州奴隶主阶级集团垂涎叶赫部已经为时很久了，而叶赫部奴隶主们的胃口也不算小。过去是叶赫奴隶主们采取攻势，结果失败了。那林李罗贝勒在失败后，曾经派人前往建州部请求归还他的哥哥卜寨的尸体，而努尔哈赤一怒之下，将卜寨尸体剖成两半，送回一半给那林李罗，为此那林李罗气愤身亡［2］，致使叶赫与建州两部进一步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侧妃，叶赫仰加奴幼女（后称中宫皇后）病危，思念其母。努尔哈赤派人前往叶赫部，恭请锦台什送孟古母亲前来建州会面，使其母女能临终前见面。锦台什执意不肯，只派孟古原来的乳母的丈夫南泰前来探望。努尔哈赤对此大为不满，使两部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3］。努尔哈赤厚葬孟古，杀牛、马各一百，祭奠斋戒一个月，随葬奴婢四人，棺槨停在禁内三个月，方肯送葬，最后安置于尼牙满山岗［4］。
　　三年以后，努尔哈赤对叶赫部实行报复，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正月初八日，亲统大兵攻打叶赫部，连拔二城七寨，掠回叶赫居民二千多人。从这以后，两部之间冲突迭起。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在统一海西三部以后，兵势很盛，便想一举扫平叶赫部，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建州的兵力，低估了叶赫精锐骑兵的战斗力［5］。当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齐兄弟统率建州兵全员出征叶赫部时，叶赫锦台什、布扬古两贝勒率领本部骑兵出城列队迎战，两军相对，大战于旷野，战斗十分激烈。因为叶赫的骑兵比建州的骑兵勇猛，建州的步兵比叶赫的步兵善战，两军互有长短。在一般情况下，建州兵畏惧叶赫骑兵。今夭，叶赫兵正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经过一番厮杀，建州兵抗不住叶赫轻骑的冲击，纷纷败溃。聪睿恭敬汗一时不能左右战局，叶赫骑兵紧紧地随后追杀，以致大败而归。舒尔哈齐贝勒中箭负伤，族众多人战死，兵将死伤过半，甲胄、器械几乎全部损失。归来以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大为恼怒，决意报复，命令工匠日夜打造兵器，下令征调洪丹、土乙其等五个部落的士兵，以备十月再战。
　　叶赫贝勒锦台什等深知努尔哈赤不会就此罢休，便把建州将再次出兵报复的事报告给明廷。辽东官兵鉴于叶赫部的恳求，联合蒙古各部欲进行千涉。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得到消息以后，不得不转攻为守，集中全部兵力，布防在赫图阿拉以外三十里的瑷阳、宽奠以及西部抚顺一线，增设路障，以防敌兵。正在这个时候，建州内部有个额驸，即乌拉部满泰贝勒的孙子，暗通叶赫与明廷，准备内应，被努尔哈赤破获。在内外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加意防守四十多天，只好暂停对叶赫部的争战，命令士兵各归田里［6］。
　　建州与叶赫两部的军事冲突刚刚平息，叶赫布扬古贝勒就采取悔婚行动，将妹妹不再配给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而先后许配给乌拉布占奉和蒙古煖兔的儿子莽古儿大。这使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怀恨尤深。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统兵灭掉了乌拉部，乘布占泰贝勒投奔叶赫的机会，以叶赫悔婚、匿藏汗婿为借口，先后三次与叶赫部周旋。同年九月初六日，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又统率四万大军突袭叶赫部。因为叶赫部没有准备，先后有璋城、吉当阿城、乌苏城、雅哈城、赫尔苏城、和敦城、喀布齐赉城、鄂吉岱城等大小共十九座城寨陷落。建州兵所到之处，焚毁房屋、掠夺谷物、人口，光是乌苏城就有三百多户被掠。建州军大获全胜而归。这次战争，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采取突袭办法和对大部落先行蚕食，后行吞并之策，吸取了与叶赫骑兵战于旷野的教训。
　　叶赫部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倍加警惕，时刻备战，以致居无宁日，时有危机之感。为此，锦台什贝勒便向明廷申诉说，努尔哈赤已经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三部，今天又向我叶赫部进攻，若是削平我部，将向辽沈进兵，取辽阳为都城，夺开原、铁岭为牧场［7］。万历皇帝得知后，看到近年以来，建州兵席卷南关，蚕食辉发、乌拉并及北关叶赫部，又勾引蒙古宰、煖，群驱女真各部，耕牧于南关哈达部旧地，不断地向汉区推进，确有图取开原的势头。因此，派遣使臣警告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不许侵犯叶赫部。
　　正在叶赫部紧张的时候，喀尔喀蒙古也发兵掠夺叶赫部，使叶赫部众饥馑，纷纷逃奔建州部，连锦台什的从兄也投奔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去了，以致叶赫部出现大有一朝瓦解之势。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对于前来投奔的叶赫部人，尽心抚慰，给予耕牛，拨发种子。明廷见叶赫部可能瓦解，便急忙采取措施，贷给叶赫部豆、谷千石，供给大锅六百口，任命游击官马时楠、周大岐等带领枪炮手一千人，分别驻守叶赫部的东西二城。这样，叶赫部的人心才稳定下来［8］。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见明军驻守叶赫部，形势对自己不利，便放弃了攻取叶赫计划，送书给抚顺游击，申诉出兵讨伐叶赫的理由［9］，以解边将的“疑惑”。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叶赫布扬古贝勒，把妹妹许婚给蒙古煖免的儿子蟒古儿大，并捕捉建州六个人。明廷警告布扬古这样做不利，布扬古却不听劝告。同年七月，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乘叶赫老女与蒙古成婚的时候，发兵三千，屯驻南关旧地，摆出一副厮杀的架势。明廷见形势危急，便多方调兵，进行调解，努尔哈赤为形势所迫，只好暂时息兵［10］。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攻打叶赫部时，遇到了明廷的强力千涉，并派军队替叶赫守城。这时，统一战争的关键已经不是简单的征讨叶赫部的问题，而是转变为如何对待明廷的问题了。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虽然眼睛盯着北关叶赫部，想一口吞下去，但又恐怕官军干涉。若长驱深入明境，攻城略地，又恐怕叶赫抄其后路，难于收拾，颇有后顾之忧。因此，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取叶赫部的计划，尽力与明军周旋，以求进取［11］。事实上，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这时已经垂涎辽沈了［12］。
　　自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于佛阿拉宣布“定国政”，建立女真国以来，到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的近三十年间，建州的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女真各部空前统一，领地不断扩大，财富迅速集中，奴隶制国家机器日趋完善，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关系更为明显，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八旗制度已最后确立起来。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所以成为一位民族的领袖，就在于当女真社会进入关键的发展时期，他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扫平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女真社会继续发展铺平了道路。在他进兵辽沈的前夕，确立了八旗牛录制度为国家的组织形式，正是为满族的进步与发展找到了比较合适的体制。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进一步充实、完善化了建州的奴隶制国家体制。除原有的每个牛录设立牛录额真以外，又下设两个代子（即daise，为牛录额真的处手），四个章京（即ang 
gin，原是武职官，现管乡村诸事），四个村领催（即bosoku,译作拨什库，管文书事）。四个章京将牛录中的三百壮丁，分屯四处。规定每个章京下属的人，无论有什么事，去什么地方，都在四个章京的统管下，四屯的人计议而行，有事同办，远行同出［13］。四个章京具体管理三百壮丁，就地生产，或耕或猎都有定制，行军打仗自备糇粮、器械。这样，牛录制度既理行政，又管生产，兼辖行军打仗，成为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牛录制度本身的系统化、完善化，为满族八旗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组织基础。它是建州奴隶制国家的基层单位和社会组织细胞。
　　随着以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贪欲的扩大和女真各部统一战争的发展，奴隶主中央集权制日益加强，向牛录制度更高一级的组织发展和系统化。在完善牛录组织的同时，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下令将五个牛录编作一队，组成一个甲喇（满语为jalan，汉译为扎兰），甲喇的主管人叫做甲喇额真（即jalan 
ejen）。再把五个甲喇编作一队，组成一个固山，固山就是旗，旗主叫做固山额真［14］。固山领真下设左右手，叫做梅勒额真。初设四个固山，即四旗，旗色为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除四色以外，又将四色镶了边，即黄、白、蓝色镶红边，红色镶白边。每个旗帜二幅，长二尺，旗杆以竹或木料做成，高为一丈八尺。黄旗是汗旗，红、蓝、白是贝勒旗。每色旗都有一面画龙，龙色各随旗而异［15］，总计八旗，每旗各设一个固山额真统领。
　　八旗制度初设的时候，八固山都由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及其子、侄统领。汗统两黄旗，大贝勒代善统两红旗，余下的由莽古尔泰、阿敏统两蓝旗，皇太极、阿济格统两白旗。所以，八旗制度建立的初期，都有旗主贝勒统管，具有鲜明的家族统治的性质。
　　万历四十三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所建立、并完善化了的八旗制度，处于满族八旗牛录制度发展的历史转变时期，即是由部落联盟、牛录制度，最后向八旗牛录制度的转变时期，而在此以前的一段时期，部落联盟的首领或部落首领还起着相当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一切活动都以部落为单位。因此，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各部的农业生产仍然是“酋长掌治耕获”。战时，还是以部落为战斗单位，以大将为一军之长，并没有以牛录，更没有以固山之类的名义行军作战。向东海派兵时，以扈尔汉或额亦都等名义出征。凡是征调人员，都按部落出兵，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想再次讨伐叶赫部时，就征调了洪丹部落、土乙其部落、于伊昏部落、同可母部落、朴可部落等［16］。万历四十三年以后就不同了，以“固山”、“牛录”为战斗单位的情况，频载于史，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八旗牛录制度作为满族奴隶制国家存在的形态已经形成或最后确立了。
　　万历四十三年末，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进一步整顿国政，建全官制。设立听讼大臣五名，扎尔固齐十名。凡是有听讼的事，先经扎尔固齐审理，再上达五大臣复审，五大臣审后，上告众贝勒。若是事小，不是生杀予夺等重要案件，众贝勒均可结案。凡是重大案件必须上报给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审理大案时，汗坐在大殿上，令讼者跪在下边。案中诸情，汗都一一详问，准许被审的人申辩。最后，汗据实而断，分清是非，辨别曲直，将事情的表里剖析明白。
　　五大臣、十扎尔固齐以下，设立判官四十员。荐举办事大臣八员，任务是专门守城和兼管乡间的事务。又委派十六名大臣管理仓粮，并配给八名巴克什，协助记录谷物数量等情况。至此，军事、听讼、理财、行政等国家管理机构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17］。
　　各官设立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决定五日一朝，众贝勒、大臣，每五日终了的一天都要集合在汗的大衙门里，凡国家大事，是非曲直，由众贝勒、大臣共议，最后由汗决断。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开创的奴隶制国家，要想发挥国家所具有的全部职能，对内进行阶级统治和对外征战，实施对国家的有效管理，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人才。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采取“任官使能”的政策。他认为，天下全才的人不多，有的精于这件事而拙于那件事。有的人善于统兵打仗，勇冠三军，而不善于管理乡间事务，因此要知人任事。假若委以不能胜任的工作，则毫无益处。有的人居住乡间，善于礼遇宾客，而拙于战阵。用人时应该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委派给适当的职务。为了有效地选拔人才，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命令众贝勒、大臣到各处去查访。凡是有知道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要隐瞒，并指示说：当今国事繁杂，若有众多贤能的人，都能各委其事，则勇于战阵的人给予军职。有益于国家生计而又贤明的人，使他治理国政。通晓舌今典籍的人，命他提供治理国家的好办法，使诸事都能法于古而用于今。有人善于宴请等事，就命他去接待宾客。就是不具备其他的才干，哪怕善于歌唱的，在众人集会的时候，令他歌唱一番，使人人欣悦，不是也很有益处吗？总之，凡是国内有一技之长的，都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18］。这种“任贤使能”的方针，是以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在国家初建时期，广集人才的重大措施。这项政策是极其高明的。
　　由于八旗制度的确立和设官理政，审判听讼，广集人才等，保障了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凡事都各有规定，就是拾得一物，也规定物主取二分，拾者得一分。若拾物不见原主来认领，拾者不得私藏，必须将拾物送到衙门悬挂，等失物者自己来认领［19］。这些措施都为建州社会生产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条件。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还责令各个牛录砍浅森林，填平洼地、削平山岭等开辟农田。还令每个牛录抽出十个壮丁，四头牛，在旷野屯田，以积聚谷物，充实仓廪。同时还掘壕、架桥，便利交通。全境设立边关，置立哨台，分兵驻守。以建州原地为中心，凡所征服的地域都逐渐得到了空前的治理［20］。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在征服女真大部分地区，对内进行整顿以后，在奴隶制国家体制初步完善的基础上，宣告后金国正式诞生。
　　满族奴隶制国家诞生的时候，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先是八旗各个贝勒、大臣举行会议，一致赞同为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上尊号，并作表书，请求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准许。正月初一日，举行了正式建国仪式。
　　初一日甲申时分，八旗各个贝勒，率领众大臣集聚在大殿前边，排列整肃。待聪睿恭敬汗升殿就座后，众贝勒、大臣都跪在下边。八大臣出班跪在汗的座位前，呈上表章。接表的是汗的从弟、近身侍臣阿敦和大臣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以后，由巴克什额尔德尼宣读表章，表章歌颂了各国所仰慕、尊敬的汗及其恩德，称努尔哈赤为大英明汗［21］，国号称“金”，史为“后金”，年号为“天命”，以万历四十四年为天命元年。
　　额尔德尼宣读完表章，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离开座位，率领众贝勒、大臣走出大衙门，对天焚香，行三叩头大礼。拜天以后，回到大殿。汗就座以后，众贝勒大臣各率本旗官员叩见大英明汗，以贺正旦。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22］。
　　后金国虽然建立了，但是，对明廷仍然有所畏俱，不敢公开地打起“金”这个旗号。对外仍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对明廷保持一定的臣属地位。但实质上，努尔哈赤已经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割据一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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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武录》卷1。
　　［2］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载：“纳林布禄贝勒因念兄仇、昼夜哭泣，不进饮食，郁郁成疾。戊戍二十六年春二月，贝勒纳林布禄薨”，《明神宗实录》，卷528。
　　［3］［4］《武录》卷2。
　　［5］《熊经略集》卷1载：叶赫中军说：“我畏奴步，奴畏我骑，原自均敌”，参见《明经世文编》卷480。
　　［6］《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20，卷21。
　　［7］《满文老档·太祖》卷3。
　　［8］《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臾考略》页11（海西）。
　　［9］《满文老档·太祖》卷3。
　　［10］《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1（海西）。
　　［11］郭昌：《东事书》家书之一，参见《玄览堂丛书》。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63载：“老酋起于建州，并吞二部（乌拉部、老土部），收其甲兵、强大，有窥辽左之志矣。”
　　［13］［14］《满文老档·太祖》卷4。
　　［15］《满洲实录》卷4，幼庄：《皇清开国方略》卷4，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
　　［1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20。
　　［17］《满文老档·太祖》卷4，《武录》卷2，国初五大臣为费英东、何和理、额亦都、扈尔汉、安费扬古。
　　［18］［19］《满文老档·太祖》卷4，卷11。
　　［20］《满文老档·太祖》卷4。
　　［21］1613-1618年，努尔哈赤以聪睿恭敬汗之称为主，兼称英明任。1616年以后，主要称英明汗，聪睿英明汗，大英明汗等。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卷2。
　　［22］《满文老档·太祖》卷5。
宣告“七大恨”，首破抚顺城
二、宣告“七大恨”，首破抚顺城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后金国与明廷的关系最后破裂。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决定誓师伐明，出兵进攻抚顺城。四月十三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两万大兵［1］，将要出发攻占抚顺城。出师以前，努尔哈赤书写“七大恨”诉告于天。书中说：我的父亲和祖父没有折取皇帝（系指明帝）边境上的一草一木，没有扰害一寸土地，而明国无故生事于边外，杀了我的父祖，这是一大恨。虽然有杀我父祖的仇，我仍然愿意和睦相处，曾经与边官划定疆界，立石为碑，共盟誓言：无论明人还是女真人，若是有越过皇帝边境的，看见了就应该杀，若见而不杀，则罪及不肯杀的人。明国违背誓言，命令兵卒出边，保卫叶赫部，这是二大恨。自清河城以南，江岸以北，明国人每年偷过边境，侵夺女真地方。我以盟言为据，杀了出境的人，理所应当，而明国不顾盟誓，责备我杀人。逮捕了我派往广宁的大臣刚古里、方吉纳，以铁锁加身，迫使我送去十个人，杀于边境，这是三大恨。明廷派兵出边，捍卫叶赫，使我已经聘定的女子转嫁给蒙古，这是四大恨。把我数世耕种的柴河（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南柴河堡）、三岔儿（今辽宁省抚顺城东北铁岭县三岔村）、抚安（今辽宁省铁岭东南抚安堡）三路，女真人耕种的谷物，不许收获，派兵驱赶，这是五大恨。明国偏听叶赫部的话，以种种恶言诬害我，这是六大恨。哈达部人，两次帮助叶赫侵犯我，我发兵征讨，得了哈达部，明帝必令我返还。后来，叶赫部又数次侵犯哈达部。天下各国，相互征战，哪有死于刀下的人，复令他更生，已经得到手的人、畜返归的道理？大国的君主，应当作天下共主，怎么偏偏与我构怨。先前扈伦四部会兵九路攻我，我始反击得胜。明国皇帝却帮助叶赫部，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加剖断，这是七大恨［2］。
　　“七大恨”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明廷与女真的历史关系的总结，是双方新关系的开端，也是后金对明廷的宜战书和对女真人的号召书。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出师以前，宣布“七大恨”，实际是后金起兵的政治宣言书，即欲报杀父祖的仇，申辩划定疆界的是非；以哈达、叶赫两部的问题为中心，争后金统一女真各部的正当性。以“七大恨”作为对明宣战的理由，是后金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对明廷提出的挑战，宣告从此后金将以国家姿态对明廷割据一方，分庭抗礼，由臣属关系转变为公开的国家对国家的关系。
　　“七大恨”的宣布，所以是明与女真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是因为它是两百年来明朝政府对边区少数民族——明代女真族政策的一个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压迫与反抗，屠杀与争生存长期斗争的必然归宿。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明廷在杀害建州首领董山的同时，联合朝鲜王国官兵清剿建州卫，对女真人民采取剿杀战；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讨伐建州女真，追捕王杲，袅首于京城西市。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再次剿杀建州，杀了阿台、阿海、觉常刚、塔克世等，使建州女真有名的首领扫地以尽。这不能不在女真人的心中埋下仇恨明廷和辽东边吏的种子。因此，王杲入京伏法的时候，努尔哈赤就怀恨领深［3］，早有复仇的想法。所以，“七大恨”首先申明为父祖报仇，不是偶然的。
　　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并吞哈达、辉发、乌拉等部后，除北关叶赫部以外，女真各部几乎都归附了。当建州还是明廷边区一个卫的时候，女真人与汉区之间的逾境采参、伐木是边民的正常经济生活，即使发生了纠纷，也不过是明朝一统天下内部之争。当建州作为一个政权出现时，边境上的一切纠纷，都具有国家纠纷的政治色彩了。“七大恨”中的第二、四、六、七恨，都指责明廷干涉后金的统一事业，妨碍了建州奴隶主们的兼并战争。努尔哈赤俨然以对等的后金国汗王的身份，与明帝分庭抗礼，这是双方政治上的最大变化。众七大恨”中的第三、五恨为明与后金争端中的又一个焦点。以明朝边民越界人女真地区采矿、采参、捕貂，夺取资源与后金保护本区资源，以后金扩大农耕面积与明廷反对后金扩大为经济上的最大分歧，这是后金生死存亡的两大问题。
　　英明汗努尔哈赤无论在统一战争问题上，还是在资源问题、土地问题上，与明廷早有矛盾。但在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为了保持贡赏、市赏和领取年例赏银等经济收入，只好对明廷采取时顺时逆的政策，即当明边备松弛，时机有乘就以蚕食的办法，推进统一战争，扩大地盘，集中人口。当推进弄到明廷出兵、罢市，危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妥协、退让，以缓和一时的矛盾和冲突。
　　建州原来居住在朝鲜王国的东北边境，连接朝鲜北部三甲地区，由南至北，地多高寒，农作物多以大麦为主，产量不高，人民衣食艰难。迁至王国六镇接界的地区以后，良田很少，多是大山长谷，连绵千里［4］，所以，建州产粮面积原来不大，所产不敷所需。后来进入婆猪江以后，因为各种原因，直到努尔哈赤时期，粮食仍无较多的积蓄，不得不籴市于清河、抚顺［5］，而貂、参、松、榛等物产却比较丰富。这些土特产品，经历明代二百多年中，成为女真地区与明代汉区交易，换取米、盐、布、酒的重要物资［6］。建州等女真人与明代汉区交易的中心，主要有抚顺、开原、清河、瑷阳、宽甸等市场，这里的交易构成明代东北边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明代汉区与女真地区区域性的贸易。明朝中叶以后，朝廷政治腐败，贪官敲诈勒索［7］，使边区的朝贡、互市不能正常进行。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先控制了建州三卫、毛怜等鸭绿江以西至辽边的广大地区，将抚顺、清河等互市货源抓在自己的手中。不久，他又以远交近攻手段，争取乌拉布占泰，以求控制黑龙江地区的貂、参资源。因为布占泰靠近北关叶赫部，不能满足努尔哈赤的希望，于是建州便切断了黑龙江地区，以至东海女真各部土产输入北关叶赫的通道，迫使乌拉以北货物经过抚顺市，再转入辽阳。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对乌拉布占泰的决战，以及对东海各部的战争，使黑龙江与东海三部的貂、参来源，都控制在努尔哈赤的手中［8］。努尔哈赤的远见卓识就在于他代表了新兴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将女真社会分散的宝贵财富较高度的集中起来，进而造成明代晚期女真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
　　努尔哈赤早就注意到建州奴隶主集团致富的源泉了。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就以女真国恭敬汗的身份与明廷争利了。方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与明边关副将订立守边盟誓，约为共守皇帝边境，立石建碑［9］的实质也是保护本区资源，保护建州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七月，在明廷的武力威胁下，努尔哈赤对明廷为了表示恭谨和誓守立约的决心，把盗窃叆阳马匹的女真人斩于界碑之下［10］，也是据理而行，是忍小痛而求大利。在保护女真地区资源的问题上，努尔哈赤面临着复杂的斗争，既要反对明朝边吏的欺诈，以劣等货物充赏等不法行为，又不损于臣子的地位和大节，以保持取得明朝的贡、市两赏和领取年例赏银。万历四十三年闰八月，明廷派五十个人到建州的近地叆阳堡铸铁，努尔哈赤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派大臣达尔汉去巡边，进行追杀。明廷得知铁工被杀，决定关闭叆阳市场。努尔哈赤深知罢市意味着割断了建州的一条经济命脉，只好妥协，送回四十多名女真人到明边关求和，明廷才允许开市［11］。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夭命元年）二月，清河城驻守游击官冯有功，驻于后金近地，以金石台为两区界限，双方属地人民各守碑界，不许越过。冯有功为了采运木材，私自纵令军士出界采伐。努尔哈赤认为汉区军民每年过境掘银、采参、伐木、采集松子、蘑菇、木耳等，是对后金的侵扰。为禁此事，根据原来约定，于是，命令达尔汉侍卫再次巡边，邀杀越界的明边兵卒五十多人［12］。辽东督抚，广宁新督堂派人送文诘责努尔哈赤，并将后金使臣刚古里、方吉纳和另外九个人拘捕在广宁。同时，又送书文给努尔哈赤说：我军民出界，你们可以送回来，为什么擅自杀害。努尔哈赤答书说：两家曾经立碑为界，碑上明文载道：知道出皇帝边境的人不杀，罪及不杀之人，为什么你们不顾约定的话，强辞夺理。明辽东督、抚不答应，提出以砍达尔汉侍卫的头为条件，否则，将不放刚古里、方吉纳等人。努尔哈赤在明边廷官将的压力下，被迫悔罪认罚，献出十个人在境上斩首，刚古里、方吉纳才得释而回［13］。
　　关市贸易是涉及女真民族存亡与兴衰的大事。努尔哈赤由纳贡的臣子，转变为敌国之君，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明廷的经济统治，尤其边吏的压迫，使关系日趋激烈。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御史熊廷弼为了控制西部蒙古，分离乌拉等部与蒙古的相互联属关系，突然决定停止女真贡、市两年，致使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集团和各部女真人民所采集的人参烂掉三十多万斤［14］，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了扭转明廷官吏在参价上的刁难，努尔哈赤发明了人参煮晒法，使大量的人参可以长期保存，做到了存售自由，倍得常价，有力地保护了建州奴隶主阶级的利益［15］。可见，后金作为与明廷相对立的国家出现在辽东，也是经济上积怨颇深的结果。
　　努尔哈赤为维持与明廷的经济关系，有时不得不忍辱负重。依照旧例，建州每年向明朝政府进贡蜂蜜。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以后，努尔哈赤已经有进兵辽东的计划，注意积谷备战，以蜜充粮，贮谷实仓，决定暂时停止向明廷贡蜜。明边关抚臣风闻此事，似信非信。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决定派人探明虚实。于是选中了辽阳材官肖子玉办这件事。肖子玉是个无赖之徒，很不正派。他嫌出使建州自己的官职过低，竟佯装都督，乘八抬大轿到建州质问停贡事。努尔哈赤熟知辽阳情况，并知道肖子玉的根底、对于他伪称都督，盛陈仪仗，虚张声势进入建州先不予理睬。肖子玉见建州大都督不肯出城前来迎接“天使”，大发雷霆，威胁说：天使光临，大都督不出来亲自迎接，有侮天朝，将要问罪等等。努尔哈赤认为派来使臣事关朝廷，不单是肖子玉一个人所为，便改变态度，按礼迎接朝廷使臣，亲迎肖子玉入宫，款待十分周到。肖子玉以为努尔哈赤盛情有礼，欣喜若狂。宴席上，他询问努尔哈赤说，近年以来，建州为什么不贡蜂蜜？努尔哈赤应付说：本部蜂蜜如天朝的五谷一样，天不由人，时令各异，丰欠不常。近五年以来，花疏蜂死，无蜜可贡。待花满枝头，丰年有蜜的时候，将按例朝贡。并说：此等小事，“何须圣虑”。努尔哈赤从容不迫，随机应变，使不了解建州实情的肖子玉无言可对。宴后，努尔哈赤又以厚礼相赠，肖子玉大喜。归去时，努尔哈赤远路相送，与子玉并辔而行。分别时，努尔哈赤拍子玉的肩头说：你是辽阳无赖肖子玉，竟敢伪称都督，身临我境。不是我不能杀你，也不是我不能上奏皇上。今天待你以厚礼，是以不轻侮天朝的缘故。你回去代我禀告抚台大人，深致敬意，并转告他以后不要弄虚作假。肖子玉听后，面红耳赤，狼狈西奔［16］。
　　涉及柴河、三岔儿和抚安三地事件的第五恨，也是由来以久的。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计杀猛骨孛罗以后，南关哈达敕书、屯寨、土地、人、畜，都为建州独占了［17］。明廷虽然曾经派人诘责过努尔哈赤，但仍无法阻止努尔哈赤占有南关。这是因为努尔哈赤深知边官多不尽职，睁一眼闭一眼，都不肯深究。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三月，努尔哈赤指派部民垦种南关土地，纠结西部宰煖、卜儿亥、瓜儿兔等蒙古二十四营人马，驰至清河城一带。明边吏深感情况紧急，使调兵遣将，禁止建州市籴。迫使努尔哈赤向御史张涛说明抚安等地，建州已经耕牧日久，只愿将新垦土地一概罢耕［18］。但第二年，明廷边备稍微松弛，努尔哈赤又派部众垦种已经罢耕的土地，并增派部众至汎河口（今辽宁省铁岭县南“范河”）、孤山（今本溪县东南“新城子”）及其近地刘家、仙人洞等地扩耕［19］。明廷边臣将此事急奏朝廷。万历帝旨令广宁总兵张承荫巡边，承荫到边后，指派通事董国荫出使建州。他对努尔哈赤说：界碑要重新确立，柴河、抚安、三岔儿三处所种的田，不准你收获。努尔哈赤争辩说：三处是我祖祖辈辈耕秒的田地，若是令我退耕，不许收获，是欺凌我……［20］。
　　在退地罢耕相持不下的时候，新巡抚都御史郭光复走马上任，大张声势，蓟门（系指山海关内及其以西的河北驻防兵）边兵调防，道路相望。同时，又调动辽阳兵赴边虚张声势。努尔哈赤怀疑朝廷将要发兵讨伐，颇为惊恐。明廷备御肖伯芝又持书来警告。努尔哈赤在如此威胁下，被迫带领妻子等数十人，来到抚顺关请示，申诉说抚安、三岔儿二堡边外，是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牧种。如今，夭朝一定要怀疑我，而欲加兵，我先将妻子送来就是了。巡抚辽东都御史张涛等派通事谕告说，朝廷没有发兵，只是查地而已。努尔哈赤当即提出愿意以儿子作为人质入送，以免北关叶赫诽谤我［21］，也消除边官对我作乱的怀疑。可以将质子送到广宁或留居北京，听朝廷裁定。努尔哈赤用申明自己没有作乱的意思和请求质子表示诚心等办法，摸清了边将的底细，随后便率领妻子等人返回建州。
　　明廷对于努尔哈赤一面强占土地，扩大耕界，一面又主动表示退耕，愿意质子，取信于边官等作法捉摸不透真意，因此，举足失措。在努尔哈赤归寨不久，边臣与御史张涛等议决，派遣督理三营大旗委官籍大成到建州去选取质子，派兵丁马成功等十多人伴行。辽阳守道官白养粹也派差官赵一鹤代替抚顺备御王崇古，另有通事董国荫等佐助籍大成同去建州。朝廷使臣将要到来的消息传入建州后，努尔哈赤派侍卫大臣达尔汉远迎于百里以外。他也离城二十里相迎，并热诚地敬请籍大成等一行进城，设酒款待，厚赠礼物，奉送貂衣挂七件，貂皮三张，红狐皮十九张，马鞍子一副。每宴必条牛幸羊，大宴三天。努尔哈赤在席间详细说明自己多年以来，看边恭顺，并愿将亲生儿子巴布海（第三妾真哥所生）作为人质送入朝廷。这一年，巴布海十七岁，由将领阿都、刚古里等三十多人送入抚顺关［22］。可见努尔哈赤是不惜一切代价，力求不退耕，以保住建州粮食的收入。
　　努尔哈赤虽然质子边廷，但明廷内部对此事的看法仍不一致。兵部认为质子真伪难辨，留着反而会被欺诈，不如送回去为好［23］。惟有都御史张涛认为建州送质子一事，是“旷达盛事”，并以此为据，颂扬努尔哈赤忠顺之心，不必怀疑。同年八月，明廷派遣官员命令努尔哈赤撤耕。努尔哈赤深为惊异，反问使臣说：我已经质子，允许我秋收，你们的马法（即对明官的尊称）怎么说话不算数，反复无常。在明廷的压力下，努尔哈赤由于力不从心，不能不忍耐，只得表示愿意撤出新耕的地。但田中的谷物由谁来收，边吏含糊其辞，不肯说明。努尔哈赤又到了边关，面见都御史，追问庄稼怎么处置。他说，现在庄稼籽粒已经成熟，是否朝廷想收？都御史张涛说，朝廷怎么能收这些谷物呢？努尔哈赤见边官不明确地答复，深为不满，便直追问一句说，是由北关叶赫来收吗？张涛听他话中有怨气，便反问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狡诈呢？哪有东种北收的道理。这里的谷物，待秋成以后，仍然由你们收获，明年不许再种。努尔哈赤只好同意退地、定界［24］。
　　都御史张涛等人相信努尔哈赤质子、退地等行为是忠顺的表现，因此，边备松弛，不加严防。努尔哈赤着准了时机，急发大兵围烧北关叶赫部十九个村寨，掠走了大批的人、畜。明廷边官这才如梦方醒，增派官兵防守叶赫城寨。努尔哈赤利用明廷边关将吏不尽心尽职，搪塞应付，事事不察实情的弱点，采取能屈能伸，时进时退的方法，欺哄边吏，谋求发展。连辽东有名的经略熊廷弼也承认，努尔哈赤这个人不好处置［25］。可见努尔哈赤质子、退地是欺哄张涛等人，使其边方弛备，以便乘机图取北关叶赫部［26］。
　　以事实而论，柴河、三岔儿、抚安三地，都是过去南关哈达部王台的旧地。猛骨孛罗在世的时候，哈达部据有三岔儿、抚安、柴河、靖安（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尚阳堡）四堡近地。努尔哈赤所说的世代祖居耕种的土地，系指三岔儿、抚安两地。愿意退耕的土地系指柴河、靖安两地。按理说，诸地都是海西都督王台的旧地，不是建州祖居地。努尔哈赤必欲占耕，并与明边官争地斗智，结为深仇，其原因就在于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管辖的居民人口日益庞大，粮食问题已经成了一大难题，而建州原有的土地旱涝薄收，扩耕南关地界，势所必然。况且哈达部原有的部落都隶属于努尔哈赤了，人归地随，自然争执的症结不在土地属于谁，即使明廷决定应当给还哈达部，那么实际上也是归努尔哈赤管辖。关键的问题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对不对，他应不应该独立地向外发展？建州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以至向汉区发展，初期是为了谋生存，厚积蓄。明边臣也深知此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坚决拒绝他向外扩耕。明朝官员认为不许努尔哈赤扩大耕地面积有五大好处，这就是：一，阻止努尔哈赤扩大耕地面积，使他不得逼近内地，防止他们窥探边防的虚实；二，阻止努尔哈赤向西扩耕，防止努尔哈赤势力接近北关叶赫部，使他不得随意侵扰叶赫边境；三，阻止努尔哈赤扩耕，不使他粮料充足，人强马壮，生侵犯边境的念头；四，努尔哈赤粮料不足，一遇到荒年必然到边关来叩头乞粮，请求到清河、抚顺籴粮，这样，朝廷抓住他这根小辫子就可以随时彰扬朝廷生养之德；五，至于在清河、抚顺市场上允许他市籴多少，以他的顺逆为转移，顺从就多籴，不顺从就少籴。朝廷想用此驾驭努尔哈赤［27］。这五点的实质是使努尔哈赤的建州国，不得独立生存，切断其向外发展的道路，使其乖乖地依附于明廷。因此，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集团与明边官在争执耕地问题上结仇怀恨，便是自然的了。
　　总的说来，“七大恨”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明廷与女真族积怨很深的问题，作为边区的少数民族，不能不由这些世代所积存起来的争执而勾起民族的情绪和义愤。所以“七大恨”的提出起到了某种号召作用，成为后金奴隶主阶级打着民族旗号，对明王朝宣战的政治宣言书。明朝京官也都清楚这一点，指出“七大恨”是一片“激挑之意”［28］。它是两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后金奴隶主政权对明廷的公开抗争。它正式揭开了明廷与女真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努尔哈赤由明朝的守边臣子到起来造反不是偶然的。二十年来，努尔哈赤对明廷的态度逐渐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虽然口称共守皇帝边境，然而与明廷的矛盾却日益在加剧，逐年在激化。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官余希元出使建州的时候，努尔哈赤发誓说，我管事十三年，保守天朝边境九百五十里，不曾有二心，并对余希元口称“天朝老爷”，这是历史事实。然而，二十年后情况变化了，努尔哈赤兼并了哈达部，占据了辽东险山（今辽宁省凤城东北石头城附近）、宽甸、大甸（今辽宁省宽甸县永甸公社）、新甸（宽甸县青椅山公社赫甸）、永甸（今宽甸县永甸）、长甸（今宽甸县长旬）等六堡等地，势力渐大，对明廷的态度也相应变得强硬，竟将朝廷的一个卫与明廷并列起来，称作你我“两家”［29］。这时，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余希元再次出使建州，规劝努尔哈赤与朝鲜王朝和解，努尔哈赤对余希元的态度已经不似从前了，不是当作十年前的余相公或“天朝老爷”了，而是在言辞举动方面多有不恭之处［30］。后来，建州部灭了辉发部，于乌揭岩大败乌拉兵，势力又有所增长，便对明廷停贡，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起，长达三年之久。还声称要抢明朝辽东关市，派遣使臣进入北京，大肆素赏，甚至，冲御道，投书抗议边民入境不返等，与明廷的矛盾愈演愈烈。明廷已经洞察到努尔哈赤“反形已著”，“变态已彰”了［31］。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一举消灭了乌拉部，接着火烧北关十九城，建立后金国，其势可以与明辽东官军抗衡，时刻窥视辽左［32］，并决意公开与明分庭抗礼，待“七大恨”公布于世的时候，已经与明以“南朝”与“北朝”相称了［33］。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初，努尔哈赤对众贝勒、大臣说：我们与明国有“七大恨”，其他的小恨不胜枚举。今天，我们若是征伐明国，应当多方计议，假如公开修整攻战器具，恐怕泄漏军机，最好以修建众贝勒马厩为名，先派七百人去伐木，然后秘密地制造器械，以备攻战用。
　　那么，英明汗努尔哈赤怎么不早不晚，偏偏把对明朝的战争选在万历四十六年呢？因由十分复杂。概括地说，有四点：
　　第一，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兼并乌拉部以后，建州奴隶主阶级试图继续推进统一战争，将女真各部完全统一起来。但两次对叶赫部的用兵都遭到了明廷的阻挠和干涉，同时，明廷派遣官军驻守叶赫部东西二城，使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的统一战争，打不下去了。从此，努尔哈赤进军辽左的念头渐渐成熟起来。从万历四十一年开始，努尔哈赤命令每个牛录出十名壮丁，四头牛，单独找旷野屯田积谷。万历四十三年又再次提及这件事。同时，积极养蜂储蜜，不向明廷朝贡，增编牛录，完善八旗制度，以备征战。万历四十兰年，建立后金国，黄衣称朕。足见，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夭命三年）对明开战是从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等方面作了长期备战的必然归宿，也是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声与中朝（即明朝）为难”［34］，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有“窥辽左之志”的继续。换句话说，后金奴隶主阶级已经觉得有相当的力量与明廷较量了［35］。
　　第二，由于明朝边吏贪贿，边廷的贡赏、市赏都不能正常地进行。边关自从万历皇帝从京城派来个税吏高淮，就更加每况愈下了。高淮极力搜刮民脂民膏，拖欠建州参钱，长期不还。为此，努尔哈赤曾经率领轻骑兵五千到抚顺关上挟赏，要求或给还参钱或将欠参钱的人交出来［36］。同时，明辽东边官在进行贸易中，不是凌辱贡使，就是赏赐草率、拚命克扣［37］，连努尔哈赤兄弟也不能幸免。这就使后金奴隶主集团不能正常获利，不得不下决心放弃市赏、贡赏之利，以图大举［38］。
　　第三，自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以来，辽东军民连续越边采木、掘银、挖矿等，造成明金双方关系紧张起来。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在“七大恨”中指出，“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汉人偷逾出境，侵夺女真地方”［39］。对此，后金奴隶主阶级十分恼火，认为是“扰害无极”［40］。所以，努尔哈赤频频要求“声辽人之罪”，也构成了揭开战幕的一个近因［41］。第四，促成抚顺之战的另一个近因是辽地连年大灾。从万历四十四年起，辽东就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后金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阶级，虽然积储有年，但连年大灾，导致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老弱死于道路。努尔哈赤无可奈何，只好命令本部居民到朝鲜王国去就食。万历四十五年，后金全年缺粮，且逢大灾［42］。出兵抢掠抚顺，既是后金奴隶主阶级求生之路，又可以使人马饱腹，缓解危急。这些因素，促成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阶级下决心采取军事行动。从时间的选择来看，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偶然性。
　　同年三月，英明汗努尔哈赤传令各个牛录额真，令其催促部民用心饲养战马，整顿盔甲、兵械。四月，动兵以前，颁布攻城策略，谕令领兵的众贝勒、大臣说：平时处事应肖以正直为主，战时应当尚智巧谋略。战争中能够做到不劳已，不损名，克敌致胜的可以作为三军统帅［43］。英明汗努尔哈赤颁布了攻城、野战的策略以后，又具体的布置说：每个牛录出五十个甲士，以十个甲士守城，四十个甲士出征。四十个甲士中以二十个甲士造做云梯两件，以备攻城。同时申明军纪说：自出兵的那一天起，到班师回城止，军士不准离开本身所在的牛录，违抗的逮问详察。若是甲喇额真（即五牛录额真）不向所属军民申明汗的法令，罚甲喇额真和违抗的人马各一匹。若是甲喇额真已经申明了军纪，那就将违抗的人正法。又对官兵作了具体指示，他说：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的职务非同一般，凡是汗所委托的人，不能胜任的可以引退，如果免强接受了，则会率领百人误了百人的事，率领千人则误了千人的事。各个官职都涉及到国家大事，非同小可。凡是攻城夺邑，如果有一、二个人盲目的率先登城，那不值得赞扬，受伤、死亡也不给赏，不记功。凡是毁坏城垣的记首功，由固山额真记录下来。城垣破坏，固山额真吹响角螺，各处兵同时进战时，率先登城的人记大功［44］。在进攻抚顺城以前，英明汗努尔哈赤就作了这样的物质、军事和精神等诸方面的准备。
　　四月初，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决定四月十五日，在抚顺大开马市。消息传到了后金后，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认为时机已到。四月初八日，后金奴隶主集团召开秘密的军事会议，研究军事形势和攻城部署。四贝勒皇太极积极主战，他说：对明开战，必须先夺抚顺城，此城是我们出入的要路和通向明朝边关的门户。李永芳要大开马市，边备必然松弛，应该以精兵伪作商人，混入城中，内外夹击，大事必成［45］。英明汗努尔哈赤同意了皇太极的作战方案，并研究了四项具体措施。第一，以厚赏收买、引诱抚顺城的兵卒。令作向导［46］。第二，派人鼓动西部宰赛、煖兔等蒙古二十四营到抚顺讨赏，以分散李永芳等人的注意力和官军兵力。第三，派遣汗的两个儿子前往广宁府，探听明军统帅部的意向及战备情况。第四，大造入市经商舆论，以迷惑明边官。计划议定后，努尔哈赤命令众贝勒、大臣分头去布置。
　　四月十三日，英明汗努尔哈赤在军前正式宣布“七大恨”的同时，申明军纪说：凡是阵中所获得的人，不许剥取衣服，不许奸淫妇女，不许分离夫妻，抗拒者必杀，投降者不许乱杀。拜过堂子后，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抚顺开去。大军行进三十里，分兵两路，到古勒山城宿营。十四日，八旗兵分八路冒雨前进，抵达斡珲鄂谟（今抚顺县境）郊外安营。当晚，英明汗努尔哈赤，将先朝金国的历史讲给蒙古额驸恩格德尔、萨哈连听，并自我表白说，自古以来，作为君主的，都身经战阵之苦，然而都未能永享尊位。今天我兴兵到此，不是为了图取大位，以求得永远享受，只是因为明国屡次构怨，难以容忍，不得已而为之。当夜兵分两路，左翼四旗兵进取东州（今辽宁省抚顺县小东公社东州村）、马根丹（今辽宁省抚顺县救兵公社马郡）。努尔哈赤与四贝勒皇太极统率右翼四旗兵以及八旗护军直奔抚顺城。
　　大军出发前，英明汗努尔哈赤派遣二子前往广宁府城，十四日夜间到达辽东总兵张承荫的府邸作客。席间，二子与张总兵谈笑风生，对饮欢宴。一子见总兵官已经有些醉意，便问道：总兵大人，我父亲的志向可不在小啊！我们屡次进谏，他就是听不进去。若是一旦统兵南向，大将军有什么计策？张承荫毫无警觉，只是自夸朝廷的威德和辽边守备如何坚固，却没有对应之策。二子见天色已晚，情况也探明了，便微笑着告辞而去［47］。同一夭，后金市貂、参的“商贾”在抚顺关宣称，明天将有三千人的大市。十四日，努尔哈赤派遣总兵官麻承塔扮作马商，赶着马群向抚顺关出发。十五日早晨，麻承塔等在抚顺关大市上佯作贸贩马匹，同时又派八百人到抚顺城去讨赏。这时蒙古宰赛、煖兔各部披甲戴盔，于辽河两岸下营，也到抚顺城讨赏。这时，后金又有“商贾”驱赶数十辆貂、参大车，缓缓而来引诱抚顺城内居民出城东关交易。乘混乱之机，皇太极所率领的五千伏兵与麻承塔的商队，在一声号角响过后，都突然拥到抚顺城下，城内外顿时大乱，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大队也及时赶到，内外夹击，喊杀声震夭动地。李永芳等闻讯登城，稍做抵抗，便与中军赵一鹤等投降了。千总官王命印、把总官王学道、唐铭顺等率领部下搏战，都死于战场，其余如白云龙等官兵都乘乱逃跑了。抚顺城官兵有五百九十多人被俘。军民死伤两万人，近万人被掠走。同时，东州堡也失守了，守堡李弘祖战死，军士被掠走二百二十多人，马根丹堡守备李大成及军民被掠去一百六十多人，共计三城被掠走官兵近千员［48］。主要被掠走的是居民，以三城为中心，旁及五百余座台、堡（明史为115座），地域从抚顺城外伸越百里，共被掠人、畜近三十万。十六日，英明汗努尔哈赤留兵四千，折毁抚顺城，收乒到抚顺东北的旷野，扎营于嘉班城，论功行赏，将人、畜分给众军。降民编了一千多户。俘虏中有山东、山西、苏州、杭州、易州、河东、河西等地的商人，计八路商贾十六人，分别赏赐路费，令他们各带“七大恨”书一份，返回家乡。
　　后金攻掠抚顺、东州、马根丹等三城以后，把大批的人、畜、财物分给众军，功大的多赏，功小的少赏。伤重的多赏，伤轻的少赏。战死的甲士优赏。所得的财物，连分五天还取之不尽，到二十日，只好将余财送往老寨［49］。
　　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失守后，后金已经把人、畜、财物分尽，明军还迟迟没动。辽东巡抚季维翰自己不懂军事，只是发红旗催促总兵官出战。广宁镇守总兵官张承荫亦素不习战，又毫无设防。听到抚顺失守的消息，大惊失色，手足失措。他迫于抚臣李维翰的一再催促，才不得不出战［50］。因此，抚顺陷落的第五天，张承荫才集合边军前往抚顺增援。援军五路并进，追到抚顺城南的边墙口外时，蒙古宰赛、煖兔各营兵仍然集中在辽河西岸，察哈尔林丹汗的兵从西边压向东方，炒花部屯兵于镇静堡（今辽宁省北镇县白厂门附近）外。后金兵在东引诱明军，宰、煖各营呼应于西，使明兵进退维谷，顾虑重重。镇守总戍张承荫，分营列队，步伍十分错乱。另有辽阳副将颇廷相，海州参将蒲世芳，游击梁如贵等，共统兵一万多人。后金军向东退，明军不敢紧追，只蹑其后侦察、跟踪。如此情况，后金侦卒报给了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以后，两贝勒决定披甲迎战，并上报给英明汗。努尔哈赤当即分析说：明兵不是想与我们对阵，只是为了报告他们的上司，已经把我军驱逐出边了而已，目的是欺骗君上罢了。命令额尔德尼巴克什传告两贝勒，不必出击。两贝勒坚持请战说，我兵可以乘势袭击，若是默默的回兵，明军必然以为我兵是怯战。最后，努尔哈赤同意出击，两贝勒开始拔营进战。
　　这时，明兵分三处据山守险、掘壕，布列火器，安置营盘。张承荫临战采取三营分列的战法，阵脚不稳，军心不定。面对后金八旗兵的猛烈冲击，急放火器，矢发如雨，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金兵冒死冲阵，不多时，将明军三大营兵层层围困起来，明军已经四面受敌。这时，右营游击刘遇节首先临阵脱逃，各营相继大乱，纷纷溃败。八旗兵随后追杀，明军死伤无数，尸横相枕。镇守总兵官张承荫、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共五十多员阵亡，明残军被追杀四十多里，得以脱身的仅十分之一、二。丢失战马九千多匹，抛弃盔甲七千多副，火器、刀、枪等损失惨重。后金军大败广宁援军，凯旋回师，努尔哈赤再次论功行赏。二十六日，后金将抚顺等处的窖谷大批地集中起来，随同大军运往都城赫图阿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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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二》页9下。
　　［2］《满文老档·太祖》卷s。
　　［3］官应震：《辽蓟情形并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7。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7，《九十九筹》卷，参见《玄览堂丛书》。
　　［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载：“两关地界沃饶，而建州高下不等，苦涝薄收……而粮不继，势不得，取给清、抚之籴。”
　　［6］毕恭：《辽东志》卷3。
　　［7］马文升：《抚安东夷记》页2。
　　［8］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载：“太祖自吞南关，尽并乌龙江上诸夷，独擅人参、松子、海珠、貂皮之利，日益富强、威制群雄。”
　　［9］《满文老档·太祖》卷1。
　　［10］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9（建州）。
　　［1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12。
　　［12］《神宗实录》卷552。
　　［13］《满文老档·太祖》卷5载：这十个人是囚于狱中的叶赫部人。明边官认为是“生事部夷”。
　　［14］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四章。
　　［15］《武录》卷2。
　　［16］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
　　［17］《明神宗实录》卷528。
　　［1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7（建州）。
　　［19］《明神宗实录》卷519。
　　［20］《满文老档·太祖》卷4。
　　［21］张涛：《属夷家事互拘揭》，参见《筹辽硕画》卷2。
　　［22］张涛：《建夷质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阿都即努尔哈赤从弟阿敦。
　　［23］《明神宗实录》卷512载：“章下兵部议，已而兵部以奴子真伪难辨，留之反为所绐，不如遣还为便，上是之。”
　　［2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8（建州）。
　　［25］熊廷弼：《东夷归疆起贡疏》载：“奴酋能强能弱诡谲而难驭也”，参见《筹辽硕画》卷1。
　　［26］薛贞：《申饬固守大张挞伐疏》载：“……自认质子为恭顺，我已堕其术中……其意在图北关耳”，参见《筹辽硕画》卷4。
　　［27］《明神宗实录》卷519。
　　［28］官应震：《合词恳发多金疏》载；“迹其七宗恼恨之词，浑是一片激挑之意”，参见《筹辽硕画》卷5。
　　［29］熊廷弼：《议款原图修备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
　　［30］《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30载：“奴儿哈赤…对希允礼貌言辞比前倨傲，希允心惧，疾驱而归。”
　　［31］《明神宗实录》卷457。
　　［32］官应震：《合词恳发多金疏》，参见《筹辽硕画》卷5。
　　［33］傅国：《辽广实录》卷上，参见《丁丑丛编》。
　　［3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1上（海西）。
　　［35］薛三才《兵食计当蚤决疏》载：“奴酋……其威力足以吞并诸夷，其财力足以纠连诸虏”，参见《筹辽硕画》卷4。
　　［36］邓之诚：《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3。
　　［3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载：“太祖受赏于抚顺关，辽人士习狎气凌之，宴赉殊草率，且负参貂之值。”
　　［38］亓诗教：《用人安攘疏》载：“夫抚顺为酋市赏之处，不难一举而尽付之兵火之中，其不贪我市赏甚明”，参见《筹辽硕画》卷43。
　　［39］《满文老档·太祖》卷6。
　　［40］《武录》卷2。
　　［41］熊廷弼：《议留贤能饷司疏》载：努尔哈赤“其抢抚顺也，激于采木之仇”，参见《筹辽硕画》卷40。
　　［4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12载：“且言上年（1616）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云。许多群胡逐日出来，则供给之物想必浩大。”1618年5月，唐世济在《增饷臣预輓输疏》载：“东土大灾”，参见《筹辽硕画》卷5。
　　［43］［44］《满文老档·太祖》卷6。
　　［4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载：“四王曰：抚顺是我出入处，必先取之。今日四月八日，闻李永芳开大马市，再二十五日止，边备必疏，宜先令五十人佯作马商，驱马五路入城为市，嗣即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举炮内外夹击，抚顺可得。”
　　［46］何宗颜：《风霾屡作可惧疏》载：“边关守堡之卒，……受其厚赏，……转为响导”，参见《筹辽硕画》卷4。
　　［47］此事《国榷》卷83载是抚顺的事，《博物典汇》卷21载是清河的事。据张承荫死于四月可知，《博物典汇》所载有误。
　　［48］谈迁：《国榷》卷8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明神宗实录》卷568，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1，《满文老档·太祖》卷6，李维翰：《黠奴计陷孤城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
　　［49］后金出多少兵攻占抚顺，史载不一。王先谦：《东华录》载：“步骑二万征明”。《武录》、《满文老档》等书皆载有十万之众。据辽抚李维翰在《黠奴计陷孤城疏》中载：“三万余骑围着抚顺城。”兵部尚书黄嘉善在《各边防御宜亟疏》中载：“抚顺之战，奴兵对敌者不下三万，而其余未动者尚列九营，则所称五、六万不虚也。”本书暂依《东华录》为凭。
　　［50］顾大礼：《时事可畏敬掳微忱疏》，参见《筹辽硕画》卷8，《满文老档·太祖》卷6，《明神宗实》卷51。
　　［51］《满文老档·太祖》卷6，《明神宗实录》卷56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9（建州），顾廷相：《正军法定官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
苦战清河城，顽强不罢兵
三、苦战清河城，顽强不罢兵

抚顺、东州、马根丹等三城诸台堡陷落，辽东军民和财物损失惨重。不出五天，辽东精锐之师，广宁援军又被后金所歼灭。消息传到北京，明廷大为震惊，京城内外一片慌乱。兵部急忙上报皇上，要求积极调兵遣将，启用原任宁夏总兵官右都督李如栢，以原官挂印，镇守辽东。兵部点名推举兵部侍郎杨镐任辽东经略。启用原任总兵官杜松，以原任驻扎在山海关。调用义州参将贺世贤，以原任主管辽阳副总兵事务。都司佥书杨于谓升任沈阳游击。备御郑国良，以都司佥书职衔主管铁岭。又召总督蓟辽侍郎汪可受首先出关统镇全局。命令顺天府巡抚大臣移镇山海关。保定府巡抚大臣移镇易州。启用原任总兵官王国栋，以原任镇守居庸关、昌平诸地。命令总兵官刘綎、柴国柱等赴京听调。尚书薛三才上奏说，昌平是陵寝重地，城濠平浅，请派兵前去挑濬［1］。
　　经过一番调兵遣将以后，辽东边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有将无兵。总兵官汪可受奏称：征调的兵目前尚未集结，请朝廷允许，先训练当地居民，命令他们人人各自为守。凡是在辽河东西广大地区的生员、秀才等人，暂时停止科举考试，令他们各自组织义旅，有功的人可以破格赐给科名，并号召原来没有官职的人，凡是带领起家丁四、五百人的，任命为副将、参将、游击等职衔，带起二、三百名的，任命为都司职衔。各堡现有的军士，固守一个月的，记大捷一次。固守半个月的，记中捷一次。坚守五天的记小捷一次［2］。同时，又恳请皇上速发币金，要求凑集饷银百万两，以大兴问罪之师。然而廷臣都白白地劳费了心血，万历帝以军饷无措为辞，只出内币十万金。同时，诏告天下说：有能斩努尔哈赤的头来献者，赏金千两，并赐给世袭爵位［3］。
　　明廷上下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不断地侦探后金的动静，谍报称：努尔哈赤已经后退三十里，意思是说已有悔悟之意。朝鲜李朝官员也摸不清底细。前来报告说，努尔哈赤自从侵犯抚顺城以后，退居巢欠，鼠伏不出，是畏惧夫兵征讨，悔罪无地自容了等。事实上，后金奴隶主阶级的总方针是继续向辽左进军，不间断地向西推进。对于朝鲜王朝只是作个外交姿态，取得邻国的同情，通书友好。给朝鲜王廷的印象似乎是攻陷抚顺等城堡是出于不得已的，大有悔罪自责，“备见忠顺”的样子［4］。然而，对于明军底细，努尔哈赤等建州奴隶主们，一时也不完全清楚，不知道明廷将要发多少兵前来讨伐。因此，在攻下抚顺城以后，在军事上暂时采取守势，没有乘胜深入辽地。
　　后金军攻占抚顺等城以后，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面前，摆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内部急需要安置、调整。他除了积极备战，防止明军进剿，在外交方面缓和与朝鲜李朝的关系以外，对明廷也施以缓兵之计，即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表面上为与朝廷讲和，放回明东厂差役张儒绅等四人，书文备述七宗恼恨，自称建州国汗，实则是消弥明廷的主战情绪，争取时间，把主要精力用来稳定、安置内部［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稳定、安置内部的中心问题是安定汉族民心，他除了将破抚顺等城所获得的牛、马、财货、粮食大批地搬回国内［6］，保证了国内人民经济生活的稳定以外，对汉族降将，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联姻办法，进行笼络。抚顺游击李永芳被招为额驸，以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配给为妻，晋升他为副将，享受较高的待遇。同年闰四月初八日，后金为李永芳举行婚礼，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齐集，大开宴席。同时，努尔哈赤下令将编组的抚顺降民一千多户，进行较为细致的关照，不使他们父子兄弟离散，不使夫妻分离。凡是有兄弟、父子、亲戚、家仆没有能够相会的，都一一察出，令他们各自团聚。财物遗失的察归本人。此外，对这一千多户编民又分别给予牛、马、阿哈、衣服、被褥、食谷。配给食用牛一千头。每家分给大母猪两头，犬四只，鸡十只，甚他食物尽量给予满足。这一千多户的家庭生产与生活方式不予改变，仍旧依照明朝的旧制，设置各级官吏，由额驸李永芳继续统管［7］。
　　以英明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攻克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不仅获得了大批的财物，而且地域向西推进了二百多里，人口激增，归降、被掠的人口，加上原有的户口合计已经以百万为计了［8］。其中增加的人口以汉族为主，这就不仅有加强一般统治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征服汉族民心的向题［9］。后金攻取抚顺的时候，努尔哈赤释放了八省十六名商人，各给予路费，使他们能够回到本乡。这种作法至少可以起到后金不杀俘虏等的宣传作用。张承荫全军覆没以后，所有的被俘官兵中，凡是南方人，努尔哈赤都主动把他们放回去，各给银三两，以示恩赏［10］。凡是内中有投降的家丁（此种人一般都勇于战斗），都给予优厚的待遇，配给妻室，并给一犬、二鸡、二鹅、一牛、一紬、四布，月给米一斗［11］。这种作法起到了笼络汉官，收买汉族民心的作用。同时，后金积极设防，准备对抗明军的进犯，在通向明边的沿途各个村寨，努尔哈赤下令设置精兵驻守，互相联络，严加守卫［12］。
　　努尔哈赤已将内部安定，可明廷集兵筹饷的事仍然进展不大。抚顺失守初期，万历皇帝一时震怒，决心对后金进行征伐。以兵部尚书黄嘉善，大学士方从哲等为首的众大臣纷纷上书，急请发出内币。万历皇帝对此无动于衷，直到众臣“章满公车”，才准许发内币十万。军事上，备战三个月，只启用了一名经略，二、三名总兵官。朝廷大臣会议，一般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广宁镇守总戍张承荫所统率的万名辽东精锐之师，兵败以后，部分兵丁变成了散兵游勇，分聚于各堡，多的上千，少的也有数百［13］，朝廷及其边将都不过问，更没有人召集和重新组织。因此，京城内外，人心惶惶。
　　正在明廷上下举棋不定，手足无措的时候，努尔哈赤将原来东厂的差官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等四个人放回来。努尔哈赤放他们回来的目的，是以求和为名，让他们传递，加有印文的“七大恨”［14］。在张儒绅等归来的路上，努尔哈赤严加设防，沿途的各个村寨多设精兵，多的达千员以上，相互联络。努尔哈赤进行武装示威，针对明廷上下害怕战争的心理，利用张儒绅去宣传。结果，经张儒绅一宣传，那些早已丧失斗志的朝廷大臣，更加灰心丧气，与后金决战的情绪，骤然低落下来［15］，出兵征伐更遥遥无期了。努尔哈赤的做法达到了缓兵之计的目的。
　　努尔哈赤在稳定内部、缓和外部的压力以后，鉴于明廷无所作为，便实行蚕食明朝边境的方针，即实行试探性的不断向前推进的方针［16］。这是努尔哈赤向辽左进军总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四月二十二日，后金释放张儒绅以后，见明朝边关既没有加强边防，也没有增援集结，便以大量的银币送往乃蛮、炒花等蒙古各部，邀请他们协助进兵。五月十九日，努尔哈赤发兵三千，攻取抚安堡（今辽宁省铁岭县东南抚安堡）、花豹冲（今辽宁省铁岭县催阵堡公社花豹冲）。又发兵五千攻克三岔儿大小十一堡，而蒙古宰赛贝勒出兵三千作为声援。二十日，招服和攻取了崔三屯及其周围的四堡，总计攻下十七个堡，将掠夺的人、畜、财物、窖谷都向都城运去［17］。凡是明朝边境的田间禾谷，都纵马牧放，而乃蛮、炒花部也出兵相配合，进犯长勇堡（今沈阳西南的彰义站）［18］。
　　后金继克抚顺、东州、马根丹等诸城堡以后，仅一个月，又使用小股兵力，伙同蒙古各部，蚕食边境，使明廷防不胜防。五月二十一日，经略杨镐兼程赴任，他刚到山海关，就得到诸堡相继失守的消息。万历皇帝为形势所迫，谕令总兵官杜松、刘綎等星夜出关，拨太仆寺金六万两，以购买战马［19］。又赐给经略杨镐以尚方剑，颁旨：总兵官以下不听从命令的，以尚方剑处斩［20］。
　　然而，从整个辽东的军事情况看，明军的状况很糟。朝廷财政空虚，军饷不能及时筹办，将令不行，士气低落。从四月到七月，所征调的将领迟迟不肯出关。蓟镇的援兵到关仅有五千人，又分散防守。新募的一万兵卒刚刚操练，有的因军饷不济，几乎散去［21］。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持观望态度，不肯出兵。各城堡兵源不足，松山等重要城堡守兵多者不过五百。每次后金军入境攻城夺堡时，各城堡的守军既不敢出战，也不敢相互救援。只有副将李光荣带领的一千五百人和王宣带领的数百人虚张声势［22］。结果，开原以东的城堡丧失了一半，抚顺以东二百多里尽陷于后金之手。
　　明朝广宁巡抚鉴于后金呈书求和，朝廷援兵不到，便于六月二十二日派七人到后金去讲和，要求后金返还所掠去的人口和土地。这时，明边关既没有兵力能剿杀后金，也没有相应有效的对策，派使讲和是从极其软弱的地位出发的，幻想在谈判桌上收复失地。努尔哈赤的回答却是：我以征战所得的人，哪怕是一个，哪有归还的道理。若是承认我的行为是对的，除了已经得到的一切以外，还应该给我增加金、银、帛、蟒缎等赏赐。”若是认为我不对，那就不能讲和，仍然兵戎相见。和谈失败，明使只好返回［23］。
　　明廷调将和集兵的缓慢，给后金军的迅速行动，积极备战提供了可乘之机。明廷尽管得知后金兵力增强，又联合宰、煖二十四营，近十万之众［24］，威胁边境；努尔哈赤派人在黑龙江采木、造船等情况，但因边臣没有机动的兵力，官兵又都畏战不前，只好坐观形势的发展。
　　同年七月，英明汗努尔哈赤明知明军虽然声称讨伐，但短期内不会有更大的作为，立刻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推进占领辽沈的总方针。
　　清河城是努尔哈赤的眼中钉、肉中刺，使他时刻感到是个威胁。四年前，明朝巡抚山东都御史翟凤种曾经说过：建州奴隶主们最贪的是清河、抚顺两个市场贸易之利，最害怕的是抚顺、清河两处官军的“捣剿”［25］。因为抚顺、清河两城是后金通向辽沈的门户，离赫图阿拉最近，路途也比较方便。这自然对后金是个最大的威胁，使努尔哈赤时刻不能安枕。
　　清河攻守战前，明经略杨镐，曾以清河城四山环抱，只有正东一路通向鸦骨关（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南三道关），以守为绝境，以战为奇地，用四个月时间，进行了认真的修筑。城上布列火炮、枪、铅子、铁弹子等武器，并指令守将邹储贤说，敌人若来侵犯，应设伏于城外的山径小路或山间之地以牵制敌兵，万万不可拥兵于城内，束手待毙［26］。杨镐的这个守城指令是正确的。
　　七月二十日，英明汗努尔哈赤率领众贝勒、大臣统兵向清河进发，当夭围困了鸦鹘关。二十一日，镇守清河主将邹储贤得到后金军前来攻城的消息，即刻下令闭门拒守。守城副手将领张旆要求出城迎战，邹储贤拒不听从。守堡官张云程竭力相劝，邹储贤也不采纳，连出城打草的数百名军卒闻讯奔回城下，守城主将拒不开门收纳，一律拒之门外［27］。邹储贤率领守军六千多人，利用城上设置的一千多座大炮以及滚木雷石等武器，据城设防，决心进行死守。
　　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大军，浩浩荡荡，于二十一日清晨到达清河城外。他立即传令各旗战士，尽快围城。八旗士卒有的冲到城下竖云梯，有的放箭，霎时将清河城围得水泄不通。城上的守军凭险坚持抵抗，千炮轰鸣，滚木雷石齐下，石矢如雨。八旗战士冒死冲击，当即死伤惨重，造成第一次猛攻失利。英明汗努尔哈赤改变战术，命令全军退出城下，改近攻为远围。后金军首战吃了败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见城防严密，强攻不利，就决定进行招降。派遣大额驸李永芳到城下劝降。城守副将邹储贤见前来招降的是李永芳，即刻大怒，指骂李永芳是不义之人，并告诫说，若不即刻退去，将要放箭。见李永芳招降不成，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只好再次强攻。于是命令八旗战士环城猛攻。守军顽强抵抗，炮声震天，火光闪闪。八旗士卒死伤很多，攻战再次失利。努尔哈赤被迫再次下令，全军后退，暂时停止攻城。这样，八进八退，从清晨战到星斗满天，后金八旗士卒战死的多达数千。最后，在夜幕掩护卞，努尔哈赤令各旗军士以板车挖城墙，致使清河东北城脚陷落，乘守军一时慌乱，后金军乘机叠尸登城。邹储贤知道再守已经没有希望了，便焚毁衙门、屋宇、妻、孥等，亲自披甲上阵，遥见李永芳大骂赴敌，终于战死在疆场。努尔哈赤挥军入城。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在二十二日清晨攻破清河城时，城内尚有明官兵六千四百多人，户五百多家。八旗兵入城后，与城内军民巷战，被杀军民以万计，剩下的部分壮丁，被强行驱赶北去。为了防止明军再次占领清河城，努尔哈赤下令将城全部拆毁，又命令将三岔堡（今辽宁省铁岭县东南“三岔子”）到孤山堡（今辽宁省凤城县东北孤山屯）一带所有的房屋尽行焚毁，又下令拆毁了一堵墙（今辽宁省本溪县东北乌家城子）、碱场（今辽宁省复县西南谢屯公社盐场村）二城，使明军从清河城到抚顺城一带无存身之地。然后，收取各地窖中谷物，运回都城。凡是田中青苗都纵马牧放［28］，造成五、六十里之内，不见人烟。
　　清河之战，是后金与明朝两军攻守战中第一次激战。后金尽管出动了八旗劲旅，仍损失相当惨重，明军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使英明汗努尔哈赤及其部下众贝勒颇为震惊，特别是在八旗士卒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河守城有法，官兵抗战志坚，竟没有一兵一卒投降。连后金的一般八旗士卒也由衷称赞［29］。
　　清河之战说明，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奴隶主阶级，拥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八进八退的顽强斗志，正说明了八旗兵良好的战斗作风，而清河失守固然与主将邹储贤死守孤城，怯于野战等的战法有关，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明军官兵畏敌丧胆，不敢与后金八旗兵进行对阵，邹储贤死守孤城，不敢外设伏兵就是一证。然而，几明朝各路援军退缩不前，皆无求战之心更能说明问题。援辽总兵麻承恩，在努尔哈赤统兵围清河城的前两、三天就知道后金军欲犯清河城，而他竟不积极赴援，只统率一千健卒，从沈阳进到开原，再也不想前进了。七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统兵离开赫图阿拉向清河城进发时，明将李如栢已经得到了消息，也不肯积极增援，竟移兵到懿路（今辽宁省铁岭县南懿路）驻防，待清河信使前来告急，才缓缓起兵。当清河城已经全部陷落时，李如栢自汎河（今辽宁省铁岭县南“范河”），王宣自辽阳、麻岩自开原、郑国良自铁岭、杨于谓自沈阳，先后到达。他们只见清河城一片废墟。众将中唯独叆阳参将贺世贤率兵五千及时赴援清河，中途与后金军相遇，大战一场，互有杀伤，后金兵死亡一百五十三人。然而，当他返回驻地时，千总陈大道等率领新兵砍开宽甸木栅，越山而逃，堡中商民都随官军四散而奔，以致全城逃之一空［30］。
　　明朝末年，朝廷政治腐败，从皇帝、各部大臣到辽东镇、抚各官，不论事情大小，都互相推委，辽东的战局变化就是一面镜子。努尔哈赤攻占抚顺城的时候，朝廷大臣都象热锅上的蚂蚁，纷纷上奏，出谋献策。三个月以后，调将增兵进展不大，张儒绅从后金归来一说，人心涣散，整个备战松松垮垮。突然听到努尔哈赤攻陷清河城，又紧张起来，这才下令重新调整辽东守军的驻防。令总兵官李如栢、王宣驻守沈阳，麻承恩驻守开原，都司冯应魁、参将李怀忠驻守铁岭，麻承宗驻守中固，赵启祯驻守汎河，孙守任驻守懿路，罗万言驻守蒲河（今沈阳市东北蒲河）。贺世贤、刘遇节、卜向绩等能征惯战的将领率兵屯驻各城之外。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看到明朝边防的重新调整，防守力量稍有增强，便改变了继续夺取较大城堡的方针，采取严格守备，骚扰明边的办法。从此，后金与明军相互出击，互有胜负，致使战局出现相持的局面［31］。
　　八月初，北方的秋收季节到来了。明辽东官军与后金军以争夺粮食和扰害对方收获为中心，展开了相互袭击战。先是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两位大臣纳邻、音德率领众贝勒庄上的阿哈八百人，在距边境二十里的浑河、界藩之间的嘉木湖地方收获谷物。临行时，努尔哈赤对两位大臣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告诫他们：白天督促收割，夜里隐避在山险的地方。办法是：今夜宿于南山，明夜移住北山，今夜宿在东山，明夜改宿西山，经常变更驻地，使敌方摸不清踪迹。在此易受袭击的地方，必须谨慎行事。纳邻、音德领命而行，分八百人为两部分，纳邻率领四百人在浑河南岸打谷，音德在浑河北岸打谷。两个人都违背了汗的旨意，不肯勤于变更驻地，为明辽东官兵探明。九月初四日，总兵李如栢派兵夜袭纳邻谷场，砍杀收谷的阿哈七十多人，另外的三百多人逃散了。努尔哈赤以两位大臣违令，下旨没收纳邻的全部家产，没收音德家产的一半，又以哨探叶古德侦探情况不明，没收他的三分之一家产［32］。
　　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商议，为了对明军的侵扰能够给予有力地还击，适应目前的战事发展需要，必须改变临时征调兵丁的办法。鉴于内地兵，尤其是东部兵马路途遥远，往返太疲劳，决定在界藩造城驻守。这样，可以随时向明朝境内放牧，扰害其耕种和收获。平时，以放鹰、狩猎进行困扰，使明兵不得出城，出来就派兵斩杀。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议定后，便开始选择基址，搜集石料，砍伐木材，建筑界藩城［33］。
　　九月初，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兵五千，从抚顺侵入明境进行抢掠。总兵官李如佰率兵出战，两军展开了激战。后金这次出兵的目的在于掠夺，以扰害明边，因此，出边以后只顾掠夺，未料到会被李如栢军所袭击。李如栢督催部将游击尤世功、王平等分左右两翼对后金兵进行夹击，后金兵一时招架不住，败溃而走，有七十六人被明军斩于马下，丢弃战马八十八匹，盔甲、旗帜等器械很多［34］。
　　九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再次派兵深入明边。从抚顺关口舌路台以北、会安堡（今辽宁省抚顺市北“会元堡”）诸地，沿边杀掠，一直到西北方的懿路，西南的黄歹屯，顺长五十多里，俘掳一千多人，烧毁房屋几百间。路经抚顺关时，将所掠来的屯民三百多人杀死在关下，以报七十个阿哈被杀的仇恨。同时，命令一名被掠的人携带书信到明边关，书中说：你们大国若是认为我不对，而想战的话，可以约定战期，或十天或半个月，进行决战。否则，若认为我对，就送金、帛来。你大国偷袭我的耕奴一百，我就杀你耕奴一千。你们岂能不出城，在城内耕田吗［35］？努尔哈赤怀有很重的复仇之心。经过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秋季的袭击战，明、金的关系更加紧张了。这时，明廷征集的军兵尽管缓慢，但也初具规模了。为了鼓舞士气，征伐后金，万历皇帝不惜以二十万金，镐赏官兵。为了配合出征之师，明廷大行悬赏活动，提高赏格。宣布：若能有生擒努尔哈赤或斩头来献的，赏给白银万两，晋升为都指挥。对于努尔哈赤的亲子、亲孙等所谓八十个总管，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二千两，晋升为指挥。对于努尔哈赤伯、叔、弟、侄等所谓十二亲属，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一千两，晋升为指挥同知。对于其中军、前锋、书记、大汉女婿等，所谓领兵十二个大头目，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七百两，晋升为指挥佥事。对于努尔哈赤的亲信、中外用事的人，所谓八十名小头目，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六百两，晋升为正千户。以上各官都世袭不替。凡是降附后金的明延官员，李永芳、佟养性、佟养仕等，若能绑架献出努尔哈赤或作为内应的，免去死罪，并酌情升赏。北关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等，若能擒、斩努尔哈赤的，赐给建州原来所领的全部敕书，并晋升为龙虎将军［36］。
　　十月，在明廷赏格的鼓舞下，北关叶赫部的锦台什令其子得儿革台州统兵五百袭取后金辉发城外的一个村寨，共杀男女七十多人，前来边关上报。明廷立刻颁赏黄金、白银二千两，彩缎二十表里［3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叶赫袭击村寨十分气愤，决意进行回击。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初二日，就与众贝勒整兵振旅，讨伐叶赫部。大贝勒代善率领大将十六员，统兵五千员，先行驻守扎喀关，以备阻止明军增援。初七日，努尔哈赤亲统大军深入叶赫腹地，从克伊特城尼雅罕寨开始，一直杀掠到叶赫大城东十里。把叶赫大城外的牲畜、居民都掠夺一空，被焚掠的城寨多达二十个。与叶赫友好的蒙古牧群也全部掠走。叶赫部贝勒锦台什急速派遣使臣报入开原，明总兵官马林率领开原、叶赫部联军前来追击，追赶四十多里，努尔哈赤早已退到边界六十里以外去了，只得收兵回营［38］。
　　清河失守以后，努尔哈赤蚕食辽左，焚掠叶赫部等的军事骚扰，进一步震动了明廷。除了大行赏格捉拿努尔哈赤以外，不得不采取武力，加快讨伐准备。努尔哈赤侦知这种情况后，一方面继续备战，以便进一步向辽左进兵，同时也不得不通过各种办法，缓和明廷上下的备战情绪。于是，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十一月，将攻占抚顺时掠来皇家的五个人（共掠十个人）、通事一人和李参将家中一人，共七个人放还，稍示和解之意。一个月以后，即同年十二月初二日，明经略杨镐派遣承差李继学，携同前月放还的两个人来到了后金，以探听努尔哈赤和解的真意。实际上，经略杨镐愿意听李如栢的话，李如栢本人就不积极主战，有讲和的机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夭命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李承差和通事等五人，携带后金文书返回广宁时，杨镐才明白了努尔哈赤不肯罢兵的决心。后金的回文中说：要讲和可以，但是皇上要责备辽人；撤回出边的官兵（系指守叶赫的官兵）；承认我做的事都是对的，解我“七大恨”，尊封我为王，再将我过去的岁赏和抚顺原有的五百道敕书，再加上开原的敕书一千道都给我的军士。另外，给我和众贝勒、大臣加缎三千匹，金三百两，银三千两，我才肯罢兵［39］。
　　经略杨镐等人派遣使臣到后金，主要意图是要求后金罢兵、求和，和谈的地位是极其软弱的，否则，努尔哈赤是不会如此强硬的。努尔哈赤的经济要求，相当于明代女真各部对明的全部朝贡、市易以及明廷全部赏赐的总和，看上去提出的是经济条件，实际上是使明廷承认努尔哈赤统一和统治女真各部是合法的，并占有辽左的部分地区，是个政治条件。而公开的政治要求，就是求个王爵。这以武力改变了的现实，是明廷这个“天朝”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流血的战争已经越来越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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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神宗实录》卷568，卷569，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9（建州）。
［2］《明神宗实录》卷568。［3］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9（建州）。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7。
［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7。
［7］《满文老档·太祖》卷6。
［8］官应震：《南北借凑共济时艰疏》载：“自抚顺至张家楼子，几可三百余里……所失地方自马根丹直至张家楼业已二百二十余里”，“老幼…丁壮之掳及奸狡之归降者已数百余万”，参见《筹辽硕画》卷7。
［9］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载：“奴……不惜金赏，收拾人心”，参见《筹辽硕画》卷9。
［10］官应震：《庙算万全当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
［11］黄克缵：《存大计捐小费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12］赵兴邦：《敬陈剿守机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5。
［13］薛三才：《急议应猝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7。
［14］《明神宗实录》卷568。
［15］薛凤翔：《朝政用人为要疏》载：“无奈张儒绅之言一入，而谈辽事辄高阁束之，肘后置之矣。夷书之浡漫不见怒形于色，酋势猖狂犹且谈笑而道”，参见《筹辽硕画》卷12。
［16］焦萝熊：《讲求全策立奏荡平疏》载：“酋又乍进乍退，变幻莫测，邀买人心，蚕食边堡”，参见《筹辽硕画》卷6。
［17］《满文老档·太祖》卷7。
［1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19］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20］《明神宗实录》卷573。
［21］杨一桂：《急发橐积增选裨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6。
［22］杨镐：《速救蓟兵出关疏》载：“差通使万国辅飞驰北关金、白二酋寨内，调兵援助，金、白二酋坚执不允，只说保守家事……有迁延观望心”，参见《筹辽硕画》卷7。
［23］《满又老档·太祖》卷7。［2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25］《明神宗实录》卷524。
［26］杨镐：《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27］赵兴邦；《清河失守大将寡谋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军士及居民五万人”被害，究竟清河城有多少人，无法确知。参见，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满文老档·太祖》卷7。
［2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虏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清河，…虏至今胆寒……虏兵八进八退，死伤极多，朝而战见星，……城主力战而死，士卒亦无投降者。”
［30］《满文老档·太祖》卷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杨镐：《权便移民以绝贼望疏》、《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赵兴邦：《清河失守大将寡谋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31］杨镐：《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32］［33］《满文老档·太祖》卷7。
［34］《明神宗实录》卷57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
［35］《满文老档·太祖》卷7，周永春：《留续调兵马移将臣出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3。
［36］《明神宗实录》卷577。
［3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满文老档·太祖》卷7。
［38］《满文老档·太祖》卷8。
［39］《满文老档·太祖》卷8。
激战的前夜
第四章　萨尔浒大战

一、激战的前夜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三月，明军与后金军大战于萨尔浒山，（今辽宁省抚顺县上马公社境），此战就是历史上的萨尔浒大战。
　　努尔哈赤在进攻抚顺城的前夕，就以“七大恨”誓师，公开对明中央政权宜战。萨尔浒大战的直接导火线是由努尔哈赤攻克抚顺城引起的。明廷对后金的征战也是从这里开始准备的。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针对明廷的备战，积极准备迎击。双方的战争气氛日益紧张，战争的乌云越集越浓。
　　当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明朝京师的时候，万历皇帝嚇然震怒，决意所谓“大彰天讨”。群巨纷纷上奏讨伐建州的方案。最先提出具体进兵方案的是山海关主事邹之易。他慷慨陈辞地说，，努尔哈赤不过是女直的一个部落首领而已，同其弟舒尔哈齐占据宁古塔的哈喇赛（疑系赫图阿拉）地方，富庶而有计谋。努尔哈赤杀弟，并兼领其众，相继吞并猛骨孛罗。现在拥众五万，占地四千多里，一旦与西部蒙古宰赛、煖兔各部勾结起来，全辽怎么又能为我们所有？当今之计，必须急速补充将领，拨发币金，筹集军饷，集结大兵，以大将统率，三路出击。一路从抚顺出发，从间道直走宁古塔，捣其老巢；一路从叆阳、清河进发，堵截于前；一路从辽阳或走穆家（今辽阳县西南穆家卜）、蒲河或走懿路、武静营（今沈阳市西南大武镇营），以横遏其冲突。引列虎蹲大将军等火器在前攻击，配合神枪、短刀［1］。这位主事官杀气腾腾，大有一举致努尔哈赤于死地的气概。他的方案虽然没能全部卖施，但它反映出明廷主战气氛是很高的，对于敌我力量的估计，偏重于高估自己，低估了后金。这种思想在明朝这个“天朝大国”里是很自然的，它不是一个主事官一时的冲动，而是从皇帝、大臣到一般官吏、使臣，无一不是如此。对于明朝自身有多大的力量，实际上能动员多少人力和物力，却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抚顺等城失守后，朝议纷纭，主战声浪压倒一切。明廷派往朝鲜李朝的官员，对于朝廷备战的估计更加乐观，对于胜利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他富于激情而又不加掩饰的说：朝廷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必擒获元恶，枭首于藁街，献于九庙［2］。他认为努尔哈赤的结局必然与其外祖父王杲相同。明廷上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以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为首，加紧备战，积极督师出关。
　　腐朽的明朝虽然积极主战，但行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全部的备战过程几乎为努尔哈赤牵着鼻子走。最初，他们将出师日期定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六月，因为兵铜不济，将不出关，兵不听调，无法如期出师。在备战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枢臣黄嘉善心急如焚，坐如针毡，急忙上奏万历皇帝，请赐给经略杨镐以尚方剑。皇帝旨令：总兵官以下若有不从命的，可按军法从事，立即处斩。七月，努尔哈赤统率大军克取清河城，全辽震动。消息传到京师，皇帝再次震怒，下旨严厉责备督臣说：清河被陷，敌势猖狂，各个总兵官仍然逗留在关内，都不肯先驱赴敌，所谓御敌之忠心究竟哪里去了？于是，准枢臣所请，赐给经略以尚方剑，并责令限期剿灭狂虏，严守封疆［3］。在努尔哈赤蚕食辽边，不断地向辽左腹地推进的牵动下，明廷将出师期限又定在八、九月间［4］。然而，待八月已经期满时，总兵官杜松仍然没有出关，出师的日期仍无消息。据八月份兵部报告：援辽兵马，只有宣大、山西已经起程，其他各路兵马都没有筹办。
　　四个月以后，即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各路兵马稍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所集结的官军，经过杨镐查点，报告给皇帝的结果是：西方所调的兵马，仅仅马林所部经过了挑选，其他各路都是羸弱不堪的兵卒，不能参战。万历皇帝不得不再下严旨：命令各地督抚各官，必须严令各镇、道等官员，务必挑选精兵良马，指定由现任官员统领，以期抵达辽边。如果仍然象以前那梓以老弱充数，不经选拔，且逗留不进的话，将从重处置［5］。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明朝各路兵马，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相继到关了。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共同商定出师日期。初定各镇、道官员于二月十一日到达辽阳演武场集中，酌定分兵、马为四路。左手北路，即开原路。从靖安堡出边，以原任总兵官马林（宣府人）为主将，以开原管副总兵事务的游击麻岩（大同人）为副将。管铁岭游击事务的都司郑国良，管海州参将事务的游击丁碧，原任佐击葛世凤，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祯，管新兵中营原任参将李应选，原任守备江万春等随征，统兵一万五千多人。以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宣府人）监军，以岫岩通判董尔砺为赞理。此路会合北关叶赫兵马，分路并进。左手中路，即沈阳路。从抚顺关出边。以山海关总兵杜松（榆林人）为主将，以保定总兵官王宣（榆林人）、总兵官赵梦麟（陕西人）为左右手，下有右翼营游击刘遇节，原任参将龚念燧，原任参将柴国柱，原任游击王浩，原任参将张大纪，原任游击杨钦，原任游击王海龙，管抚顺游击事务备御杨汝达等。由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统兵二万五千多人。右手中路，即清河路。从清河至鸦鹘关出边，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栢（铁岭人）为主将，以管辽阳副总兵事务参将贺世贤（榆林人）为副手，下有左翼营管游击事务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事副总兵李怀忠，总镇坐营游击戴光裕，总镇左翼营游击王平，总镇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冯应魁，武靖营游击尤世功，西平堡（今辽宁省盘山县古城公社古城子）备御加御都司喻成名，加御都司李克泰，原任游击吴贡卿、于守志、张昌胤等，统兵两万五千多人，以分巡兵备道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右手东路，即宽甸路。从亮马甸（今辽宁省宽甸到桓仁一带）出边。以总兵官刘綎（江西人）为主将。下有管宽甸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兵大营都司姚国辅，山东营都司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江兵营备御周冀明等，率兵一万五千多人。以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县城）、盖州（今辽宁省盖县县城）兵备道副使康应乾监军，以同知黄宗周赞理。此路会合朝鲜李朝官兵一万三千人，由镇江（今辽宁省九连城）游击都司乔一奇监军。［6］明军四路，合计八万多人，合朝鲜李朝、北关叶赫部兵，共十万多人。
　　明军各路官兵部署就绪，督臣宣布军纪、军令，要求各路官兵加强联系，以使彼此声悉相闻，脉络相通。进兵日期以距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远近分别酌定。若有迟误军期或逗留不进的，大将以下论斩。官军临阵不前的立即斩首。各军兵卒以冲锋陷阵，破敌立功为主。不许临阵争割首级。当敌人败走以后，准许割取敌人首级报功。若是敌军未败就先行争割首级的立即处斩等，共申明军纪、军令一十四项［7］。为了杀一警百，以振军威，将抚顺失守时阵逃指挥白云龙枭首示众［8］。
　　明廷得到经略杨镐的奏报以后，知道征调的四路大军已经云集。朝廷文武各官以为方略已经决定，军中立功赏格已经宣布，恐怕拖延太久师老财匮。所以，大学士方从哲不断地移文辽东督促出师［9］。经略杨镐鉴于各路官兵已经誓师，都在整装待发，也觉得胜利在握，视后金兵不在话下。声言后金如要与官兵相抗，势必以卵击石。于是，二月二十四日，即在出师前夕，竟派遣女真人一名，前往后金去下战书。书中号称出动大军四十七万，三月十五日，将分路挺进，公然将进军日期通知敌方［10］。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仅老于用兵，而且善于用计，他使用汉人进行侦查［11］，情报准确。明廷将近一年的军事调动，他几乎都有所闻，并相应地作出了严密的军事部署。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克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堡以后，五月间努尔哈赤就知道将与“天兵”相战，这一认识与明廷最早的出师日期，即六月兴兵是完全一致的。足见，明军的战备情况，努尔哈赤是比较清楚的。因此，努尔哈赤的战备也与明廷的四路用兵相吻合。后金在明廷备战期间，积极地抓了军事实力、防守和侦察工作，进展很有成效。后金军攻克抚顺、清河以后，有大批的汉人进入后金，分统于额驸李永芳部下。当两军会战临近的时候，努尔哈赤挑选上千名汉人，剃成满族发式，身穿满族衣服，充实到八旗劲旅中。又有部分朝鲜人编作朝鲜营。同时，日被打造盔甲、器械，发给所谓乌龙江“精兵达子”，扩天了军事编制，加强了军事实力［12］。在明军将要进军的东路牛毛岭（今辽宁省桓仁县西牛毛大山）一带，砍伐大树，设置路障，量地势险易分别防守［13］。在明西路军所过的浑河要冲，努尔哈赤命令军卒在上游叠坝，堵塞浑河水流，积水设伏，诱敌深入［14］。其次，严密封锁消息，加强侦探活动，作到知己知彼。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五月，努尔哈赤严令国中，不许任何人私自外出或与外界人员擅自往来，不许泄漏消息，未经允许不准出入国界［15］。所以，明廷在四路出师以前，对于后金的情况知道的很少。相反，明军的部署，却为努尔哈赤一一知晓。因为，李永芳投降后金以后，努尔哈赤给予优厚的待遇和比较充分的信赖。通过李永芳的关系，英明汗努尔哈赤有计划地组织哨探（即明人所说的“奸细”）。从辽东各个城镇，到明京城内外，处处都有后金的侦探人员。辽东经略等官深知努尔哈赤的耳目，关内关外无所不有，弄得明军防不胜防。明廷的朝中大臣也承认，辽人久为努尔哈赤所用，凡是官军的一举一动，甚至辽兵、辽马、辽饷，努尔哈赤无不熟知［16］，结果，“我师未出，彼防己预”［17］。可以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以前，对明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其战备防守做到了有的放矢，行动上取得了比较充分的自由。又比如，后金攻克抚顺以后，努尔哈赤见明廷主战气氛很浓，便于闰四月，放回东厂差役张儒绅等四人，以缓和明廷的备战和主战情绪。五月，努尔哈赤见明军集结动作迟缓，便率兵攻克抚安、三岔儿、花豹冲等地。七月，攻破清河城。九月，大掠会安堡。十二月，掠夺北关叶赫部，时机都选得合适，真是来去自由，无所畏惧。在两国交兵之际，在军事上取得如此大的行动自由，这就使人不能不承认努尔哈赤争得了军事上的主动地位，它充分表明了努尔哈赤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在此期间，不可忽视的是努尔哈赤在与明廷接战的前夕，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在朝鲜李朝和北关叶赫部的问题上，与明廷展开了激烈的外交争夺战。争取朝鲜王朝的同情和支持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重大问题。明廷最初掀起“大行天讨”的声浪很高，朝鲜国王也深深地感到有一个强大的后金国存在，对自己的国家是个严重的威胁，因此，对于明廷出兵抱着积极响应和支持的态度，表示愿意亲提三万大军合兵征剿［18］，也曾经派出使臣出使北关叶赫部，规劝锦台什、布扬古，要坚定信心，按期出师，不得有误［19］。但当朝鲜国王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力量，自己国家的利害关系以后，对于明廷的讨伐战能否必胜，十分怀疑。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五月，明廷使臣到朝鲜王廷时，国王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说，我国与天朝义如君臣，况且有壬辰之变（即公元1592年，明廷出兵援朝抗倭战争），拯救我国于水火之中，天朝若是有什么事变，我国君臣当为前驱，万死不辞。然而，我国素来兵农不分，朝令夕聚，势所难为。今天努尔哈赤的势力很强，远非建州卫李满住时期可比。并建议说：我兵可以在边境上阵兵跃武，大张声势，作出虎豹在山之势，观察建州动静，相机而动。若是贸然深入，轻行进剿，恐非万全之策。朝鲜李朝君臣的看法，就军事实力说是比较客观的。经总兵官李如栢初定，朝鲜王国出火器手七千，驻在接近明朝边境的某地，声援明军进剿［20］。可是不久，经略杨镐又改变了初议时的出兵数目和任务。他从进军的需要出发，对于朝鲜国王退缩不前，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深为不满。六月份，杨镐召见朝鲜王国使臣吴业男的时候，指令说：北关叶赫还能出精兵万人协助天兵，你们难道只调七千之数？必须集兵一万待于境上。吴业男争辩说：李都爷既然已经答应了七千，老爷为什么又增加了三千？杨镐强令说：李都爷不知道彼此的情形，征讨时我当依据情况指挥。你急速返回去，师期将在八、九月间［21］，不得有误。这样，朝鲜李朝官兵的参战是很勉强的。
　　从明廷第一次调动朝鲜李朝官军参加战争的时候起，努尔哈赤就比较详细地知道了。明廷五月派遣使臣去朝鲜李朝求师，努尔哈赤几乎同时也派十二个人出使朝鲜国。后金的使臣向朝鲜国王表示：我国因为怀有“七大恨”才兴兵攻克抚顺等城的。我国将与夭兵相战，你朝鲜国不可不知。辽东派人来请兵，若是你朝鲜国出兵相助，我国将在会宁、三水、满蒲等地派一支兵马，并希望朝鲜王廷谨守封疆，不得出兵帮助明军［22］。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当明廷在辽阳誓师的时候，后金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使朝鲜王廷中立，曾派得力的大臣再次出使朝鲜王国，以进献貂皮五百领的重礼，向朝鲜国王表示友好［23］。
　　努尔哈赤的另一个外交对象是北关叶赫部。萨尔浒大战前夕，北关叶赫部已经被努尔哈赤包围和孤立起来了，对后金有畏惧之感，对于明廷与后金双方的战争，基本上抱着观望的态度［24］。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当明廷在辽阳誓师的时候，努尔哈赤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清醒地知道北关叶赫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便派遣卜路等四个使者出使北关叶赫部。这四个人原来是北关叶赫部人氏。他们回到叶赫部后，面见锦台什、布扬古，因为携带的书信丢了，就口诉说：我家祖父（系指努尔哈赤的父、祖）与你家祖父，都是官军害的，为什么你们不报仇雪恨，反而与官军一条心，和我家为难。今后，我们两家讲和，共同报仇雪恨，希望你们不要出兵帮助明军。因为锦台什、布扬古与努尔哈赤之间有杀兄杀父之仇和分尸之恨，便严辞拒绝说：我等世受国恩，若有他心，天地不容［25］。努尔哈赤遣使北关叶赫部，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尽管遭到了严辞拒绝，但在锦台什、布扬古两位首领的内心来说，也不能不深思，不能不顾及后果。因此，从这以后锦台什、布扬古更加顾虑重重，不敢把自己的军队编入明军，处于迟疑坐困的境地。在出兵数目、方式等方面与明廷计较再三。明廷原来想让叶赫部出精兵一万，合开原路马林军，统一指挥［26］。锦台什、布扬古提出叶赫部兵要自成一军，不愿意将自己的部下归汉官指挥。明廷没有办法，但又不肯放手，只好以南关哈达王台的遗裔王世忠（在明任指挥职务）执令旗，督促北关叶赫军队［27］。这就是萨尔浒大战的前夕，明廷与后金在外交方面的争夺情况。朝鲜王廷、北关叶赫部，在这次战争中的迟疑态度，是努尔哈赤积极的外交活动所产生的良好后果和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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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神宗实录》卷569。
　　［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0。
　　［3］《明神宗实录》卷573。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7，卷129。
　　［5］《明神宗实录》卷577。
　　［6］《明神宗实录》卷579，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九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载：明军四路“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人”，《宋幼清九翁集》卷1载：四路“号十二万．不满十万人”。杨镐：《恭报师期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7］《明神宗实录》卷579。
　　［8］《建州私志》卷下，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9］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建州）。
　　［10］《满洲实录》卷5。
　　［11］杨镐：《先陈梗概疏》载：“……况贼中汉人极多，……更多值奸细，密贿西虏，每每入探师期”，参见《筹辽硕画》卷10。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13］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1。
　　［14］《明经世文编》卷502。
　　［1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1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2，《明神宗实录》卷51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
　　［1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8（建州）。
　　［1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
　　［19］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载：“高丽人以一人宣谕北关，必期坚心自强，协力助顺”，参见《筹辽硕画》卷19。
　　［20］《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卷127，卷129。
　　［2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22］［2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卷157。
　　［24］《熊经略集》卷1载：“锦台什、布扬古的中军说：“只缘奴诱占南关、灰叭诸部，又诱宰赛来抢，而乌龙江一带江夷，……又被奴以利诱去，唆令抢我，我四顾皆敌，不能不惧。”杨镐《速敕蓟兵出关疏》载：“今（金、白）或见我势弱，虑恐嫁祸，不免有迁延、观望之心”，参见《筹辽顿画》卷7。
　　［25］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参见《筹辽硕团》卷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页5。
　　［26］薛三才：《按征倭播事例酌议兵食疏》载：“督臣又谓，密谕北关报有精兵万人”，参见《筹辽硕画》卷4。
　　［27］董启祥：《恭陈征剿事机疏》载：“盖闻北关不欲汉官督阵，而欲独成一军，此断不可许也”，参见《筹辽硕画》卷1。
全歼杜松军，击溃马林部
二、全歼杜松军，击溃马林部

明廷经过一年多的备战，讨伐大军已经部署就绪。上自万历皇帝，下至文武群僚，以武力解决边陲祸乱，已经毫无疑问了，皇帝下决心说：“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1］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明廷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军事赌注。
　　明军于二月十一日，在辽阳誓师以后，决定二十一日开始，各路大军先后出边。不巧，十六日，天色突变，乌云密布，纷纷扬扬飘下漫天的鹅毛大雪，东北的大地上，一夜之间，换上了银装。白雪茫茫，银山起伏，寒风凛冽，按计划出师进剿，已有困难。经略杨镐不得不紧急请旨，将出师的日期后推到二十五日。明军出师的日期尽管一拖再延，而仍然是困难重重，军事准备工作一直拖着后腿。总兵官刘綎曾经在四川任事，很得川兵的信赖。他对川、贵士兵的战斗力颇有信心。因此，屡次申请征调川兵。然而，兵部殆不用心，不予急办，致使刘綎迟迟不能出关。刘将军说：要我出关，必须等待川兵，若是有川兵二、三万人，我可以独挡努尔哈赤的军队，不用其他路军助战。有如此信心百倍的将领和军士，又提出了合理易行的要求，遇有明君贤相，其何乐而不为？而枢臣方从哲、黄嘉善不懂得军事，不察实情，恐怕师老财匮，一味地催促进兵。经臣杨镐迫于“明旨之切责”，极力以红旗催战，不容刘綎等待川兵，强行督促出关进剿。四路出师的具体时间安排是，西路沈阳、开铁两路于三月二日到二道关［2］，合营后再分路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进军。四路大军务必在三月三日会师于赫图阿拉，率先到达战地的以炮声为号，传令各军，不得有误［3］。
　　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针对明军的部署，精心侦察，其中各路统帅、兵马数目都比较详尽的了解。他召集诸贝勒、大臣进行了多天的谋划，制定出了具体的作战方略。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对付明兵的一路，利用地形，分设少数兵力拖住其他各路，即奉行大额驸李永芳的主意，“凭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4］。
　　杜松军先在沈阳集中。二月二十八日，出师日期刚一到，他就急速挥军前进。第二天中午，全军到达抚顺城宿营。杜松为人耿直、勇敢、廉洁，身上刀痕箭瘢如疹，从不贪财惜命，颇有古代名将的风度［5］。由于他身不畏敌，心欲立功，求战心切。二月二十九日晚，杜松将军又下令从抚顺起程，军士手持火把，星夜急促进军，以日行百里的速度，越五岭关，直抵浑河岸［6］。
　　杜松将军所以进军这样急，这其中还另有缘故。杜松本是一位耿直的武将，对于这次出兵所定的师期持有异议，他认为朝廷兵饷不济，士卒之间互不熟习，将领之间的关系不协调，不便于大举兴师。而经略杨镐轻率寡谋，面对枢臣催促进兵，不考虑实际情况，诸事都谋于辽东总兵官李如栢，朝廷有人骂他“糊面丧气，甘为木偶”，以李如栢的是非为是非［7］。因此，他对于杜松将军的合理意见置若妄闻。杜将军无奈，秘密派人入关，以书上奏，乞请朝廷暂缓师期。杜将军的所作所为，被李如栢侦知，杜将军的送书人被截回来，重责十军棍，杜将军的建议不得实行。杜将军的合理意见不被采纳，又迫于军令不得不赴战。二月十一日，在辽阳誓师的时候，李如栢在酒宴上佯敬杜将军酒一杯，口称：我把头等功让给你。杜松受他所激，矢心不疑，举杯一饮而尽，决心争立头功［8］。出师以后，李如栢又令人在杜松军中诈传：清河路已经进兵，努尔哈赤即刻将要被擒。杜松一听更急了，便驱兵速进［9］。当过五岭关的时候，遇到后金两个村寨，杜将军挥军向前，横扫以尽，活捉十四名女真人，缚往经略处报功［10］。然后，不顾疲劳，当夜三更，兵锋所至，已经到达浑河。
　　然而，杜松将军贪功气傲的劲头也相当严重，在浑河岸边，监军张铨劝阻杜将军说：今天夜幕当头，师期还没到，是否就地驻营，等到明天清晨再渡河东进不迟。张铨是个读书人，庄重多谋。他劝阻杜松，既是持重之言，可防止冒进赴险，同时，也反映他内心的想法。他对这次朝廷兴师动众，“大彰天讨”，能否如愿以偿，颇有疑惑。他认为后金精兵至少也有三、四万，其中人人能战。我兵能够同他们搏斗的，仅仅是各个将领部下的家丁。每个将领部下一般有家丁数百人，其他的兵卒都是“五合六聚之众”，加上野战是后金军的长处，官军的短处。官军以劳赴逸，以客挡主，很难取胜［11］。杜松对张铨的劝阻，置之一笑，轻蔑地说：我军义旗东指，谁敢抗颜，只有乘胜前进，有什么师期可谈。说罢，命令手下军卒探试浑河水势，选择渡河地点。不多时，探马前来报告：河水不深，仅及马腹，河中还有小船数十只。杜松听报大喜，一边举杯痛饮，一边对众将说：这真是天人齐助啊！于是，他弃船不坐，身不披甲，策马大呼而进，急催军卒渡河。手下的将士见将军身上没有披甲，急请披甲再进。杜松大笑，并且骂道：身入阵战，披坚甲岂是大丈夫所为！老夫束发从军以来，不知甲重几何，今日你们众人想以甲苦累老夫不成。谈笑之间已经到了河中，进入水中的有杜松本部亲兵及右营游击刘遇节的五千骑兵，人、马、车营近万名。开始河水平稳，众军涉水渡河，入河的战车有五百多辆，杜松命令内丁在前开路。当渡河官军大部分行至河中时，未料后金军早已按照努尔哈赤的命令壅沙于浑河上游，阻水作坝，蓄水高达数丈。后金军卒得知明军人、马、车已经拥入河中，便掘坝放水。突然大水咆哮而下，向杜松军猛扑过来。总兵官赵梦麟看见水势猛涨，感觉势头不对，极力向杜松谏言，要求停止过河，杜松不听。车营各官也来恳请回师，杜松更是不理。水位渐高，人人各自奔命，兵卒淹死在河中的近一千余人。后军的大炮等重火器都阻于河岸，一水相隔，分军为二。争渡过河的，又当傍晚，寒气逼人，军不成军，乱作一团［12］。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得知明经略杨镐已于十一日在辽阳誓师。杜松将军从抚顺路进军的消息亦被其探到，所以，在明军誓师后的第四天，即二月十五日，就派出一万五千步兵前往界藩山（今辽宁省抚顺西北铁背山上），名为筑城，实际是设伏防守，另有四百骑兵出没、游击于界藩山周围，时而入于山谷，时而出现在密林之中［13］。
　　当杜松过河军士正在夜幕中背水受寒时，努尔哈赤的伏兵发起了冲击，浑河以东胡笳大作，自山谷间万余火炬，骤然出现，喊杀之声震撼山谷，一彪军向河岸冲来。这时，杜将军才如酣梦方醒，知道已经是背水陷伏，处于险地，若不当机立断，将背水而战，难于脱身。于是，身经百战的杜将军，便急中生智，下令全军集结迎战，他亲自率领内丁和渡河军卒及朝鲜李朝的近百名铳手，主动向后金军冲杀过去。
　　后金伏兵首战杜松的是大将哈都。两军相遇，杀声震天。杜松虽然年老，但英勇不减当年，他奋力厮杀，勇气倍增。他时而轮动手中的长枪，时而抽出腰间大刀，使后金军纷纷败阵。当杜将军杀出重围的时候，恰巧遇见了哈都，两人大战数合，哈都败阵而走，杜松紧追于后，直至界藩山下。杜松终究是个老将，他紧紧地把握战机，下令军卒结阵不散，发挥仅有的火器威力，致使哈都军伤亡甚重。杜松乘机向吉林崖冲击，奋力争夺山头。与此同时，后金军的另一部分围攻明军右营刘遇节军［14］。
　　由于杜松率先冲阵、勇猛厮杀，全军士气很旺。哈都难于招架，不得不暂时后退。杜松部下的士卒，误认为胜局已定，目无军纪，不听号令，各自争功，无意力战，敌兵一人倒下，竟有十数个人下马争割首级，致使全军的战斗力大减［15］。
　　在这关键时刻，杜松率领亲兵和朝鲜李朝的火铳手冲到吉林崖下，向吉林崖上冲击。这时，哈都又率部重新围攻上来，在争夺吉林崖中，朝鲜的火铳手多数阵亡，明军阵亡数千，战斗力进一步减弱了。这时，后继兵右翼营游击刘遇节，总兵官坐营中军王捷等败阵脱逃，使杜松军更孤立了［16］。未能渡河的明军移营于萨尔浒山上。正在两军都处在极其紧张的时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前来增援。
　　杜松军二月二十九日，从抚顺启程的时候，火把、车队，浩浩荡荡，早为后金的哨探及时发觉了，消息很快地报告给众贝勒、大臣。三月一日清晨，众贝勒、一等大臣都集中在努尔哈赤的大衙门，将栋鄂路刘綎军，抚顺路杜松军前来的消息作了报告。栋鄂路的消息先于抚顺路到达。努尔哈赤依据情况作出断定，明军使我先见南路的兵，是诱我南去，而大军将从西路来攻。南路我有兵把守，今天应当集中城中的兵迎战西路［17］。努尔哈赤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个个击破的战术，充分发挥了八旗兵高度机动性的作战能力，迎战明兵。这是萨尔浒大战前夕，努尔哈赤的重大决策。
　　抚顺路明军在二十九日晚上出发，道路通顺，军行无阻，本可以比其他各路先到，而杜松又争功心切，轻敌倨傲，日驰百里，疾趋而至，此正中了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栋鄂路的消息虽然先到了，但努尔哈赤与众贝勒的心里明白，此路山险林密，设有三道大路障［18］，刘綎与朝鲜李朝合军在二十八日才过牛毛岭（今牛毛大山，在桓仁县西），距离赫图阿拉还有一百二十里，间有伏兵骚扰，二、三日内难于到达，是很显然的。明军虽然四路围攻，实际上，杜松一路为进军主力。杜松是明军中有名的将领，努尔哈赤素畏杜总兵，口称“太师”［19］。因此，努尔哈赤能在强敌四面临境时，作出果断决策，这是他客观分析，正确判断的结果。
　　攻战方向决定后，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率领众贝勒、大臣和城中兵西征。代善立刻整顿兵马，向西进发。尽管清河路李如栢军也启程前来，大贝勒深知那里也设有伏兵阻击，一日难于到达，所以，暂时置之不顾，径直率兵猛进，经扎喀关、向铁背山（今抚顺西北，近界藩城）、界藩城进军。当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到达战地时，杜将军正在率兵争夺吉林崖界藩山城，欲控制制高点，战斗激烈，明兵死伤惨重，朝鲜李朝的百余名铳手几乎全部战死了。杜将军处于欲攻而不能得，想退又不可能的境地。四大贝勒商定先攻吉林崖，立刻派一千兵登山，协助山上守军向下冲击。又派右翼四旗兵配合山上兵夹攻杜松军，以左翼四旗兵监视萨尔浒军大营。正当部阵的关键时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率领后继军队赶到。努尔哈赤认为，众贝勒的用兵，不能一战动摇明军根本，乱其军心。决定改变攻击方向，令右翼二旗兵增援左翼四旗兵，先破萨尔浒大营，他断言说：此兵一败，界藩的兵自然丧胆。令右翼两白旗监视界藩山杜松所部，待吉林山上兵下冲的时候，协助夹击。努尔哈赤在这关键时刻，作出有决定意义的判断，加速了西部战场的作战进程，为全局的胜利争得了宝贵的时间。这时，努尔哈赤亲率不少于六旗的精锐士兵，约四万五千多人，而明军萨尔浒大营仅有一万五千左右的兵，集中二倍以上的优势兵力进行围攻［20］。加上八旗战士熟知地形，所以，接战不多时，萨尔浒大营明兵便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纷纷逃窜了［21］。
　　杜松所率领的军队，虽然暂时在吉林崖下获得了喘息机会，但由于失去老营，军心动摇［22］。当萨尔浒大营一溃，吉林崖上八旗士卒下冲的时候，两白旗军又从山后压下来，杜松军立即被八旗士卒团团围住。杜将军再次抡动长枪迎战，天时已经是正午了。众贝勒已经发现难于抵挡的是杜松将军。于是，命令各旗士兵放弃杜军余部，向杜将军合围，重重围困，势如铁桶一般。杜松得知萨尔浒大营兵已经溃散，待援无望，便欲率军奋力杀出重围。然而，八旗兵已经集中全部兵力，团团围住，两军自午时一直杀到酉时，杜松率领少数亲兵砍杀数里，到达坎钦山（今抚顺营盘西）仍不得脱身。最后，他已经精疲力竭，又突然面中一矢，落马而死［23］。跟随的士兵，有的幸而得脱，有的投崖而死，还有的隐蔽在山石间或伏匿于死尸下，只有少数人投降。
　　杜松所部两万五千多人，其中有一万多人战死在疆场。副手王宣、赵梦麟等主要将领都阵亡了。逃回来的主要是萨尔浒大营和右翼营游击刘遇节所部的士兵。连总兵官的令箭也落入了八旗兵的手中。作战双方都损失惨重，疆场上的尸体、兵器漫山遍野，鲜血染红了浑河岸边的战场，染红了塞北白茫茫的雪原。
　　杜松将军所率领的抚顺路军，虽然名为两万五千多人，实际能战的只有近万人左右，而其中骨干力量是家丁，其余大部分兵卒都懦怯不堪［24］。据战后统计，抚顺路逃兵多达一万四千多人。由此可知，明朝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军无斗志已经达到了何种状况。
　　开原、铁岭路军，最初由经略杨镐等确定，从三岔口（今铁岭东南三岔子）出边。三月初二日必须赶到二道关与杜松军会师，再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前进。总兵官马林对于出边的地点很有意见，坚持要从靖安堡（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尚阳堡”）出边。他舍近求远，绕北而行，这是马林退缩不前的表现。当时，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向经略杨镐建议说，他深知马林的为人，如以马林任开、铁路军主帅很不妥当，还表示他与庸懦无能的马林难于共事。要求经略更换开、铁路军主帅，应以马林为副手，作为后援。并严肃地指明了后果，即若不更易主帅，不但误了军机大事，我等也将自身难保［25］。对于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间题，经略杨镐竟置之不理。
　　二月二十八日，马林率领一万五千多士兵［26］出发了。由于没有按照自己的意见从靖安堡，而是从铁岭向三岔口出兵，所以马林一踏上征途，行军速度就十分缓慢。按师期规定三月二日，开、铁路军当与杜松军在二道关会师，可是，他已经出兵到第四天头上，即二日中午了，仍然驻营在三岔口外的稗子谷，不肯前进。当他听到杜总兵已经提前一天到达浑河，才整军向二道关方向赶去［27］，可是这时，杜松军已经全部被歼。
　　三月初二日夜间，马林统兵来到五岭关附近，得知杜松已经败亡。统兵主帅马林顿时不寒而栗，士卒也个个丧胆，全军异常震动。马林事先不设哨卒，对于后金八旗兵的情况，一概不知。三日清晨，他听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已经统率八旗兵向开铁路军攻来，惶恐万状，急忙避开敌锋，率领近万人向尚间崖（今辽宁省抚顺县哈达附近）集结。游击龚念燧、李希泌等率领少数兵力，集结在斡珲鄂谟瓦湖木（今辽宁省抚顺大伙房水库中）。开原道佥事潘宗颜也率领几千人集结在距尚间崖三里远的斐芬山（在尚间崖东）。开铁路军虽然三分兵力，各自据守，似有互为特角之势，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众寡悬殊，军心不稳，主帅实际上已经摆出先逃的架势。
　　三月初三日拂晓，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已经把防守开铁路军的兵力与攻击杜松军的兵力会合一处，向马林军杀来。大贝勒代善率兵三百先到了尚间崖，以牵制并观察开铁路军阵势，又集结后继兵力与马林所部对阵。四贝勒皇太极先到了龚念燧营地斡珲鄂谟瓦湖木，造成了对明兵的分割局面，并向龚念燧军发起了攻击。由于龚念燧所部的兵力过弱，战不多时，全军战败。龚念燧与所属官兵都战死在疆场。这时，努尔哈赤泰然自若地观看四贝勒皇太极率兵追杀明军。忽然，探卒报告说，尚间崖的明兵大营，将有所动作。努尔哈赤便亲临尚间崖，只见明军已经在尚间崖挖了三道战壕，布列火器。努而哈赤对大贝勒代善说，派兵先占领山头，向下冲击，明军必然大败。大贝勒刚要下令，见明军壕内壕外已经合兵。努尔哈赤又及时传令：明军将要出战，可以停止登山，令士卒都下马步战。这时，明军前队已经逼近，大贝勒没有下马步战，就策马统兵冲入明阵，二贝勒、三贝勒及其所部军卒都合力冲杀，两军刀舞枪刺，棍战在一处。战不多时，明军前队溃散，纷纷后退。后金六旗兵乘势一直冲向尚间崖大营。明大营兵稍示抵抗就败下阵去了。只有副将麻岩、丁碧、郑国良等率领少数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后营兵的溃退，结果众寡不敌，诸将阵亡［28］。
　　总兵官马林坐镇尚间崖大营，当前锋营接战不久，稍一失利，他便率领后军先逃了，其后所部近万人狼狈相随，一直逃至张家楼子，才收住脚步［29］。
　　由于开铁路军统帅畏敌如鼠，在出边地点的选择上计较再三，迟疑坐困，贻误军机，使杜松军失援。听到杜松军覆灭，又军心动摇，后金八旗兵一冲即溃，结局果不出播宗颜所料。
　　开铁路军将领，开原道佥事潘宗颜为人耿直，处事坦率。他早已料定马林为主帅，必误军误国。当他得知杜松全军覆没，又见马林慌忙退守尚间崖的时候，他与游击窦永澄、守备江万春，通判董尔砺等，决意血战到底。从军事角度看，明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优势不在明军一边，却又三分兵力，自然兵单力弱。针对这种情况，后金久经战阵的统帅努尔哈赤如何布置兵力攻击明军却十分明确。他见开铁路军三分兵力，各自据守，就采取分割包围，重点突破的战术，即采取先攻击斡珲鄂谟，牵制尚间崖，死困斐芬山的战法，使明军三部分相互隔绝，彼此不能增援。
　　潘宗颜在斐芬山的战法是，将部分战车放在阵地前边，枪、炮布列左右，形成野战之城。努尔哈赤的攻击军是重甲兵在前，轻甲兵在后，另有轻骑兵在远处待战。这一天的辰时，后金八旗兵发起攻击，明军枪、炮齐发，双方相互对攻，矢飞如雨，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明军居高临下，主帅潘宗颜战杀在前，誓死如归，军士虽少，斗志颇旺，使后金八旗兵“死者枕籍”。潘宗颜等越战越勇，严重地破坏了八旗兵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后来，由于马林尚间崖大营兵溃散，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努尔哈赤与大贝勒等，在击溃马林大营兵以后，迅速地厚集兵力，将斐芬山重重地围困起来，造成潘宗颜一军四面受敌。虽然明军积极组织兵力拚命厮杀，但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战至午时，播宗颜由于精疲力竭，背中一箭，壮烈牺牲。窦永澄、江万春等也都战死疆场［30］。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兵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攻占了斐芬山，全歼了明军，横扫西部战场。
　　北关叶赫兵，原定由开铁路总兵马林指挥，经略杨镐命令锦合什、布扬古出兵一万。锦台什、布扬古二人不愿意受汉官统辖，要求自成一军，辽边抚、镇大人只好听其所愿。由锦台什的妻侄，明朝指挥王世忠持红旗前丢督战。三月初三日，北关叶赫象征性的派出二千兵开赴三岔口以北，随从叶赫部的有明朝驻守北关的游击官马时楠等。明经略杨镐又派人持厚礼前去慰问。此军到达中固城时，明西路两军都已经败北。经略杨镐的退军令已经由安乐州（今辽宁省并原县北“老城镇”）备御送到军前，命令叶赫军速回本寨，加强防守［31］。
　　明军西部战场，沈阳路、开铁路两军，从二月二十九日晚上进兵，到三月三日中午斐芬山的潘宗颜战殁，在努尔哈赤巧妙的指挥下，速战速决，只经过两夭两夜的苦战，后金八旗兵便大获全胜。其后又急速挥军东进，迎击栋鄂路刘綎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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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杨州鹤：《大发币金佐军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2］《盛京通志》（上）卷16页1下载：“二道关即大民关，在赫图阿拉西十一里”，今新宾县境。
　　［3］《明神宗实录》卷580，《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7。
　　［4］《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5］《宋幼清九籥集》卷1。
　　［6］《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
　　［7］傅宗□：《并采群言全辽安蓟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1。
　　［8］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21。
　　［9］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
　　［10］《明神宗实录》卷580。
　　［11］张铨：《天人交警极图消洱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宋幼清九籥集》卷1载：努尔哈赤“自将精锐三万人应杜，而使别将弱虏万余御刘（綎）”。三万系指精兵，以萨尔浒出师旗数计之，当有六万数为宜。
　　［12］《宋幼清九籥集》卷1，陈王庭：《援将违律丧师疏》载：“不按队为营，临期每队挑选数人，以致队伍错乱”，参见《筹辽硕画》卷17。
　　［13］努尔哈赤派往界藩的一万五千人，《满洲实录》载称：“运石之夫”，似乎与战争无关．笔者认为，‘明二月十一日誓师，努尔哈赤十五日派人去界藩，实际是伏兵《满文老档·太祖》卷八载：派去的人是，“yafahan 
Cooh“，汉译为“步兵”之意，确证努尔哈赤是有的放矢，设置了伏兵。
　　［1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宋幼清九籥集》卷1，《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哈都亦即阿敦．
　　［15］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载：“西路天兵一阵极精勇，胡兵几不能当，而争割首级无意力战，一胡之仆，十余骑皆下马争之，故以致败复”，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4。
　　［16］熊廷弼：《正军法定官守疏》载，“从杜松逃阵一次者非刘遇节乎？临阵背主先逃致社松呼恨切齿而死者非王捷乎？”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7］《满文老档·太祖》卷8。
　　［18］《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9］《宋幼清九籥集》卷1。
　　［20］《满文老档·太祖》卷8，《宋幼清九籥集》卷1载：努尔哈赤率“精锐三万人应杜”或许六旗军不满额，但对明军亦占优势。
　　［21］吴伯与：《恭陈微悃疏》载：“而杜军一路败阵，而归者尚一万四千余”，足见，萨尔浒大营兵基本未战而溃，参见《筹辽硕画》卷20。
　　［22］陈王庭：《援将违律丧师疏》载：“将兵不习，背水而战……轻骑而入，撇弃火器、车兵，师无老营”，参见《筹辽硕画》卷17。
　　［23］参见《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宋幼清九籥集》卷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第八、九种》页44，《满文老档·太祖》卷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载：“松追（哈都）至山前复战，敌兵见之，不困杜师，独困杜松、哈都二人。杜师亦趋至，……杜跃马欲出，而西周如铁，遂殊死战，自午至酉师尽复”。王象恒：《极议安边固圉疏》载：“杜总兵砍杀数里，被达贼围住，杜总兵面中一箭，落马”，《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24］周希令：《疆场失陷庙算困循疏》载：“浑河之役，近万精锐杂之庸众之中”，参见《筹辽硕画》卷25。
　　［25］《明神宗实录》卷580。
　　［26］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八章。
　　［27］《明神宗实录》卷580。
　　［28］《满文老档·太祖》卷8。
　　［2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30］《明神宗实录》卷580，《满文老档·太祖》卷8。
　　［31］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满洲实录》卷5，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载：“北关初三日始以二千之众赴三岔之北，……到中固，有安乐州备御家吩咐我家兵马回寨防守”，参见《筹辽硕画》卷19。
刘綎全军覆没，李如栢急退兵
三、刘綎全军覆没，李如栢急退兵

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亲统八旗主力，大败西路抚顺、开铁两路明军后，急令达尔汉侍卫统兵一千，迅速东去。继令二贝勒阿敏率兵两千启程。随后，他和众贝勒也收兵东来。开到界藩，按女真人风俗杀牛八只祭旗、告天，祝愿旗开得胜。
　　祭旗前，大贝勒代善请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说，我率领二十人扮作侦卒东去探听消息，汗父祭旗后可以从容东来。大贝勒走后，三贝勒莽古尔泰相继东去。转瞬间四贝勒皇太极驰马来到汗前。对汗父说，不出我的所料，大阿哥（兄长或皇子、太子之意）果然已经东去了。请允许我与大阿哥同往。努尔哈赤劝阻说，你大阿哥扮作侦卒前去打探消息，你可以随我同往，不必前去追赶。四贝勒急不可待地恳求说，大阿哥已经独自前去，我怎么能逗留在后？说罢也率兵疾驰东去［1］。
　　努尔哈赤祭旗后，下午申时从界藩起兵，五更与大贝勒相会。四日清晨，努尔哈赤进一步布置兵力。他在初战得胜后，头脑十分冷静，仍然不采取分兵对付两路的战法，还是集中主要兵力会战明军一路。这一方针已经构成萨尔浒大战中各个战场作战的特点，即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分别缓急，个个击破。努尔哈赤命令留下四千守城兵，以防明清河路进犯，其他八旗士卒全力东进，迎击刘綎军。
　　总兵官刘綎号称勇将，为明代西南地区的名将，他从少年时期起就立有战功，在明军中享有盛名［2］。刘将军手持镔铁大刀，重达百二十斤，力大无穷，马上抡动大刀如飞，人都称他为刘大刀［3］。他曾在四川任事，手下有川、贵苗族精兵数万，十分骁勇，每战必胜，战绩辉煌。
　　万历皇帝命令刘綎将军星夜赴京。刘将军接到圣旨后，不敢怠慢，带领儿子刘结、刘佐及昔日随征有功员役刘招孙等，并家丁七百三十六名，战马八百多匹及陆续集结的数百人，前后约有一千多人。又带佛郎机、百子排号、乌铳、火炮等器械，另有军船一艘。刘綎恳请待运船到后，川兵稍集便立刻出关［4］。
　　经略杨镐最初不想征调外省兵，对于刘将军迟迟不出关，请调川、贵兵，十分不快，拒绝督办。恰在这时，即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七月，努尔哈赤亲自统领大军攻下了清河城，京师震动，辽左人心惶惶。明廷兵部也深感仅有辽兵难于支持，各个城镇征调的兵又一时不到，不得不考虑调用湖、广、川、浙的兵。这时，刘将军再次上书给兵部，指出调发川、贵兵的必要性。兵部事戎政尚书薛三才支持刘将军的请求，转述说：刘綎将军一禀揭至，谓川、贵兵出入崖峪埋伏、攻击是其长，马战也称便捷，况且鞍马、器械多其自备，只要召集不用一个月便可以到达数万，都是旧时部下的久经战阵的人，远非乌合之众可比［5］。万历皇帝准薛三才所请，下旨给兵部，速调川兵，刻期出关。尽管路途遥远，也必须速调，专备刘綎将军调用，不得再误事机［6］。
　　然而，王朝末年的腐败现象之一就是吏治败坏，官员不肯为国尽职。明廷兵部接旨后，办事迟缓，催兵不力，刘綎又等待数月，所调的兵数仍不满额。时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努尔哈赤经常出兵蚕食北关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深感危急。经略杨镐素来与刘綎不睦，逼令刘将军出关戍守东部亮马甸子，以为叶赫部特角。亮马甸子地区，这时正是雪深数尺，马无食、人无粮的绝境。刘綎将军迫于军二令，只得遵命驻防，情绪十分沮丧［7］。
　　努尔哈赤在刘綎将要进兵的栋鄂路，砍断大树，设置三道大路障，分兵守险，布列有序，而刘綎出师前还是没能得到兵将相熟的川兵，只带家丁和已经到的川兵数千。这一些兵又分别由各将率领，所分配来的官军多数是浙江人。经略杨镐虽然说有明兵两万四千人，实际上各将所率领的官兵不过一万五千多人［8］，可谓兵力“极为单弱”［9］。
　　刘将军不只是对自己所率领的兵员和士兵素质不满，而且对于经略杨镐等人决定的师期也大有异议，他在进兵前就很气愤地对朝鲜李朝将领姜宏立说：兵家的胜算不过是得天时，得地利，以顺人心而已。现在的天气甚寒，此次出兵非得于天时啊！道路这样艰难，也非得于地利，并且感叹地说：我不得主兵权啊！［10］刘将军认为，出师的日期应当改在四、五月份为宜［11］。
　　刘綎的要求和意见触怒了经略杨镐，杨镐依仗手中的大权压制并强迫刘总兵出师。更令刘将军难忍的是，杨镐竟然派他的两名亲信，小小的守备官于承恩等，手持红旗到东路军去督战，又密令游击将军乔一奇说：若是刘綎逗留不进，你可以夺他的指挥大权，继续督率东路军前进。然而，乔一奇对各将和各将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会见朝鲜李朝的都元帅姜宏立的时候，将明廷将帅中的内幕全部暴露了出来，指出经臣杨镐与刘蜓之间素不相睦，又妄称：四路将军除杜松勇而无谋以外，其他的都是平庸之辈［12］。
　　总兵官刘綎鉴于经略与自己素来不和，求兵不调，强逼出师，十分不满。当都元帅姜宏立问及东路兵这样孤弱，为什么不多请兵的时候，刘将军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气愤地说：杨镐素来与我不相和好，这次必欲置我于死地。我受国家的厚恩多年，这次决定以死相许。现在担忧的是有两个儿子（即刘结、刘佐）没有食禄，都留在宽甸了［13］。刘将军决定以自己的生命来报效国家，所以没有带儿子上战场。
　　刘綎是一员忠良之将，他在出征前认为“主忧臣辱”，尽管他自己明知道是“老且多病，不堪重任”的身躯了，还是闻旨疾趋疆场，率领儿子前来为国家效力。他原想召集川、贵旧部，尽臣子之忠，并且还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弟弟，他说：我的弟弟刘相国，身躯魁梧，有谋略，弓马技艺娴熟，可以为国家献一臂之力［14］。由此足见，刘綎将军丹心为国，昭如日月，可惜朝廷腐败，战将多数不顾大局，各自持骄，相互斗气，竞致年迈的刘将军含愤率领弱卒，身入险境。
　　东路军的另一部分是朝鲜李朝的军队，由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率领，共分三个营。出征前集结一万三千人，实际参加东部战场的有一万二千六百人左右，其中有四百铳手临时调到西路明军中去了。朝鲜李朝出兵助战，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最初，明总兵李如栢只要求朝鲜出铳手七千，沿江防守、堵截，以防残敌逃走。以后，经略杨镐强令出兵一万，任务由防守、堵截，变成听他随意指挥了。朝鲜国王鉴于“壬辰之变”，情不可却，想以德报恩，被迫备兵助战。因此，统兵将领都没有参战之心。都元帅姜宏立在出师前向国王请辞都元帅职务，国王不允，只好免强带兵出征。
　　在情绪消沉和心情矛盾的情况下，二月二十五日，刘将军早于各路率领东路军由宽甸出师了，行军的路上是十分艰难的。朝鲜李朝的军队是六天以前启程的，由姜宏立率领三营兵从十九日自昌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安北道）渡江西进，明宽旬游击将军乔一奇随军行进［15］。二十一日到哵哵泊（今辽宁省宽甸县永甸河），二十四日到莺儿沟（今宽旬至桓仁的路上），二十五日到亮马甸子，与明军会师。姜宏立的军队到亮马甸子时，已经跋涉了一百二十里。一路上大雪纷飞，路经莺儿沟时，风雪大作，三军不能睁眼，加上山谷昏暗，对面不能相辨。三营兵好不容易奔波到亮马甸子时，尽管万里晴空，然而寒气逼人，有的军卒竟冻死在冰天雪地之中了［16］。
　　刘綎军与姜宏立军会合后，刘綎率军在前，姜宏立统军随后，继续向西挺进，一路上经过拜东葛岭（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南与宽甸县交界处的坎川岭）、牛毛寨、马家寨（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北）、深河（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北，大二河中游华尖子附近）、富察（又称富车，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北，大二河上游支流瓦尔喀什河中游一带地方）和家哈岭（今辽宁省新宾县南头道沟岭）等。行军的路上与抚顺路大不一样，从亮马甸子到牛毛寨都是高山大岭，道路险阻。过牛毛寨后，川涧错处，水深险恶，踏荆棘，履冰雪、攀岩石，钻树丛，艰苦万端［17］。
　　刘綎与姜宏立两军从二十五日相会，二十六日奔波一天，只走了十五里。过转头山、榛子头山时，姜宏立的三营军粮饷已经不足，后援不继。姜宏立向总兵刘綎请求驻军待粮。刘綎因为师期所迫，未允所请，只好督催饥卒过鸭儿河，河床既广又深，水黑石大，全军将卒只得全副武装涉水向前。行至河中，多数士卒已经精疲力竭。过河以后，又疾趋拜东葛岭。许多将士由于饥渴奔波，寒凤吹剥，腿脚肿裂流血［18］，步履艰难。明军统帅刘綎基于同经略不和，又有经略的亲信持旗督战，恐怕误了师期，另加罪名。尽管行军艰苦，仍然在二十八日从拜东葛岭启程，向牛毛寨进发，杨镐亲信，守备于承恩手持红旗，挥舞佩刀，催促后军。行军队伍前后拉得很长，刘綎军不能全力前进。姜宏立的三营饥卒行动十分缓慢，这一天仅仅前进了十里，到达牛毛寨宿营。
　　东路军到达牛毛寨后，朝鲜李朝的户曹参判尹守谦，仍然无意督运军粮。在极其艰苦的行军路上，他只供给姜宏立三营军粮饷四十多石食用。二十九日，大军从牛毛寨启行时，姜宏立的士卒全部绝食了，只好从刘綎军中借米充饥［19］。
　　牛毛寨是努尔哈赤阻止东路军的第一道防线。这里古树参天，山岭险峻，道路曲折、狭隘。努尔哈赤派兵砍伐巨树为路障，加强防守，减慢东路军前进的速度［20］。同时，派小股部队，少的三十人一伙，多的三百人一队，骚扰东路军。牛毛寨下有三十多家，其房屋都被明军焚毁，粮食取作兵食，斩杀居民二十六人。当夜，有三十多名八旗士卒冲击明兵大营。这是东路军与后金守军的第一次冲突。
　　从牛毛寨启程的时候，刘将军命令乔一奇等率领本部兵马与姜宏立部下的四百士兵，先行进发。这时，都元帅姜宏立已经无意再督军前进了，他对刘将军说：再往前走道路险隘，敌中情形一无所知，不可轻进。今天，在建州的原来六镇“藩胡”，对我国十分敬慕和留恋，西路大军若是攻入，可以引诱他们作为内应。刘将军对于姜宏立的话信以为真，派手下的一名通事，伙同朝鲜李朝通事何瑞国、金颜春三人持书前往赫图阿拉，书中说：我军携有七种火器，你们无法抵挡，快快前来归降。
　　刘将军不解姜宏立所说的“不可轻进”的真实意义，误认为所谓六镇“藩胡”真的可以作为内应，而姜宏立在他给本国户曹参判尹守谦的书中才说出了真情。书中写道：现在我等已经悬军于三百余里，大军尚未遇见大敌，恐怕是诱我深入，抑或西路大军直捣敌穴，使其自顾不暇。但我军自从渡江以后，为天将逼迫，催促前进，急如星火。到目前为正才运数十石粮食来，三军已经多日无食了。自古以来，哪有驱迫饥卒，颠仆跋涉深入敌境的道理。姜宏立的书信，反映了不明敌情，军士无食，顾虑重重，不愿意再盲目前进的心情，同时，他派遣使者的原因，更是刘将军所不知道的。姜宏立以遣使为名，实是潜通努尔哈赤。使臣何瑞国、金颜春的任务是传送朝鲜国王的意思，即此次出兵是不得已的，言外之意，那就可想而知了［21］。
　　刘将军迫于军令和师期，对于姜宏立的所作所为，既没有多想，也无暇顾此，只是一味地督兵前进。打前站的游击乔一奇等，自牛毛寨出发，直奔马家寨，一路四十多里，所经过的部落一律焚毁，见人或杀或俘，疾驰向前。全军走到马家寨口时，努尔哈赤的伏兵四起，向明军冲击，杀喊声震天。由于努尔哈赤的伏兵单弱，抵敌不过，有八十五人落马身亡，八十八人被俘［22］。三月一日，刘綎军进驻马家寨，这时杜松将军正在吉林崖至砍钦山之间与努尔哈赤的八旗主力军厮杀。
　　二日中午，东路军到达深河。深河是努尔哈赤的重点防守区。东路军刚到深河，努尔哈赤的伏兵就向明军发起了冲击。防军共分两部分，一部分占据制高点，从后边牵制明军，另一部分由牛录额真托保、额尔纳、额赫三人率领，从正面阻止明军继续向前推进。两军战斗开始了，托保等先行结阵。乔一奇率兵冲阵，包围了托保军。托保率部据险而战，矢发如雨，明军奋勇冲击，随同乔一奇的四百铳手间发火器，一直战到天晚。由于众寡悬殊，托保所部死伤惨重。托保率领余部突围逃走。托保军的任务是拖住明军。深河这一仗，使明军半天不能前进，有力地配合了西部战场，致使努尔哈赤能全力率部围攻马林军。后金俘虏兵供称，东路防军有数千人，深河之役死伤过半［23］。明军的损失也不小，勇将刘龙吉阵亡了。
　　三日，会师赫图阿拉城下的日期已经到了，刘将军想督师向前，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姜宏立的三营战士绝食，只好留住一天，等待军粮。这时，恰是尚间崖、斐芬山、斡珲鄂谟激战的一天。从时间上来推断，姜宏立的三营军因为粮饷等问题，先后拖住东路军两天的行军路程。深河距赫图阿拉六、七十里，若没有这个拖累，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不待西部战场结束，都城就有被困的危险。
　　三日这一天，姜宏立派三百人回师接运粮饷时，归路已经被后金兵堵住了。这三百人只有搜山，抢夺居民的耕牛、马匹来充饥。从东路努尔哈赤的守军，或据险而守，或游骑突袭，或前断、后截来看，努尔哈赤用兵的部署相当产密，深谋远虑，真非一般的将领所能与之相比的。
　　初四日早晨，游击乔一奇率领所部兵在前，刘将军统领明军大营居中，姜宏立率部继进。在姜宏立的三营中，都元帅统领中军居后，一军浩浩荡荡向富察前进。这段路程稍稍平坦，然而两侧山谷相连。刘綎恐怕努尔哈赤有伏兵，命令军中老弱，每人各持鹿角枝（又称马柞）前进。这是刘綎用兵的一个成招。若是遇见敌兵冲阵，将鹿角枝扎地绕成营城，如城池一样，使敌骑不能突入。本部兵马可以出营参战，也可以回营休息。鹿角营周布列火器。后金兵惧怕火器，又不能冲入营中，很难接近明军。刘綎就这样指挥骑兵，或出营杀敌，或归营休整，轮番出战，来去自如，以致士气大增。刘将军善于用火器，能杀敌制胜的奥妙就在这里［24］。
　　当努尔哈赤得知马家寨、深河八旗守兵战败的消息时，对于东路刘綎军更加重视了，加上努尔哈赤素来就知道刘蜓的威名，不得不全力东进。所以，明东路军正在谨慎地向前推进时，努尔哈赤所派遣的前哨队伍达尔汉侍卫所率领的精兵，已经埋伏在山谷间了。这时，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最幸运的莫过于清河路李如栢军的观望和逗留了。它使刘綎军失去了牵制敌军和增援的可能［25］，也使努尔哈赤敢于留四千兵守城，余军全部压向东部战场的好机会，从而导致大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也相继进入东部战场，设伏于瓦尔喀什（今辽宁省新宾县南岔路子附近）密林。
　　为了诱使刘綎军深入重围，以挫伤明军斗志，进而歼灭之，努尔哈赤利用杜松军败没时，掠得的杜松令箭，从西路杜松的败兵中找出一名浙江兵，冒充杜将军的“材官”，到刘綎军前，假装告急地说：杜将军托刘将军的威名，十分幸运，已经深入敌境，抵达“奴酋”都城。现在是担忧将军东路大军不能同时并迸，故差卑职前来，敬请将军急速启营，以备共同夹攻破城。对此，刘蜓怀疑地反问说，我与你们杜总戍地位相当，怎么传令箭给我，以我是他的裨将不成？伪“材官”随机应变地说，令箭虽然是号令偏裨将领的，实际上也不常用，只是因为事急，以它取信罢了。刘綎未知深虑地说：出师的时候各路大军相约，以传炮为号，今日师抵城下，为什么没有听见炮声。伪“材官”这才知道，各路大军相互联络的暗号，便应付说，这里距离奴酋都城五十里，若三里传一炮，不如一骑疾驶为快。刘綎把伪“材官”的一片谎言误作真话，答应传炮进军。伪材官回来，向努尔哈赤报告说，刘将军待传炮声，才肯进军。于是，努尔哈赤下令急速传炮。
　　伪“材官”走后，刘綎没有听见炮声就动心了。他惟恐杜松将军独占军功，先命令军卒拔营火速前进。当大军接近富察之野的时候，果然听见炮响三声。刘将军坚信不疑了，敦促各营加速进军，又进二十里，炮声连连传来，一阵紧似一阵。刘将军这时心急如焚，命令军卒丢弃鹿角枝，向赫图阿拉猛进。部分官军焚掠沿途部落，一时烟尘滚滚。前锋军乔一奇等，先抵富察，猝然陷入重围，伏兵四起。
　　达尔汉率先统领一彪军猛扑过来，明军先锋营战不多时，便全部败没了。惟有乔一奇、守备于承恩仅以身免，逃了回来。
　　刘将军见乔一奇等前锋营败没，如梦方醒，知道已经中计了，立即下令全军集结，督兵缓缓进战。然而，东路军此时已经进入努尔哈赤八旗主力的伏击圈。大贝勒代善等率领三万余骑，从瓦尔喀什密林中杀出。明军官兵见势急忙抢占阿布达哩岗（今辽宁省拉法河、加哈河分水岭老子沟岭）结阵。但立即遭到四贝勒和大贝勒率领的右翼和左翼两军从阿布达哩岗上下的夹攻。刘綎抡动大刀与两贝勒相战。从巳时战至酉时，未分胜负。四贝勒乘势佯败而逃，刘将军哪里肯放，随后紧追，奔驰了四里路，转至瓦尔喀什南谷，再转战于富察之野。最后，被大贝勒的军队重重包围。刘将军左臂中一矢，他忍痛拔箭再战，一手抡动大刀如飞。代善令军士放箭，矢飞如蝗，刘綎中矢，跌落马下。刘綎义子刘招孙急趋向前抢救，刘将军已经气绝身亡。刘招孙立起身来，手持单刀再战两贝勒，大战数合，力竭而死。刘綎所部顷刻大溃，后金铁骑乘胜左突右冲，蹂躏厮杀，明军士卒横尸蔽野［26］，余军奔散。
　　当两军混战的时候，杨镐的亲信督军守备于承恩，见全军将要覆灭，想和乔一奇一起逃走。乔一奇以身任督军职，不肯走。二人来到姜宏立的军前，通报了刘将军全军战殁的情况，乔一奇表示，自己有监军之责，不敢擅自离去。姜宏立给与弓矢、刀剑，约与共事。于承恩不知何时逃无踪影了。
　　努尔哈赤的八旗兵消灭了明军以后，全力向姜宏立的三营兵冲击，八旗兵分作两翼，远远的环围而至。姜宏立的左营军先陷入危境，军官赵得廉驰马前来向都元帅告急。姜宏立以其孤危，命令右营军前去增援。两营军刚刚合营列阵，后金的铁骑便势如疾风骤雨似的袭来，瞬息间，两营兵覆没了。惟有左营宣川郡守金应河依树而战，击杀敌兵数人后战死。大贝勒代善率领所部，漫山遍野，向姜宏立的中军围过来。姜宏立不得不派遣旗官传令中军将士，鼓励士卒，死战求生。然而，士卒眼见两营惨败，个个胆寒，没有人敢于应战，甚至有的士卒抛下武器坐而不动。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本想自焚而死，恰遇左、右营逃脱出来的士卒投中营而来，传告后金军求见通事。姜宏立派通事黄连海出见，得知后金大贝勒代善约中营军官共立盟誓，以求和好。当日晚上，副元帅金景瑞单独赴后金军营会见代善。五日早晨双方共立盟誓。
　　都元帅姜宏立与后金大贝勒盟誓后，代善要求姜宏立全军开赴赫图阿拉，面见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于是，后金兵驱逼朝鲜王国士卒向都城开去。明督军游击乔一奇深感处境不妙，对朝鲜王国军官说：贵军与“贼”讲和，尚且逼迫至此，我虽同去也不免一死。于是，手书一纸，令家丁转至辽东，面交其子。自以弓弦系颈自绝。朝鲜王国军官急忙营救，乔一奇竟挺身跳崖自杀。
　　乔一奇在临终的时候，深深地认识到明朝末年朝廷文武臣僚腐败，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他颇有感慨地写道：朝廷文臣武将都以社稷为儿戏，一味徇私贪贿，以致使友好邻邦丧师，上万的士卒，幸存的很少，所剩下的兵卒被围困在孤崖上，粮断水尽，人马朝不保夕。我不忍观此惨状，但又奉命监军，不敢擅离职守，谨于三月初四日叩谢皇恩，自裁于家哈岭上［27］。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所率领的中营军仅剩下三、四千人，为后金军逼迫开向赫图阿拉。战败的刘綎将军的余部数千人，集结在山上。初六日中午，姜宏立所部中军到达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驻扎在城外十里处。后金众贝勒带领姜宏立、金景瑞等与通事十多人入城，拜见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只见大堂正中努尔哈赤挟持弓矢，端坐在炕上。堂下左右排列众多甲士。姜宏立等人见，登阶行揖而拜。努尔哈赤嗔怒，命令两帅行君臣大礼，两帅坚意不从。最后，令两帅在阶之东侧，红毡铺地，设交椅落坐。
　　清河路李如栢军，从三月一日出清河鸦鹘关。三月三日，师期已过，仍然迟迟不进，逗留观望。三、四两日，当东路刘綎军正浴血奋战之际，副将贺世贤建议李如栢说，我军可以偏师策应，增援东路，杀入重围。季如栢听而不行，仍然驻兵不进，致使刘綎孤军被困，全军覆没［28］。
　　三月二日中午，明左手两路杜松军战殁，马林军溃败，经略杨镐认为四路军败象已奢，急发令箭到清河、宽甸、叶赫部军［29］。清河路李如栢正不想进战，接到令箭后，急速回师，狼狈逃窜。因此，明四路大军合朝鲜李朝军和北关叶赫军，共十余万众征伐后金，竟以惨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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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满文老档·太祖》卷8。
　　［2］《宋幼清九籥集》卷1，吴亮嗣：《开铁深可虑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3］《明史》卷247。
　　［4］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5］薛三才：《急议应猝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7。
　　［6］杨镐：《市口紧要将官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7］赵绂：《大发币金疏》载：刘蜓“气色先已暗淡，安望其有吞胡之志”，参见《筹辽硕画》卷8。
　　［8］［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0］同上．卷138。
　　［11］［12］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第八、九种》页3。
　　［1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4］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1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宾：《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
　　［16］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
　　［17］［18］《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4。
　　［1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4。
　　［20］《武录》、《满洲实录》皆载：东路守军五百。明人说有一万人。朝鲜文献载称：有数千人，从一路上骚扰情况看，数千或近万比较可信。
　　［21］《日月录》，参见《燃葵室记述》卷21。
　　［22］《明神宗实录》卷580。
　　［23］《满洲实录》卷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6-7。
　　［24］《宋幼清九籥集》卷1。
　　［25］牟志夔：《辽岛制胜有机疏》载：“在刘綎则奋力长驱，已克十余寨，李如栢等退留不进，未有牵制，未有应援。……奴酋素惮綎威名，不得不悉全力以救，败綎之于此。”参见《筹辽硕画》卷25。
　　［26］《宋幼清九籥集》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满文老档·太祖》卷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
　　［27］《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0。
　　［28］《明神宗实录》卷580。
　　［29］《明神宗实录》卷580。
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四、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萨尔浒大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失败宣告结束了。这一战是后金兴盛与明廷衰亡史上的重要标志。
　　萨尔浒大战前的二百多年间，明廷对女真各部通过设立卫、所进行统治，任命各部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进行管理。女真各部是明朝边区的少数民族，各个卫所的官员，各尽臣职，“守御边境”，都在明廷的一统之下。建州女真从其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以来，直到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与明边臣订立边界盟誓，承认防守皇帝之境［1］，承认明廷为中国的中央王朝，努尔哈赤负责守卫九百五十里的边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明经略杨镐派遣使臣李继学到后金和谈，努尔哈赤提出的和解条件中，除经济要求以外，也只以求封王而已。从后金建国到萨尔浒战前，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后金”的国号从来没有对外公开使用过，仍然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努尔哈赤并没有下定与中央王朝抗衡的决心。
　　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对明军无所畏俱了，将“后金国”的大旗公开地亮了出来，正式表明政治上割据一方，称明廷为“南朝”［2］。明廷满朝文武从朝鲜王国得到消息以后，以建州卫变成了后金国，小小龙虎将军，竟敢“黄衣称朕”，甚是气愤。认为努尔哈赤已经猖狂至极［3］。然而，萨尔浒之战确实是明金政局转折的关键的一仗，是明中央政权与建州卫关系史上的重大转变。努尔哈赤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冲破了二百来年朱明政权统治的旧格局，对其政权称臣的事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了，它为中国新王朝的兴起举行了奠基礼，开创了新的政治局面。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中国新王朝来说，起着助产婆的作用，史学家也不能不承认这次战争的历史地位，即从此大清帝国的“王业成矣”［4］，而新王朝的奠基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萨尔浒大战以前，明廷上自皇帝，下到边官、士卒，经过十个月，跨越两个年头，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全国人力、物力，准备这场剿杀战，梦想将新兴的后金政权置于死地，以示“天朝大国”的威严。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说：“朕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后金奴隶主政权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决战。然而，战争是参战双方物力和智力的决斗，它常常不从人愿。萨尔浒之战，从杜松将军夜渡浑河遇伏开始，到刘綎将军战死在富察之野，仅仅经历四天三夜，便以明军的惨败和后金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以时间而论胜负真是存于呼吸之间。
　　后金与明朝两军的胜败，都不是偶然的，各自都有内在的原因。明廷朝政腐败，日趋没落。明帝朱翊钧早年就不是个明君，他即位初期，依靠贤相张居正的扶佐，一时似有中兴的景象。居正去职，他便不问国事，朝政逐渐废驰，晚年更为严重。待努尔哈赤的兵锋指向海西各部的时候，战争的火焰已经烧到门庭了，他却养尊处优，不以朝政为意，隐居深宫。边事告急，朝臣奏请皇上临朝，决议兵饷问题，奏牍积山，他却死不肯出朝。大臣无奈，把如何请皇上出朝视事作为守边议饷的第一策［5］。有的朝臣怨皇上置天下于不顾。国子监署事司张鼎抱怨说，今日廷臣见皇上一面，“如大旱之求时雨”［6］。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责骂万历皇上“利令智昏”［7］。可是，皇上仍然隐居深宫不肯走出一步。在辽东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地陷落，萨尔浒战败时，朝臣奏疏“章满公车”，皇帝却留中不问。朝廷大臣会议也是走过场，不解决实际问题［8］。在无饷可征，仓官望天长叹的时候，皇上府库充盈，内币积为朽橐，宫廷大礼用费一次多至千万金，皇后生日也用“数万”之钱，而军饷匮乏，便不惜加派民间。在廷臣屡请之下，万历帝不得已只发币金十万［9］。皇帝大部分时间用来饮酒作乐。他每天晚上必饮酒，每饮必醉。醉酒以后，喜怒无常，随意草菅人命［10］。上行下效，文臣、武将多不以国事为念，一味徇私贪贿［11］。朝纲不振。对于辽东的战守问题，朝廷从无定策。辽东每陷一城，皇上着急一时，得过且过，敷衍了事，麻木不仁，岂能不一败再败。
　　对比之下，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兢兢业业，治理有序。努尔哈赤月初月末逢五上朝，众贝勒、大臣按时入见，共集于大衙门议事。凡是国中大是大非，及时剖断，举贤使能，执法如山，使新兴的后金奴隶主专政的国家，生气勃勃，蒸蒸日上［12］。父子君臣，同心合力而治［13］。
　　朝政的好坏，直接影响军队，更涉及到国家的兴亡。在萨尔浒大战中，明朝的军队与朝鲜李朝的军队合起来有十万余众，败于后金六万之师，与明廷朝政腐败，后金朝政整肃大有关系。明朝工科给事中方有度说，明廷的忧患不在于努尔哈赤如何强盛，而“在萧墙之内也”。这句话道出了萨尔浒大战胜败分野的关键所在。
　　萨尔浒战前，大学士方从哲、枢臣黄嘉善等，只知道一味地以红旗催战，督师进剿，将远征军推出山海关了事。实际上，明军将官中早已互不信任，矛盾重重。壬辰之变（公元1592年，倭寇侵略朝鲜王国），明廷出兵援助朝鲜王国时，萨尔浒战争的主要将领曾经入朝参战，尤其是刘綎与杨镐代表南将与北将，那时关系就十分紧张。朝鲜王国官员李恒福说：“明军南北众将，猜隙已成”，决定重要的事情，每每意见相反。杨镐才气平庸，又“轻率寡谋”，援朝战争中，他自己没有卓见，偏听李成梁之子李如梅使令。朝鲜尉山战役［14］，本来已经是成胜之局，就因为杨镐不愿意南将立功，并且饮酒戏乐，致成败局，而刘綎却是智勇双全的战将，很受统兵提督的器重［15］。萨尔浒战前，明兵部误点杨镐为经略，主事辽东。杨镐轻率如昔，寡谋如故，凡事都听信李如栢的，而李如栢是贪懦之辈。这次出师消极、逗留、观望。三月三日，会战于赫图阿拉的师期已到，他仍然率兵迟迟缓行在清河路上，一接到杨镐的令箭，便狼狈逃窜。明军惨败于萨尔浒，李如栢起了很坏的作用。然而战后，杨镐却在奏书中赞扬李如栢“遵奉回师”，并再次攻击已经捐躯疆场的杜松将军，责骂他有六大失误［16］。另外，杜松与贺世贤两位名将之间也“大成嫌隙”。明人自己评论众将关系说：“心怯而忌，气骄而妒”。这也是王朝腐败，在武将身上的反映［17］。
　　后金的将领与明军将领相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深谋多智，远非杨镐之辈可比。萨尔浒战争中，以双方统帅部相比较，优势自然在后金方面。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每逢战阵，必谋划于前［18］。战阵中间，争先恐后，协同对敌。如四贝勒皇太极，在西部战场结束时，见大阿哥代善东去，立刻请求同往。为与代善协同作战，率领三十余骑，急速登山，上下夹攻，致使明军败阵于阿布达哩岗。对比明将却不相统一，相互倾轧，胜利争功，失败推诿的状况，后金军的胜利是很自然的。这是萨尔浒大战中双方将师各异的结果。
　　从明军与后金军各自的战略方针来看，明军兵分四路，目的是想分进而合击，造成后金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最后被消灭的结局。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筑在杨镐等人指挥无方和将心不一，相互倾轧的基础上的。结果杜松将军孤军冒进，总兵官马林畏缩不前，李如栢逗留观望，刘綎将军含怨率领弱卒跋涉。四路军远的相距七百里，近的相距二、三百里，各自孤军冒进，首尾不相顾及［19］。明廷各军分而不合，正中了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即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各个击破。
　　明军分进合击的失败，努尔哈赤一路用兵的胜利，与双方各自的兵卒素质也有关系。明军将官只顾循私，不注意军训。萨尔浒大战中明军的火器不少，只刘綎军就携带火器七种，但是，士兵多不会使用，有的装上药而不敢点放，有的勉强装上药，打靶时，十炮只有一、二中靶［20］。待战期临近时，经略杨镐束手无策，只好向都元帅姜宏立求援，调四百朝鲜李朝铳手，训练明兵放炮［21］。但是，时间有限，终究难以挽救被动的局面，以致战时，在后金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来如疾风骤雨般的八旗兵冲击下，枪炮手惶恐，不待装药点火，便人亡炮失。明军的火力在萨尔浒大战中，发挥得十分有限。只有潘宗颜的斐芬山战斗，杜松争夺吉林崖的初战和刘綎军的深河之战火力发挥得稍好。
　　士兵素质好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严守军纪，服从军令。后金军与明军在这些点上差异更大。八旗兵作战时，有进无退，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虽然是努尔哈赤的亲族子弟违犯军纪、军令，也要处罚［22］，所以退缩逃阵的极少。明军就不同了，士兵畏敌不畏将，将领一死如树倒猢狲散［23］。萨尔浒大战中，杜松军初战得胜，然后军纪涣散，抢割首级争功，使后金兵得到喘息机会。抚顺路出兵两万五千多人，逃回一万四千多人，占参战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六。马林统兵一万五千多人，逃回一万多人，占百分之六十六。刘綎的军队也不是全部战死的，而有相当数量是逃散后被杀的，如三月六日，距富察二十里有数千浙江兵就是逃散后集结在山上的。更为严重的是将官率兵逃阵，李如栢、马林、刘遇节、王捷等都是公开避战或逃跑，连道臣康应乾见刘綎前军被困，有覆灭的危险，也不积极应援，反而更衣变民，隐避无踪了［24］。
　　萨尔浒大战，使明军由二百多年间一贯居于攻势，转为守势；后金由守势转为攻势。如此攻守易位，绝非某个单纯的因素所致，而是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诸方面深刻变化的结果。它表示了明封建王朝无可挽回的社会危机和后金新兴的奴隶主阶级迅速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萨尔浒战前，明朝已经是国库空虚，一筹莫展的局面。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九月，为四路出师筹饷，直隶巡按龙遇奇曾经叫苦说：三百万军饷，实在难于凑齐，即使拚命搜刮，也难以凑齐［25］。四路大军败北，“京师震动［26］”，朝议纷纭。有人大骂杨镐，说他竭尽四海脂膏和九边精锐，不到一年，耗费军储三百多万。足见，萨尔浒之战明廷在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严重的。
　　为了重整旗鼓，再伐后金，明廷召开中府公议。会上因财源无望，众臣都含糊其词，苟且支吾，相互推诿，至到日中仍不决，只好日暮罢议。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提出要发兵十万，每年用饷银三百万［27］。不久，又议定募兵十八万，每年兵饷仍然不少于三百万两。因此，兵部尚书黄嘉善，不得不率领九卿、科、道等官叩头子文华门前，请发内币。同时，山海关总兵柴国柱，又以支应目前辽势危局，请发内币二百万，合计五百万。万历皇帝只肯发币金四十万，以供募集军士，并诉苦说：肤悉览请发内币奏文，肤何时曾经爱过此物？而今内库匮乏，搜刮也凑不足数。现在已经传令各处，如果能够弄到若干，即刻转发下去，朕不会食言［28］。可见，萨尔浒大战后，明廷内库空虚，财力已经耗尽。后来，中府会议研究再三，只辽东地区，每年饷银就需要八百万。这样大的数字，国库无银，司库之臣无可奈何，［29］只好向农民伸手，先后加赋三次。最后，每亩加到九厘，逼得民穷财尽，无法生活下去［30］，进一步加深了明朝的社会危机。
　　萨尔浒战争震撼了明朝二百年的统治基础，京城内外，人心动摇，朱明政权在人民的心目中，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三路丧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京城人民一片慌乱，公卿子女纷纷逃离北京。大学士方从哲上奏说：京城大小臣工，无不惊骇，民间更为严重，流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兵民、商贾都携带家口外逃避难。又有四方饥民，逃来京师就食，多至千、万。游食僧道，千百成群，白莲教等各立名色，妖言惑众。一时京城混乱不堪，以致人心大变［31］。
　　民心如此，军心更乱。战后，明廷虽然想募兵十八万，再次对建州进行征伐，可是三军丧胆，视敌如虎，诚如熊廷弼所说的，营兵逃的日以百计，五、六方军队，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甚至全队都要逃。这种“民无仇敌之义”，军无求战之心［32］，无疑是萨尔浒大战在政治和人心方面对明廷致命的一击。此后，军心不固成为明军屡战屡败的不治之症。
　　将帅少而怯战，兵器劣而不足，是萨尔浒战后明军又一个严重的问题。三路丧师后，阵亡道、镇、参、游、都司、通判共三百一十多人，造成明军统兵将领奇缺，残兵或数十或数百，自行相结，没有将帅统辖［33］。军资器械损失严重。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命令军卒打扫战场，所得各种武器分作八处，堆积如山［34］，约占明军武库中武器的十分之六、七［35］，而重要的火器损失更严重，如大将军炮，每铸一具需费数百金。刘綎丧师时，失掉大将军炮七十九具［36］，加上各路军，共损失火器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多具，盔甲、器械更是无法统计。战马丢弃四万八千六百多匹，战车一千多辆［37］。所以战后，明军马匹、盔甲、器械都严重不足。两相对比，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可谓坚甲精骑。明与后金攻守易位就是这种物质条件变化所决定的。
　　萨尔浒战前，努尔哈赤的八旗兵近六万多人，其中精兵约占三万左右。大战中得到明军盔甲、战马，武装了各个部落，增加了两万多兵员。还从乌拉、东海等部所得到的兵员增加三万人，李永芳的降卒和战场上收留明军的家丁近万人。因此，战后努尔哈赤统兵已经十万多人了［38］。同时，八旗兵的武器也占明显的优势。他们从明军手中夺来大批的弓、刀、枪、炮。同时毁改粗铁为精铁，使刀能断铁，矢能透甲［39］。在辽东，努尔哈赤的八旗兵，除火器没有占优势以外，军兵数目和一般武器都占了优势。
　　努尔哈赤的军事优势，不仅表现在实战方面，也表现在智取方面。他以“最工间牒”著称，这个战线的开辟，使明军更加被动。努尔哈赤充分利用汉族人的有利条件，由降将李永芳参与谋划，派出的人员有的扮成贩卖油、柴的小商小贩，游食、僧道和百工技艺等。有的混入明朝的军队中。活动范围除了辽东各城以外，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登州、天津、苏州、杭州，几乎无所不到。有的为努尔哈赤贩运货物、粮食、硝磺，还顺便刺探各城的兵马数目。甚至将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的地图，有关要塞、关隘都描绘下来。有的把明朝的运货船只，运官姓名，都详细写明，上报给努尔哈赤［40］，使努尔哈赤情况明，胆子大，是防是攻，得心应手。比如，萨尔浒战后，明廷企图重整旗鼓再战，后来因为筹饷无源，军心不固，武器缺乏，无法组成战斗劲旅，不得不放弃征剿计划［41］。然而，明廷内部的预计也被努尔哈赤知道了。他在明军可能经过的道路上，都设险防守，前后防御四十多天，见明兵不能再来，才撤兵归寨［42］。三月初，萨尔浒大战刚刚结束，六月，努尔哈赤就挥军攻破了开原；七月，占据铁岭；八月，扫平北关。兵锋所至，有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可见，造成如此形势是与努尔哈赤实行强攻与智取相结合的战术有关系。
　　萨尔浒战后，在辽河东西，明与后金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后金东有朝鲜王朝，北有叶赫部，西南有开原重镇，四周逼困，仅东北一角可以畅通无阻。战后，朝鲜王朝与北关叶赫部虽然内心倾向明朝，而慑于努尔哈赤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在明与后金中间，持一定程度的观望态度。这样，努尔哈赤等后金奴隶主阶级的手脚就更便于施展了。尤其是经过实战较量，努尔哈赤摸清了明军的实力，内心无所畏惧，所以用兵频繁，出入无常［43］。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六月初十日，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四万大军，从靖安堡深入明边内，向开原进发。时值天雨纷纷，道路泥泞，河水上涨，行军十分不便。为了躲避雨淋，又不走漏消息，努尔哈赤佯令军士向沈阳地界进发，派小股兵力掠沈阳以东村民，以分散明军的注意力。同时，派人测量开原河水深浅，是否可渡？虽然如此小心，后金想夺取开原的意图，还是被北关锦台什、布扬古探知，他们秘密派人到开原报告。开原城守推官郑之范，不但不予重视，还以消息不实为借口，鞭打了叶赫部的使臣［44］。这就给努尔哈赤夺取开原提供了机会。努尔哈赤得知开原无雨，便急转马头，挥军直逼开原城，六月十五日深夜，后金兵临城下。
　　总兵官马林为了守卫开原，从五月间就报告抚院大人，希望依靠西部蒙古宰赛、煖兔侄叔的二十四营兵力协助，为此明使往返多次进行交涉。实际上，宰、煖各部不仅无意帮助明军，反而为努尔哈赤所收买，与马林假意周旋，递送明军的情报，配合努尔哈赤进兵。马林不明真象，又不听抚院大人的劝阻，以与蒙古新盟为持，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竟不积极设防。其他的守城官员如副将于化龙，监军道推官郑之范，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备官何懋官等，都驻在城中，无人负责城防。
　　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努尔哈赤作了完善而又周密的攻城准备。他外联宰、煖二十四营，还派人打入开原城内，以为内应。十五日，努尔哈赤亲统大军围攻开原，宰、煖各部及时出兵，先抢占庆云堡（今辽宁省开原县西庆云堡），后围镇西堡（今辽宁省铁岭县西北镇西堡），从西部牵制明军，声援后金军［45］。混入城内的“奸细”，从内部响应，八旗兵从外边猛攻，顷刻间城门便被打开。城内居民早知城防不固，一些人事先缢死［46］。马林等刚刚出战，城池便被击破，结果战死城外，推官郑之范负伤，从西门逃走了［47］。全城十多万居民，仅有一千多人逃了出来。开原城破以前，总兵官李如桢先驻扎在沈阳，贺世贤驻扎在虎皮驿（今沈阳苏家屯区十里河）。当开原城危急，急需待援的时候，李如桢胆怯畏战，先是拥兵在团山（今辽宁省义县南团山子），又进到十方寺堡（今沈阳市新城子区石佛寺），以天雨为借口，不肯增援［48］。这时，努尔哈赤率领兵卒在开原城内搜集钱财，饮酒欢宴，对明军是个攻击的良机。参将贺世贤急趋开原，他想率领士卒冲进城去，而部下士卒个个怯战，竟一哄而散［49］，致使开原城被努尔哈赤从容抢掠。
　　开原是东北地区的一座古城，人口众多，物资雄厚，财产、玉帛多达“数百万”。努尔哈赤为将这些财物运送回国，连运五、六天还运不完［50］。后金军驻扎三夭，从容分财、分俘，最后弃城而去［51］。
　　开原被攻克以后，辽地军民惮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兵威，沈阳、铁岭等地的居民纷纷逃跑，辽左众城危在旦夕。明经略杨镐令李如桢驻兵沈阳，南北策应。令贺世贤驻守虎皮驿，往来应援。沈阳距离铁岭一百二十里，虎皮驿距离铁岭一百八十里。明经、抚各官的军事意图十分明显，即准备增援铁岭。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这一点也了如指掌。铁岭是明、金双方下一个争夺的目标。努尔哈赤与明经、抚各官对比都很清楚。辽东巡抚周永春在这关键的时刻，就曾再三叮嘱李如桢，注意防犯后金兵对铁岭攻击。
　　努尔哈赤自从攻克开原以后，就准备向铁岭进军。他从开原得到的数百万财物中，分出十数万，送往蒙古宰、煖和炒花，引诱他们东攻辽沈，西扰广宁，以声援后金军进犯铁岭［52］。努尔哈赤为什么要进犯铁岭呢？因为从鸭绿江东南到西北一带诸城堡，抚顺、清河、永甸、新甸、长甸、大甸、瑷阳、孤山、碱场、一堵墙、洒马吉（今辽宁省凤城县赛马集）、散羊峪（今辽宁省抚顺东南山龙峪）、马根丹、东州、会安、白家冲（今辽宁省铁岭县东南）、三岔儿、抚安、柴河、松山（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南松山堡）、靖安（今辽宁省北镇县八道壕公社苇城子）、威远（今辽宁省开原老城东威远堡）、镇北（今开原县莲花街西南镇北堡）等数十个城堡都被后金攻占了。开原是辽河以东的根本重地，开原一破，河东重镇仅仅剩下辽阳、沈阳、铁岭等孤悬在努尔哈赤的兵威之下了，而铁岭首当其冲［53］。
　　七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大军向铁岭进发，到三岔儿堡，入老边十四、五里时，明铁岭守将游击李克泰已经得到了消息，他将努尔哈赤兵指铁岭，飞报给沈阳总兵李如桢。李如桢得报后，缩首不前。本来用一昼夜的时间便可到达铁岭，然而，至到二十五日，他还徘徊在途中，不肯急速增援。恰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抓住有利的战机，挥军进逼铁岭。守城游击李克泰，把近城各个小堡的军民收入城中，没有入城的纷纷逃窜。努尔哈赤下令先攻城北，八旗战士竖云梯连续攻击。城上守兵以火炮、鸟枪还击，矢石齐发，拚死抵抗。然而，努尔哈赤的攻势凌厉，战斗自寅时开始，辰时铁岭北城便被攻克，八旗兵冲入城中。城内一时大乱，双方进行了激烈巷战。守城署事游击李克泰、缘事游击喻成名、新兵游击吴贡卿、海州参特丁碧、督防判官涂必达等，先后战死，惟有新任游击王文鼎等踰城逃跑了［54］。城内军丁战死的四千多人，居民男女被杀、被俘的近万人。
　　攻取铁岭是在努尔哈赤计划之内的。二十五日寅时，努尔哈赤已经到达铁岭城的东南岗，坐镇指挥。城陷以后，他乘马从容入城，住在城守道的大衙门。令八旗兵一部分守城，防止明军增援，一部分清理财物、俘虏。
　　开原失陷后，明廷主动激励蒙古宰赛贝勒抗金。铁岭陷落的消息传到宰赛部，他率领儿子色特希尔、喀什克图和扎鲁特部、科尔沁部贝勒巴克、巴雅尔图、色本等，统兵一万多人［55］。于铁岭陷落后的第二天，即二十六日清晨，赶到铁岭城外，伏兵于高粱地中。后金厮卒（满语Kutule，音译为库图勒，汉译为控马奴）出城放马，被杀了十多个人。守城兵报入，努尔哈赤急令整兵出城，遇见大贝勒问道：为什么不战？这是宰赛、巴克、色本的兵。大贝勒代善说，杀了恐怕后悔。努尔哈赤列举宰赛等人的罪状说，蒙古夺娶已经配给我的锦台什之女，袭击我乌扎鲁村，以铁锁逮系我使者和托，向明廷事乞赏，并发誓与明合兵，杀了他们有什么可悔的。于是，下令八旗兵急速进战。大贝勒代善率兵向蒙古兵冲去。宰赛等兵丁缺乏严格的训练，稍一接战就纷纷馈退了。八旗兵沿着辽河岸猛追，杀了很多人。宰赛贝勒和两个儿子，扎鲁特的巴克、色本兄弟，科尔沁明安贝勒的儿子桑阿尔塞，宰赛的妹丈岱葛尔塔布囊等共一百五十多人被俘［56］。
　　沈阳总兵官李如桢得到李克泰的情报时，若能及时增援，二十五日完全可以解铁岭之围，然而，铁岭辰时陷落，申时他才到达新兴铺（今沈阳市北“新城子”），坐待贺世贤从虎皮驿到来。努尔哈赤得知李总兵来援，整队准备迎击，李如桢却距城十五里以外扎营，不肯接近铁岭城。贺世贤建议向铁岭城冲击，李如侦不肯。这时已经是二十六日了，宰赛等蒙古兵败后，铁岭城内外伏尸蔽野。李如祯率领军卒割取首级一百七十多个后，慌忙地溜走了。李如桢的怯阵无能，在八旗兵中传为笑谈［57］。
　　努尔哈赤攻克铁岭后，明军在关外尽管还有七万多人，但对努尔哈赤的进攻阻挡不力。努尔哈赤统兵一出，沿边各城军民都望风奔溃，辽东一带城堡相次陷落。明臣王在晋说：明朝将官“怯而无勇，缓而寡谋，奴（系指努尔哈赤）直弄之于股掌之上，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58］。
　　明朝政府无法认识和改正腐败的现实，而只将丢城败阵的罪算在边将的头上。鉴于经略杨镐非旦不能立功自赎，反而使开原、铁岭相继失陷，弄得辽事愈加不可收拾，八月二日，明帝旨令熊廷弼出关代替杨镐经略辽东。八月十三日，逮捕杨镐入京问罪。明廷认为更换经略就可以扭转辽东局势，其实不然，萨尔浒战争所导致明金关系的转折是历史性的，开原、铁岭的再陷，不过是这种转折的继续和发展罢了。
　　努尔哈赤连下开、铁后，面临着统一辽河以东，进行辽沈决战的局面。他深知明廷要抵抗八旗兵向前推进，恢复开、铁，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目的的，为了巩固后方，他一刻也没有忘记统一女真内部。因此，统一战争与对明开战是同时进行的，即当统一战争遇到明军干涉，不能继续进行时，就对明开战；打得明军无还手之力，暂时扫除了统一障碍，积聚了人力、财力后，再转手积极推进女真内部的统一战争。后金建国后，努尔哈赤对东海余部和黑龙江中、下游南北地区进行了统一工作。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七月十九日，派达尔汉侍卫、硕翁科罗等率兵二千，统一萨哈连部（今黑龙江中游南北，即精奇里江与黑龙江会合处以东地区）［59］和虎尔哈部（今黑龙江南岸呼玛尔河流域）。军行到乌尔简河（又称富尔涧河），造船二百艘，水陆并进。八月十九日，到达黑龙江地区，袭取萨哈连部江北毛孔大臣所在的十六乡，江南九乡和鲍吉里所在的虎尔哈部十一乡，共收服三十六乡。十月，回军时，顺路收服阴达浑塔库喇喇、诺罗、实喇忻三路［60］，共计四十路长归附，至十一月初七日，历时三个月，统一黑龙江至松花江一带一千多里的大片地区。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天命二年）正月，努尔哈赤派兵四百，略取东海岸边不肯归附的居民。三月，全部收服了东海诸岛，使鹿部全部归附，库页岛从此归入后金的版图。
　　这是努尔哈赤对明用兵前夕，进一步收编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其以东诸岛的女真各部，目的是通过统一各部，加强经济实力，所以大军归来以后，曾派出或三十人或六十人的大型商队，到黑龙江地区进行贸易［61］。同时，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女真人，武装所谓“乌龙江达子”，扩大兵源，加强军事实力。
　　努尔哈赤对明开战后取得的胜利，推动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事业的完成。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十月，东海虎尔哈部（今松花江、黑龙江下游及苏联哈巴罗夫等滨海地区）的纳克达，率领一百多户前来投靠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以示欢迎。他把前来定居和持观望态度的人分作两队，以赐物多寡加以区别。对于来归的八大首领，每人各给阿哈十对，马十匹，耕牛十头。冬衣有豹皮镶边蟒缎皮裘、大褂、貂皮帽、皂靴、彤带。春秋衣有蟒缎无披肩朝衣、蟒袍小褂。四季穿用的衣服、布衫、裤子、被褥等。第二等人，各赐给阿哈五对，马五匹，牛五头衣服各五套。第三等人，各赐给阿哈三对，马三匹，牛三头，衣服三套。最后一等人，各赐给阿哈一对，马一匹，牛一头，衣服一套。此外，还给予居宅、釜、席、缸、瓶、小磁瓶、碗、碟、匙、筷子、水桶、簸箕、槽、盆等家具，应有尽有。由于努尔哈赤慷慨赐予，虎尔哈部持观望态度的人深受感动，解除了思想顾虑，纷纷表示愿意留下，还托咐归去的人带信给自家兄弟说：原来我等只想英明汗杀我们，夺我们的财产，没有料到是为了招来安集，以为羽翼。［62］
　　万厉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在积极备战，抗击明四路大军进攻的同时，命令大臣穆哈连统兵一千，招服了虎尔哈的残部。这样，北至黑龙江中、下游南北，西到嫩江，东至东海三部及松花江等广大地区，基本上都划入了后金的版图。努尔哈赤通过统一战争，不仅加强了后金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去了后顾之忧，而且对于东北边疆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连下辽东数城以后，一时物力雄厚，兵食马料充足，便决意铲除最大的后顾之忧。八月十九日，他亲统数万［63］轻骑讨伐北关叶赫部。命令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等率兵攻打叶赫贝勒布扬古所驻的西城，自领一军攻打贝勒锦台什的东城。二十一日夜间，叶赫部东西二城已经得知努尔哈赤发兵来攻的消息。居民纷纷拥入城内，加强外城防守。二十二日清晨，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逼临城下。初战时，叶赫西城布扬古贝勒等，曾经统兵出城，与八旗兵对阵，大战于西山，双方杀伤相当，各有胜负。因为双方众寡悬殊，八旗兵斗志颇旺，难于长时间的对抗，布扬古等退兵固守城池。叶赫东西二城相继被包围。
　　在叶赫部的命运处在悠关的时刻，经略熊廷弼作了正确而又应时的部署，他命令李如桢、李光荣，贺世贤三位总兵各率本部人马向后金的新寨（今辽宁省抚顺县东部，旧边墙以东）进攻，耀兵于抚顺边外，以解北关叶赫之围。贺世贤奉命直奔新寨，然而，努尔哈赤用兵部署严密，沿途各个关口都设有精兵把守，贺世贤的军队与后金千余骑相遇，经过激战，没能深入其境。另外两位总兵都怯战不进，使北关叶赫部孤立无援［64］。
　　八旗兵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冒矢攻城，逼迫锦台什投降。锦台什宁死不屈，他说：我身为男子汉，非庸懦之辈可比，怎肯投降，只有同你们决一死战。因此，两军在城上城下展开了激战。城下八旗兵竖云梯登城，城上兵滚木雷石齐下。攻战多时后，东城的外城被毁，守军溃退。锦台什率领妻子登上城内高台对抗，八旗兵已全部攻入内城，高台被围。锦台什虽然以欲见亲外甥皇太极为借口，企图拖延时间等待明援兵，但当他得知无望时，便纵火自焚了。东城被占，西城知道东城失守后，便投降了。努尔哈赤大获全胜，将叶赫部所属的哈达、辉发、乌拉、蒙古科尔沁等共二十八部寨，十二个姓氏的各族人民全部收服。其中有一万多人被掠回后金本部，从中选出九千多名精壮，分编在八旗之下［65］。
　　此时，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辖领土，东自库页岛，西到辽边，北至蒙古嫩江、黑龙江，南至鸭绿江，凡是同属女真语音各部所在的地区都被收服了。
　　萨尔浒大战以后，明与后金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变化，待努尔哈赤连下开原、铁岭，扫平北关叶赫部以后，已经不仅兵势甚盛，而且去掉了后顾之忧，奠定了进入辽沈的基础。
________________

　　［1］《明英宗实录》卷89，《满文老档·太祖》卷1。
　　［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2。
　　［3］《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4］幼庄：《皇朝开国方略》（跋）。《盛京通志》卷4载称：萨尔浒之战“实帝业之所由基也”。
　　［5］焦梦熊：《讲求全策立奏荡平疏》：“惟是臣思忖有一大竅要焉，惟在皇上临朝而已，……当此乏人乏饷之时，值此费财费力之事，皇上高坐深宫……（臣）不避斧钺，……恳求皇上出朝为破虏第一策”，参见《筹辽硕画》卷6。
　　［6］张鼐：《敬陈今日危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3。
　　［7］官应震：《辽蓟情形并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7。
　　［8］官应震：《辽饷燃眉举朝袖手疏》，参见《筹辽硕画》卷63。
　　［9］胡来朝：《目击时艰敬陈未议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3，龙遇奇：《辽饷搜括不敷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1，周炳谟：《谨陈旧事以备省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6。
　　［10］《冯高二公奏疏》卷1。
　　［11］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0。
　　［12］《满文老档·太祖》卷4。
　　［13］乾隆：《御制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载：“尔时草刱开基，……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同兄弟子侄之众．率股肱心膂之臣，亲冒矢石。授方略，一时圣嗣贤臣，抒劳效悃，用成鸿勋，我大清万年丕基，实肇乎此。”参见《清朝全史》上册第九章。
　　［14］《明神宗实录》卷339。
　　［1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40载：李恒福启曰：“臣久留经略门下（援朝抗倭时期），熟闻言语，兼察动静，南北诸将猜隙已成，号令每相反。窃闻中朝诸将中，勇敢善用兵推刘綎第一，而兵精不如吴惟忠，……提督依重刘綎。”祝耀祖《敬陈一得备安攘疏》载：“自镐用事以来，威令不行，赏罚不信，呢私交而轻南将，则豪杰灰心，怯任，罪而卹典，则英雄短气”，参见《筹辽硕画》卷18。
　　［16］李登：《效血诚雪国耻呈》载：“近东征失利，皆因大将不一，互相倾轧，平日不能和衷，临时安望协力”，参见《筹辽硕画》卷20。
　　［17］《明神宗实录》卷580，黄嘉善：《飞报万分紧急贼情疏》载：“三路败衂，……　　然颇闻平日以用气相凌厉，以分权相□龁。旧岁杜松与贺世贤不能相容”，参见《筹辽硕画》卷23。
　　［1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载云“……奴酋聚会诸将逐日谋议，极密之。”
　　［19］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20］范济世：《严营操以资防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6。
　　［21］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2，李登《效血诚雪国耻呈》载：“虏马去如飘风，来如骤雨，……我枪炮手遇虏惶怖，未及点药，矢刃交加，往往以火器予敌”，参见《筹辽硕画》卷20。
　　［22］李登：《效血诚雪国耻呈》载：努尔哈赤之军“不过训练久，人心齐……奴酋坚甲精兵，故称劲敌”，又称“奴酋威行东夷，虽子弟有犯必加诛灭，故人股慄，用兵之际，有进无退”，参见《筹辽硕画》卷20。
　　［23］李登：《效血诚雪国耻呈》载：“近来我兵失利，皆因大将奋勇当先，一被伤后，兵不战自溃”，“主将陨命，军士逃亡”，参见《筹辽硕画》卷20。
　　［24］晏文辉：《上下老狃因循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25］《明神宗实录》卷574。
　　［2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27］《明神宗实录》卷583。
　　［2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建州），《明神宗实录》卷580，卷589。
　　［29］刘蔚：《边镇告急币藏空虚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0。
　　［3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2载：“辽东一年需饷八百余万，而两次加编，每亩七厘不过四百万，……凡有调募俱云动地亩银……，总计前后通加九重”。
　　［31］《明神宗实录》卷580。
　　［32］矛瑞征：《东夷考略》页6（建州）载：“并夺我三军之胆，胆破而智勇并困。”
　　［3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2。
　　［34］《满文老档·太祖》卷9。
　　［35］范济世：《严营操以资防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6。
　　［36］《宋幼清九籥集》卷1。
　　［37］董启祥：《辽饷省费捷法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1。
　　［38］熊廷弼：《敕催原调新添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4。
　　［39］播汝祯：《募兵固守以图进剿疏》，参见《筹辽硕画》卷6．熊廷弼：《请发军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40］牟志夔：《辽左制胜有机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5。王在晋：《议固以防海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7。熊廷弼：《请发军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41］熊廷弼：《新兵全伍脱逃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4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34。［43］谈迁：《国榷》卷83载：“前日之寇东有朝鲜，北有北关，西南有辽开，仅东北一道走路，四围逼束，……自大军三路败没，敌兵始出入无常，今开原一带尽失，朝鲜、北关皆阴阳之矣。”唐世济：《召募须求实用疏》载：“奴已有横行不可遏之势”，参见《筹辽硕画》卷24。
　　［4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载：“奴攻开原，北关先期密报，推官郑之范不淮不信，且鞭笞之。”
　　［45］《熊经略集》卷1载：“……东贼攻开原而西虏五营即率三千骑抢庆云，又报三万骑围镇西……皆为奴用命”，熊廷弼：《堵杀款虏认罪揭》，参见《筹辽硕画，卷36。
　　［4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开原城中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满文老档·太祖》卷1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8］李汝华：《调募无算应饷无算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49］熊廷弼：《收集兵力以固辽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0。
　　［50］《明神宗实录》卷58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6。
　　［51］张廷登：《再陷北关、辽阳益危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6。
　　［52］《明神宗实录》卷583。
　　［53］熊廷弼：《敕议守御收复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3。
　　［54］《满文老档·太祖》卷11，熊廷弼：《正军法定官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55］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载：明使“设词激怒”宰赛，李汝华：《调募无算应饷无算疏》载：“因东夷陷铁岭”，宰赛“引兵愤争”。参见《筹辽硕画》卷28，熊廷弼：《拨兵防援疏》载：“铁岭之战，……宰赛领万余骑”，参见《筹辽硕画》卷37，《满文者档·太祖》卷11。
　　［56］《满文老档·太祖》卷11。
　　［57］《满文老档·太祖》卷11，李汝华：《调募无算应饷无算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5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59］《满文老档·太祖》卷5，《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五排三，五排二，曹廷杰：《西伯利东编辑要》、《东北边防辑要》卷下。
　　［60］《满文老档·太祖》卷5，阴达浑塔库喇喇等三部，皆在三姓以东，乌苏里江西岸，参见《东北边防辑要》卷下。
　　［61］《满文老档·太祖》卷5，《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五排一。
　　［62］《满文老档·太祖》卷7。
　　［63］《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64］熊廷弼：《收集兵力以固辽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0，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
　　［65］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满文老档·太祖》卷1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
后金奴隶制的繁荣
第五章　辽沈决战的前夜

一、后金奴隶制的繁荣

　　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到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闰二月，在近四十年中，明代女真社会发生了有历史意义的空前变革。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集团，作为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通过统一战争、扩大领土、积聚社会财富、集中人口、改变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加剧了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过程，到辽沈大战的前夜，已经将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度推上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同时，这也反映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阶级集团无比的贪婪和垂涎辽沈的欲望。
　　最初，以努尔哈赤等人为代表的少数奴隶主，领有的地域极为狭小。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所占有的土地仅仅是建州左卫的一部分，加上右卫王杲的部分土地［1］。经过统一战争，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前后，建州三卫基本上统一了，但建州三卫的土地面积也仍然有限，努尔哈赤自己也说：我的地方与明朝和蒙古相比，仅仅象一个小指头［2］。明朝官方人士也轻蔑地说：努尔哈赤所在的地区狭小，幅员不过三百里，没有中原地区的一个县大［3］，而且土地贫瘠，可耕的土地很少，多是山谷和草野地方［4］。在这仅有的土地上，努尔哈赤要求女真各部首领要充分地利用耕地，垦辟荒山，改作良田［5］。
　　随着女真内部统一战争的向前推进，耕地不断的扩大。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灭掉了哈达部以后，向柴河、松山、白家冲、抚安等堡拨上万的人，前去耕种［6］。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灭亡辉发部以后，又分拨一干多户屯种其地［7］。统一东海、乌拉部以后，又派出大批的人口前去“作农留屯”［8］。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开始，努尔哈赤向汉区扩展地界，先后占种了宽甸、大甸、长甸、永旬、新甸、孤山等堡，地界扩展达八百多里。［9］还相继派人到汎河、孤山、仙人洞等地占种。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以后，努尔哈赤越过了抚顺地界，推向清河、开原、铁岭，耕种的地界也随着向西扩展。在抚顺一带，实行民耕军守［10］。因此，明朝官吏在叙述努尔哈赤扩展耕种地界的时候说，自从扑灭王兀堂的东建州，努尔哈赤吞并其地以后，与瑷阳、宽甸为邻，自从剿灭建州右卫阿台以后，努尔哈赤吞并其地，遂与抚顺、清河为邻，自从杀了锦台什、布扬古以后，吞并其地。这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诸城的居民逃跑一空，努尔哈赤的地界与辽沈为邻了［11］。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不断地展界扩耕，这对于满族社会奴隶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为满族奴隶制度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从而保证了满族奴隶制度的迅速发展和繁荣。
　　社会财富的积聚和占有状况的改变是后金奴隶制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本部的过程中，将建州所产的明珠、人参、黑狐、玄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青鼠、黄鼠等物产，收归奴隶制国家所有［12］。消灭海西四部，统一东海三部，向辽东进军的过程中，又先后将黑龙江、松花江、东海各部的明珠、黑貂等名贵产品和运送这些产品的各路商道，以及抚顺、清河、瑷阳、宽甸等各个市场的贸易，都掌握在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少数奴隶主手中，他们的家中“悬珠屋角，罗列珍宝”［13］，使建州部一时成为东北地区的商埠，凡是北方的山珍、海物，汉区的绫罗绸缎、各种手工业品，都通过市易集中在少数奴隶主的手中，以致“财货堆积镏重如山”［14］。这就从根本方面改变了女真地区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它由过去的分散，走向今夭的集中；由多数奴隶主少许的“平均”占有，变成少数富有的大奴隶主财权的高度集中。
　　朝贡、互市也是这样，过去明廷给建州的敕书五百道，海西敕书一千道，分别授予女真各卫大小头目的名下。虽然朝贡、互市都有抚赏［15］，但赏赐的财物多数分散在各部，对于女真社会不发生明显的作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部以后，先抓住了五百道敕书作为致富的重要财源之一［16］。吞并哈达部以后，他手握救书八百六十三道。辽东马价银每年十一万七千八百两，每年抚赏三万两，以敕书计算，努尔哈赤每年可以得到白银八、九万两，加上抚顺市每年“数十万两市赏”［17］、车价银“数万”两，合计每年可以得到几十万两的收益。另外，努尔哈赤以其父祖“有殉国忠”，明廷每年给“银八百两”。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边臣因为汉人暂耕建州土地，按种地人户摊派地亩银“三百八十两”，又有抚顺所的定额赏“一百二十两”，合计为五百两。这样计算起来，努尔哈赤只年例赏每年又得一千三百多两。这几十万两的大笔收益，使努尔哈赤等少数奴隶主富上加富，其富裕程度“倍于（王）杲”［18］。这在明代女真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以，当时明朝的官员都知道，努尔哈赤的“富强为酋中雄，享受为酋中冠”［19］。为了保证奴隶主集团社会财富的安全和不受侵犯，为了保证他们的享乐，努尔哈赤时期大筑城堡，居住楼台殿阁，高堂大厦。他的家族过着侈奢腐化的剥削阶级生活［20］。
　　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占有状况的改变，是社会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度走向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和标志之一。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女真社会的各种人，原有的旧关系都打破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迅速的组合起来。最富有的是努尔哈赤及其子侄等众贝勒，他们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占有者。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为诸子分析家产时，先妻同母兄弟每人分得部众五千家，牧群各八百，白银万两，敕书各八十道［21］。另外，在所谓“汗库”中还存有紬缎“各三柜”，以备再行分配［22］。这就逐渐形成了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八大家奴隶主所有［23］。凡是有出兵征战所得的一切贵重金、银、缎、帛，不许一般官民私有，必须都由八家诸贝勒分取［24］。因此，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汗与诸贝勒是后金奴隶制国家财富的主要占有者。
　　在努尔哈赤和诸贝勒以下，是以五大臣为代表的各级官吏，他们都属于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集团，其中多数是女真社会原有的各部首领，如何和理、费英东等都是名酋大姓的后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军功卓著被升任为大臣的。最突出的人物是额亦都，他从十九岁随同努尔哈赤起事，每有战功都得到厚赏，如克取图伦城、巴尔达城，他都率先立功。努尔哈赤不惜财物，将城中的敕书、编户（归降的人民编为户口）、诸申（女真人民）等全部赏予他。当克取建州卫萨克寨、尼马兰城、章嘉城时，努尔哈赤又将城中的人、马、牛、阿哈等全部赏给他［25］。努尔哈赤起兵初期的大臣多半是由以上这两种情况形成的。到了后期，除了按功行赏［26］以外，又按官职大小赏赐，因此，官吏的等级逐渐明朗化，在社会上就形成了等级不同的八等大小官吏，即一等众额真、大臣，诸固山额真，诸大臣，诸牛录额真，护军旗主、牛录章京等［27］。他们构成了新的奴隶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近四十年的统一战争，加速了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过程。这个分化过程，是女真社会几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它是女真社会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奴隶主集团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完全是以建州奴隶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的。这对于任何一个部落的居民来说，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极为严肃的现实，必须作出自己的决择，即主动归附，并有功绩的，不论原来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提升为新政权的官吏。凡是大兵所到之处，一般归顺的人民编为户口，坚决反抗的人被杀戮，被俘虏的人贬做阿哈。哪怕是同族同姓的人也以态度的不同，而各自决定他们新的社会地位。比如，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兵袭取虎尔哈部的扎库塔城［28］时，就杀了进行反抗的一千人，俘虏了二千人，编了五百户［29］。如果每户以五口计算，这一仗共涉及到五千五百多人。以战争中态度的不同，抗拒被杀的约占百分之十八。被俘虏沦为阿哈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六。编户约占百分之四十六。由此可见，仅仅在一次战争中，扎库塔一个城的军民竟有如此急剧的分化。推而广之，可以想象到努尔哈赤在四十多年的战争中，攻城略地何止千百次，女真社会居民的重新划分、重新组合必然是相当普遍的。此为这一时期女真奴隶制度迅速发展的一个新特点，同时，也是把女真社会奴隶制度推向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这种急剧的变革中，将女真人中的一部分充实到了奴隶主阶级集团中，他们有的来自纳木都鲁路、方吉纳路、绥芬路、乌拉部、海兰路、萨齐库路、雅兰路、扎库塔路、尼马察路、虎尔哈路、瓦尔喀路、瓜尔察路等；有的充任为五大臣，有的充任为总兵官、副将、参将、守备、游击等［30］官。
　　由于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阶级关系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女真社会诸申在大批的转变为阿哈的同时，广大的社会诸申的贫困化也相当严重。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努尔哈赤曾经下令在全国调查贫困的人，结果贫穷没有财力聘娶妻室的人多达数千人。为了安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努尔哈赤不得不发“库中之财”，给贫穷的诸申，让他们娶妻成家［31］。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为诸申的贫困化很费思虑，他自我承认说：女真社会上贫穷的人占多数，家里有阿哈、耕牛、马匹、衣服、谷物的人是极少数［32］。
　　在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女真社会的诸申在阶级大分化的冲击下，社会地位急剧的下降。努尔哈赤起兵以前，诸申的身份是自由的。其后，他们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逐渐的丧失了已有的自由。过去女真人自由的生产和生活，不向部落的首领缴纳生产品。如今就不同了，耕田纳赋，狩猎要上缴生产品，要承担国家的重赋［33］。努尔哈赤起兵以前，诸申与首领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首领对于他们的属下不能随心所欲的加以役使。后来，诸申逐渐被置于王权之下，失去了自由，他们在奴隶主阶级的压迫下，常常畏俱万端。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努尔哈赤派出五百名诸申到汉区的刘家、孤山等地区耕田，另外又派出四十四个人到仙人洞等地区去耕种。明朝辽东官兵驱赶他们离开，他们不走，官军以杀死他们相威胁，他们说就是宁肯死在这里，也不回去。官军感到莫名其妙，追问他们的理由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怕我都督”努尔哈赤［34］。
　　诸申在经济、政治方面丧失了自由的同时，也陷入了被奴役的地位。努尔哈赤为了保护奴隶主阶级的私有财产，保障他们的享乐，先后建了佛阿拉城、赫图阿拉城、界藩城、萨尔浒城、东京城等重要城市，役使大批的诸申去破山、运石、搬木材……［35］。均按照牛录摊派服役。
　　努尔哈赤时代，打破了所谓“女真之俗，不相为奴”的旧例，除了战俘沦为阿哈以外，一般的诸申只要违背了努尔哈赤规定的法令，随时都可能降为阿哈，失去人身自由。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相当低下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二月，拜德牛录下的一名诸申，在战争中因为丢弃盔甲，败下阵去，事后被追查出来，迫令他作了固山额真家的阿哈［36］。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八家大奴隶主，把诸申看作财产一样，随意赠送给人或夺取回来。努尔哈赤有个族弟，名叫旺善。当初，努尔哈赤赐给他许多阿哈和诸申。可是，旺善为人华而不实，经常以谎言骗取努尔哈赤的信赖，从来不肯努力作战。后来，努尔哈赤看透了他，亲自决定把从前赐给旺善的阿哈、诸申全部夺取回来［37］。
　　随着女真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演进，诸申又被置于奴隶主专政的严刑重法之下，他们遭受了种种残酷的刑罚。凡是诸申犯了法的，不是经济上的制裁，就是从事各种苦役，进行惩罚。比如，有的诸申为了谋生，越过了本国的边界，偷偷地进入朝鲜的国境，采取人参、木耳等，被抓住以后，按努尔哈赤的规定，罚耕牛一只。没有牛的罚银十八两。如果家境比较困难，没有力量承担经济上的惩处，就把家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捉来，罚做苦役［38］。有的诸申违犯了法令，奴隶主们就命令他们脱掉上衣，光着脊背，跪在地下受箭罚。即用一种“鸣镝箭”射击。罚射多少箭，按照罪过的轻重来定，其刑相当残酷。有的诸申犯了法，还诛连全家，把一家老小一律贬斥为阿哈［39］。有的诸申盗窃了别人的财物，受刑时，更惨不忍睹了，刺耳朵、刺鼻子、刺面部、刺腰或者乱刺全身，直到刺死为止。有时还牵连妻子，让犯者的妻子赤脚，踏上火红的炭，头上再戴上灼热的大锅，折磨致死了事［40］。诸申社会地位的卑下，具体地说明了努尔哈赤时期的奴隶制度，具有早期奴隶制发展的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出阶级之间的对立和严格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了。
　　努尔哈赤在起兵的初期，女真社会每个奴隶主所属的阿哈不是很多的，这是个体生产、部落分散、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当时，出兵打仗，奴隶主也不得不自己亲手采薪、喂马［41］，参加一定的生产活动。后来，努尔哈赤不断地把统一战争推向前进，阿哈的数量急剧的增加。归纳起来，阿哈的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建州本部落自由的社会诸申降为阿哈。他们或者因为越边、逃跑、不积极参战，或者与努尔哈赤的族人殴斗，都可以构成丧失自由的条件［42］。二是从女真其他部落中购买来的阿哈［43］。三是随着战争的向前推进，从其他被征服的女真部落中或者从汉人中俘虏来的。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前后，努尔哈赤开始向东海进军，仅从东海各部中俘获的阿哈就多达数万。以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征额赫库伦一次出兵为例，就俘获一万名阿哈［44］，攻克抚顺等城的时候俘获人、畜达三十多万，其中汉人人数不少。抚顺一城被俘虏的就“不减数万”［45］，接着下开原、铁岭、北关、叶赫，加上零星掠来的，都使后金社会阿哈的数目急剧的增加，据统计，至少也有四、五十万［46］。
　　由于耕垦面积不断地扩大，阿哈数量不断地增加，为女真社会庄园经济大批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使女真社会的农业生产开始走出个体家庭、单人单户奴隶主使用少数阿哈耕作的规模。广阔的耕地与大批的阿哈相结合，产生了规模较大的生产组织形式，即托克索（满语为tokso，汉译“庄园”少意）［47］。朝鲜人称为“农幕”［48］。努尔哈赤兄弟及其家族的大批托克索都在今辽宁省新宾旧门、旺清门、双砬子以东和今桓仁县境。在托克索中劳动的阿哈，平时不许自由出入托克索，一般多在内部生产、服役，有时也从事规模较大的集体生产劳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命令纳邻、音德率领八贝勒家托克索中的八百人到近边的浑河两岸打谷，这八百人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阿哈［49］。
　　大规模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为容纳更多的耕田阿哈提供了场所。使女真奴隶制的在发展和繁荣奠定在更新的基础之上。有权势的大奴隶主，通过占有托克索的办法，拥有大批的阿哈。有的人占有托克索竟达五十多所［50］。一个托克索少则三丁、四丁，多则七丁、九丁，所以一个大奴隶主常常拥有阿哈多达数百丁。因此，努尔哈赤时代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就大不同于从前了，而是以大批奴隶制托克索生产为基础，使奴隶制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阿哈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人员。这一切都是女真社会奴隶主贵族占有制关系最后确立、奴隶制发展进入繁荣时期的重要标志及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可见，“奴婢耕作以输其主”［51］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女真社会空前的、完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了。因此，阿哈与奴隶主的关系是社会上既对立又统一的阶级关系。奴隶主的享用完全建筑在阿哈辛勤劳动的基础上，以致形成“奴尽则主何以存”的社会现实［52］。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八家奴隶主是后金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一切重大的事件都由努尔哈赤及八和硕贝勒［53］决断。他们由努尔哈赤的弟、子、侄组成［54］。他们都围绕在努尔哈赤的周围，组成以家族为核心的最高奴隶主集团。这个集团握有经济、政治和军事大权，所以后金的政权是具有家族统治性质的政权，而努尔哈赤又是这个政权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一切社会财富，在没有得到努尔哈赤允许以前，八贝勒也没有权力支配［55］，一切经济、政治、军事等大权都完全操在努尔哈赤一个人的手中［56］。因此可以说，后金奴隶主政权又具有家长专断的性质，是奴隶制度下的君主专政。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社会在军事征战中，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最后确立了以国家为组织形式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在这一生产方式下，少数奴隶主富裕起来，成为新兴的奴隶主集团成员，这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奴隶主集团十分贪婪，他们连一貂、一雉、一兔、一珠、一参也不肯轻易的放过，不论财物好坏，均不许任何人擅自触动，否则就必然惹来杀身大祸［57］。而那些在奴隶制度下生活的广大诸申，却陷于极其贫困的境地，有的甚至沦为阿哈。
　　奴隶主阶级的贪婪、人民的贫困，极需要改善社会的生产和供求关系，可是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时，努尔哈赤又断绝了对明廷的互市贸易，使社会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日益严重。尽管努尔哈赤想尽各种办法，积极发展本地区的手工业生产，银、革、木、铁各种工匠，加紧制造产品，麻布、锦绣匠人奋力督织［58］，尽管努尔哈赤连续攻克抚、清、开、铁、北关叶赫等处，拚命抢掠，以充实社会上的需求，然而，手工业产品仍然供应失调，出现了“银贱而诸物腾贵”的现象。蟒缎一匹由战前四、五两，上涨至二百两，贵达四、五十倍。人参、貂皮等无处销售，变成了无用之物［59］，社会的供求关系被引到了严重失调的深渊。奴隶主没有缎、帛可衣，贫民、阿哈没有布匹可穿［60］。战前的粮食供应，不足的部分多半靠清河、抚顺的市籴。战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国内供不应求，不断地攻夺辽沈城堡，虽把野谷窖藏，抢掠一空，还是仍深感不足。因此，如果不进军辽沈，后金奴隶主政权就难于长久的维持下去［61］。这是满族奴隶制繁荣发展中的一个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也是满族民族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弱点，所以进军辽沈到了势所必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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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陈建：《皇明通辑纪要》卷19。
　　［2］《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4］《明神宗实录》卷519，卷517。
　　［5］申忠一：《建州图录》，参见《旧老城》页83。
　　［6］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参见《筹辽硕画》卷首。
　　［7］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陈仁锡：《山海纪闻》二，参见《无梦圆初集》卷4。
　　［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208。
　　［9］《明神宗实录》，卷455。
　　［10］陈仁锡：《山海纪闻》二，参见《无梦园初集》卷4。
　　［11］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参见《筹辽硕画》卷首。
　　［12］《武录》卷1。
　　［13］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34-35。
　　［14］牛维曜〈摘目前急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0。
　　［15］毕恭：《辽东志〉卷3。
　　［16］《熊经略集》卷1。
　　［17］张鼐：《辽夷略》（叙言）页1。
　　［18］官应震：《合词恳发多金疏》，参见《筹辽硕画》卷5。
　　［19］张涛：《竟陈辽左遇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酋是指建州各个部落的酋长。
　　［20］《满文老档·太祖》卷43载：努尔哈赤对蒙古莽古尔岱说：我等之子不似汝等生于野，吾子住于楼阁之上，得作则著，得献则食而生也。”《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页110-111载：“达子所住皆高堂大厦，所衣被皆装花锦绣，且日逐男女二班扮戏。”
　　［21］《满文老档·太祖》卷3。
　　［22］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页4下。
　　［23］《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参见《史料丛刊初编》。
　　［24］《满文老档·太祖》卷10。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8。
　　［26］《满文老档·太祖》卷16载：“有大功者多赏，小功者少赏。”
　　［27］《满文老档·太祖》卷10载：“第一等众额真、大臣等各赏银二百两、金各五两。第二等诸固山额真，各赏银一百两，金各二两。第三等诸大臣各赏银三十两。第四等诸大臣各赏银十五两。第五等诸大臣各赏银十两。第六等诸大臣各赏银五两。第七等诸牛录额真，各赏银三两。第八等护军旗主、牛录章京，各赏银二两。
　　［28］《吉林纪事诗》卷1载：“珲春延吉府有呼尔哈部扎库塔城”，在珲春城西一百二十里，参见《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舆图》二排三。
　　［29］《满文老档·太祖》卷2。
　　［30］《满文老档·太祖》卷67，卷70。
　　［31］《满文老档·太祖》卷4。
　　［32］《满文老档·太祖》卷4。
　　［33］《满文老档·太祖》卷3，载：“谷课于部众，则苦之，故一牛录出十男四牛，始于空地耕田。自是，勿课于部众，部众亦莫苦。”说明1613年以前，努尔哈赤管事不久，已经向诸申征收赋税了。《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
　　［34］《明神宗实录》卷519。
　　［35］《武录》卷1载，派夫“筑城运石”，《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65载：“……皆言老酋旧城向北七里许改筑新城，……自前撤移之胡，非徒怀其故土，厌其役苦，多有叛心云。”
　　［36］［37］《满文老档·太祖》卷17。
　　［38］［39］《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9，卷71。
　　［40］《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35。
　　［41］《清太宗实录》拳30载：皇太极说，“……尔时仆从甚少，人各牧马披鞍，拆薪自焚，如此艰辛，……”。
　　［4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8，《满文老档·太祖》卷56，卷33。
　　［43］《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0载：“老酋与忽酋通信，今春忽温卖我国人物于老城甚多云。”
　　［44］《满文老档·太祖》卷4。
　　［45］陈王庭：《恭陈军前紧要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46］王钟翰：《清史杂考》页22。
　　［47］羽田亨：《满和辞典》页427。
　　［48］申忠一：《建州图录》，参见《旧老城》页86载：“小酋农幕”，页87载：“奴酋农幕”、“阿斗农幕”。
　　［49］《满文老档·太祖》卷7载beisei tokso booi jaku tanggu 
niyalmade”即“诸贝勒庄家里的八百人”，这八百人是“weilere aha”即“耕奴”。
　　［5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2］《满文老档·太祖》卷2。
　　［53］和硕贝勒（hosoi beile）即为“一方之贝勒”，就是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参见周远廉著：《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
　　［54］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载：1619年，八将有努尔哈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杜度、济尔哈朗、阿敦。《武录》卷3载：1621年，八家有：努尔哈赤以下，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得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记。
　　［55］《满文老档·太祖》卷11载：“亲生执政诸贝勒，亦不得以公众俘虏、财物私与他人。”
　　［5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载：“予夺厚簿之权实操于一己。”
　　［57］张涛：《属夷家事互构揭》，参见《筹辽硕画》卷2。
　　［58］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9］《清太宗实录》卷2，《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110页。
　　［6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文中载称：“胡中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近日则连有抢掠……；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其贵衣服可知。”
　　［6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6-47，文中载称：“闻近日将大举收掠禾谷云，此不过坐困之计也。奴酋之每聚会将卒也，戒之曰：前日之捷天也，勿以屡捷为可恃，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当以尽死于辽东城下为心云。”
努尔哈赤的战前外交
二、努尔哈赤的战前外交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要想毫无顾虑的向辽沈进军，必须使朝鲜李朝和蒙古各部不致于抄自己的后路，不致于成为明军的友军。所以，在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一直注意抓紧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
　　在萨尔浒大战中，朝鲜李朝迫于明朝的压力，派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统率一万三千将士参战，结果同明军一样遭到了惨败。最后，姜宏立、金景瑞率领中营兵与大贝勒代善盟誓议和。从此，开始了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战后对朝鲜李朝的外交联系。
　　从努尔哈赤、诸贝勒、大臣的主观愿望来说，为了有效地对明军作战，愿意与朝鲜王廷议和，以防腹背受敌。在萨尔浒大战中，俘虏了朝鲜王朝的重要将领和几千名军卒，是对朝鲜王廷展开和平外交的有利条件，也是握在手中的一个重要王牌。后金奴隶主集团视姜宏立等朝鲜王朝的将士为“奇货”，认为从此有了交换条件，并且掌握了外交主动权。与此同时，风传明军与朝鲜王国将要出两路大军，再次讨伐后金。努尔哈赤得知相当着急，立刻决定放回朝鲜王朝的通事官何瑞国，并派自己的近臣，所谓“小农耳”到朝鲜王国的满浦镇去，探听虚实。
　　何瑞国在离开后金，启程的时候，姜宏立、金景瑞等嘱咐他说：这里的人们（系指后金），不分大小，都指望和事能成［1］。
　　同年十二月初二日，小农耳从朝鲜回来，报告说辽东再次两路出兵的话是虚言，朝鲜国王对后金表示了友好的态度，使双方和平相处有所希望。对此，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感到由衷的高兴［2］。努尔哈赤愿意与朝鲜王廷讲和，主要是因后金在政治和军事上受明军、蒙古军、朝鲜王国军三个方面的压力，尤其腹背受敌，难于承受，所以急切地希望与朝鲜王廷缓和关系。同时，也指望能得到朝鲜王国经济上的支援。因此，萨尔浒大战后不久，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十月，努尔哈赤就试探着派遣商队去满浦镇进行贸易，从朝鲜王国输入工业品［3］，以满足国内的供应。
　　后金采取主动积极的外交攻势，向朝鲜王廷发了第一道书文，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努尔哈赤的要求和愿望，没有被朝鲜王廷所接受。朝鲜国王仍然按照旧习，尊奉明廷为“父母”之邦，视努尔哈赤为建州卫的一个首领。因此，对努尔哈赤的来帖顾虑重重，来帖上有三个问题使朝鲜国王大为不快，也是不能接受的。一是努尔哈赤在书中自尊为“朕”；二是要求朝鲜王朝归顺后金，三是来帖中书写“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4］，而且帖后盖有“后金国天命皇帝”七个满文字大印。朝鲜国君臣在回书时怎么称呼的问题上，十分犯难，商议七、八天，拿不出个好主意来，最后决定采取不加理睬和抱着不承认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努尔哈赤既然以姜宏立等为人质，逼迫朝鲜王廷接受来帖的条件，如果接受这些条件，朝鲜必然沦为后金的附庸，那就不如不予理睬更好一些。因此，回帖时，不以国王的身份与努尔哈赤平列，而以平安道观察使朴烨的名义回书，以求得与努尔哈赤身份对等。书中称“建州玛法足下”［5］，否定努尔哈赤的“朕”和“天命皇帝”的称呼。回书结尾以平安监司大印代替来帖后面的大印，以不解其文加以回避［6］。不久，努尔哈赤在第二次给朝鲜国王的书中，指责国王不正面回答问题。他说：国王是在明廷与后金两国的向题上“静坐两间”，采取“看变”的态度。同时，明确地提出要与国王订立誓言，歃血为盟。这一下又将了朝鲜王廷一军。国王认为，既不能得罪明廷，参加会盟，与努尔哈赤“同恶”，又不能因为答复来书，招来大祸［7］，弄得进退维谷，十分棘手。朝鲜国主不肯唯命是从的态度，引起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诸贝、大臣极大的不快，因此，后金内部在对朝鲜王国的问题上，产生了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政，一方面表现在对以姜宏立为代表的朝鲜将卒的态度上，另一方面是对朝鲜王国的国家问题上。
　　姜宏立所率领的中营官将、士兵，在议和时有三、四千人［8］，其中有一部分，被分派到后金各个部落作农。剩下一些人，有的是朝鲜王国的边防士卒，有的是王京卫队，努尔哈赤怕他们作乱，加上对朝鲜国王的态度不满，先后杀了近千人［9］。
　　对于杀害朝鲜王国的官兵一事，大贝勒代善坚决反对。他说：我已经与朝鲜都元帅姜宏立在阵上讲和了，又举行了盟誓，怎么可以欺天杀人呢！竭力与诸贝勒争执。大臣达尔汉支持他的意见，主张把朝鲜王国的兵、将全部放回去。皇太极坚持说，放不放朝鲜王国的官、兵，要看朝鲜国王的态度，只要国王不肯回书，他们的主要将领仍然不能放回去［10］。
　　自从努尔哈赤给朝鲜国王第二次书信以后，国王一直没有复书。后金奴隶主集团内部在先进取辽东，还是先进军朝鲜王国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特别是铁岭被后金夺取，蒙古宰赛贝勒被擒，叶赫部被扫平以后，诸贝勒中以皇太极和莽古尔泰为代表的是对朝鲜王国的主战派，要求在进军辽沈以前，应当先进军朝鲜王国［11］。皇太极尤其表现积极，他常劝努尔哈赤作出决断，发兵进攻朝鲜王国［12］。由于后金主战派的积极推动，先后在东部地区牛毛寨、万遮岭（今吉林省集安县西老冷山脉大板岭）一带大搞备战，以大兵威胁满浦等地。朝鲜王廷深感局势严重，曾经先后六、七次派人向辽东求援，要求熊廷弼能够派兵加强东部兵力，给予支援［13］。后金统治阶级内部，并不完全赞同皇太极和莽古尔泰的先取朝鲜王国，后攻辽东的意见。大贝勒代善持相反意见，他说：我国现在四面受敌，到处结仇，再攻朝鲜王国，非为自保之策。因此，代善极力主张对朝鲜王国讲和［14］。
　　在战和两种意见各不相让的情况下，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和额驸李永芳则主张先攻辽沈，后取朝鲜王国。其理由是，辽东刚刚更易经略，熊廷弼到辽不久，如坐等他从容经营，则防守必然严密。应当乘目前这个时机，全力大举进军，决一胜负。同时，为了保证出兵时后方的安全，决定把朝鲜王国的副元帅金景瑞等全部杀掉，以去后顾之忧［15］。因此，努尔哈赤对于朝鲜王国，直到辽沈大战爆发以前，采取和谈或施以军事压力的办法，迫使朝鲜主国归顺后金。朝鲜王国在强邻的逼迫下，没有力量抵抗，又不肯改变与明廷的旧关系，承认后金的新现状，基本上采取两面应付，坐待观望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努尔哈赤进军辽沈是有利的。这说明了努尔哈赤的外交攻势是很有成效的。
　　辽沈大战的前夕，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蒙古各部的方针是以联合为主，争取蒙古各部给予军事支持，减轻后顾之忧。
　　因此，在蒙古的问题上，与明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这时，在明廷与后金的争夺中，蒙古各部都处于激烈的分化阶段。按照态度的不同，大体可以把蒙古各部分作三部分。以林丹汗为代表的察哈尔蒙古，在努尔哈赤进军辽东以前的一段时期，为了向明廷讨赏，有时与努尔哈赤互通使臣，威胁明廷边境的安全。当努尔哈赤联合科尔沁蒙古，又向开原、铁岭推进的时候，林丹汗的态度起了明显的变化。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林丹汗在努尔哈赤兵锋指向辽沈的时候，他以蒙古四十万英主青吉思汗（仍元始祖故称）的身份，向努尔哈赤提出了警告，他声言：广宁是我林丹汗亲自招服的城市，每年在这里收取贡赋，若是你的兵来夺取广宁，我在这将对你是很不利的。又说，以前我们两家的使者常相往来，相互友好。后来你的使者当你说了我的坏话，骂我“骄慢”，两家才断了关系。努尔哈赤与诸贝勒看了来书后，都很气愤。
　　两个月以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正月，努尔哈赤在给林丹汗的复书中，指责他贪取明朝的赏物，受明廷的利诱［16］。并施以外交手段说，朝鲜王国与明国语言虽然不同，但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基本相同，蒙古与女真的语言虽然不同，但衣着，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言外之意是说，蒙古应当与女真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明廷［17］。林丹汗看了复书以后大怒，将努尔哈赤的使臣武巴什扣押起来。为了报复，后金先后扣押了察哈尔蒙古五名使者。察哈尔蒙古扣押后金两名使者［18］。从此，察哈尔林丹汗与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之间，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林丹汗之所以能够成为蒙古抗金的核心势力，是因为林丹汗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后裔［19］。在蒙古各部中势力最强，蒙古各部视他如皇帝一般［20］，地位居于蒙古各部之上。自从努尔哈赤击败九部联军以后，科尔沁鄂巴、明安等贝勒先后归附了后金，从林丹汗的管辖下分离出去，引起林丹汗极大的不满。随着努尔哈赤的八旗兵不断地向西推进，致使林丹汗每年从明廷取得价值百余万两的赏物［21］，化作乌有。明廷沿边各处贸易关市将陆续关闭，严重地威胁着蒙古上层贵族的正常经济生活。如果努尔哈赤要向辽沈、广宁推进，在经济上将断绝蒙古日常工业品的来源。这就造成了蒙古与后金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22］。
　　蒙古的另一部是科尔沁蒙古，由于经济上的切身利益，鄂巴、莽古思、明安、孔果尔等贝勒先后归附了后金，成为后金势力的一部分。因此，林丹汗的察哈尔蒙古与科尔沁蒙古，成为这个时期蒙古各部分化的两个极端。
　　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努尔哈赤重点争夺的对象是喀尔喀蒙古，扎鲁特、奈曼、敖汉、巴林、克什克腾等部。努尔哈赤深知，要占辽沈必须借助于蒙古的力量［23］。于是，他或以金帛或以联姻的办法争取蒙古［24］，而明廷利用蒙古经济上缺少工业品，必须与明边关交易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弱点，通过赏赐、关市贸易等，加强对蒙古各部的利诱和控制。因此，辽沈大战的前夕，明金双方争夺喀尔喀蒙古的斗争十分激烈。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对明廷开战。为了牵制明军，战前努尔哈赤派人多带银两等物，送往蒙古各部，要求蒙古各部或统兵助战，同抗明军，或分兵几路进犯明边，以牵制明兵，配合后金军进攻辽东各城。蒙古有些部落答应出兵相助。因此，当努尔哈赤统兵攻占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堡时，乃蛮、炒花等部出兵进犯长永堡（今沈阳城西南）。宰赛、煖兔等统兵至辽河岸下营，向明廷讨赏，起到了配合努尔哈赤的八旗兵，牵制明军的作用［25］。
　　努尔哈赤夺取抚顺、清河以后，全辽震动，万历皇帝大怒，积极调兵遣将，同时向沿边各部公布赏格。规定有能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26］。在明廷悬赏的引诱下，乃蛮、炒花各部转到明廷一边，愿意“纳款”，听从朝廷旨令［27］。明军在萨尔浒大战中败北后，后金的兵威大震，蒙古各部又有所反复。察哈尔林丹汗竟出十万大军，大扰广宁东西及山海关迤西各地。致使辽河东西一时出现了所谓“夷虏交讧”的严重局面［28］。宰赛、煖兔的二十四营蒙古也转向后金国一边去了。因此，同年四月到六月，他们“哄骗”开原总兵官马林，以助兵共守开原城为名，使马林弛于防守，配合努尔哈赤夺取了开原。在努尔哈赤兵临开原城下的时候，宰赛、煖兔侄叔率领三千骑兵抢了明边的庆云堡，又派三万骑兵围攻镇西堡（今辽宁省铁岭县西北“镇西堡”）。炒花部二十营出兵五千到广宁挟赏，严重的牵制了明军。后金兵攻下开原以后，努尔哈赤将开原的余财“十数万”分给宰赛、煖兔和炒花各部，以满足蒙古各部的贪取财货欲望［29］。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积极的外交活动，大量的物质引诱，使蒙古各部多次从明廷一边转向后金，可以说，在铁岭之战以前，努尔哈赤实施对蒙古的外交方针得益匪浅。但是，后金奴隶主集团无限制的贪欲，不间断地向西推进的政策，与蒙古封建主的根本利益是相冲突的。因为，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明廷在辽阳的长勇堡开设木市，沿边西自广宁东到辽阳，所有以游牧为生的蒙古部落，都“以木市为命”。泰宁卫伯耍儿部大小头目六十多人，都驻牧在辽沈、开铁正北，贡市、赏赐都在新安关（今辽宁省开原县庆云堡西北十里）［30］，努尔哈赤再越过铁岭向西推进，明廷势必罢市、停赏，将使喀尔喀蒙古各部丧失数十万两市赏之利，将使蒙古的马、牛、毡、革等土产，断绝关市贸易［31］，从而得不到来自汉区的日常所需要的布、帛、锅等日用工业品。总的说来，喀尔喀各部的部众“资以为生料”的经济命脉将被割断。因此，努尔哈赤与喀尔喀蒙古各部，在经济领域的矛盾日趋激化，为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的外交争取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也是蒙古各部在辽沈、广宁战后大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占领开原以后，明廷认为，辽河以东若是彻底丧失，辽河东西的女真与蒙古之间将再也没有阻隔了。蒙古、女真若是联合起来，全辽的边防将要崩溃。于是，便积极地对蒙古各部展开了外交活动，以大量的白银抚赏北关叶赫部和蒙古，同时对于宰赛、煖兔等蒙古头领讲明努尔哈赤西进对蒙古各部的利害关系，“设词激怒”了宰赛贝勒［32］。所以，当努尔哈赤统兵占据铁岭的时候，宰赛贝勒父子联合扎鲁特的色本、巴克、巴雅尔图、岱青、科尔沁明安贝勒的儿子桑葛尔寨等，统率一万多蒙古骑兵，增援铁岭，结果全军败北。宰赛父子、巴克、色本等贝勒及一百五十多人被擒［33］。同时，蒙古各部也都与后金发生了经济冲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蒙古成了努尔哈赤最伤脑筋的问题。努尔哈赤在向辽东各城进军的时候，八旗兵在前边攻城略地，蒙古各部乘机在后边夺取牲畜和粮食。比如在攻取开原、铁岭、北关叶赫部等几次战斗中，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都在后面抢夺谷物、牛、马和人口［34］。努尔哈赤攻破北关叶赫部时，从叶赫部赶出来三百牧群，路经科尔沁部时，都被明安贝勒的三个儿子夺走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十分恼火，三次派遣使臣前去索取，科尔沁部仅仅返还一百六十牧群。其他蒙古各部乘机先后夺取谷物多达一千多石。努尔哈赤愿以一千只羊，一百头牛做代价，要求蒙古退还，而最终都没能如愿［35］。
　　铁岭战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的外交，获得了暂时的主动权。因为宰赛贝勒是喀尔喀各部中颇有威望的首领，在各部中居于首位［36］。宰赛无论对明或后金要想讲和，各部不敢主战，宰赛要想主战，各部不敢讲和［37］。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抓住宰赛贝勒后，喀尔喀各部一时没了主心骨。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喀尔喀部的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经过三个月的筹议，会合五部喀尔喀的贝勒，向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承认云，宰赛救援铁岭是“启衅”、“有罪”，并且表示今后一定以明廷为“敌国”，愿意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同心协力，借以取得努尔哈赤的谅解。千一月，喀尔喀部众贝勒与后金执政十贝勒的代表，杀白马、乌牛对天地盟誓。誓辞的中心大意是说，两国立盟发誓，共同讨伐有仇的明国。无论什么时候，若是与明国讲和，则需要共同协商，一致行动。若是违背了盟言，私自与明国议和，或五部喀尔喀，或后金执政十贝勒，都将损寿而死。盟誓以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决定放向宰赛的一个儿子及被俘的一百人和扎鲁特的色本贝勒。宰赛被俘时，有两个儿子也同时被俘了，努尔哈赤决定将其中的一子喀什克图先放回去，在释放的那一天，大英明汗赐给他貂皮缎子皮袄，猞猁狲皮罩，暖帽、腰带、靴子、布衫、裤子，马鞍子等，热情相送。努尔哈赤说，我考虑，我们两国已议定共同讨伐明国，待得了广宁时，将把宰赛贝勒放回去。在得广宁以前，宰赛贝勒的二子可以交替来此侍候他的父亲，使其有一个人能管理牧群［38］。
　　蒙古五部喀尔喀众贝勒，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与后金执政十贝勒共立盟誓，然而，主动权却掌握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手中。努尔哈赤千方百计的争取蒙古众贝勒携手合作。这是因为努尔哈赤具有政治家的敏感。他认识到蒙古族，在其事业中，是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它的顺逆直接关系到努尔哈赤大业的成败。这也诚如明廷枢臣孙承宗后来所说的，“此为清朝与蒙古及明兴亡一大关键”。［39］因此，努尔哈赤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建立与蒙古各部的友好关系，致使蒙古喀尔喀贝勒不得不暂时听从他的指挥，采取实际行动，反对明廷。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前1620年，天命五年）初，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兵大扰明边，兵锋所向直指辽南，目的是企图断绝辽东官军的粮道。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喀尔喀各部数十营蒙古兵都不敢有所动作［40］。后来，他们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出兵进犯广宁城，企图从西部断绝辽东官军的粮道，以便困死辽沈军民［41］。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所谓“夷南合谋共侵”明边，后金与喀尔喀蒙古都在“一处往来”的现象。
　　比如，四月二十九日，喀尔喀蒙古军一千多人由辽东边墙的平虏堡（今沈阳市西北平罗堡）抢到郭三屯。五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派一千多骑兵，由苇子峪（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南苇子峪）人犯叆阳。十八日，努尔哈赤又派出一千多骑兵，再从东州堡入犯花岭山城（今辽宁省抚顺县境）。同时，蒙古炒花部派出一万骑兵，入明边大肆杀掠，毁坏明边墩台四座［42］。后金与蒙古东西呼应，使明边左右受敌。这是大英明汗努方哈赤借西部蒙古的力量，对抗明廷最顺手的时期。它不但表示了努尔哈赤在军事上夺得了主动权，而且也表明了努尔哈赤在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胜利。
　　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夭命五年）的下半年，后金与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关系，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努尔哈赤说是由于“陷溺于明国之教唆”。［43］因为明朝辽东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鉴于东部女真、西部蒙古频繁地扰乱边境、挟赏，就采取了所谓的“羁縻之法”，派遣辽东副总兵姜弼到蒙古各部去，以访问北关锦台什、布扬古的后人为名，找到锦台什的长孙女速不地，即蒙古脑毛大的孙媳，赏给她白银一千两。锦台什的次孙女仲根儿，是察哈尔林丹汗的贵妇人，赏给她白银三千两。表而上是说朝廷对于守边有功的人，始终不会忘记，实际上是给蒙古各首领看的，目的是了争取蒙古首领们转变悉度。姜弼代表明廷谕令脑毛大，传谕炒花各部，不要听努尔哈赤的“哄骗”，并约定将共同出兵夹攻后金兵。又再次向蒙古各部宣布明廷的“赏格”，收买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首级。同年九月，明廷又加赏给察哈尔林丹汗白银四万两［44］。
　　在明廷的重赏之下，除宰赛本部以外，喀尔喀各部几乎都转向了明廷。其中扎鲁特的钟嫩、昂阿、彻特扣肯等贝勒首先行动，他们将后金派往扎鲁特达雅部使臣和他携带的马、牛、羊、衣物都劫了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再三派遣使臣求问原因，喀尔喀各部贝勒既不派遣使臣前来答复，又把后金的使臣拒之门外，不予接见。喀尔喀蒙古的都棱洪巴图鲁派人对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说明真情，并陈述说；我的子孙都变心了，没有办法管制。尤其是钟嫩等贝勒更甚。钟嫩先后将努尔哈赤派往各部的使臣锡喇纳、硕洛辉、伊沙穆等人以及他们所携带的马、牛、羊全部劫走，并且率领骑兵掠夺与后金保持友好关系的扎鲁特色本贝勒的马、牛、羊等。因此，努尔哈赤十分气愤，下令将察哈尔林丹汗的两位使臣，立即斩首，以示愤怒［45］。
　　在后金进军辽沈以前，努尔哈赤对于蒙古各部施以争取、团结的外交方针，或兼以金钱和物质利诱、武力威胁等手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有助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讨伐明朝的战争。但是，蒙古各部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他们今日助明，明日附金，临到辽沈大战的前夕，更多的部落都稳定到明廷一边去了。这不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方针、政策造成的，而是明朝的传统影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所导致的结果，是蒙古各部无论在粮食供应，还是在工业品的需求方面，只有依靠明朝的关市贸易、贡赏、市赏才能满足，而后金国大英明汗只能依靠抢一城，富一时来供给蒙古各部一些财帛。比较起来，既不稳定，也非长久之计。从这个意义上说，辽沈、广宁之战，将是使蒙古各部态度转变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为了进占辽东，争取汉族人民，在进入辽沈的前夕，努尔哈赤调整了对汉族人民的政策，过去攻城略地，遇到汉人稍有反抗，就格杀勿赦。比如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努尔哈赤追杀尼堪外兰到鹅儿浑城（属于浑河部），破城以后，将城中十九名汉人全部杀害，只有六名中箭的，被驱逐出境［46］。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明军杀了后金在浑河两岸割谷的七十人，努尔哈赤由抚顺关侵入明境，俘虏汉族农民一千多口，回到抚顺关时，残杀了三百多人［47］。事后，在致明朝边吏的书中还说：你杀我耕奴一百，我就杀你耕奴一千［48］。这里，反映了他复仇主义的反动民族政策。但在进入辽沈的前后，努尔哈赤改变了对汉族人民政策的某些做法，在一般情况下，不肯轻易擅自杀害汉人［49］。对于主动归顺的汉人，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人，热情欢迎，优礼厚待，甚至派人专门接待和迎接［50］。凡是在辽东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前来后金做佣工的，也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入境后给予饮食，年终归去给予较多的钱，几乎做到来去有礼。努尔哈赤重新调整对汉族人民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攻城略地时，借助于汉人的力量［51］。同时，汉族人民是辽东的主要社会生产力，屠杀汉人对于后金发展生产极为不利。努尔哈赤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汉族人民在辽东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有一次，他对诸贝勒大臣说，杀了汉人能得到什么，一刹那，人就死了。不杀他们，让他们劳动生产，所有的社会财富都可以创造出来，又能通商贸易，可以得到长久的好处［52］。因此，后金进军辽沈的前夕，兵马强壮，兵势很盛，内中有所谓“半皆华人（系指汉人）”。凡是攻城略地，常以辽人为先锋［53］。这样，努尔哈赤为进军辽沈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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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宏立、景瑞等别面嘱曰：……‘奴中大小，莫不伃望和事之成．”
　　［2］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0载：“奴酋及诸子再三究问，无不喜悦，招谓通事等曰：尔国和事必成，两国自此无事矣。”
　　［3］周永春：《添兵防守朝鲜疏》载：“据朝鲜国王咨称，咸境道观察使沈惇驰，有阿伊……三名来到豆满江，即令通事李仍公问其来由，本胡等说称，为换贸瓮器事出来，仍问彼中情形，答说，奴酋使其末子凭依买卖，拟于八月初五日出来，于会宁镇等情”，参见《筹辽硕画》卷32。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
　　［5］羽田亨：《满和辞典》页296载：玛法（mafa）为尊称“老翁”之意，朝鲜王廷回书中的“玛法”，系指“褊裨”之将而言，参见《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
　　［6］［7］《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卷142。
　　［8］李民寏：《自建州还后阵情疏》载：“……万一约和交解而退，非但三、四千军卒之命得免鱼肉，目前边上之虞可以小抒”，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6。
　　［9］《朝鲜李朝卖录·光海君日记》卷1529：“……军兵则以农军各处分置……，作农，”卷143载，“……（金）颜春……任意操纵，使之厮杀，几至千余人。”
　　［10］李民寏：《栅中日录》载：“奴酋令尽杀两班之流……，贵盈哥力争不可，故只杀外间两班之流可四、五百人，贵盈哥甚恨之。红岁是等曰：朝鲜终不答书，不过托辞，虽有执送逃胡之信，不可尽送其将帅”。“奴酋与诸将会议我国之事，贵盈哥及奢曰：朝鲜实畏南朝，不得答书而执送逃胡，诚信无疑，彼将帅拘留无益，杀害亦无益，不如尽数送还，以示信意可也”。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3，页24。贵盈哥即代善，红歹是即皇太极，奢即达尔汉侍卫。
　　［11］李民寏：《栅中日录》载：“红歹是、亡古歹（莽古尔泰）等言于奴酋曰：朝鲜、汝许（叶赫）、宰赛皆救南朝，而汝许、宰赛今已破灭。朝鲜虽以和好为言，至今未见有的报，……不可置朝鲜于后而先为攻辽之计也。”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
　　［13］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1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
　　［15］熊廷弼：《请发军器疏》载：“职亲审奸细陈得功，皆系奴酋同李永芳等商议，若待职到辽阳日久，事有准备，将来攻犯不得，不如乘其初至未备，倾巢大举，决一死战。恐怕降丽在寨内为患，将副元帅与丽兵一并尽杀”，参见《筹辽硕画》卷28。
　　［16］［17］《满文老档·太祖》卷10载：“明之赏汝，从来未有如此之厚，今不过以我兵威，……畏吾，故以利诱汝耳”。
　　［18］《满文老档·太祖》卷15。
　　［19］张穆等：《蒙古游牧记》卷6。
　　［20］张鼐：《辽夷略》页3下。
　　［21］《清太宗实录》卷12。
　　［22］张鼐：《辽夷略》叙言载：“虎墩兔憨为西虏帝，然累岁思邀我贡市……，岂肯坐视奴帝辽阳，断其市贡之利乎？”
　　［23］《熊经略集》卷1载：努尔哈赤“欲图辽沈，必借西力”。
　　［24］《纶扉奏稿》卷2载：努尔哈赤“西连哈喇慎、朵颜、顺义王，结为婚媾”。
　　［25］《明神宗实录》卷568。
　　［26］《明神宗实录》卷576。
　　［27］薛凤翔：《朝政用人为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2。
　　［28］董启祥：《辽饷省费捷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1。
　　［29］熊廷弼：《敕议守御收复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3。
　　［30］［31］张鼐：《辽夷略》叙言。
　　［32］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33］《满文老档·太祖》卷11，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34］［35］《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6］《满文老档·太祖》卷11。
　　［37］《熊经略集》卷1。
　　［38］《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9］张伯桢：《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页61上。
　　［4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1］薛凤翔：《处置逃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4。
　　［42］陈王庭：《补道臣发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5。
　　［43］《满文老档·太祖》卷15。
　　［44］《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九月戊子条，《明神宗实录》卷594，姚中文：《奉旨访问疏》载，锦台什的孙女又书为中根儿哈，速不他哈。据姜弼手下的守备蒋绍芳报告说，发银两后，“……各夷亲说：多蒙皇爷天地洪恩，我们感戴不尽，比有在保宰赛等部夷在傍闻知，都说金台什忠顺，里边皇爷这样厚赏，我们各家都要忠顺学好等语。”参见《筹辽硕画》卷43。
　　［45］《满文老档·太宗》卷16。
　　［46］《武录》卷1。
　　［47］陈王庭：《建贼攻破清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48］《满文老档·太祖》卷7。
　　［49］李民寏：《栅中日录》载：“上年（1620年）贼遇唐人辄尽屠，今则一切不杀，至于病创不能步者，则弃之而来”，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
　　［50］范世文：《敬陈征剿方略疏》载：“奴酋凡遇扼腕失意者游于其地，稍有片长，无不亲信，笼任，礼遇过望，有所投献，一日三接。”参见《筹辽硕画》21卷。
　　［51］幼庄：《皇朝开国方略》卷7载：“……辽左之人生二子，则必一人私役于建州，给之银暨貂，卒岁还家，值满十五、六金，建州钱积如山无所用之，还家者各畀银三两，令尽力负钱，所过给以饮食，负重者或致腰背尽折，故城破之日，驱之而归，不必兵威也。”
　　［52］《满文老档·太祖》卷20载，”杀之所得凡几，一时即逝，养之则诸物皆出，……以通商市易，此永久之益也。”
　　［53］李自用：《敷陈末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明金的军事对峙
三、明金的军事对峙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以后，连下开原、铁岭和北关叶赫部，形成了对明军的破竹之势。明辽东官军在连吃败仗以后，将边方失利的责任，全部落到辽东经略身上。因此，皇帝下旨，逮捕了辽东经略杨镐，代之以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于八月初三日，仅率领八百骑兵兼程匆忙出关。从此，进入明与后金在辽沈大战前夕的军事对峙时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明廷宣战的战略目标，是首先夺取辽左，进一步再占据全辽。当他统兵破灭北关叶赫部以后，辽沈就象摆在桌上的一块肉一样［1］，伸手可取。明朝的官员，也感到努尔哈赤不会以据守建州为满足［2］。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也明确地宣布说：只有夺取和占领全辽，后金国才能生活下去［3］。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破灭北关叶赫部以后，在后金统治集团内部，在作战方向的取舍问题曾经有较大的争议，因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迟疑不定。同时，在战备、粮食供应、争取民心等方面，也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对外关系方面，东怕朝鲜王国增援辽东，袭击后路，西怕察哈尔林丹汗、喀尔喀诸部贝勒不肯协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还不具备大规模地向辽沈进军的条件。
　　明廷任命熊廷弼经略辽东，对于努尔哈赤颇有震动。他素知熊廷弼老于谋算，长于军事。因此，努尔哈赤除了在攻克北关后，在开原、铁岭一带尽力收取田野中的谷物，以备军需［4］，还积极派出侦探，打探熊廷弼的动静。
　　辽东经略熊廷弼为了延缓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速度，争取整顿残辽的时间，派遣使臣到朝鲜王国，要求朝鲜国王派出鸟铳手，帮助明朝辽东军守城，并借以大张声势，给努尔哈赤以军事压力，还散布说朝廷将要再次出动三、四十万大军和要求朝鲜王国也出兵数万，共同讨伐后金［5］。
　　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初，明廷给朝鲜国王的揭帖内容被后金国的哨探侦察到了，而且传闻的内容相当具体。消息说，朝鲜王廷应明廷的邀请，将要发两路大军，由牛毛寨、万遮岭两处入犯后金。努尔哈赤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夯着急，迅速召集众贝勒、大臣集会，研究对策，采取措施。结果决定在去朝鲜王国的路上，凡是沿途各个部落，抓紧造做长梯，以备迎战。村中的老弱居民都聚集到城中。同时，决定释放朝鲜通事何世国，伙同后金的使臣小农耳，到朝鲜王国的满蒲镇，以缓和两国的关系，兼探听朝鲜王国的军事行动［6］。
　　辽东经略熊廷弼“声东安西”之策，很得效益。正当努尔哈赤对朝鲜方面作积极防守的时候，熊廷弼乘机稳定了辽沈的局面，安排了防守计划。按兵民的力量来说，辽地居民还有数百万之众，年轻力壮，善于弓马，又勇于战斗的也不下一、二十万人［7］。有足够抗拒后金兵进犯的力量。然而，明辽东官军自从三路丧师以后，民心、军心不稳。比如，铁岭失守的消息刚一传出，辽沈军民就逃者盈路，有些豪门巨室积极造船，以备从海上南逃，连辽阳乡官知州李尚浩也率先要搬家逃走［8］。一般辽民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不是南逃，却相反地向后金逃去。更严重的是官军的将卒也时刻想逃。公开逃阵的有杜松将军的右营游击刘遇节、坐营中军王捷等。他们自从随从杜松将军阵逃以后，未受处罚，因此，闻风便逃，无所顾及，几乎成了军风了。明朝的官员形容说：辽军闻敌而逃，望敌而逃，先敌而逃，人人要逃，营营要逃。辽东官军已经是全军丧胆，明廷丧尽民心，这是熊廷弼入辽以后所遇到的难题之一［9］，也是努尔哈赤能够连克辽东各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安定民心，树立军威法纪，经略熊廷弼采取了安定民心，严申军纪的有力措施。八月初三日，熊廷弼刚入辽阳就先定了知州李尚浩“摇惑人心”的罪，并命令豪门富室都各自迁回本宅。奖赏战将贺世贤等有功的将领，以鼓舞士气。处斩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等人，以振士气，并且亲自祭奠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处阵亡的官兵。经略严肃而镇定的态度，使辽沈军民大为感动，以致祭壇四周的军民失声恸哭［10］。
　　当明廷三路大军败北，后金军势如潮水般地向开原、铁岭涌来，辽民纷纷南逃的时候，辽人领袖刘国晋挺身而出，号召辽南四卫（即金州卫，复州卫、海州卫、盖州卫）人民起来抗金。过民为自卫保家，在较短的时间内，赴辽阳聚集的多达两万人，一时声势很大［11］，壮大了辽阳军民的胆量。这些事传到后金，使努尔哈赤知道辽阳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也不得不谨慎行事。这样，辽沈的局势稳定下来了，使熊廷弼有了进一步筹办辽事的机会。
　　熊廷弼刚接任时，曾提出固守、恢复、进剿的三步保辽之策［12］，其目的是“复开原以保全辽”［13］。然而，当他到任时，铁岭、北关、叶赫部等已连续失守，保辽之策不得不作某些修改。同时，又因为辽东守军的情况极为不佳，总兵官李如桢、游击佰世爵等专守沈阳，以河西李光荣协助，共有兵近万人，但能够作战的不过一、二千人；总兵官贺世贤专守虎皮驿，统兵数千人，能够作战的仅有二千四百多人；总兵官柴国柱专守辽阳，统兵二、三万人，可是盔甲、器械、战马奇缺，战将不足，步伍没有统领［14］。在三位总兵中，柴国柱军既不能守，也不能战。李如桢军因为多次避敌、逃阵，“丧尽军威”，难以依靠［15］。只有贺世贤军尚可信赖，但又多是逃阵的残卒，畏后金军如鼠，一说同八旗兵打仗，就面无人色［16］，个个如同惊弓之鸟。八月二十四日，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攻夺北关叶赫部时，在沈阳周围挖营盘的明军，一听到消息便各自弃锹钁，四奔而散，多数南逃，如同后金军已经追来了一样。各级指挥官都没有办法禁止。经略熊廷弼听到报告后，派遣阎鸣泰前去阻止，他走到虎皮驿，看见逃兵汹汹，无法阻拦。在这种情况下，经略熊廷弼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复开原以保全辽”的初议，依照各道、将等官多次请求的办法，即采取厚集兵力，以人多胆壮，坚守辽阳。
　　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九月起，经略熊廷弼实施守辽阳之策，采取的办法是所谓“南顾北窥之计”［17］，就是南顾辽阳，坐镇坚守，北窥沈阳。具体部署是以赞画刘国缙统率辽城军民固守辽阳，经略亲自统领大兵转战于辽阳城外。由总兵官柴国柱、李怀信、贺世贤三位总兵于虎皮驿、奉集堡和沈阳之间，互为犄角。若是后金挥军西进，三位总兵相互增援，阻止后金军深入辽沈腹地［18］。
　　正当经略熊廷弼在辽沈站稳了脚跟，已经部署了“南顾北窥”之策的时候，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是明廷计划调兵十八万，将再次讨伐后金。这个消息的来源，除明廷给朝鲜国王的揭帖大造出兵的舆论以外，是因为在万历四十七年末，努尔哈赤的边兵捉住明辽东军卒一百多人，在审问中得到的。这些军卒供称：官军与朝鲜王国军将在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三月，再次进军，攻取后金的新城等地。官军将发兵十八万，朝鲜王国将发兵六万，以萨尔浒大战的进军方案，分兵而进。这一消息对努尔哈赤的震动很大。他在二月底，开始积极调兵遣将，连续阅兵三天。在明军将要进攻的路上，设置木栅，派驻重兵，严密防守。同时，又相应地采取一些重点防守措施，在佛阿拉设置甲兵三千，在新栋鄂（原刘綎进军之路）、呼兰（赫图阿拉至鸦鹘关一路）两路各设守兵一千，在西部界藩城设甲兵两千。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还亲自率领八旗兵在二月十日，沿着明朝的旧边境，在尚间崖、温德狠、德里沃赫、扎克丹四地（皆在今辽宁省抚顺县东境），突击六天筑造四座小城，与抚顺包城并列为五城，派兵“且耕且守”，又时而佯作将要出兵虎皮驿，以窥视辽沈的样子［19］，同时与众贝勒商议，把临时都城西迁，由界藩城移到萨尔浒城［20］。努尔哈赤所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后金全国进入了战备状态，但连续督兵防守四十多天，却不见明兵来攻，这才在四月初十日，命令军卒各自归寨，备粮，修理器械，以备随时应战［21］。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灭亡北关叶赫部以后，尽管疲于防守，东西应付不暇，但他也看准了辽东东南方面空虚，派兵向辽南逼近，以求一举三得之计，即先困住宽甸、镇江（今辽宁省九连城）一带，虎视盖州（今辽宁省盖县城）廒仓，截取明廷的漕船，以断绝辽军饷道，因此，向辽南四卫派出大批的侦探。努尔哈赤深知辽南对于明朝辽东官军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因为盖州廒仓的存粮，关系到明朝数十万军民的命运所在，派兵逼视辽南四卫，明军不能不顾及，明军一动便可回军攻取沈阳［22］，使熊廷弼疲于防守。同时，镇江、南四卫是朝鲜王国去明朝的贡道，困扼此地，又可以断绝朝鲜王廷与明廷的陆上交通。
　　除此以外，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朝鲜王国的争取工作，也没有放松。派出商队到朝鲜王国的会宁镇贸易，派遣额驸伺和理等出使朝鲜王廷，力求和好［23］，又多次派兵威逼满浦等地，以和与战两手迫使朝鲜王国就范。朝鲜王廷深感形势危急，曾经多次派遣使臣到辽东，向经略熊廷弼求援。正是在同一时间，宽甸、镇注、叆阳、清河等地也在后金的威逼之下，局势严重，纷纷呼救。然而，经略熊廷弼在“南顾北窥”的部署下，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难以应付。他只派出弱卒二千九百人支援镇江，一千一百人加强宽甸防守，一千八百人派驻叆阳，二千一百人派往清河，分地防守。目的是与朝鲜王国兵互为“奇正而守”，以求“虚张东南”罢了，并没有什么军事实力。可见熊廷弼的方针仍然是固守辽沈腹地。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没有被熊廷弼向辽南派兵所迷惑，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辽沈，只是攻取的时机还不成熟罢了［24］。总的说来，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到四十八年四月的一段时期，努尔哈赤东防西守，南攻北取，基本上是以守为主，而熊廷弼以虚张东南，死守辽沈，渡过了南顾北窥的艰难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之间，不是在较力而是在斗智。这是明金双方第一阶段的相峙。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四月以后，辽东由于头一年天灾，收成不好，春天缺粮日益严重［25］。明金两军在边界上相峙，对于后金来说，是个慢性的消耗。因此，努尔哈赤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向辽沈用兵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他的方针是夺取粮食，蚕食辽边，孤立沈阳，再伺机大举，夺占辽沈。具体办法是，派兵数万，屯驻在抚顺等沿边五城，时时以二、三千骑兵深入辽沈近境。凡是距离沈阳六十里左右，沿边的墩台都进行毁坏，边台各堡的卫卒尽行捉拿。并西连蒙古以断河西明兵粮道，使辽沈坐困。
　　同年四月二十九日，蒙古以一千多骑兵由平虏堡开始，沿边一直抢到郭三屯（今辽宁省盘山县境）。五月十日到十五日，后金大贝勒代善率领数万骑兵，在辽沈东部袭击并攻克六个城堡，掠取的人、畜以千计。努尔哈赤又派出一千多人由苇子峪（今辽宁省新宾县苇子峪公社）出发袭击叆阳，杀掠人畜以百计。五月十八日，努尔哈赤派一千多骑兵从东州堡入犯花岭山。同时，蒙古炒花部也乘虚以一万多人攻击西平堡，杀伤辽东军卒六、七十，杀掠男女数百人，毁坏墩台四座［26］。
　　积谷备战是努尔哈赤这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对明开战以前，他在粮食储备方面作了多年的准备。设置仓库，选命仓官，积谷储蜜，四处屯田。但是，由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旱、蝗等灾情严重，辽地大饥，加上后金掠取、招服的人口日众，缺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上竟出现了“斗米一金”［27］的严重情况，努尔哈赤不得不采取“因粮于敌”的政策。同时积极加强与黑龙江虎尔哈部的贸易，设法与朝鲜王国通商或通过蒙古各部从明朝境内交换粮食来供应境内军民的需求。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深知想要占据辽沈，必须争取民心，因此，他除了平日以重金收买或优待辽民以外，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帖出以后金国汗的名义，招降辽东将官以及城堡军民的榜文。榜文说，明朝的官民应当归顺后金，如果不肯投顺归来，纵使你们投到山海关以西去，我的大兵也必然随后赶到，你们不如早日投来，还可以保全家室，同时，例举宋代徽、钦二帝教训，再三规劝辽地官民［28］。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提出以辽河划分为两国的疆界，从辽东的海兰（即hairan）到太子河作为两国的具体分界线，辽河以东，包括沈阳和辽阳两地在内，作为消除“七大恨”的代价［29］。这就比较明确地向明王朝公开地提出了领土要求，表示了裂土割据的决心。
　　总起来说，在这个时期里，努尔哈赤，蚕食辽边，抢夺谷物，争取民心等等作法，都是以分定国界，割据辽东作为追求目标的。
　　万历四十八年的三、四月间，熊廷弼陷入了困境。俗语说，“巧妇难作无米之炊”。由于虎皮驿一带地荒无人，辽东三位总兵所率领的军队，在近十个月期间，人不得解甲，马不得卸鞍，致使各种疾病不断发生，加上兵饷不足，驻守三月以后，所谓“南顾北窥”之策，已经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柴国柱、李怀信两位总兵不得不撤回辽阳就食，只有贺世贤的军队，仍然困守在古城（今辽阳市西北沈旦公社古城子）、奉集堡一带［30］。
　　由于辽地多年岁凶乏食，明廷在三路丧师以后，太仓空虚，海输陆运，少船短车，无法援辽。到了万历四十八年正月，辽东的军饷仅仅可以维持一个月，边廷仓谷空空如也，瘦马饥军，嗷嗷待哺［31］。物价一再上涨，辽阳市内的小米、黄豆每斗值二钱七分，草一束值二分五厘，柴一束值一分五厘。每个军卒一日连人带马用费需一钱三分或一钱四分，而发给的饷银，每日人、马合计只有八分钱，日少七，八分。兵士缺粮少饷就去掠夺居民甚至有的卖袄售裤来维持生活［32］。朝廷虽然拨发银两入辽，可是，辽地没有粮食可买。经略熊廷弼无可奈何，曾经与众将环立，夜半哭泣，彼此不忍仰视［33］。乞求京师救援，也凑不成十万之数［34］。
　　面对如此困局，熊廷弼仍然积极部署守辽，除到各处求粮以外，想提升赞画刘国缙为督军，增补各道官员，以分地防守。但是，皇上却不肯出内库一金［35］。求官不派，提升手下人员也不允［36］。为了守辽的事，奏疏如雪片似地送往京城，皇帝竟然留中不看，只允许向老百姓身上加派赋税、杂课，拚命搜刮百姓，以挽救辽东残局。
　　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经略熊廷弼毫不气馁，他依据辽军的实际情况，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三月开始，昼夜修筑辽阳城。五月，他见草青马壮，恐怕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命令总兵官柴国柱、李怀信、贺世贤三人统率本部军队赶赴沈阳，加紧修筑沈阳城。这样，就形成了明军坚守沈阳，南顾辽海，北窥开铁，东逼后金的形势，即史称“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之策［37］。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在明朝末年，能够与努尔哈赤较量的，象熊廷弼这样有政治头脑的军事家，还是不多的。
　　熊廷弼在辽东与众将官同甘共苦，爱护部下。他的军令虽严，可是人们都心服口服。总兵、将吏关系处理的比较好。他们宰牛歃血共立誓言，决心同舟共济。督促士卒认真操练，每队以一教五。还规定训练要求，每日每人必须以数百矢试射［38］。熊廷弼也含辛茹苦，亲自到海州、盖州去督饷，竭力计谋，致使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在熊廷弼十个月的经营下，辽东的形势大变。明朝的官员称赞说，熊经略把辽东的冰消瓦解局面，改变成了珠联璧合的形势。
　　在熊廷弼实行“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之策的时候，努尔哈赤的兵锋也由辽南转向了辽沈腹地。努尔哈赤认为，只要取得辽沈，辽东诸地，如宽甸、叆阳、镇江等地，便可以唾手而得，因此，他除了派出小股部队，频频袭扰明边，掠夺粮食外，有时也派出大部队向辽沈冲击。同年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集结轻骑五万，从抚顺关入明境，直趋沈阳；一路约一万多骑兵，由东州沙地冲入明境，直抵奉集堡。努尔哈赤所率领抚顺路军袭击大小村堡四十多所，掠获男女数千口，直到距离沈阳城五里才停止前进。初战，明军坚守沈阳城池不出。努尔哈赤以为招降沈阳守军，易如反掌。但是，辽沈在熊廷弼的经营下，官兵的军纪整肃，官将合力，将卒同心，人人肯于搏战。总兵李怀信统兵四万坐守沈阳，总兵官贺世贤提师迎战于沈阳东二十里，与八旗兵战于浑河沿岸，柴国柱从奉集堡出兵与八旗兵战于沈阳东三十里的小夹山，努尔哈赤面对前有坚城，后有追兵的不利情况下，不得不后退十五里。可是，明军又改变战术，贺、柴两军一南一北向努尔哈赤的大营兵首尾挟击而来，同时，沈阳城四万大军又从西边平推逼近。努尔哈赤这次出兵的目的是孤悬沈阳，故注意破坏边台小堡，夺取谷物，加上有轻敌思想，没有决战准备，也更没有料到熊廷弼将辽军整顿得如此有成效。所以，在熊廷弼初战力挫八旗兵锐气，又三面逼进摆出决战架势的时候，努尔哈赤来不及部署，八旗兵便纷纷退却，丢梯失牌三十多副［39］。十五日，达尔汉统兵一万转到沈阳北境。十六日，皇太极率兵八百，再掠沈阳以东居民一千多口。这次出兵共掠沈阳东部、北部居民四千多人，夺取大批谷物后，退兵东归了［40］。同年八月，努尔哈赤又两次向懿路、蒲河（今沈阳市东南浦河）进军。莽古尔泰、额亦都等还统兵与明军战于沈阳东南，掠取八千多口人和大批的谷物而回［41］。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虽然频繁地派兵冲击辽沈，但多是小胜小败，一直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其中主要的障碍是熊廷弼产守边防，使其不得发展。明人说：“熊公在辽言辽，明了畅快，一一指掌而尺寸无差”［42］。熊廷弼的守辽规划是，拟用兵十八万，四路驻军，各守险要，相互协同、联络，居行都有规定［43］。但是，当援辽兵马刚刚集中了十万多，朝廷内部诽谤他的声浪就高涨起来，迫使他不得不解职回籍。熊廷弼离辽，后金与明廷的军事对峙便宣告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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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3（建州）。
　　［2］范世济：《火速调兵遣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5。
　　［3］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6。
　　［4］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
　　［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3：“差官送揭帖于王曰：……以开原新破，贼势愈昌，故欲烦鸟铳手以为守城之具，亦籍贵国相援之虚声，使酋少惮也。……遇谓兵之当发者有六，……新经略熊老爷到任，旗鼓一新，此番征调天下兵马，必用三、四十万方进贼巢，兵齐之日，贵国发数万……。
　　［6］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20。
　　［7］李自用：《敷陈末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8］王在晋：《议固以防海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7，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9］熊廷弼：《战守已无可支俾作区处疏》载：“况辽人，……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令守城，则职虽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0］王在晋：《议固以防海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7，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熊廷弼：《正军法定官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1］熊廷弼：《新兵全伍脱逃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12］《熊经略集》卷1。
　　［13］晏文辉：《上下志狃因绪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14］熊廷弼：《请发军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15］熊廷弼：《战守已无可支俾作区处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6］熊廷弼：《催兵愈严虚应如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17］熊廷弼：《催兵愈严虚应如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18］熊廷弼：《严敕催发粮草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1。
　　［19］《满文老档·太祖》卷14，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2-23。前书记载筑四城，后书记载筑五城，按五城算，应有抚顺包城，即以明边墩台乱砖碎石筑的临时设防城堡。
　　［20］《满文老档·太祖》卷14，陈王庭：《速议将兵以济燃眉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
　　［2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52。
　　［22］王在晋：《议固以防海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7．黄克缵：《建夷谋犯益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2。
　　［23］熊廷弼：《催兵愈严虚应如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24］熊廷弼：《新兵全伍脱逃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25］薛凤翔：《兵逃当问马倒有因疏》载：“且闻奴中岁凶人众，虽所掠金、帛不赀而实乏食……”，参见《筹辽硕画》卷41。
　　［26］李民宾：《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熊廷弼：《恩赉慰劳官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4，陈王庭：《补道臣发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5。
　　［27］黄克缵：《建夷谋犯益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2。
　　［28］左光斗：《愤辱徒空雪耻未实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5。
　　［29］《满文老档·太祖》卷15。
　　［30］［31］熊廷弼：《恩赉慰劳官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4。
　　［32］熊廷弼：《钱粮缺乏至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33］熊廷弼：《严刺催发粮草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1。
　　［34］刘尉：《边镇告急币藏空虚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0。
　　［35］熊廷弼：《专陈紧急未尽饷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2。
　　［36］熊廷弼：《辽左将帅同盟文武和附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37］熊廷弼：《备述河东一带情形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6。
　　［38］熊廷弼：《辽左将帅同盟文武和附疏》，《恩赉慰劳官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卷44。
　　［39］熊廷弼：《备述河东一带情形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6。
　　［40］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满文老档·太祖》卷15。
　　［41］《满文老档·太祖》卷16。
　　［42］张鼐：《附熊经略司马来书》，参见《辽筹》（一）。
　　［43］李汝华：《敬陈战守大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夺取辽沈，迁都沈阳
第六章　辽沈大决战

一、夺取辽沈，迁都沈阳

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较力斗智相持一年左右。正当后金新兴的奴隶主集团垂涎辽沈，积极备战，进兵的大计已经决定，而畏惧经略熊廷弼严防紧守，不得下手的时候，腐败的明王朝却自毁长城，撤换熊廷弼为努尔哈赤下决心采取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战机。
　　明朝内部对于辽东的战守问题，除了熊廷弼以外，都没有比较切实的谋划，然而，熊廷弼不是阉党所信赖的人物，因而大受排挤。皇帝对于辽东的军事形势及其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专凭边官疏报，枢臣指点，随波逐流，毫无主见。枢臣按照边官的奏疏，报告敌人来了，皇上就着急一时；报告敌人去了，皇上就心安理得，不再谋划边关的事情了，可见对于涉及江山安危的大事，竟然麻木不仁到如此程度。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春天，经略熊廷弼刚刚将辽沈的局势稳定下来，朝廷的某些大臣就无视辽东的军中实情，拚命摧战。九月间，当熊廷弼已经集兵十三万，全部筹辽部署将要就绪的时候，朝臣责备熊廷弼的奏疏纷纷而上。熊廷弼无可奈何，愤然托病请求退职回家。九月十五日，御史冯三元指责熊廷弼处置辽东的事情无谋的罪有八条，欺君的罪过有三条［1］，提供了迫使熊廷弼辞职的“依据”。七夭以后，御史张修德又上奏，急请贬斥熊廷弼。廷弼受冤，心中不服，上疏辩解，申述一年来守辽东的功绩。然而，皇上昏然失查，竟让户科王继昌主持会议，结果一伙人七嘴八舌地责备熊廷弼未能大创敌兵，斩贼擒王，并且指责熊廷弼有三条不能复辽的过错［2］，于是，下旨将熊廷弼解任回家，这是明廷朝政腐败，利用边乱，争权夺势，使边疆屡吃败仗的主要原因［3］。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以多次发兵掠夺，焚毁沈阳、懿路等周围各堡，目的是孤立沈阳［4］。努尔哈赤正在待机而动的时候，熊廷弼奉旨辞归。同时，自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七月，万历皇帝、泰昌皇帝相继在一个月内死去，天启皇帝即位，当朝权贵们利用皇位更迭机会，争权夺利，连续发生了“梃击”［5］、“红丸”和“移宫”三大案件［6］。朝臣既频于发丧，又忙于争斗，朝政混乱至极，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努尔哈赤立即抓住天启皇帝初登大位，政局不稳，又自毁长城的机会，向辽沈发展。
　　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十月初十日，明廷命令巡抚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袁应泰曾经出任临漳知县、河南参政等职，本来不懂得军事。虽然他接任后矢心赴辽，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7］，但努尔哈赤已经作好了进攻辽沈的准备。所以，他到任只有短短的五个月，辽事就弄得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经略袁应泰上任的前后，虽然熊廷弼所募集的士兵陆续到关的有将近十三万人，其中除了各边征调来的士兵、川兵、毛兵以外，十个当中选不出一两个精壮的，多数都不能参战，仅可勉强守城、采草、放马。能征善战的兵卒不过是各个将领的家丁，数量极少，一般来说，每个将领之下，不过只有六，七百个人而已［8］。
　　经略袁应泰入辽以后，以过去廷臣责备熊廷弼没能收复辽东一城一地为鉴，而抱有进取之心。他召集辽东诸位将领商议，稍稍改变一下廷弼以守为主，渐逼渐进之策，决定以夺取抚顺为计。实际上是陷入了攻守举棋不定，如盲人骑瞎马，不知所向。守，在朝廷内部的压力下，不敢说出口。攻，又没有奇谋良策。朝廷官吏，不明辽事真相，盲目乐观，急于进兵取胜。一见袁应泰奏报明年春天将要收复抚顺，竟敬佩他颇有壮志。
　　经略袁应泰的兵力部署是，调用已经出关和还没有出关的十八万军卒分驻辽东各城。又把监军道高军出、邢慎言，总兵官贺世贤、李秉诚、陈策，都升职晋级。再将尤世功、朱万良、童仲□升为总兵官调用，合计有大将八员，每员各统率步骑官兵一万，放在抚顺方面。以清河监军道牛维曜，总兵官侯世禄，并调梁仲善、姜弼四人，行总兵事，每人各率步骑官兵一万，放在清河方面。以金州、复州道胡嘉模、副总兵官刘光祚，行总兵事，统率步兵九千，骑兵四千，水兵七千，合计两万兵驻守宽甸、叆阳。另以一万兵驻守沈阳，一万兵驻守蒲河，七千兵驻守奉集堡，并准备选一、两万人作为机动兵力，以备临时调用［9］。
　　从经略袁应泰的兵力部署和设想来看，他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百分之六十的兵力放在抚顺、清河方向，百分之四十的兵力坐镇辽沈腹地，进攻抚顺的意图一目了然。尽管其兵力部署与熊廷弼大体相似，但他的意图是伺机与后金决战，这就改变了熊廷弼的渐逼渐进，部险守要，使后金兵疲劳坐困的守中有攻的策略［10］。但是，实际的兵力仍然与熊廷弼在任的时候大体相同，即与后金的兵力比较，攻之不足，守之有余。细察起来，兵虽然多了几万，情况却更坏了。因为，一是除了家丁以外，能够搏战的不多。二是收降蒙古人为兵卒。贺世贤一军首批收了三千多人，最后竟达数万人。这为努尔哈赤派“奸细”混入明军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辽河东西赤地千里，军粮严重缺乏。可见袁应泰收编蒙古军的作法，严重地增加了边城的危险和困难［11］。
　　辽东经略袁应泰积极调兵遣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也积极加强战备。当初，熊廷弼布置严密，战守比较得宜，兵员、军饷也逐渐齐备。后金多次南攻北扰，都没有得手。但努尔哈赤夺取辽沈的决心却毫无改变。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正月以后的各种迹象表明，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正月间，总兵官李光荣等首先得到后金在积极制造钩梯、备置车营，储备糗粮，将要进犯辽沈的消息。蒙古煖兔部下的哈喇等四个人曾经到萨尔浒城努尔哈赤家中去贸易，也听说后金将于闰二月进攻沈阳城［12］，而且蒙古已经调各营兵集中在辽河一带，等待后金兵进犯沈阳的时候，乘机从懿路杀出，劫回宰赛贝勒等消息一再传来［13］。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十月，努尔哈赤从界藩城迁都到萨尔浒城，西向进取之意也很明显。在这同时，努尔哈赤在后金奴隶主集团的内部也作了一些准备，召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诸子、侄共立盟誓，禁止在强敌面前内部相互残杀，申明不究既往，以加强内部团结［14］。
　　二月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进攻沈阳的迹象已经表露出来了。他首攻奉集堡、虎皮驿，其目的是除了掠夺以外，主要是侦探一下明军的虚实。努尔哈赤想了解一下袁应泰对沈阳一带的部署及其弱点，因为他深知奉集堡和虎皮驿对于守卫沈阳的重要性。明朝末年的军事家，只要到过辽东，几乎都看出沈阳、奉集堡和虎皮驿三地为鼎立之势。想要坚守沈阳，必须保住奉集堡，想要保住奉集堡，必须严备虎皮驿，三城互为犄角。虎皮驿守不住，奉集堡必危，奉集堡守不住，沈阳必然孤悬。努尔哈赤兴师则必出马根丹、抚顺而达沈阳，奉集堡又是必由之路，所以，努尔哈赤对于奉集堡自然要倍加重视［15］。前经略熊廷弼守辽的时候，以三位总兵驻守奉集堡等三角地区，实行“南顾北窥”之策，致使努尔哈赤没有敢轻易进犯辽沈。袁应泰以七千骑兵，和得力的将领驻守奉集堡。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第一次尝试就从这里开始了。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二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统兵数万，直向奉集堡冲击。奉集堡监军副使高出率领全军誓死坚守，尤分发挥火器的威力，向后金兵矢石齐发。努尔哈赤挥军猛攻，八旗士卒在明军的炮火下，纷纷落马、倒地，伤亡以千计。同时，明将朱万良率领本部大军前来增援，努尔哈赤完成了军事试探，第二天就下令退兵出境了。十六日，努尔哈赤又派小股兵力进攻虎皮驿。十八日，又发兵扰犯王大人屯（今辽阳县西北王大人屯）［16］。通过以上的军事行动，努尔哈赤既探清了明军的虚实，也迷惑了辽东的官将，使他们摸不清努尔哈赤大举进兵何日开始。
　　天启元年三月初十日，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大军，水陆并进，直取沈阳城。十二日辰时，大军到达沈阳城下，驻扎在城东七里浑河北岸。明朝守城官兵在夜间得到了努尔哈赤统率大军前来进攻沈阳的消息。明军以灯火为号，沈阳全城立刻灯火通明。当天，努尔哈赤以沈阳城难攻，恐伤亡太大，没有立即命令攻击，而是设法引诱沈阳守军出城决战。为此只派一支精兵渡到浑河南岸进行掠夺，由于没有引出明兵，不久就返回来。
　　沈阳城由总兵官贺世贤统率亲兵一千多人，和纳降兵共六万之众，与副将尤世功统兵一万五千人，共同驻守，总计兵力有七、八万人。十三日早晨，努尔哈赤部兵列阵，命令绵甲兵持车楯攻击沈阳东门。从前经略熊廷弼将沈阳城的大而低、高不盈丈的城池重新进行了修筑，而且在城外筑了围城，比原来的城墙向外阔展八丈多，外城外掘深沟一道，内插尖木桩，覆为陷井。沟内侧修有内壕，壕上置一、二十人才能抬动的大木。外壕以内再设涧五丈宽、深二丈许，涧底插尖木，涧的内侧每一丈五尺设置战车一辆，战车与战车之间架以大炮二门，小炮四门。各个车、炮的四周还设有游动兵保卫［17］，防守的相当严密。
　　这样的坚城，后金兵想要强攻，势难取胜。于是，努尔哈赤在初战时，只派数十名骑兵在壕外侦察，诱使城内兵出战。
　　命令李永芳设法派人送书给贺世贤，招他投降献城。贺世贤看了李永芳的来书大怒，杀了来使。总兵官贺世贤一向以勇战著称，如能坚意固守待援，努尔哈赤这次攻城能否取胜，也大成问题。然而，明朝末年的边将，大多怯战，勇于战阵的又很骄傲。贺世贤是这个时期辽东官军中比较敢战的将领，努尔哈赤和李永芳都恨他。贺世贤见后金兵迟迟没能攻城，就轻视对方，把努尔哈赤的诱战误为怯弱，轻率出城对阵。部下极力劝阻，他也不听。他饮酒数杯后，率领一千多亲丁出了城，发誓“尽（杀）敌而返”。努尔哈赤正困于求战而不得，诱战而不出的时候，见贺世贤统兵冲出城来。努尔哈赤立刻命令一哨兵边战边退。贺世贤乘锐轻进，离城越来越远。这时，努尔哈赤又命令一部分八旗兵将贺世贤重重围困起来，使其不得脱身，其他八旗兵急速攻城。贺世贤虽然率领上千的勇士，手持铁鞭杀死许多八旗士卒，但终归是寡不敌众，结果，力疲而退。努尔哈赤见贺世贤边战边向城的方向退却，急令兵士放箭，世贤身中四矢。部下见他负伤劝他奔向辽阳，他以大将不能守城，有何颜面去见经略，便与众将转战到沈阳西门外，又挥鞭击杀数十人，终于被后金兵砍死在马下。副总兵尤世功出西门前来营救，而部下士卒畏战，竟一哄而散，尤世功、参将夏国卿、张纲，知州段展，同知陈辅光等都先后战死［18］。
　　努尔哈赤一边指挥八旗兵围攻贺世贤，一边指挥大部分八旗士卒全力进攻沈阳城。兵卒以毡裹身，推四轮战车居前，精骑在后，竭尽全力进攻东门。明军炮火齐发。八旗士卒虽然死伤很多，但仍冒死挖土填涧，相继越过三道壕涧，进逼城下。这时，正值贺世贤、尤世功战死在西门外，城内军民听说城外兵败，民心慌乱。东门守城的兵卒，砍断了桥索，吊桥下落，后金的八旗兵，蜂拥而入，沈阳城就这样被后金兵攻克了［19］。沈阳之战，总兵贺世贤以下，尤世功等道吏、副将、参将、游击、千总、百总等共战死三十多人，兵卒除少数逃散外，大部分投降了后金。
　　沈阳城被围的时候，经略袁应泰、巡按大臣张铨早已经部署了各路援兵，以为沈阳犄角。命川、浙总兵童仲揆、陈策从黄山来增援。虎皮驿、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率兵三万也向沈阳方向增援。奉集堡总兵李秉诚正向沈阳方向集结。陈策提兵到浑河桥南，听说沈阳城已经失守，想下令回师。裨将周敦吉等坚持请战，石柱土司副总兵秦邦屏、参将吴文杰、张神武、游击周世禄、守备雷安民等共近八千人，随同周敦吉渡河。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得知明援兵已到，急速发兵向正渡河的明援军猛扑过去。周敦吉等统兵刚刚登上浑河北岸，分兵两营，还没有站稳脚跟，努尔哈赤所派的右翼兵就围了上来。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兵载断了浑河桥通道，阻止河南童仲揆、陈策、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的部队过河。努尔哈赤以五万兵力围攻河北的明军。初战时，后金仅以一旗士兵冲阵，认为明军都是弱卒，一向接战便溃不成军，万没想到川兵能奋勇冲杀。白旗军率先冲击，两军交战不多时，白旗军没能顶住川兵，被迫败下阵来。黄旗军接着冲击，也被川兵顶了回来。最后，努尔哈赤令红旗兵会合各旗合围再进，包围了川兵，两军展开了激战，结果相互杀伤相当，前后三进三退，八旗士卒死伤近三千来人。最后，努尔哈赤责令李永芳等汉官收买明军炮手，搬用沈阳城上的大炮，向川兵老营开炮，并乘势以骑兵从两翼挟攻。川兵由于将领周敦吉、秦邦屏、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先后战死，只有周世禄率领少数人退到浑河南五里的浙营驻地。不久，努尔哈赤统军乘胜追击，迅速渡过浑河，将浙营兵也重重地包围起来。
　　当浙营、川营合兵与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对阵，四面受敌的时候，明武靖堡（今辽阳市北“大武靖营”）、虎皮驿总兵朱万良、姜弼统领三万大军，奉集堡总兵李秉诚统领本部兵会合在白塔铺（今沈阳市南“白塔铺”），两部近四万人及时赶到。努尔哈赤得知明援军逼近，形势十分不利，大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便命令大贝勒代善统领右翼旗兵继续与被围的明军激战，亲自与皇太极、岳托等率领左翼军迎战明廷援军。不料朱万良、李秉诚部等不肯奋战，被八旗兵一冲就败得落花流水。皇太极乘胜随后追杀四十多里，沿途死伤三千多人。三位总兵见此，再也不想进战了。努尔哈赤乘机急速回军，全力围攻浙营兵。
　　浑河桥南之战，比桥北之战更加激烈。努尔哈赤督兵猛攻，明军凭借火器的威力，奋勇激战，八旗士卒在明军的攻击下，纷纷落马，积尸相枕，仅坠马者便近三千多人。但八旗士卒在强敌面前毫不怯战，一直战到明军火药用尽，两军短兵相接。明军将领陈策首先战死，童仲揆被迫杀出重围，派部将急驰辽阳求援。
　　袁应泰刚知道沈阳被困的时候，曾经派参将王世科统兵五千，前去增援。没有料到会碰到努尔哈赤在沈阳与辽阳之间设下的伏兵。王世科一军当即全部被歼。当童仲揆的部将请援时，袁应泰认为敌兵强大，川、浙之兵绝不能救，如果再派兵增援就会再陷重围。童仲揆的部将虽叩头流血，袁应泰也执意不肯派出援兵。巡按张铨再三劝说，袁应泰仍然不肯答应。张铨见他固执如此，气得拍案而起，可是，袁应泰最终还是没有发兵。童仲揆望援不至，再次杀出重围，准备离开战场。这时，恰巧遇到副将戚金，童仲揆在戚金劝说下，一同杀入重围，一直奋战到死。河南之战先后战死的将领有陈策、戚金、童仲揆、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等［20］。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士卒奋勇搏战，一直杀到明兵溃不成军，除了参将周世禄率领的少数明兵突围外，全部被歼。
　　浑河南北之战，是辽沈战争中最激烈的一仗。这一仗对于作战双方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英明汗统率十万大军与川、浙六、七千士卒（系指浑河南明营兵数）进行了如此艰苦的战斗，虽然最后把明军歼灭了，但两军死伤的人数却差不多，实在是他对明战争以来所不多见的，而广大八旗士卒在战后半年多时间里还为这次战争之残酷而感到“胆寒”［21］。明廷以这次战争引为自豪，说是自从与努尔哈赤开战以来，这是“凛凛有生气”的战役，以万余人（系指浑河南北川、浙两营兵数）敢抗击数万敌人，杀敌数千，而余下的士卒还能奋战不已，“胆气尚存”，为主帅报仇［22］，使明廷上下深为振奋。
　　沈阳及浑河南北的争夺战结束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进入沈阳城后，屯兵五天，论功行赏。由于浑河南北的激战，八旗士卒死伤了许多，为了安慰广大的兵将，稳定军心，努尔哈赤大行祭奠阵亡将士，把死难将士中有功的雅巴海、布哈、孙扎钦、巴颜、雅木布里、实尔泰、郎格、杜木布、达哈木布碌、旺格等一并列名祭祀，以慰亡魂［23］。
　　十八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聚集众将宣布说，沈阳城已被我们占领，明军战败了。我们要统率大军乘胜前进，直捣辽阳城。当天，八旗兵分八路齐头并进，旌旗蔽空，浩浩荡荡地向辽阳进发，当晚军行到虎皮驿扎营。
　　辽阳城是辽东的重镇，明朝经略等官一向驻此镇守辽东。他们认为守卫辽东的根本在于坚守辽阳城。前经略熊廷弼镇守辽东时，也是坐镇辽阳，以三名总兵官在外，实行南顾北窥之策，以挽救辽沈的危局。他曾经动员辽阳军民，昼夜修城，将被海风严重侵蚀的辽阳城加固［24］。袁应泰继任以后，也坐镇辽阳。后金只要拿下辽阳城，辽河以东就全部为后金所有了。因此，浑河南北激战以后，明、金双方争夺的目标自然是辽阳城。
　　辽东城堡连连失陷，军民惶恐不安，辽阳以北的居民已逃走一空。到处可见后金八旗兵的足迹。辽阳城内也是人心思逃，每天城内居民欲夺门而出的连续不断，守门官兵为阻止居民外逃，一日间竟有数十百计的逃民被斩首［25］。天启皇帝得到巡按御史张铨关于辽沈战场上的形势奏告以后，急得大发雷霆地责问：辽城万分危急，在职文武各官，都负有封疆大任，为什么怠玩职守？援辽将领拥兵集结，不肯前去救应，坐视沈阳城陷，朝廷的威令又在哪里？
　　由于形势变化，经略袁应泰不得不调整部署，以原来守卫辽阳的总兵刘孔胤部与剩下的川兵合营，调宽甸、叆阳总兵胡嘉栋、副总兵刘光祚的青州兵相配合，两部合起来有两、三万人，共守辽阳城。又撤奉集堡、威宁营（今辽宁省本溪市高台子公社“威宁营”）兵助守。总兵官朱万良，姜弼等人，临阵退缩，观望不前，令其“立功自赎”。同时，袁应泰以家丁组成“虎旅军”助守。除了安排守城兵以外，还命令姜弼、侯世禄、朱万良等统兵在辽阳西北武靖门方向，以太子河为屏，结阵驻守，以堵截后金的八旗兵渡河。
　　十九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大军从虎皮驿继续南进。他躲开了辽阳西北武靖门方向的明军，于当天巳时到达辽阳城东南太子河东岸。午时，全军渡过了太子河。努尔哈赤统率大军过河以后，出乎袁应泰的意料，并没有立刻包围辽阳城，而是扬言要进军山海关，直犯京师。后金兵沿着千山（在今辽阳西南）奔山海关大路而去。努尔哈赤真正的目的是把辽阳守军调出辽阳，在野战中歼灭，然后，再取辽阳城。
　　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等在寅时，以炮传知全城军民，命令士卒严守城池，并亲自登城观察敌情。午时以后，看见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置辽阳城不攻，挥军向山海关方向疾驰而去，便慌了手脚，乱了胸中的成局，急忙调来了武靖营方向驻守太子河边的朱方良、姜弼、侯世禄军到辽阳教军场集结。先命令从宽甸、叆阳调来的青州兵尾追后金军，接着又催促总兵官李秉诚、朱万良、侯世禄、梁仲善、姜弼、周世禄等将官所统领的近五万兵，在辽阳城西五里结阵为三大营。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得知明军的追兵尾随身后，大股兵力已经出城结阵，就从辽阳西南的远山，挥军反旌向辽阳奔来。努尔哈赤分兵为二，令大贝勒统率红旗军迎击宽甸、瑷阳的青州兵。这些青州将士多数不习惯于战阵，平素又互不相习，与红旗兵刚一接战，便溃不成军，直奔辽阳西门而走，红旗兵随后追杀，死伤了许多。另外七旗兵布列七队，与明三大营兵对阵。首次出战的是黄旗兵，冲击明左翼朱万良营。总兵官朱万良因为是带罪参战，不敢退缩，率兵奋力厮杀。初战，士气很盛，黄旗兵支持不住，首战败北，明军在后追杀。努尔哈赤见势危险，急令四贝勒皇太极统率白旗兵助战，与左翼朱万良的军队展开了更激烈的战斗，两军势均力敌，随后蓝旗兵也一拥而入。从午时战到傍晚。总兵官朱万良战死在疆场后，士卒四处溃散。明中营、右营兵没有积极协同左营兵抗敌。后金兵在追杀朱万良的左营兵时，中营、右营的李秉诚、姜弼、侯世禄等先后被白旗兵切断包围起来，蓝旗兵又绕出其后进行攻击，明兵终因寡不敌众，溃败而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白旗兵随后追杀六十多里，直到鞍山驿（今辽宁省鞍山市旧堡，位于辽阳西南）才收军回营。当天晚上，努尔哈赤分兵为四营，进逼辽阳城。右翼四旗兵围攻东城，左翼四旗兵围攻西城，两军在辽阳小西门首次展开了争夺战［26］。
　　第二天，三月二十日，经略袁应泰亲自统率虎旅军冲出平夷门（即东门），扎营在辽阳的东山上，集结为三营，布列枪炮三层，与后金军相互攻打，以牵制努尔哈赤攻城的兵力。努尔哈赤一边部署左右各四旗兵攻城，一边不断地抽调兵力与东山明军激战。他先命令绵甲军推出战车进战，明军积极反击，炮火很猛烈，两军相持不下。努尔哈赤被迫抽调攻城的兵力，与明军进行野战。先派出红护军（即红旗兵中护卫兵、精兵，满语为Bayara，汉译为巴牙拉）二百名冲击，又令一千名白旗兵进战，部分白护军随后，不断地增加精兵冲阵，明军终于抵抗不住了。袁应泰在炮火的掩护下，随同虎旅军逃回城去，部下散兵随后溃败，许多人在奔回城过护城河时落水溺死。袁应泰与巡按大臣张铨分兵据守东西两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率军从卯时攻城，因为辽阳绕城濠水从东向西，东门是入水口，西门是闸口。努尔哈赤命令左冀四旗莽古尔泰、阿敏、达尔汉等统兵掘开水闸放水，命令右翼皇太极等四旗兵运石运土，堵塞水口。亲自坐镇东门外指挥。这时，明军的火箭、火炮、火罐等各种火器纷纷投掷下来，有的兵卒登房跨脊放箭，矢如雨注。八旗士卒各个奋勇，冒矢冲战，激战多时，不见胜负。忽然，西门八旗左翼军来报，以开闸艰难，请求夺取护城河桥。于是，左翼军积极竖梯夺桥，右翼军猛攻东门、北门。申时，西门火药起火，烧及城上和各军窝铺、城内草场，使西城守军馈乱，八旗士卒乘机相继登城。努尔哈赤得报后，命令北门攻城的士卒急速转向西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守将监军道牛维曜、高出、邢慎言、胡嘉栋、户部司官傅国等纷纷坠城逃走，西城军民即刻大乱，八旗士兵很快地占领了辽阳城的西关。努尔哈赤随后进入辽阳城，辽阳市民许多家开门，大张灯火，妇女盛饰出门迎接努尔哈赤［27］。
　　三月二十一日，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等依东城和东城关为阵地，组织明军再行抵抗，又为八旗兵所击败。袁应泰见大势已去，坐在城东门的镇远楼上，急速作书交给亲兵，命令他们逃出城去。接着西望朝廷，叩头拜辞，焚楼殉职。分守道何廷魁携带妻子投井而死。监军崔儒秀自缢身亡。张铨，见守城失陷，决心与辽城共存亡，坦然向衙署走去。随从将他拥出小南门，劝他逃走，他坚决不肯，终于返回了衙署。这时，努尔哈赤派遣李永芳入署相见。李永芳自我辩白地说：当初我投降后金的时候，也是出于不得已的。张铨回答说：你对我说这些话有什么用，我对谁说去！李永芳碰了钉子，回去报告。努尔哈赤又派人把张铨请到面前。张铨面见努尔哈赤时，面不改色，立在厅堂。努尔哈赤令他跪拜。张铨说：我是天子的重臣，怎么能为“贼”人跪拜。努尔哈赤耐心地劝诱他归顺，许给他八抬大轿，高官厚禄。张铨大骂努尔哈赤是“小丑”，说他将要灭亡。并提出，只求快死，决不屈服。努尔哈赤大怒，命令刀斧手，以推出去斩首相威胁。然而，张铨早已将生死置度外，面无俱色。努尔哈赤又命令把他带回来，再以好言好语劝他，张铨仍然无动于衷。皇太极气愤已极，举刀要砍，张铨竟延颈以待。努尔哈赤以大局为重，对明朝的重臣、大将尽力争取，决定送张铨再回衙门去。临走时，努尔哈赤说：你们回明朝去吧，张铨摇头不肯，在去衙署的路上，让他坐车，他不上，请他骑马，他不从。回到衙署后，张铨自缢而死。又有人报告经略袁应泰死在镇远楼上，努尔哈赤听了感慨地说：真是忠臣啊！于是，命令李永芳用棺槨将明官埋葬［28］。
　　努尔哈赤克取辽阳以后，辽南四卫各镇的人民，纷纷奔溃，后金迅速地占领了河东的三河（今辽宁省台安县韭菜台公社境内），东胜（今辽宁省海城县西北“开河城”）、长胜（今辽宁省辽中县茨榆坨）、长静（今辽宁省辽阳县境）、长宁（今辽宁省辽阳县唐马塞）、长定（今辽宁省辽阳县境）、长安（今辽宁省辽阳西北月牙湖北）、长勇（今沈阳城西南彰义站）、长营（今沈阳市西南长勇堡之北）、静远、上榆林（今沈阳市解放公社尚义林）、十方寺、丁字泊（今沈阳东北大丁字泡）、宋家泊（今辽宁省铁岭县讥河公社宋家泡）、曾迟（今辽宁省铁岭县西“曾盛堡”）、镇西（今辽宁省铁岭县西北“镇西堡”）、殷家庄（今辽宁省铁岭县西北“殷家庄窠堡”）、平定（在殷家庄案堡东）、定远（今辽宁省开原县西近庆云堡）、庆云、古城、镇夷（今辽宁省义县东北“细河堡”）、青阳（今辽宁省昌图县东“青杨堡”）、镇北、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叆阳、汤站（今辽宁省凤城县东南“汤山城”）、凤凰（在今辽宁省凤城县凤凰山中）、镇东（今辽宁省凤城西北薛礼站）、甜水站（今辽宁省辽阳县甜水）、草河（今辽宁省本溪县南“草河城”）、威宁营（今辽宁省本溪市高台子公社威宁营）、奉集、穆家（今辽宁省辽阳县木家堡）、武靖营、新安（今辽宁省凤城县东北“石城”）、新甸、宽甸、大甸、永甸、长甸、镇江、平虏、虎皮、蒲河、懿路、汎河、中固、鞍山（今辽宁省鞍山市南东鞍山）、海州、东昌（今辽宁省牛庄西北）、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县“大石桥”西北岳州村）、盖州、熊岳（今辽宁省盖县西南熊岳城）、五十寨（今辽宁省复县土城子公社王崴子附近）、复州、永宁（今辽宁省复县永宁）、栾古（今辽宁省复县李家店公社岚崮）、石河（今辽宁省金县北石河驿）、金州、盐场、望海埚（今辽宁省金县东）、红嘴（今辽宁省金县皮口公社宋家附近）、归服（今辽宁省新金县城子坦附近）、黄骨岛（今辽宁省庄河县东南黄贵城）、岫岩（今辽宁省岫岩县城）、青台峪（今辽宁省凤城县“青城子”）等大小七十余城堡［29］。
　　后金军占领辽阳城不久，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共议，定都辽阳。辽阳城是辽东的古城和重镇，人口众多，财货丰厚，是明代辽东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的中心，也是辽东都司和自在州的所在地。努尔哈赤认为，得了辽东如鱼得水。因为后金长期苦于没有盐吃，得了辽阳城就控制了辽东的枢纽［30］，控制着蒙古、朝鲜与明朝之间的陆上交通要道，有利于争取朝鲜王国，有利于同明廷对抗，并进一步夺取全辽。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又考虑到辽东城虽然经熊廷弼等人重新修筑过，但经过战争破坏，恐怕出师以后，明军从东部水上袭击，又命令在太子河东建设东京城，命令李永芳驻守旧辽阳城，自身驻守新筑的东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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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九月条。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
　　［3］韩浚：《谨抒救时急务疏》载：“明朝末年，边臣“未用而先挠之，始谋而或间之，则边臣不得不听命于内势，必掣肘反图侥幸，迨事一去，始徬徨四顾，无救于败……”。参见，《筹辽硕画》卷19。
　　［4］李民寏：《栅中日灵》，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载：“闻沈阳人投胡者言，如城防备严密云，胡兵恐其见伤，不即直薄城下，而焚荡境内几尽无余，城中之势日益孤危云。”
　　［5］据《明季北略》卷1载：“梃击”一案，系指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有一个男子，名张差，突然闯入案宫，伤了守门内侍一人，实际是内庭纷争，谋杀东宫太子的案件。
　　［6］“红丸”一案，系指明光宗常洛，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继其父神宗万历之位，八月二十九日吃了“红丸”药，第二天就死了，仅仅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此案与“挺击”一案是“同一奸谋”。“移宫”，系指光宗泰昌宠妃李选侍，住在天子的乾清宫，想与天启皇帝同居，以使谋封皇后，行垂帘称制。都御史杨涟、御史左光斗，以李妃，素来无德，又不是皇帝的生母、或养母，惟恐有武（则天）氏之祸，必欲令李选侍搬出乾清宫，而李选侍所为以宫内的党争为背景，与前两案异曲同工。参见《明季北略》卷1。
　　［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袁应泰传）。
　　［8］《明熹宗实录》卷2。
　　［9］《明熹宗实录》卷1。
　　［10］《熊经略实录》卷1。
　　［11］《明熹宗实录》卷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
　　［12］［13］《明熹宗实录》卷2载：“福余卫夷煖兔名下通夷把速等到市密称，前正月间，有达子答喇等四名，持布正前往奴儿哈赤家贸易．闻奴酋欲于闰二月来魁沈阳．哈喇等报告媛兔，媛兔遣人传调各营，要往辽河一带住牧，俟奴酋犯沈阳，煖兔营达子从懿路劫奴酋寨，取宰赛归，……。”
　　［14］《武录》卷3。
　　［15］《答周毓阳中丞》，参见《能经略集》卷1。
　　［16］《明熹宗实录》卷2载：十一日“奴酋以数万骑薄奉集堡，……副将朱万良引兵至，见金兵而溃死者数百人，余兵次日出境”，“十九日酋东去，往来无定，駸图大举”。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建州以数万骑攻奉集堡，监军副使高出，誓死守，矢石、火器四发，击杀其王子，伤众千余……。”
　　［17］《满文老档·太祖》卷19，《武录》卷3，熊廷弼：《辽左将帅同盟文武和附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18］《明熹宗实录》卷3，谈迁：《国榷》卷84，《武录》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9。
　　［19］《明熹宗实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20］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武录》卷3，谈迁：《国榷》卷84，《清史列传》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21］《武录》卷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野战之壮，莫如黑山（系指浑河南北之战），姜总兵（后金人误认为姜弼是主将）见沈阳围急，弃本城而来救，遇于黑山，虏（指后金）并攻沈阳之兵以迎之，姜以川兵六、七千，当虏骑十万，虽众寡不敌，终至于尽歼，虏之死伤亦相当，虏至今胆寒。”
　　［22］《明熹宗实录》卷3。
　　［23］《满文老档·太祖》卷19。
　　［24］《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十月条，熊廷弼：《极催各道以图共济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1。
　　［25］傅国：《辽广实录》卷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26］《武录》卷3，傅国：《辽广实录》卷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满文老档·太祖》卷19。
　　［27］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
　　［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武录》卷3，谈迁《国榷》卷84，《明熹宗实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29］《武录》卷3。
　　［30］《满文老档·太祖》卷21。
内外交困，用兵广宁
二、内外交困，用兵广宁

辽沈地区沈阳、辽阳两大重镇相继易手，明朝河东十四卫的广大地区，都归后金所有了。辽河以西，人心惶惶，从塔山（今辽宁省锦西县塔山）到闾阳（今辽宁省北镇县南闾阳）、二百多里的广大地域，人烟断绝，辽西人民或蜂拥入关或向朝鲜王国境内奔去，或渡海向山东的登州、莱州逃去。没有渡海的许多人寄居在海岛上，不再返回家园了［1］。
　　辽东巡抚薛国用，急兵官李光荣把辽阳城失守的消息飞报到京城，朝廷为之大震，立刻实行全城戒严。皇上急下御旨，召集致臣会议对策。廷臣虽然遵旨上朝，可是多数静默缄口，或闭目摇头。少数人自谓卓有高见，极力忿争，甚至疾言厉色。然而，实际上除了催促熊廷弼再次出关和依重张鹤鸣以外，拿不出任何良策。朝廷大吏平日争权夺利，各不相让，一听边事危急，缩首缩尾，拿不出半点办法，会议只好草草收场，怯生生地散去［2］。全辽的形势万分危急，辽西的存亡迫在眉睫。明天启帝采取应急的措施，慌忙调兵遣将。四月初六日，皇帝下旨升薛国用为兵部右侍郎兼佥都，暂行经略辽东；升任王化贞为佥都，代替薛国用巡抚广宁［3］。此后两个多月，全辽形势越发危急，满朝文武都认为，除了前经略熊廷弼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辽地的危局。于是，天启帝决定再次启用熊廷弼。他在给熊廷弼的谕令中，自悔地说：惟有你经略辽东一载，威慑边廷，力保辽东危城。后来，因为受了他人的诽谤，朝中的大臣又没能及时为我剖析，以致于令你回籍了。我不久就很后悔。现在经过臣下勘奏，过去的事全都明白了，已经下旨启用你。今天，辽东各城已经全部陷落，你守辽的前功已经尽弃。最后，天启帝又惋惜地说：如果你若是在辽守卫，怎么能够容忍出现这种情况呢［4］。
　　朝廷在决定重新启用熊廷弼的同时，对于原来煽动弹劾熊廷弼的御史冯三元、张修德，各给予降职两级处分，调出京城。当时去辽东阅边的大臣姚宗文，为人阴险，有意陷害熊廷弼，散布流言，随意给熊廷弼罗织罪状，致使熊廷弼被斥罢，误了封疆大事，下令革职为民，送回原籍［5］。同年六月，特旨复熊廷弼辽东经略兼兵部右侍郎的职务。
　　明廷在辽沈地区一败涂地以后，天启帝企图重整旗鼓，除大学士叶向高以外，还命张鹤鸣充任枢臣，一时启用经略，任命巡抚，在关外积极奋战，以阻止努尔哈赤继续西进。然而，摆在明帝面前的是，辽河以东的国土已丧失，辽西又残破不堪，边关的文臣武将积恶难改，局面很是困难。广宁巡抚王化贞到任后，全城有兵不满千员，后来新招来兵卒一万多人，多数毫无装备。边官贪财索贿，积习很深，难于纠正。明帝说：辽地原来有兵七万，额饷七十多万两。新兵十三万，岁饷五百多万两，已经不算少了。但是，去年赏银二百多万两，军士却没有得到一文钱，文武官却填满私囊。辽沈地区失守以后，辽阳军资都被敌人夺走了，再发银两有什么好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朝在败落的时候，其官吏腐败是个顽症，很难整治。可是，朝廷又不能放任不管，只好硬着头皮备战。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地区以后，他面临内外严重局面。就外部来说，明辽地尽管有经臣熊廷弼和抚臣王化贞的矛盾，即所谓‘经抚不和”，但筹划辽事的目的都是为了消灭后金。经略熊廷弼有“三方布置”之策，巡抚王化贞有“一举荡平”之策。熊廷弼认为，经过辽沈之战，川、浙将士已经丧尽，守辽的兵力不足，只有三方布置，四面牵制，才能制胜。目的是持久河西，固守广宁，保住山海关。他的部署是：广宁用马步兵坚守，用犄角扎营的办法，即从三岔河（今大辽河下游）到广宁多建烽火台，大军驻扎在距离广宁三、五里的内外，视形势犄角扎营，深垒高栅，待敌来战。在三岔河上设置游骑，轮番迭出，使敌人摸不清我方之意。辽阳距离广宁三百六十里，敌兵来攻广宁，一日必然不能到达。敌人若动，我兵必然洞知于数日以前。这是三方部署的一方。设登莱巡抚，以陶朗先充任，与天津巡抚毕自严相同。两处各备水师待战。经臣驻扎在山海关节制三方，使敌西进时有后顾之忧［6］。从这里可以看到，熊廷弼深明军事，老于谋算，如能照此办理，对努尔哈赤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个方略，必须用兵二十六万，年饷一千二百万两，却是明廷难于承受的负担［7］，从时间上看，也不是短期可以办到的。
　　巡抚王化贞主张“一举荡平”后金，他的根据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以后，征调的援辽兵马已经先后少关，十月，王化贞手中已经有新旧官兵十三万。后金大额驸李永芳派人暗通王化贞，佯称以辽阳作为内应，王化贞未能识破李永芳的诱敌之计，却认为他是诚心归顺。西部察哈尔林丹汗也答应，将以四十万大兵相助。王化贞的军事部署是，以重兵集结广宁，再沿着三岔河设立大营，以参将、守备等官，分守要害地方，隔河与后金对垒，并依靠东江毛文龙作为声援［8］。王化贞虽然素不习兵，一举荡平之策的根基不牢，但他屡屡请战进兵，声言：臣愿意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后金。王化贞的部署在西部战线，对后金也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在东部战线，熊廷弼大行三方布置之策，天津、登莱海上的兵力大为增强。登莱巡抚陶朗先，诚心为经略筹划，将渡海辽民中强壮的人编伍为兵，以平日所积储的军饷支付，三个月中编组水陆大军三万多人，征集战马上万匹，甲杖、器械等二百多件，战船二千多艘［9］，声势颇大。同时，辽阳失守以后，巡抚王化贞秘密委派都司毛文龙去东江作为声援。五月，毛文龙等四人率领兵丁二百，从三岔河入海至沿海岛屿。以辽人王一宁、岛民李景先作为向导，先后到连云（今辽宁省盖县西北连云岛）、石城（今大连市东北石城岛）、长山（今大连市东大长山岛）、獐子（今旅大市东獐子岛）、海洋（今大连市东海洋岛）等十多个岛屿，收编数千名岛民。毛文龙等人杀死了努尔哈赤派往各岛买牛、征粮的汉官胡可实、何国用等，从东部断绝了后金海上的通道，牵制了努尔哈赤的兵力。明朝经、抚二臣在这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目的是使后金腹背受敌。
　　辽沈大战以后，努尔哈赤一方面扩大胜利成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分兵加强对西南方的防守。他曾派第十子德格类、侄儿塞桑古二人统兵千员视察三岔河浮桥，进驻海州，并分城派官把守。命令降将杨于渭镇守盖州，游击单荩忠镇守复州，守备刘爱塔（即刘兴柞）镇守金州。在东南方，命令佟养贞镇守镇江，把总周永祚率领八百骑兵作为沿海的游兵，以防明军从海上突袭。从此，明与后金便在西南和东南沿海，即南四卫（金、复、海、盖）和镇江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0］。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当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升坐大殿，欢宴群臣，庆祝夺取辽东胜利的时候，毛文龙已经从广鹿岛（今大连市东广鹿岛）、长山岛等地到达朝鲜王国的弥串堡，派人到辽南四卫侦探、串连。在毛文龙的策动下，盖州城守将杨于渭愿意以盖州城反正归明。毛文龙又乘镇江城守游击佟养贞率领二百兵镇压商山人民反抗的机会，一方面与去朝鲜王国借兵的生员王一宁谋划袭取镇江，同时，派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守城中军陈良策等，约为内应。二十日深夜，毛文龙率领二百兵偷袭镇江，动员城外的居民协助呐喊，大叫：敌人来攻城了！刹时间，城内城外杀声四起。城上的后金守军害怕，慌忙撤退，逃出城去。佟养贞刚刚回到城里不久，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中军陈良策听到城外喊声，带领本部人马从内部响应，将佟养贞和他的儿子佟丰年等六十多人抓了起来，占领了镇江城。镇江城西的汤站、城东北的险山二堡的居民也闻风而起，分别将守堡官陈九阶、李世科等也抓起来，结果，都相继叛金归明［11］。这就是所谓的镇江事件，也是明金在辽沈东南激烈争夺，形势急剧恶化的开端。
　　为了争夺辽南四卫，明廷不惜工本。以熊廷弼的三方建置来说，广宁为正，天津、登莱为奇，而奇正互为犄角，又必须联合朝鲜王国军，为此，明廷派一名有胆略的将官，督促江上之兵，暂住朝鲜王国的义州。他的任务是招募辽东逃民，便于同朝鲜军声势相应，与天津、登莱水师音息相通。这些措施支持了辽东人民反抗后金的斗争，使辽南人民有恃而不恐［12］。巡抚王化贞派遣毛文龙下东江的任务，也是联合朝鲜王国军为声势，以恢复辽南为目标。经、抚二臣在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因此，明廷派遣大批的密使，潜伏在后金国内，扰乱社会秩序。时而有毛文龙派遣的千总入境挑动民叛，时而又与明朝的旧官、秀才相互联络，煽动暴乱。甚至有一族之家隐匿明朝间谍四、五十人或至百余人的。只复州一个城镇，经后金统计应有男子七千人，可是没有多久就猛增到一万一千人［13］。这一切，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从外部将后金包围起来，并时时加以骚扰，使后金的社会内部动荡不安。这样，努尔哈赤要想短期内继续向西推进，实在是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即从天启元年三月到次年正月的十个月中，后金国内危机也十分严重。后金军在进驻辽沈时，女真的军户（兵士家属）也相继地蜂拥而入，怎么安置这些军户和协调他们与汉族人民的关系，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集团急待解决的问题。女真军户的进驻范围，除了金州、盖州、复州没有迁入以外，以辽阳、沈阳，抚顺、清河等城镇为中心，西到三岔河以北的长胜、长静、东胜等堡，南到耀州、海州，东到镇江、汤山、险山等堡都有安置［14］。
　　女真军户移入辽沈地区以后，与汉人合村而住：每个村中又令汉家容纳女真军户，大家汉户合大家女真军户，小家汉户合小家女真军户，相互搭配居住。移入户的口粮由汉户供给，按女真各家的人口，每口月给四升。时间到九月份为止。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还指令，凡是汉户不许隐藏粮食不报。汉人的粮窖由女真、汉人共同管理，饲料同用，柴草通济，粮食不足的合住之户，由国家公库供给。这样，后金奴隶主集团使汉族与女真族，以从来不常有的形式，普遍的杂居共处［15］。
　　大批的女真军户与汉户杂居，甚至同室相处，他们之间的语言不通，衣着各异，生活方面两相不便。由于多数女真军户依赖汉户，并以战胜者自居，欺凌汉户，任意杀食汉户的猪，役使汉户耕作，从事杂役，或奸淫汉家妇女等，使广大的汉户利益受到严重的侵犯，他们在经济、政治和人身自由等方面，蒙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普遍地激起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甚至种下了仇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冲突。
　　为了便于统治，加强对辽沈局势的控制，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汉人中开始大规模地征集兵员。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一月，他下令：凡是汉人不论是贫是富，都统计男丁，从二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当兵。战事紧急时，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战事不急时，一百个人中抽调一个人，以形势缓急而定。当兵的人，必须配备价值不少于十两的好马，所用的器械、马匹都由这二十个人共同出资供给。哪家成了汉军户，必须把全家迁到汗城中去居住。兵丁有事出征参战，无事驻守城池。征集的汉族兵丁与女真兵丁共同守城，增加了汉族人民的兵役负担［16］。
　　由于女真、汉人在语言方面的隔阂，女真官员管理汉人相当困难。努尔哈赤就改令由汉官管理汉民。然而，汉官多是明朝的降官败将，恶习严重，随意掠夺民财，让他们单独管理也不行。所以，努尔哈赤不得不再改成由女真官员与汉族官员共同管理。凡是女真都堂、总兵官每人名下管三午男丁；副将名下各管一千七百男丁；参将、游击名下各管一千男丁；守备名下各管五百男丁。汉人总兵官名下各管四千男丁；副将名下各管三千男丁；参将名下各管二千男丁。这种在贝勒之下，两族官员同体而又分别管理的办法，实际上都纳入了旗制，自然旗主贝勒及女真各官居于主导地位［17］，汉官在其下难免受欺凌［18］。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短短的十个月中，在积极处置国中各种事务的同时，又大兴土木，命令汉人二十个人中抽出一个人服徭役。天启元年六月，大建鞍山城。在辽阳城内兴建英明汗所居住的小城，役使大批的女真、汉人拆房、平地。
　　九月，又以辽阳城大、不够坚固，难于防守，恐怕明军袭取镇江后，再逼近辽阳，决定在太子河的北岸建造新城［19］。这些活动都加重了两族人民的徭役负担。
　　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尽管千方百计地安置两族人民定居，然而，女真奴隶制度下主仆“间不容发”的矛盾带入了辽沈；民族之间现实生活的差异，繁重的兵役、徭役等造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其中许多汉人不适应新的处境，仍然思念故国，“图复旧土”［20］。因此，努尔哈赤安抚金、复、海、盖四卫人民说：等到明年正月，试看我过河（系指辽河），如果再破取南朝（系指明朝）一堡一城的时候，说明是天助我成就大事，你们应当安心的跟着我，假若我不能再夺取明朝的一城一堡，那是我最终不能抵抗“南朝”，到那个时候，任凭你们西去［21］。
　　在辽东地区，不仅汉族人民对于后金进驻辽沈，年年进行战争不满，就是女真人民也都如此。这一点连努尔哈赤自己也承认。他说：从亲族、一般的女真人到汉族人，都想杀我［22］。
　　社会上的隐患重重，矛盾日益尖锐，外扰内困，弄得努尔哈赤不得安宁。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攻克辽沈，占领辽东，划辽河为界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要想安定辽东，稳定统治，打消辽东人民思念故国的情绪，还必须占领全辽。而要夺占全辽又必须征服蒙古。这几件大事都需解决。因此，努尔哈赤决定进军广宁绝不仅仅是意气用兵，而是辽沈东南、西北、广宁三个方面受敌和内部矛盾重重的结果。在这里，后金不占领广宁不足以保住辽沈，不保住辽沈更无法占据全辽。可见，广宁是保卫辽沈，攻占全辽的关键场所。后金兵占领广宁又能断绝蒙古的一个重要互市通路，割断蒙古与明朝的经济关系，使蒙古各部俯首听命于后金。于是，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后金进攻广宁的战役开始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进攻广宁的前夕，先屯兵在沿辽河以东各个重镇和城堡，对外摆出进取广宁的架势，但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对内部镇压、安顿和调整上。同时，在军事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努尔哈赤所以能够赢得这样长的时间，整顿内部，是明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造成的。明廷由于边将经抚不和，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意见有分歧，难以调和，当然做不到同舟共济。因为天启元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七月，毛文龙收复镇江，王化贞认为是获得了一个“奇捷”，竟不报告给经臣熊廷弼的衙门知道，直接向朝廷去献俘请功，并请求朝廷下旨，增援镇江［23］，莫失进取的良机。对于这件事，经略熊廷弼却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毛文龙收复镇江不但没有功，反而有罪，夺回镇江不是“奇捷”而是“奇祸”。理由是三方面部署的兵力还没有集结，发动攻势时间过早，使后金人憎恨辽人，结果导致后金对辽南人民的大屠杀，后果极坏，是乱了三方并进的计划［24］。同样的一件事，两个人的看法竟完全相反，而朝中的官员更利用这件事从中作祟。
　　明廷大学士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等积极支持王化贞，同时，毛文龙的行动也暂时迎合了辽东的官绅和辽民急欲收复家园的心理。因此，朝廷一接到夺取镇江的消息，便“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辽南四卫颇为震动，人心响应。皇上也认为是个奇捷，当即加赏毛文龙，表示深感“忻慰”，并认为机不可失，应当乘热打铁。八月，命令登莱，天津发水师两万援助镇江，使巡抚王化贞督率广宁四万大军，联合蒙古军，渡过辽河，进据辽东。熊廷弼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从中阻止，结果，不仅没有调发天津、登莱水师，还发令箭阻止王化贞行动，使各军都没有成行［25］。
　　其后不久，抚臣王化贞又请求袭取海州，夺占辽阳。他在上疏中陈述三岔河以东的军事形势时，错误地认为，后金的兵力东调是弃辽阳城而不守，海州的金兵不过二千，河上守军只有三千［26］。若是发兵夜袭海州，势必克捷。兵部尚书张鹤鸣不问经臣的意见，不察敌我双方的实情，就深信抚臣王化贞的陈述，急令经臣熊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兵王象乾移镇山海关，实施王化贞的作战方案。
　　镇江失守，对于努尔哈赤是个不小的压力，他不得不从西部辽河一线调兵东进，命令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督堂何和理等总兵、副将、参将等率领五千兵［27］去镇江，以镇压镇江人民的暴动。不久，镇江被八旗兵包围。辽民三、四千人占据铁山（今金县东北铁山）进行抵抗。明廷先是按照王化贞的报告，命令兵部急催辽兵进军河东。接着又按王化贞的主张进军海州，在海州与牛庄（今海城县西北牛庄）间埋设伏兵，诱使牛庄八旗兵入伏，然后一举歼灭，使镇江解围。抚臣已经命令一万多士兵出发了，却为经臣熊廷弼所阻，不能前进。
　　以事实而论，王化贞的举动虽然有些轻敌，然而，却牵制了后金西兵东调，对于镇江是个支持，但要乘机夺取辽阳，实属空谈。熊廷弼深谋远虑，接受萨尔浒之战明军三路覆没的教训，不令王化贞轻率地驱乌合之众，深入虎穴，主张执行三方部署之策是有道理的。但也过于固守成谋，不肯灵活处置，哪怕派出一股游兵，骚扰一下对方也不肯做。经抚二人各持己见，不能协调一致，相互配合。抚臣统兵十三万，兵权在握，进退自决［28］。经臣虽然只有将卒五千，但手中握有尚方剑，可以限制抚臣，结果是两相无成，误了边廷大事。
　　经抚不和，两人战守之争的实质是阉党擅权，想利用边事谋取功劳。抚臣王化贞依仗兵部尚书张鹤鸣的势力，手握兵权，处处与经略不协。熊廷弼以才智出任辽边，不为阉党所喜，明帝只劝经抚“战守相资”，以图进取，没有符合实际而又果断的解决办法。因此，明廷在辽沈失守后的十个月中，尽管完成了对后金的包围，但由于内部矛盾，是战是守，举棋不定，为努尔哈赤安顿内部，进取广宁提供了难得的时机。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月，广宁抚臣王化贞已经知道努尔哈赤将要进攻广宁，经抚二臣比较早地进行了备战。他们的部署是，经略熊廷弼驻扎在右屯卫（今辽宁省锦县东南“右屯”），抚臣王化贞驻扎在广宁，大将刘渠统率两万人驻守在镇武堡（今辽宁省盘山县东北“西楼台”），祁秉忠统率一万多兵驻守在闾阳驿，罗一贵、黑云鹤等统兵三千驻守在西平堡（今辽宁省盘山县古城公社古城子）。每个城堡各自为守，坚壁不战，形势危急时相互支援。这个方案虽是经抚二臣相互妥协的结果，但如能坚持这个作战方案，广宁至少不致于迅速丢失，内部叛将也未必得手［29］。
　　天启二年正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定辽阳守城兵将后，十八日，统率近十万大军［30］向辽河以西进发。十九日，宿营在东昌堡（今牛庄西北）。二十日辰时，前哨兵挺进到辽河岸边。明辽河守兵看见后金大队兵马来攻，纷纷溃退。八旗兵随后追杀二十多里，直抵西平堡。申时，西平堡被努尔哈赤大军层层围困起来。西平堡守军副将黑云鹤力主率兵出战，副将罗一贵阻止无效。努尔哈赤见城中军队出战，便命令八旗兵立即进围，两军在堡外展开了激战。因为兵力众寡悬殊，黑云鹤所部全部被歼。这是贺世贤在沈阳出城野战悲剧的重演，也是努尔哈赤西取广宁旗开得胜的一仗。经略熊廷弼得知西平堡被围，急发硃牌，派遣手下将领高国桢前去督促总兵官刘渠的镇武驻兵增援西平堡。努尔哈赤得知明兵来援的消息后，当即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围攻西平堡，另一路开向平洋桥（今辽宁省台安县新华农场城子村）方向，迎击镇武方面的援兵。
　　西平之战十分激烈，罗一贵誓死坚守城池，命令军士发射大炮向城下轰击，矢石齐发。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八旗兵冒矢冲击，竖立云梯攻城。由于城上火力强大，战将勇猛，士气高昂，八旗兵三进三退，损失很大，计伤亡士卒五、六千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令李永芳出面到西平堡下招降。罗一贵立在城头上大骂李永芳，并怒斩来使。因为招降失败，努尔哈赤再次挥军攻城，前后攻守两昼夜。最后，副将罗一贵因为眼睛中了流矢，援兵不到，火药用尽，眼看无望，便自刎殉职，西平堡终于陷落了。努尔哈赤以惨重的代价夺下了明军重要的前哨据点西平堡。
　　明廷抚臣王化贞，听说西平堡被围，轻率地采纳了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这是王化贞用兵的严重错误。他舍弃广宁根本重地，弃明军大炮所长，去就野战之短。当广宁、闾阳两军会合镇武兵后，由总兵官刘渠、祁秉忠，副将刘徵、鲍承先，参将麻承宗，中军祖大寿，游击罗万言、李茂春、孙得功等统兵走出五十里地时，便与后金八旗兵相遇。总兵刘渠率先迎战，两军激战在平洋桥以东。明三万大军奋勇连冲三阵，夺取了战场优势，八旗兵稍稍后退。但不多时，八旗兵便以勇猛的攻势向明军大营展开冲击，来势凶猛。明军大营支持不住，总兵刘渠、祁秉忠、副将刘徵等先后战死。游击孙得功早就与李永芳暗中勾结，他乘机高喊：兵败了！并率先与副将鲍承先等人逃走了。后军李秉诚、祖大寿、罗万言等部随后大溃。八旗兵追杀不舍，直到平津桥［31］。努尔哈赤统兵过河以后，已经获得两战两捷的成果。当晚后金驻兵在西平堡。
　　广宁虽然有抚臣王化贞驻守，但守备、军纪都很松弛。王化贞不熟习军事，备战亦不得法。十九日，努尔哈赤统兵过了辽河的消息传来，使广宁军民人心动摇，部分居民离开家园，奔入山中。城头上的守卒也纷纷缒城跟随居民逃走了。当中军祖大寿、游击孙得功等率军出城，会合镇武堡军的时候，城内更加人心惶惶。二十二日，当游击孙得功、千总郎绍贞、陆国志，守备黄进等从前线率兵逃回广宁后，立刻夺门据守，封闭府库，把守火药库，逼令居民剃发，鸣炮呐喊，声称捉拿巡抚对后金迎降。这时，广宁城实际上已经失守了，而巡抚王化贞却一无所知。
　　抚臣王化贞的随身参将江潮栋得知兵变，急忙到王化贞的卧室，气喘嘘嘘地催促说“快走！快走！”当此危急时刻，王化贞闻报却不相信竟有这样的事情。待他登楼观望时，城头的守兵不见了，炮声连连震响，这才大吃一惊，准备逃离。这时，城门已经被叛军夺去，江朝栋率领数十名骑兵杀退叛军，王化贞得以逃出广宁。然而，此时努尔哈赤还在二百里外的西平堡，广宁城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二十三日，巡抚王化贞率领广宁等地数万溃兵逃到闾阳驿。经略熊廷弼已经从右屯前来接应。熊廷弼见巡抚王化贞痛哭流涕，便责备他说；你想以六万兵荡平辽阳，今日竟然如何？若不撤下广宁的兵赶到镇武堡，当不会有今日。监军道邢慎言急劝经略前去夺下广宁城，擒杀叛将。随员韩初命反对再往前走，意见不一。熊廷弼认为，现在为时已晚，再去广宁也无济于事，使把自己率领的五千骑兵交给王化贞，命他殿后，明军随逃民过了大凌河（今辽宁省义县北大凌河）、小凌河（今辽宁省锦州市西南小凌河）、松山所（今辽宁省锦州市南松山）等，直奔山海关而去。松山所的监军道高邦佐，见经、抚二臣都逃走了，感到气愤，便决定以身殉职。他写好家书交一给家仆后，便自缢身死。
　　二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刚到距离广宁一百五十里的沙岭（今辽宁省广宁县东南沙岭街），孙得功等就前来迎接。努尔哈赤未敢相信，在广宁城外观察多时，才率军进驻广宁。于是，镇静堡（今辽宁省北镇县白厂门附近）、平洋桥堡、西兴堡（今辽宁省盘山县“西楼台”东八里）等四十余堡，纷纷归顺。努尔哈赤在广宁休息十日，任命降将孙得功为广宁总兵官，镇守广宁，自统大军东归［32］。
________________

［1］《明史》卷257，方震儒：《陶中丞传一》，参见《陶元晖中丞遗集》卷下，陈仁锡：《登莱纪闻》，参见《无梦园初集》卷6。
　　［2］《明熹宗实录》卷3．［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4］《明熹宗实录》卷3。
　　［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6］《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函8卷113《明熹宗实录》卷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载：“毛文龙，钱唐人，少年善骑射，晓畅兵书，万历三十三年春，以其舅沈光祚为兵部主事，借此入京。为舅荐于辽东总兵李成梁，补为内丁千总。九月，巡道考武举，文龙列名第六。历任百户、千户、守备、游击。后于抚臣王化贞招武材，文龙补练兵游击。化贞命其去江东招遗民，与张板等四人，率兵二百去东江。”
　　［9］《陶中丞遗集》卷下。
　　［10］《武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11］《明熹宗实录》卷8，谈迁：《国榷》卷84，《武录》卷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三章。
　　［12］《陶中丞遗集》卷上载：辽沈“豪杰皆知有天兵（三千骑驻练义州，与镇江相望）之可恃”。
　　［13］《满文老档·太祖》卷49，卷66，卷35，卷56。
　　［14］《满文老档·太祖》卷29，卷30。
　　［15］《满文老档·太祖》卷29。
　　［16］［17］《满文老档·太祖》卷39。
　　［18］《清太宗实录》卷17载：“初尔等（汉官）俱分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尔等不得乘，而满洲宫乘之，所有牲畜尔等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洲官所属，虽有腴田不获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
　　［19］《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2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20］漫叟：《东江遗事》卷上。
　　［21］傅国：《辽广实录》卷下。
　　［22］《满文老档·太祖》卷57载：“汗云：……谁不欲杀吾，吾同祖所生六贝勒子孙亦欲杀吾，数次而未成。……各处女真、汉人，谁不欲杀吾。”
　　［2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24］《明熹宗实录》卷9载：熊廷弼认为夺取镇江后，辽民被屠是“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两河之气”，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25］漫叟：《东江遗事》卷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
　　［2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载：后金以八千精骑屯黄泥洼，八千昏兵屯海州，甲士三千屯牛庄．非王化贞所言之少数兵力。
　　［2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载：“建州三万居镇江”。《满文老档·太祖》卷24载：共发兵五千，以《老档》为准。
　　［28］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漫叟：《东江遗事》卷下。傅国：《辽广实录》卷下。
　　［29］《明熹宗实录》卷13。
　　［3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载：“报奴兵五万，又益新练辽兵四、五万。”
　　［31］《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1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3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14。
仿照明制，酌行新章
三、仿照明制，酌行新章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广宁易手，广宁以东的地区并入了后金的版图。对于奴隶制正
在向上发展的后金奴隶主阶级来说，以奴隶主占有制的立场和目光，踏进了明朝封建制的土地上，两者自然是
极难相容的。占领者与反占领者，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封建农民与奴隶主等各种矛盾，都一齐汇集在辽河
东西，摆在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阶级面前。是以奴隶制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制的剥削方式
，还是以封建制的剥削方式代替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是事关大局，事关后金奴隶主阶级政权能否立足于辽东，
也是努尔哈赤三十多年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以其多年对于汉族人民的接触和认识，又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和人民的反抗之下，较快
地决定采取以汉官辖治汉民，基本上维持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政策，以使汉民得到一定的满足，而不致于采
取反对自己的行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当后金军攻克辽阳的时候，努尔哈赤
就宣布：凡是辽东的明朝官员仍然各任旧职，人民都各守旧业，大军将不杀无辜的人民。这一政策对于稳定汉
官和汉民的情绪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矛盾最尖锐的辽南四卫，若不重用汉官，努尔哈赤就难于实现在那里
的统治。盖州、复州、金州、镇江，分别任用降将杨于渭、单荩忠、刘爱塔、佟养贞等镇守。辽东的各个小堡
基本上是官复原职，象汤站、险山等堡的官员陈九阶、李世科等就是原官重新上任的。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这个时候所任用的汉官多数是随着战争的向前推进，先后归顺的明朝中下级官员，其中
守堡官占多数。如进军广宁的时候，沿途归顺的各官，不论官职如何，只要归顺，都给予赏银、信牌或赐给旗
帜，作为他们各守旧职的凭证。其中有西兴堡的备御朱世勋，镇静堡的参将刘世勋，平洋桥的守堡闵云龙，锦
州中军陈尚智，铁场（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铁厂堡”）守堡俞鸿渐，大凌河游击何世延，锦安（今辽宁省小
凌河左岸下游）守堡郑登石，右屯卫备御黄宗鲁，团山守堡崔尽忠，镇宁（今辽宁省黑山县西南“蛇山子”附
近）守堡李诗，镇远（今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公社静安堡）守堡徐镇，镇安（今辽宁省北镇县八道壕公社苇
城子）守堡郑维翰，镇边（今辽宁省北镇县北“镇边堡”）守堡周远动，大清堡（今辽宁省义县高台子公社南
清河子）游击阎印，大康堡（今辽宁省义县头道河公社大康堡）守堡王国泰，镇武堡都司金厉等。
　　广宁游击孙得功，千总郎绍贞、陆国志，守备黄进等或官仍旧职，或升职录用［1］，这是以努尔哈赤为首
的后金奴隶主贵族进驻辽沈以后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结果一批请降的明朝官员，又在新汗的统治下，重坐
在劳动人民的头上。这一切标明旧日的统治秩序重新恢复，旧日的统治者照样统治，只更换了上层统治集团。
而与过去不同的仅仅是反抗后金的那部分明官不存在了，剩下的部分明朝中下级官吏与后金奴隶主贵族相结合
，继续剥削和统治广大的人民。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年、八年以后，一再对辽沈官民强调：凡是
过去的官民都应当各守旧业，田土、房宅、粮食、草束，各归原主，士、农、工、商，百工技艺各复旧业。只
要听从金汗的谕令，甘当金汗顺民的，不论贫富，各自的产业都自行领有［2］。这项政策的基本方面是保护投
顺后金的明朝地主、官绅的利益，是在所有制关系方面，维护原有的生产方式，使辽东的普日统治秩序重新维
持和恢复起来。
　　辽沈大批逃亡的地主和官绅的田土、产业一律收归后金奴隶制国家所有，分给汗以下各级额真。他们都成
为逃亡地主、官绅产业的继承人。这不仅是对逃亡地主、官绅的沉重打击，而且也在所有制方面构成了以明朝
中下级官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后金奴隶主阶级携手的客观物质基础。这是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对于归顺
的汉族地主阶级所作出的最大让步，也是努尔哈赤初步在辽东站稳脚跟的阶级基础，尤其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归
顺的中下级汉族地主阶级、士绅的根本利益，是相当明智的决策。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提出的辽民各自仍守旧业的政策，对于后金奴隶主贵族恢复辽东社会秩序，恢复各业
生产，繁荣经济是个重大措施。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九月，努尔哈赤大建东京城以后，各处寻
访抚顺、清河的旧商人、店主，凡是新统治者认为可信赖的人，都命令他们在东京城南半部居住，开设店铺。
一时酒馆、饭馆，纷纷开业。黄酒、馒头、肉菜佳肴充满了闹市，使明代辽东的原有的商业恢复了［3］。
　　为了使手工业生产能够得到恢复和发展，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积极保护和优待手工业者。在大批迁徙人口的
时候，手工业者例外。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专门下令，砂济城的铁工
可以仍然居住在原处，不必搬迁［4］。同年六月，海州属下的析木城（今辽宁省海城东南析木城）三个村庄的
汉族手工业者，给金汗送来三千五百一十个绿碗（满语moro）、坛子（满语tamse）。努尔哈赤大为高兴。他兴
奋地说：东珠、金、银等虽然被人们视为珍宝，却既不能保暖、御寒，也不能充饥，而这些工匠才是真正的珍
宝呢！当即下令，提升为首的工匠作为守备官，并赏给白银二十两［5］。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
，努尔哈赤观看了七十三个手工匠人织蟒缎、帛子、补子。这是辽东新的手工业生产。努尔哈赤下令，凡是这
些工匠中，没有妻室的，都给予妻室、奴仆、衣食，免纳贡赋，免服徭役，并按每年织蟒缎的多少进行奖赏［6
］。这样，后金的手工业生产，也按明制得到了恢复。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推行上述政策是适合满汉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的。这从努尔哈赤对辽地阶级关系的看法
和对具体问题的处置上也能看得出来。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他下令富人、商人、工匠、
艺人等居住在城中，其他的人都下乡去耕田。夭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六月，努尔哈赤又命令在都
城以外驻守的各城游击官，要把各自管辖区内的富人、官员的子弟迁居在附近的地方，以防止不测的事件发生
，并且命令各个民族，女真、汉人、蒙古，各个阶层，上自汗、众贝勒、大臣，下至砍木的男人，运水的女子
都应当安分守职［7］。可见，努尔哈赤的官任旧职、民守旧业的政策是一项很成功的政策，它使女真、汉人的
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得到保证，政治上相互依赖，共同对各族人民进行统治。无论是封建制度下的汉族人，还是
在奴隶制度下的女真人，两种制度下形成的各个社会阶层，各自的社会地位不准自行变易，使原有生产关系都
得以保存，即政权主要依靠权贵、富人，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这就形成了后金初入辽东时的封建制与奴隶制
，两种剥削方式并存的局面。努尔哈赤大权独揽，处于两种生产方式下各族人民命运主宰者的地位，社会是前
进还是倒退，作怎样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努尔哈赤却起着左右局势的作用。
　　在初入辽沈地区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如果完全抛弃封建的生产方式，就难于在辽东站
住脚，奴隶制生产方式也就谈不上推行，这就是努尔哈赤仿照明制，满足封设生产方式下汉族人民的某些需要
，改变奴隶制生产方式下的某些作法，酌定新章的历史背景。努尔哈赤进入辽沈的初期，很重视明朝在辽东的
现行典章制度以及辽地的现状。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四月，他责令都堂阿敦、额驸李永芳和明
朝归降的游街官马尧明等，把明朝的典章、制度，辽东的兵员、城堡、户口、木匠、画匠等各类情况书写出来
，并将不适合后金采用的部分抛弃，适合采用的部分报给他［8］。从此，明朝的某些制度便相继被参用或直接
被采用了。后金的社会制度也就开始进入了所谓“参汉酌金”的历史时期［9］。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时期，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后金奴隶主贵族进入辽东以后
，对于土地的处理是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为辽东汉族封建地主的相当一部分，或者参与抗金斗争后，逃
亡关内，或者渡海跑入登莱和寄居在海岛以及朝鲜王国境内，他们抛弃了大量的土地。他们的佃户、雇工、家
仆，有的占有原来户主的产业，有的沦为乞丐、流民。土地的领有权处于十分混乱的时期，致使部分下层人民
乘战乱得到了一些上地。
　　后金大批的军户进入辽东以后，原牛录的土地被抛弃了，需要重新占有田地。原有每个牛录出十个男子、
四头牛屯种的劳役地租，随着军户的搬迁而被打乱了。军需等一系列的供应，都有待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否则
，混乱的局势将危害到后金奴隶主贵族政权在辽东的生存，因此，上地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了。
　　天启元年七月，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政权，刚刚稳定下来，就下令实行“计丁授田”
，分配上地。分配的范围以海州、辽阳为中心，共向下分田三十万日［10］，计海州十万日，辽阳二十万日。
如果土地不足分配，可自松山堡、铁岭、懿路、蒲河、范河、浑托河、沈阳、抚顺、东州、马根丹、清河、孤
山等地取得。甚至亦可到境外土地上播种。授田的办法是，一个男丁给种谷物五日，植棉一日。所有的土地都
按男丁数目平均分配，不许隐匿男丁不报，连乞丐、僧人也不例外，都分给田土，使之耕种。三个男丁再耕种
官田一日，二十个男丁中以一个人充兵役，一个人应差徭［11］。
　　“计丁授田”，名义上虽然是以丁计算，但是，实际上是源于明代辽东的军屯制。明初在辽河东西实行军
屯，每军限田五十亩，租十五石，以指挥，千户、百户为田官，都指挥为总督［12］。后来，年深日久，各官
侵吞不已，军丁多数为私人占用。地随丁走，占丁越多的占地也越广，一批新兴的地主阶级从这里发展起来。
辽东军屯制的实际，并不是军丁个体户占地耕种，而多为数为丁占地，大户又占丁。有的大户占丁多达几百。
最后计丁制流于形式，大户占丁占地无法计算。牛录制度下的计丁分田，户主也是以旗下所属各个官职占丁来
计算的，所以到皇太极时期，满汉官员有占丁千名或八、九百名的［13］。这就是说，努尔哈赤不仅沿袭了明
制，还参酌后金制定出新制，在辽地积极推行，这是一个创造。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推行“计丁授田”制，在辽东起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它使辽东没有逃亡的地主的产
业，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以“各守旧业”为根据，多出的土地并不从中拨出，又按“计丁授田”的规定，少
的给予补足。海州、辽阳等地逃亡地主的土地为后金奴隶主贵族占种［14］。除部分奴隶制的托克索以外，税
收形式多采用赋银的形式。收纳封建地租，使后金奴隶主集团成为奴隶主与封建主兼而有之的统治者。特别是
归附后金的明朝各级中下级官吏，如参将、游击、备官、守堡等，在“计丁授田”制度下，成为占丁不等的，
少的百丁，多的几百丁，甚至上千丁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加强了辽东地主阶级的势力，扩大了后金统
治政权的社会基础，从根本上确立了地主对佃户、雇工的封建剥削关系。从而，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政权
进一步加强了统治，并使其政权向封建制转变奠定了基础。
　　随着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所属权的确立和对封建剥削关系的重新肯定，社会上的流民、乞丐、僧人等，
如果不肯归田生产，接受封建剥削，将受到残酷镇压。因此，在暴力的推动下，在不长的时间内，努尔哈赤便
恢复了辽东的社会秩序。
　　明代推行军屯制，是为了解决辽东的军粮供应。后金的“计丁授田”制也有兵食马料“取于耕田”的同样
作用。辽东五卫的二十万日和辽南四卫中的十万日无主田地，对于解决八旗兵的军资、马匹、器械，起了很大
的作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在宣布“计丁授田”的同时，努尔哈赤还规定三个男丁耕
种官田一日，二十个男丁中以一人充兵，一人应役。试图采取过去后金的劳役地租形式进行剥削。实际上，在
进入辽沈后第一个秋收中，劳役地租就被辽沈封建制下的赋役制所否定了。努尔哈赤在急需供应军需、民用的
情况下，经过参酌明朝典章制度后，就作出了新的决定。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努尔哈赤
对汉官说：明国官员的薪俸多取财于下役的人而不上缴国家。参将、游击，每年取豆、高粱、粟，合计要五百
斛，线麻、麦子、蓝靛等不计其数。每月食米、木炭、纸、菜等费要十五两。从今以后，“悉免乱赋，以行正
法”［15］。不许各官随心所欲，苛敛民财。努尔哈赤所要行的“正法”，就是明朝在辽东的赋役制。
　　后金军从天启元年三月下旬进驻辽沈，四月初九日，叆河守备高明和就以原官送贡谷七百二十五解一斗，
豆二千五百十六斛五斗，高梁一千七百二解四斗四升，草三十九万一千七百三十六束……［16］。五月十六日
，盖州游击场于渭送银一千三百六十八两五钱，帛八匹，帛衣一百七十一件，翠蓝布衣八十六件、皮袄七件，
翠蓝布一千零八十一匹，……粳米二十一解五升，盐两千四百斤［17］。以上诸项钱粮、布匹都是明代辽东的
租赋收人，很可能是上一年的库存。可见，努尔哈赤一进入辽沈就开始享用原有的封建租赋了。
　　同年六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在辽阳西关设立市场，宣布市价、税收制度时，要求“悉仿明制”［18］。七
月十七日，又下令“依旧例”迅速催促贡谷、草束等［19］。这样，从九月到十二月，盖州等城游击先后贡盐
、棉、谷、草、银钱、蜂蜜等，纷纷而至。这些作法都是沿袭明朝的封建租赋制。
　　按明制征收田赋，免去各官在正额赋税以外的“乱赋”，似乎减轻了辽民的一些赋税负担，而实际征收的
时候，一点没有减少。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对刘爱塔说：公取正额的
赋税“勿增勿减”［20］。第二年，在“计丁授田”的情况下，每年每丁征收白银三两［21］。征赋的形式有
别，地租从实物改折货币。这是由奴隶制度下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向封建制度下的货币地租转变的一个有
历史意义的变革。
　　后金进入辽沈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认为，他所占据的领土就是后金的领土，所占领地区的人民即是后金
属民。他曾多次宣称：女真、蒙古、汉人，凡是属于后金管辖下的，都是“同汗之民也”。因此，将辽东的汉
民，不管入旗与否，都纳入八旗体制进行管理。凡是国中有事，大的以旗，小的以牛录为单位，各随牛录或旗
行走。天启二年三月，运输右屯卫谷物的时候，以旗为单位出车，向牛庄仓搬运。以达尔汉、巴布泰、汤古岱
、鲍尔晋、穆哈连、苏巴海、栋额额驸、阿布泰分别率领八旗，所出的车辆分别为五百五十七辆，六百一十辆
，三百七十二辆，三百八十辆，三百零二辆，二百六十五辆，二百六十辆，六百一十五辆。各运谷物为八百三
十解，八百二十解，四百九十斛，五百零五解，四百解，三百八十解，三百一十解，八百一十五斛［22］。除
了以旗为单位以外，有些具体事情，努尔哈赤又常责令牛录办理。在运谷时，一牛录三百个男丁，运谷二百斛
［23］。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努尔哈赤下令，各个牛录要降低出售货物的价格。七
月初十日，下令催促每个牛录收获谷物入场。十二月，新年到了，命令每个牛录可以杀食贡牛两头，各取公炭
十筐，由牛录额真亲自去领取［24］。出兵打仗也不例外，天启三年四月初一日，努尔哈赤下令每牛录出兵百
甲［2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采取汉官仍然授与旧职，民各守明时旧业，实行明朝税制、租赋等制，参照明时的军屯
制，斟酌后金的牛录计丁制，实行“计丁授田”，以八旗牛录制度统理官民。这对后金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
的过渡起了促进和加速作用。
　　后金在进入辽沈前后，社会制度的变化是明显的，尤其是在阶级关系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后金在进入辽
沈以前，努尔哈赤将社会等级分为汗、贝勒、大臣、诸申和阿哈等。汗、贝勒、大臣是上层奴隶主阶级。诸申
除了部分人役使阿哈为奴隶主外，多数是平民。阿哈作为一个阶级是后金社会的产物，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从
阶级关系方面看是三个社会集团，奴隶主、诸申和阿哈。努尔哈赤要求贝勒与诸申，主人与阿哈之间要相互“
慈爱”［26］。后金进入辽沈以后，由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努尔哈赤对这三个社会阶层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
。他认为汗是天的儿子，汗以天为父；众贝勒、大臣是汗的儿子，汗是众贝勒、大臣的父亲；诸申是众贝勒、
大臣的儿子，众贝勒、大臣是诸申的父亲；阿哈是主人的儿子，主人是阿哈的父亲。
　　上下都是父子关系，要求下敬上，子敬父，不许贪私，不许生盗贼奸暴之心，各自都要勤于本身的职务。
诸申、阿哈要按照汗、众贝勒、大臣的指令行事，忠于职守，否则，忧患就必然会降临［2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新看法，究其真谛无非是比较明确地接受了明朝封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
理道德观念，这无疑的是个重大的变化。在这种观念下，孝悌、忠君思想被提倡作为指导思想。过去发兵征服
了乌拉部、叶赫部，把各部的居民编入八旗，两部中父辈的老人拜朱扈、果兴阿等，对努尔哈赤多有怨恨。天
启五年（公元1625年，夭命十年），努尔哈赤主动宴请两位老人，并亲自跪在他们面前，双手捧着肉，请他们
食用。他认为，这种作法是“以孝悌为礼”，又教育各级额真、国人都应当照这样行事［28］。要求他们孝敬
父母，梯其兄长，世世代代都不要违背孝悌之道。要求女真人、蒙古人、汉人等各族人民，都应当以孝悌之道
处事，“和乐”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提倡尊君，主张“忠信”。他命令各级官员都向汗作出忠信的誓言，要
做到身死家贫也绝不违背汗的教诲之言［29］。这些君臣、父子、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复提倡，使
明朝的封建思想在后金的上层建筑领域逐渐居于统治地位，使后金的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渡正向更深化的程
度发展了。
　　后金奴隶制在进入辽沈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迅速地向封建制转变，统治阶级在变，被统治阶级也在变。在
“计丁授田”过程中，汗、众贝勒、大臣成为辽东无主田地的所有者，每个诸申都必须在新的地主名下（即汗
及其以下各级额真）领得自己的六垧田，缴纳租谷和赋银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到分配形式，都采取封建的剥
削方式。诸申成为新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农，社会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们必须严格地服从君臣、父子关系
，倘若违背众贝勒、大臣的意旨，就要大祸临头。阿哈这时可以通过告发主人的办法，离开户主，甚至改变社
会地位，上升为主人［30］，为其争得人身自由，开了一线光明之途。这就是说，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
系列变化，使后金社会在进入辽东以后，迅速地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和演变，这是努尔哈赤实行仿照明制、
酌立新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诚然，尽管后金社会在进入辽沈以后，向封建制的过渡较快，但必须看到，这是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
奴隶主集团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包围之下，在广大的汉族人民的激烈斗争中实现的，而其原有的奴隶制生产方式
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甚至在某些方面仍然有所发展。因为它毕竟是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国家，统治者从一个剥削
阶级转变为另一个剥削阶级也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因此，后金军进驻辽沈的时候，在残酷镇压辽沈人
民反抗斗争和女真军户搬迁的过程中，奴隶主或集体地或零星地掠夺了大批的辽沈人民作为阿哈。从天启元年
（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五月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七月的二十六个月中，较大规模地掠俘
为奴就有：元年五月，李永芳、佟养性，俘获镇江人一千名，七月，皇太极、阿敏俘获镇江人一万二千名；九
月，俘获长山岛人一万名，镇江人三千名；天启二年一月，俘获毛文龙部下一万名，三月，俘获镇江人七百名
；天启三年七月，大贝勒俘获辽河沿岸居民一千零三十七名；俘获岫岩人六千七百名［31］。据不完全统计，
共俘获四万四千多人沦为阿哈。此外还有女真各个家主，以战胜者姿态，对于辽沈人民的“滥行占取”，其数
量就更难于计算了。皇太极供认说，此种人“甚多”［32］。清礼亲王昭梿也回忆说，国初时，俘获辽沈人民
“悉为满洲奴隶”［33］。
　　被俘虏的辽沈人民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分散在女真各个家庭中役使。比如，天启元年，李永芳、佟养性
所抢掠的镇江一千人，其中三百个男人归官，余下的七百人分给兵士家中作为阿哈。天启二年，掠毛文龙部下
的一万人，也有半数在众兵丁的家中役使，剩下的归官，充八家托克索中的阿哈。
　　随着阿哈人数的增加，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八贝勒托克索相继在辽沈各地建立起来。天启元年闰二月，八
贝勒在法纳哈（即范河）路，增设八贝勒托克索［34］。同年九月，在牛庄、海州以东，鞍山以西，八贝勒各
置三个托克索［35］。这些托克索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多在七人左右。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
月，努尔哈赤又赐给额驸、格格一批由阿哈组成的托克索。每人各给七人组成的女真阿哈托克索两个，汉人阿
哈托克索两个。另外，还有随手役使的女真阿哈五男五女，以及砍木的男人，运水的女人各五对等。总计，每
个人得男女阿哈近五十人［36］。
　　阿哈所从事的劳役不同。有的在家端茶倒水，洗衣做饭，有的外出砍柴、运水。托克素中的阿哈，或耕田
，或栽培园圃。他们象牲畜一样从事艰苦的劳作，主人和庄头常常手持棍棒监视在后边，往往伸手就打，开口
便骂，任意摧残。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六月，女真人坷纳的妻子，竟以烧红的铁块灼女阿哈的
阴户，成为轰动一时的残酷事件［37］，连上层的奴隶主们也公认这是没有先例的残暴行为。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进入辽沈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生产方式并列存
在，并由后者向前者过渡或演变，使满族为统治民族的后金社会在迅速地向前发展。
________________

　　［1］《满文老档·太祖》卷19，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武录》卷4。
　　［2］《满文文老档·太祖》卷20，参见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第三编第三章。
　　［3］［4］《满文老档·太祖》卷26，卷30。
　　［5］《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45。
　　［6］《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45。
　　［7］《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54，卷44。
　　［8］《满文老档·太祖》卷20。
　　［9］《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10］《山海纪闻二》载：“辽俗五亩为一日”，参见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日又作晌或垧。
　　［11］《满文老档·太祖》卷24。
　　［12］《明宪宗实录》卷242。
　　［13］王先谦：《东华录·天聪》9。
　　［14］《满文老档·太祖》卷27，参见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第三编第四章。
　　［15］《满文老档·太祖》卷24，羽田亨：《满和辞典》页215载：斛（即hule），十小斗为一斛。
　　［16］《满文老档·太祖》卷21。
　　［17］《满文老档·太祖》卷22。
　　［18］《满文老档·太祖》卷23。
　　［19］《满文老档·太祖》卷25。
　　［20］［21］《满文老档·太祖》卷31、卷45。
　　［22］［23］《满文老档·太祖》卷38,卷45。
　　［24］《满文老档·太祖》卷22,卷24,卷30,卷31。
　　［25］［26］《满文老档·太祖》卷48，卷17。
　　［27］《满文老档·太祖》卷44。
　　［28］《满文老档·太祖》卷64。
　　［29］《满文老档·太祖》卷78。
　　［30］《满文老档·太祖》卷23。
　　［31］《满文老档·太祖》卷22,卷24,卷26，卷27,卷33,卷40,卷57。
　　［32］《清太宗实录》卷40。
　　［33］昭梿：《啸亭杂录》卷2。
　　［34］［35］《满文老档·太祖》卷18，卷27。
　　［36］《满文老档·太祖》卷60。
　　［37］《满文老档·太祖》卷42。
反金怒涛席卷全辽
第七章农奴制庄园的确立

一、反金怒涛席卷全辽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统兵攻占沈阳、辽阳，明军死伤、溃败约达十六万多
人。沈阳一战死伤、溃败七万多，辽阳一战死伤、溃败八万多。明军大规模有组织地抵抗力量虽然减弱了，然
而，沈阳失守后，川、浙兵的浑河南北血战却具体、生动地表示了明军抗金的意志和决心，它的影响是极其深
远的。从这个时候起，辽沈军民反抗后金的怒涛，便在辽河东西的大地上迅速掀起，并逐渐地席卷了全辽。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屠杀百姓、掠夺财物，并逼迫辽民剃发是激起辽民各个阶层一致起来反抗后金的主
要原因之一。努尔哈赤初入辽沈的时候，虽然口头上说不杀辽东兵民，都可以剃发作农［1］。但以不反抗后金
奴隶主们向全辽进军为前提，对抗拒者仍然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进入铁岭时曾杀掠军民达两万多人，攻占开
原时，又杀了数万；进占辽阳时，按籍查阅辽人，凡是可疑的人均杀而勿赦。当时，努尔哈赤命令一名小头目
，率领兵丁坐守辽阳城西门，对来往的行人逐一盘查，凡是发现没有剃发的，一律杀头。
　　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下令在辽阳全城开始搜刮民财，规定大户富室只许每人留下衣服九件，中等人家
准许留下衣服五件，下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三件，其他的财物一律交出，弄得辽阳城中各户，室室尽空。所收
集上来的衣物聚集在辽阳教军场上，堆积如山，供后金奴隶主和蒙古贵族们分取。同时，又驱赶辽阳官民迁往
城的北半部，把南半部空出来给努尔哈赤、众贝勒、大臣及女真军户居住。这些措施都严重地侵犯了广大的汉
族人民的切身利益。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除了派人封存府库、搜刮民财以外，又派遣骑兵，手持红旗，沿着大街小巷传呼汗令，
命令说：凡是自动剃发的不杀，否则，砍头［2］。广大的汉族人民听到这个命令后，除部分乖乖地剃了发，当
了顺民外，大多数人，激于民族尊严和气节，纷纷起来反抗，宁死不肯剃发。还有的远走他乡，逃出后金辖区
。他们说：金兵将要杀不肯归顺的人，我们生死且不足虑，一旦剃了头发便做了达子，改日官军返回来，真假
达子难辨，一律剿灭，我们不是当了冤屈鬼了吗［3］。努尔哈赤还下令，所有的汉人家都要出兵，家有父子五
个人的出三个人，有三个人的出两个人。这些措施又进一步激起了辽东汉族人民的义愤，致使抗金斗争的火焰
从辽阳燃起后，愈烧愈旺，不久，就波及到全辽。
　　当后金官吏在辽阳城西门检查辽民的时候，有一家父子六个人，气愤地击杀守城兵卒数十人。守门的小头
目见情况不妙，没敢对抗，便慌忙地逃走了。辽城人民乘机冲出城外五、六百人，结队向南奔去。英勇惯战的
八旗兵，面对愤怒的辽民也束手无策，只好任其南去，没敢追杀。
　　辽南的铁山矿工与广大的辽沈人民，声闻辽阳城内居民被杀掠，后金又颁布剃发令，群情激愤，便纷纷竖
起了抗金的大旗，一时震动了辽南各卫。以东山矿工为代表，以辽南四卫为中心，以不剃发为号召，掀起了抗
金斗争的高潮。东山矿工与辽民集结在铁山上，凡是有剃发的人来到，一律斩首勿赦，而铁山近地复州又是后
金军队必争之地。因为这里是辽南出海的交通要道和门户，有良田沃壤，是辽南的仓廪基地。夺取金、复、海
、盖四卫可以解决后金的粮食供应，同时断绝各个海岛和明军的粮食供应。南四卫又有铜、铁、铅、银等矿，
有利于发展手工业。因此，夺取复州，征服铁山军民成为后金奴隶主政权继夺取辽沈以后，扩大战果，站脚辽
东的当务之急［4］。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五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遣额驸、副将乌尔古岱、李永芳等率领三
千兵前去铁山进行镇压。八旗兵沿着山脚向上仰攻。暴动的人们手持弓箭、石块，进行激烈的搏战，双方相峙
多日，互有胜负，死伤惨重。于是，努尔哈赤又从辽阳调兵八千，命令每个人携带一个月的口粮，再次围攻铁
山。双方经过多次血战，八旗士卒战死者以千计。正当双方相峙不下的时候，镇江人民也奋起响应，暴动的声
势更大了，努尔哈赤不得不又派遣李永芳等前往镇江弹压［5］。
　　以镇江为中心的辽民抗金斗争时间之长，声势之大，斗争之激烈，在辽地是首屈一指的。因为镇江与盖州
、复州互为表里，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点，无论是明朝的战将，还是久经战阵的努尔哈赤，他们的心中都是
明确的。镇江是辽南四卫的门户，是扼守通往朝鲜王国的陆路咽喉。明廷想与朝鲜王国联络，互为犄角，不可
失掉镇江，自断咽喉。努尔哈赤为了逼迫朝鲜王国反明，必须夺取镇江这个重镇，不使明廷与朝鲜王廷呼吸相
通。因此，对于努尔哈赤来说，镇江的争夺比辽南任何一地的争夺都更加重要［6］。
　　镇江人民的斗争，不仅有贫苦的人民参加，而且有社会的上层，明廷的官员、将领等都卷入了这个斗争的
漩涡中。当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攻占辽沈的时候，镇江的大姓缪氏兄弟五人（即明廷封授的指挥一员、诸生
四员），率先捐献万金，结交南四卫的众豪杰，誓死不剃发，立意抵抗到底［7］。这样，镇江具有全民性质的
抗金斗争与铁山矿工的斗争互相呼应，使抗金的浪潮不断高涨，努尔哈赤刚进入辽沈就遇到一个十分难于解决
的问题。
　　同年五月，当铁山军民抗金斗争正在炽热发展的时候，镇江的暴动开始了。初五日，镇江人得知辽东汉人
必须剃头的命令以后，便在缪氏兄弟的带领下，抗拒努尔哈赤的命令，杀死后金的官员，掀起暴动。努尔哈赤
指示额驸副将乌尔古岱和李永芳，送汗书对镇江人民进行劝降。汗书说：你们镇江人民杀了我派去的使臣，畏
惧而不敢投顺。你们过去是大明帝的臣民，今天都是我的臣民了，只要把你们当中首恶的四、五个人交出来，
其他人一律剃发，事情就可以了结了。镇江军民仍然抗拒不应。于是，乌尔古岱、李永芳等挥军大肆屠杀镇江
人民，俘获他们的妻室、儿女一千多人，并且追杀逃民一直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王国境内［8］。
　　对铁山、镇江的大屠杀，并没有将辽南四卫人民抗金斗争的烈火扑灭，反而激起了汉族人民更大规模的反
抗斗争，人心更加背金向明。［9］从这个时候起，镇江就成了辽南抗金斗争的中心了。在这斗争日益尖锐的时
刻，明朝政府派一名总兵官坐镇朝鲜王国的义州城，毛文龙占据了海岛，不间断地派遣辽人，潜入南四卫进行
策反，官军、辽民配合袭击辽南各城的八旗兵，使南四卫成了朱明政权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争夺的第一线。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五月以后，复州守将单荩忠在毛文龙的策动下，重归于明廷。当他得
知后金大军将要攻取镇江城的时候，便率领复州军民五万多人避入长山岛。
　　七月，毛文龙夺取镇江城以后，皇太极、栋鄂额驸何和理统兵三千向镇江进发，二十七日，阿敏贝勒、达
尔汉侍卫又统兵两千，随后助战，结果，血洗了镇江城，迫使三万多居民渡江避入朝鲜王国境内，一万二千多
人为皇太极、阿敏等所部俘虏［10］。八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又派莽古尔泰贝勒，达尔汉侍卫统兵两千，追
踪复州人民，进入长山岛，屠杀军民两千，俘获逃民一万多人［11］。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夭命七年）三
月，后金再次发兵，逼令镇江人民下山耕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
复州人民再次暴动所震惊，决定派重兵进行弹压。六月初九日，命令大贝勒代善率领两万大军，向复州进发，
后金兵残酷地将复州的男子全部杀光，并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牛、马、财物等掠夺一空［12］。在这同时，
青台峪、岫岩等地也相继起来反抗后金，以致于南四卫人民抗金起义接连不断。
　　同年七月，明都司张盘招抚辽民四千多人，侦知金州守兵单薄，只有八旗士卒五百，就以岛民作向导，昼
伏夜行，向金州进发。初三日三更时分，到了金州城下，发炮呐喊攻城，八旗守卒遭到突然袭击，慌恐地从金
州北门逃走。张盘入城，得到粮食三千石，火药五百斤，铳炮一千多件，驻守金州。八月，大英明汗派兵夺回
了金州，张盘退守旅顺［13］。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底，毛文龙退出镇江，再入海岛后，他不断地派遣人员策动辽
民抗金。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毛文龙改变攻击辽沈南部，向后金东部腹地进兵。他亲自统兵
或派遣部下带领小股的兵力到亮马甸、牛毛寨、方山、镇江、宽甸、瑷阳、凤凰城、乌鸡关、深河等地进行袭
击［14］。至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毛文龙所部袭击后金的地域已经达一千余里，斩杀努尔哈
赤的臣民七百多人，严重地威胁着后金奴隶主集团的统治。因此，努尔哈赤不得不命令李永芳亲笔给毛文龙通
信，并优待他在后金的亲属，以求双方和解［15］。这说明后金与明在辽南的争夺战是十分激烈的，也反映了
后金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是相当严重的。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大英明汗又亲自统率大军进攻广宁。辽西军民听说后金兵过了
辽河，纷纷逃避到深山里去。后来，努尔哈赤决定迁徙锦、义人民到辽河以东居住，又有一批人奔入了深山。
后金军占领广宁以后的四个月，广宁东南十三站大路南十三山（今辽宁省锦县东北“石山”）仍然有军民数千
不肯归降。最初据守十三山的义民有四万多人，其他山城如前寺山、查角山、义州城南的戚家堡、锦州城南的
双堡、十官儿屯等，合起来约有十万多人，统由辽地大侠杨山领导。大额驸李永芳率兵前去攻打，先后杀了五
、六百人，而抗金义民仍然占据山头，拚命抵抗，后金无法清剿。起义的辽民不断地向明军呼救［16］，但是
，由于明经略王在晋等人不肯相助，在当年九月，终于被努尔哈赤的八旗兵给镇压下去了。
　　辽民的抗金斗争除了大城市的暴动和占山据守以外，还有的逃入关内、占据海岛、渡海进入登莱或渡江寄
居朝鲜王国等。当努尔哈赤挥军向辽河东西挺进的时候，辽民闻讯便逃不愿归顺。沈阳城刚一失守，辽阳以北
的居民都逃遁一空，路途人烟断绝。前后拥入关内的辽民以百万计，先后进入朝鲜王国境内的有数十万人。浮
海入岛散居在长山岛的也以万计，皮岛（今鸭绿江口东朝鲜湾椴岛）有三万人，广鹿岛、石城岛、鹿岛都以数
千计，獐子岛等以数百计，浮海入岛的共多达数十万。跑到登莱的人数也不少，除了由登莱巡抚陶郎先安插耕
田的以外，编入水师的就多达三万之众［17］。
　　这些情况表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所采取的掠夺民财，强逼辽民剃发和屠杀政策，引起了辽民的强
烈反杭和逃亡，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不安。这一个时期的抗金斗争特点是以城市暴动为主，多
采取公开的、武装对抗的形式。争夺的中心多在辽南四卫，而反金的波涛已经席卷了全辽。
________________
　　［1］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
　　［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明熹宗实录》卷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一章。
　　［3］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
　　［4］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
　　［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辽阳调的八千兵，就是同书十月条所载的“鱼皮达子万余人”，参见《
全边略记》卷1。
　　［6］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4。
　　［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8］《满文老档·太祖》卷21。
　　［9］傅国：《辽广实录》卷下载：“奴之屠铁山也，怒我人心之西向。”
　　［10］《满文老档·太祖》卷24，卷2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11］《满文老档·太协卷26。
　　［12］《满文老档·太祖》卷54。
　　［1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清太宗实录》卷25。
　　［14］漫叟：《东江遗事》卷下。
　　［1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漫叟：《东江遗事》卷下。
　　［16］茅元仪：《辽事砭吃》卷6，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
　　［17］《明熹宗实录》卷72，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4。
各种矛盾的激化
二、各种矛盾的激化

　　面对城乡辽民激烈的反抗斗争浪潮，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与汉族的降官相结合，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共同镇压辽地人民的反抗斗争。由于镇江人民的暴动，努尔哈赤虽然下令，照顾一下汉族人民的感情，作些政策性的让步，谁许老年汉族人可以暂时不剃发，企图缓和民族矛盾，但矛盾已经尖锐到不可解的程度了。努尔哈赤多次派兵屠杀镇江、复州人民，并先后俘虏各地辽民多达数万人。这种做法使满汉民族矛盾趋于激化，迫使辽民的反抗斗争更深入、更广泛的发展起来。
　　辽民的反抗斗争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当后金军与女真军户移进辽东的时候，汉族人民暗中的反抗斗争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经常投放毒药，毒杀女真人。此类谋害案件层出不穷，给后金奴隶主们在辽东立足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甚至努尔哈赤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证。汉人将毒药投入水中、猪肉、盐、粮食等各种食物中。努尔哈赤虽然多次下令防范，却毫无效果。当年五月，在努尔哈赤到海州视察的时候，就有八名汉人把毒药投入井内，显然，是为了毒死努尔哈赤。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夭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汉民的殊死反抗，十分气恼。他下书给众贝勒、大臣说：各处汉人毒杀我们女真人，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有的汉人假意与女真人结交，把我们女真人引到家中杀了。有的汉人不耕田，却结伙掠夺，常常劫杀路人，抢掠牛、马，杀掉分吃［1］。
　　辽东汉民反抗斗争的深入和广泛的发展，从反抗的规模上也看得出来。最初辽民的反抗斗争，多是此起彼伏。其中以镇江、复州、铁山等城镇的暴动为主，乡村的反抗规模较小。进入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夭命八年），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辽民抗金斗争已经势如潮涌，城镇暴动普遍地出现了。先后有古城、马前寨（今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子公社马前村）、镇江、长山岛、双山（今辽宁省阜新县阜新镇一西南“双山堡”）、岫岩、复州、平顶山（今辽阳市东“平顶山”）、耀州、鞍山、海州、金州、首山（今辽阳市南“首山”）、彰义站（今沈阳市西南“彰驿站”）及其诸城周围的各堡汉人，通过明廷派来的所谓“奸细”与明军联系，准备棍棒，伺机举事［2］。在城镇普遍暴动的同时，乡村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辽民的逃跑己经不是个别人的单独行动了，而是整村整村的居民串通起来，村村相结，户户相通。天启三年六月，后金佟参将管下有七个村子的汉人，集体逃走了。娘娘宫（今辽宁省复县复州西南娘娘宫）近地李游击管下有五个村子的人同时叛逃［3］。在城乡人民抗金的浪潮中，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感到形势不妙，终日忧心忡忡。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加上天灾，收成不佳，后金国内的“盗贼”兴起。努尔哈赤回忆几年来苦心经营的时候，深深地感到处理好汉族人民的事情，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他说：自从得了辽东以后，汉人多数不够安定，常常逃走或变作“奸细”，不肯勤于耕田［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所以遇到这样长期、复杂的问题，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明廷对辽东的统治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封建地主阶级、官僚、士绅的社会根基很深，在各个方面的社会联系都比较广泛，他们的策反能力是相当大的。努尔哈赤在南四卫设置四名汉人镇守官，结果，一名被辽民捉走了，其余的三个人先后反正，复归了明朝。明廷派入后金的策反人员几乎深入各处，他们时时鼓动辽民反金。拿复州来说，汉人将明廷派来的“好细”隐藏起来，一个大家族竟能藏匿四、五十个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叫苦说：这些入境的人员，汉人不抓，女真人怎么能够识别［5］？只有依靠汉官告密。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三月，岫岩的守备官乔邦奎，在毛文龙的“好细”策动下，想要叛金归明，后因事情泄漏，为他人告发，结果全族被诛灭［6］。后金进行残酷镇压，明廷竭力进行策反，后金极力争取明朝降官、败将和归顺的中小地主、官绅，以稳定统治，明廷则利用旧日的社会基础，破坏后金的统治，恢复往日的江山。这样，就造成了明廷与后金在辽东激烈、反复地争夺。
　　面对复杂的斗争局势，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为了防止汉人投毒，规定凡是女真、汉人所设的店肆，一律写明店主家的姓名，立牌子开业。凡是女真人购买货物，必须说清卖主是谁。各官辖区以内，不许擅自放入可疑的行人，若不加以严查，擅自放入可疑的人，一经被他人发现或告发，就籍没户口，按“贼”对待。被捕捉的人令作阿哈［7］。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大英明汗下令，无论是女真人或汉人，若是发现有游荡可疑的人，应当立即捕送官衙。被捕的人若是有妻室、儿女，都降为阿哈，赐给捕捉的人。被捕的人若是光棍，就赏给捕捉的人白银三两［8］。
　　任何家庭和个人，都不许窝藏逃人，见有身分不明，相貌可疑的人不许轻易放过，谁若是放过了，一旦被他人告发，就处以重刑。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鉴于个别行动的女真人，常常在路上被人截杀，就下令：凡是外出有事，都要十个人结伙而行，少于十个人的不许外出。若是不遵守这个规定，少一个人罚银一两。若是有他人告发，就赏给告发的人银子一两［9］。
　　由于汉人逃叛不绝，努尔哈赤又规定：凡是与汉人合住的女真各户，都应察看汉人的善恶，行使监视的责任。夭启三年九月，女真牛录领催布兰珠，对合住的李维龙不尽心监视，使李维龙全家逃走。努尔哈赤决定罢去布兰珠的官职，命他坐在衙门，惩罚他三天［10］。
　　为了防止汉人手持武器杀害女真人，努尔哈赤在天启三年四月六日，下令收缴汉人的武器，凡是汉人家有弓箭、腰刀、枪、铳等武器的，限令在二十夭以内，送到所辖各官驻地。过期不送，并为他人告发的，处以重罪［11］。凡是汉族工匠所制造的箭、腰刀、枪等兵器，以十日为限，一律停止出售，若是十天以后，仍然擅自出售的，买卖双方同时治罪［12］。命令下达以后刚刚一个星期，后金奴隶主集团觉得此令把自己的手脚也捆住了。所以四月十三日，又由都堂改正说：凡是汉人所制造的武器，只许卖给女真人，不许卖给汉人［13］。对于这些限令，若是不肯遵守被他人告发了，假如告发的人是阿哈，立即转为户主。若告发的人是诸申，立即晋升为守备官［1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以晋职封官或重赏等办法，实行告叛制度。这虽然对于维护后金奴隶主集团的统治，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它更加剧了民族关系的紧张程度。天启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一面山人民将要逃叛，有两个人前来告发。努尔哈赤令两名告叛者各任守备之官［15］。同年六月，告发青苔峪、岫岩等地人将要逃走的魏秀才，也被晋升为守备官，并赏给他银子五十两及大蟒缎衣、大凉帽等物［16］。努尔哈赤采取种种措施，企图巩固在辽东的统治，然而，在毛文龙部队的袭击，内部人民的反抗下，逃叛等事件仍然相继不绝。为了便于捉拿逃叛，渡过困难时期，他下令实行警报制度。因为白天行人满街，擦肩接踵，有警时必然人人注目，无法逃脱。夜间人们安睡，逃叛的大可乘夜深人静时活动。尤其是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各官难以立即知道。努尔哈赤下令设立云板、铜锣、大鼓三种警报器，凡是有敌人入侵，军情紧急时，击云板。城内有叛变、逃亡的人，敲铜锣。有报喜、大捷等事情时，击大鼓。三种警报器都设在汗的大衙门和八和硕贝勒的衙门［17］。
　　努尔哈赤虽然实行了各种政策和措施，却没能使辽民完全安定下来。尤其是他所采取的某些民族压迫政策，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许多汉族农民不肯归田生产，流荡在社会上。在后金军进入辽沈的第三个年头的时候，许多田中的谷物都没有人去收割。努尔哈赤不得不命令方吉纳等官员率领耀州、牛庄、海州的女真人到娘娘宫一带去收获“叛民”的谷物。命令石副将、主守备官等率领盖州、耀州、海州三城的汉人到复州各个村庄去收获麦子，摘棉花［18］。
　　农民不耕田，不收获，社会上的谷物越来越少，百姓没有吃的。女真、汉人、蒙古合住食谷的户也难于糊口了。努尔哈赤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凡是汉人富有的家庭不许擅自出售粮食，把多余的谷物一律送到官府衙门，给少许的钱作为报酬。如若不肯送来或私自出卖，一经发现，就把家中所有的谷物全部没收，并将本人处以死刑［19］。
　　严禁汉人富户私自售粮，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后金社会上的粮食困难问题，因为要想生产粮食，必须先安定民心，要想安定民心，又必须积极鼓励生产。因此，努尔哈赤要解决如何安定民心和得到粮食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
　　鉴于后金社会上的严重情况，努尔哈赤基本上采取强制政策。以复州的情况为例，天启三年，有男子一万一千多人，他们的谷物却颗粒无存，人们把麦子做成炒面，等待时机，准备逃叛［20］。行踪不定的乞食流浪者，大批地流动在社会上，既无助于农业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些人的出现，原因故然很多，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努尔哈赤的屠杀，压迫汉人的政策所造成的，而且努尔哈赤除了继续下令追捕以外，没有其他解脱的办法。为了一箭双雕，既使乞食的流浪者没有容身之地，又使富户拿出多余的粮食来，努尔哈赤又采取穷求民财，逼民走上绝路的政策。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努尔哈赤实行清查政策，以汉族家中存放各物的多少，作为忠于新汗，还是心怀二意，准备逃跑的标准。就是说，凡是穷得家无存财，囤无存粮的人，都是不安心耕田，准备逃叛或作为“奸细”的证据。同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派出手下的大臣，按照牛录分户量谷。在英格、赫彻木、穆奇（今辽宁省新宾县境的木其公社）、马尔顿（今新宾县上夹公社马尔墩村）、扎库木（今抚顺县西部扎库木河一带）等抚顺路东部五地，查汉人五牛录的汉户是否有谷物时规定，按照女真的升，每口人平均有六、七升谷物的，算作有谷的户，仍然令他们居住原地。一口人平均有五升谷物，另有家畜折价计算，足六、七升谷的，算作有谷的户，否则，列为无谷的户。抚顺以东各路的汉人是编入牛录的，他们单独居住，没有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较高。抚顺路及其以西的汉户，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稍低一些。平均每口人有五升谷物的，便列入有谷的户。平均每口有四升、三升谷物的，又另有牛、驴的，也列入有谷的户。若是仅有三、四升谷物，而没有牛、驴或谷物更少的，都算作无谷的户。
　　经过量谷普查，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既摸清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存谷情况，又暂时解决了一些缺少谷物户的困难。但造成的社会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对于那些划入没有谷物的户，努尔哈赤完全采取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他命令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的各路大臣，凡是有谷物的户都给予田土、房宅，使其安心居住和生产。凡是无谷物的户，一律收捕起来，将各户的男子列名上报，都贬斥为包衣阿哈（即booi 
aha，汉译“家奴”之意）［21］。这种穷民之财，逼迫汉民为阿哈的作法，进一步激化了辽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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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满文老档·太祖》卷22，卷52，卷49,卷20。
　　［2］《满文老档·太祖》卷66。
　　［3］《满文老档·太祖》卷55。
　　［4］《满文老档·太祖》卷61。
　　［5］［6］《满文老档·太祖》卷54,卷48。
　　［7］［8］［9］《满文老档·太祖》卷42,卷61,卷39。
　　［10］［11］《满文老档·太祖》卷56,卷59。
　　［12］［13］《满文老档·太祖，卷48，卷49。
　　［14］［15］［16］《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52,卷54。
　　［17］《满文老档·太祖》卷65，卷56。
　　［18］《满文老档·太祖》卷65,卷56。
　　［19］《满文老档·太祖》卷52,卷47。
　　［20］《满文老档·太祖》卷56。
　　［21］《满文老档·太祖》卷60,卷61。
社会危机的加深
三、社会危机的加深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兵和女真军户拥入辽沈地区，被汉族人民如汪洋大海似的包围起来。这时，在人口、兵力以及阶级力量对比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的汉族人民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对于努尔哈赤的兵力和统治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只靠后金原有的兵力和统治力量是难以应付出现的新问题的，因此，努尔哈赤在攻下辽阳以后，首先进行扩军。决定招兵的办法是，汉人家有五丁的抽三丁，有三丁的抽二丁。七月，在“计丁授田”的基础上，又正式规定招收汉丁入伍的办法，即没有急事时，凡是汉人每二十个丁抽调一人当兵，有急事时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当兵。用大批的汉兵与少数的女真兵共同防守［1］城池。此外，征税、纳赋、查奸、告叛等，无不求助于汉民、汉官。因为女真官员不通汉语，人数有限，民情不熟，不求助于汉官、汉民就难于维护统治。
　　当时，刘兴祚，李永芳、佟养性、石廷柱、孙得功等大批的明朝中、下等的汉族官吏，先后归顺了努尔哈赤，成为后金奴隶主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汉官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在维护后金在辽沈地区的统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刘兴祚（又名爱塔），是辽南四卫中很有影响的汉官。在南四卫动荡时期，他坐镇金州、盖州和复州，因为南四卫的人都相信他的话，所以在一段时期，及时地征收谷物，有力地提供了八旗兵的作战粮饷［2］。他擒奸捉叛，无不奋力当先［3］，甚至令其管下的汉人送鸡、鹅、鸭等给努尔哈赤，极力巴结新汗。因此，颇受努尔哈赤的信任，从游击官晋升为参将［4］，后又提升为副将［5］。额驸李永芳、佟养性都是明朝的降将。初期，努尔哈赤对于这两个人十分器重，凡是有关于汉人的事，一般都委托给他们处理。他们不负新汗所望，起到了为新汗察民情，洞人心，明耳目［6］的作用，尽力为新汗效劳，加强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对辽东汉民的统洽。大额驸李永芳曾多次统兵镇压复州、镇江人民的起义，杀死不肯归顺的汉人男子，抢掠他们的妻子、儿女，并大写劝降书［7］。有时还积极献策，每行事皆先向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请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萨尔浒大战中，后金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案，即一路出击，就是李永芳的主意［8］。在某些方面，李永芳所起的作用，是众贝勒所做不到的，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向明廷各个城镇派出侦探，让自己的女婿武长春打入北京，窥测消息，了解军情［9］，又策动广宁游击孙得功投降，结果广宁城未战而下。汉官李永芳等为后金创基立业建树了不朽的功绩，这也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重用汉官方面颇有卓见的具体表现。
　　然而，努尔哈赤终究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进入辽沈以后，在汉族人民和女真阿哈、诸申波澜壮阔的反抗浪潮冲击下，当人民的力量充分显示出来以后，尤其是当汉族人民的持久反抗所造成的生产停滞、流民充斥社会等诸种现象，使努尔哈赤不能平静。他怀疑实行“养育汉人”的民族政策是否合适。结果，四处派兵镇压汉民反抗。他告诫女真人不要与汉人结交朋友，不许进人汉人的家。他惊呼，复州汉人没有与女真人共存之心［10］，并叮嘱众大臣，不要轻信汉族人，哪怕原来投靠过来的汉人，也不例外［11］。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后金开始了对辽河东西汉族居民的大迁徙。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最初鉴于辽南沿海的汉人与明朝官员有密切的交往，混入了许多“奸细”，致使汉人反叛、逃亡相继不绝。为了隔断这种联系，他命令迁徙沿海居民到内地来。接着他又将河西的居民迁到河东，河东的居民迁到河西，使各处的居民互换居住地或迁入女真地区等。迁徙汉民成了后金奴隶主集团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一种手段。
　　迁移汉民是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开始的。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先派遣大贝勒代善和莽古尔泰、德格类、岳托等率领三千兵，收取从辽阳城算起七百二十里以外，包括旅顺、金州，直到近海的居民，共二十多万人［12］，向北迁移。同年十一月，又迁移凤凰城、镇江、汤山、镇东堡（今辽宁省凤城西北薛礼站）、镇夷堡等各村屯的居民到萨尔浒城，迁移清河城人到双山堡。新城（今沈阳市北新城子）人迁移到碱场、一堵墙堡。以孤山堡为界，界南的居民房屋一律焚毁。叆河堡人迁移到萨尔浒城。中固城、双山堡人迁移到青苔峪、岫岩城。天启二年二月，又迁移右屯卫人到复州、金州。义州人迁移到盖州。锦州人迁移到岫岩、青苔峪、析木城。广宁等四卫人迁居到沈阳、奉集堡、威宁营、蒲河等地。白土厂（今阜新县东南）、石河等地两万多居民迁移到广宁。魏家岭（今阜新市南“魏家岭）、双台二堡一万五千户迁到广宁。河西的其他居民迁往辽南四卫。娘娘宫的居民迁到海州、耀州、牛庄［13］一带。
　　从天启元年七月到天启三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辽地汉民的大迁徙来看，目的和社会后果都是清楚的。他从不相信汉民的思想出发，企图割断汉族人民旧有居民的乡土关系，使他们互不联属。这诚如努尔哈赤自己所说的，恐怕没有罪的人长期住下去也会生乱，才令他们迁徙［14］。被逼迁移的居民，除了少数人主动迁徙以外，多数人是不肯搬迁的。所以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夭启三年三月十四日，南方红旗岭的居民廖仁常，主动率领三百五十个男丁及其家属迁居，努尔哈赤十分高兴，授廖仁常为范河堡的守堡官，他所率领的三百五十丁，皆受到优惠的待遇，准许三年不纳贡赋［15］，而绝大多数不愿意迁徙的汉民，努尔哈赤就派大兵进行驱赶。在驱赶时，原有的房屋一律焚毁，男子不许携带财产，女子不许缠足，长途跋涉，造成老幼死于道路，尸抛荒野的悲惨景象。有的人家的牲畜、家产被掠夺一空，弄得家破人亡，或降为阿哈［16］。这个政策使广大的辽民背并离乡，倾家荡产，增加了汉族人民的不满和后金社会的动乱，加重了人民的贫困化。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移民政策引起的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它打击了中小地主阶级和明朝中下级官吏，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触动了辽河东西各个社会阶层。从天启元年大移民、大迁徙以后，辽民无论是贫是富都要迁移，富有的家庭多田土、多财产，既不易于搬动，也不愿意远徙，他们常常被列入被驱赶之户。一旦被赶，猪、马、牛等家产，一律归公。最富裕的户到了新的地方，也只是按照规定，十五口之家给两匹马、两头牛、两头驴。贫穷的户，十口之家，只给一头牛、一头驴。更贫的户，十个男丁仅给一匹马［17］。原有的耕地，按照牛录被重新均分，原有的地主失去了田园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变为自食其力，耕作在田的农人了。从努尔哈赤迁移人口的地区来看，凡是辽河东西的居民几乎全部被牵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最初在辽民中推行的“各守旧业”的政策，深深地触动了明朝在辽东的封建势力的根基。那些在后金刚刚进入辽沈的时候，按“各守旧业”的政策，庆幸保住田园的中小地主阶级和中、下级汉族官吏，还能在辽民的抗金波涛中，静坐两端，苟且偷生。如今，他们失掉了往昔的一切，变成了赤贫户。他们愤怒了，相继投入抗金的波涛中去。这就是天启三年以后，后金社会村村相通，户户相结，集体逃跑、暴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剧和社会危机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天启四年到天启五年，从城镇到乡间，处处都燃起了反抗的怒火。面对这一切，努尔哈赤完全把责任推到以李永芳、佟养性为代表的汉官和汉民的身上。事实上，正是由努尔哈赤政策本身的变化所造成的。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任用汉官的目的是让他们私查暗访，告密捉好，加强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的统治。然而，辽民日益激烈的反抗斗争，使努尔哈赤大失所望，对于汉官他疑心重重。夭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对李永芳、佟养性等人，公开指责他们与河西的明人有勾结，故意损害他的事业，表示今后不再相信他们［18］。努尔哈赤还严厉指责汉官贪贿，擅自索取属下人民的财物，包庇毛文龙派来的“奸细”，不肯检举、查获他们［19］。天启三年五月，复州人民再次暴动。李永芳情况不明，误认是传言。后来证实果然有其事，努尔哈赤便愤怒异常。他下书给李永芳，大加斥责。书中说：李永芳！念你在抚顺的时候，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才把我们金女的身子许配给你，上天保佑我有了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打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军，得了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蒙古等地。李永芳！你不相信吗？你每每念记明帝可以长久存在，认为我只是暂时的。辽东汉人叛乱的事，来书举发不绝，我都收查在案。你的谰言耽误我的大事。汉人投入明境的时候，你高兴，被我发觉后杀了，不顺你的心意。你若是诚心不苦累我兵，不劳苦我国人民，就要管好你任内的事，平定逃叛。如果那样，就算我的过错，你的谰言为对。你轻视我，然而，我听说你们汉人的刘邦曾经作过淮下吏，老天保佑他做了皇帝。宋太祖是个市井无赖之徒，也做了皇帝，传国数世。朱元璋没有父母，孤独乞食，投在郭元帅（郭子兴）帐下干事，也做了皇帝，传了十三、四世。你虽然思念明朝，可是，天示异兆，明国将亡，你能阻止吗？你目中没有我这个养父，但你是我家的女婿，这件事，蒙古人，明人，朝鲜人都知道。今天考虑到若是判你的罪，他国的人会嘲笑我，也会嘲笑你，所以不判你的罪，默默地了结此事。我这些话，都是发自胸中的愤恨啊［20］！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信任汉官的结果，使一部分本来就不积极做事的汉官，更不肯勤于职守了［21］。有的汉官在女真官吏的管辖下，地位卑微，似同阿哈，难于生活。他们暗中与明廷相通，或找机会悄悄地逃走了［22］。连镇守金州、复州、盖州的副将，一度效忠于努尔哈赤的刘爱塔也离心离德，想投靠明廷。天启三年初，刘爱塔曾经在大贝勒代善的红旗下，很不得志，连他的乘马、财物也被旗主贝勒夺去，受尽虐待，几乎不能活下去。因此，爱塔派遣部将金应奎到登州、蓬莱私通明朝官员，愿意以复州作为内应，投归明朝。明廷派遣总兵官沈有容，以舟师联合毛文龙所部，集结在海外，等待刘爱塔起事。在爱塔还没能开始进行起事，努尔哈赤已经侦知明朝的舟师到了海外，他恐怕金州有失，当即采取了措施，把沿海居民暂时移到复州。爱塔首次预谋献城归明的事受阻了。同年五月，刘爱塔又派人与明官约定，将要在六月二十日深夜献出复州城。后来，因为爱塔与部下的备官王丙有了矛盾，密谋之事被王丙告发了。努尔哈赤得报后，迅速调发大兵三万，包围了复州城，逮捕刘爱塔，对复州、金州两城进行屠城。辽南军民纷纷逃难，先后逃入朝鲜王国的难民多达十余万［23］。
　　由于女真官员语言不通，民情不熟，无法控制汉民，而汉官又不愿意也不敢认真去管理汉民，甚至有的完全不管，使汉民敢于集体逃走。留下的汉人也不肯从事生产，自愿变成流民，所以社会上到处乞食的流浪者日益增多。逃亡、杀掠、抢劫等事件层出不穷，加重了后金的社会的混乱。
　　天启四年，由于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后金境内，居民没有粮食吃，物价飞涨，社会日用品奇缺。谷物一升由白银一两，上涨到八两。一匹马由过去的十几两白银，上涨到三百两。一匹蟒缎由过去的四、五两银，猛涨到一百五十两或二百两，相当于过去的四十倍到五十倍［24］。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盗贼兴起”，人相食的严重情况。社会经济已经接近于崩溃的边缘。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社会上出现严重动乱之后，大生杀机。屠杀的对象不仅是暴动的，无谷和少谷的汉人，而且把矛头指向明朝革职官员、秀才，以及一切可疑的人。同年十月，努尔哈赤下令：总兵官以下，守备官以上的八旗各级官员，到各城乡、村屯去甄别汉人。凡是在八贝勒家和一般女真家庭中服役的汉人都绑来盘查。让现任的汉族官员，将各自近亲的人领出来。被甄别出来的人口，即被怀疑的人均留在村中，最后，努尔哈赤命令八旗大臣，统兵分路到各个村庄去，将留下的汉人，统统杀光。在这次血洗辽地的惨案中，无辜被杀的居民和秀才难以统计。事后清查，只有三百名秀才得以幸免［2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施行的一系列不利于团结汉民、汉官，并且激化民族矛盾的作法，严重地挫伤了汉族人民的感情，影响了后金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对东北地区统一事业的进程［26］，当时的人就批评努尔哈赤犯了“多疑过杀”的错误，影响了后金的发展、壮大［2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辽民采取编庄的管理办法，是始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二月，当时由都堂下书给汉官石廷柱、刘爱塔等，命令他们将移户编庄，这些庄户有自己的家畜，分给田地，配给耕具［28］。庄户既然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说明他们不是被驱赶的户，也不是阿哈。因此，这种庄不是阿哈庄，是与三年以后的大规模编庄，在性质上是一致的［29］。
　　天启五年十月大屠杀以后，剩下的汉人都统一编庄，一庄由十三个男丁和七头牛组成。每个庄设立庄头两名，下属十一个人。庄上的人名、牲畜的颜色，都书写成文，送到都城。庄头本身移居到沈阳城，与牛录额真的家并住在一处。两个庄头轮番到庄上督促生产。每个庄给田百垧，二十垧作为公田，八十垧归庄户自己耕种自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推行的编庄制，是辽东生产关系再次变革的一项重大措施。通过编庄，民户的田土，都没收为后金统治集团所有，按庄重分。使原来明朝的封建依附农变成了满官属下的农奴［30］，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后金统治集团所有，庄丁所能有的只是八十垧自食的部分私有经济。另外的二十垧公有经济，其剥削量比“计丁授田”制下的三丁耕官田一垧加重了。从此，农奴性质的庄园制经济成为辽河东西主要的剥削形式。
　　农奴制庄园经济的普遍出现，标明后金在辽河东西基本上已经由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了。那么，为什么要编庄呢？努尔哈赤说，是为了防止女真人对汉族人的“侵害”［31］，实际上，从庄园的特点来看，其组织形式来源于奴隶制的托克索。各庄分隶给备官以上，总兵官以下的各官，因此，这种庄园经济又带有领主的性质。然而，从备官到总兵官，对于这种农奴制庄园，只是具有暂时的管理和领有权，而不具有完全的占有权，最后的完全的占有权属于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女真最高统治集团所有。所有权完全操在女真族贵族的手中。各个庄头移居在沈阳，受牛录额真的直接监视，目的在于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压迫和剥削［32］。
　　在封建农奴制庄园经济下，大批的汉族农民从封建的依附农变成了农奴制下的庄丁。他们如今已经不是耕种在自己的或地主的土地上，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而是在庄头棍棒的催促下进行生产［33］，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农奴制的农庄尽管具有封建的性质，但其剥削方式比辽东原有的封建租佃关系落后，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一种倒退现象，是辽沈人民无法接受的。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它比起女真族原来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历史的前进，它将女真族社会推人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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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满文老档·太祖》卷34,卷39。
　　［2］［3］《满文老档·太祖》卷31,卷26。
　　［4］［5］《满文老档·太祖》卷23。
　　［6］［7］《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49。
　　［8］《满文老档·太祖》卷39，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
　　［10］《满文老档·太祖》卷49，卷54。
　　［11］《满文老档·太祖》卷52。
　　［12］《满文老档·太祖》卷25。
　　［13］《满文老档·太祖》卷29，卷37，卷36,卷38,卷55。
　　［14］［15］《满文老档·太祖》卷66,卷47。
　　［16］《满文老档·太祖》卷54载：驱赶之户、俘虏，“自猪以上，马、牛以下，皆从公”。同书卷43载，移户逃者“作俘为阿哈”，《明熹宗实录》卷14。
　　［17］《满文老档·太祖，卷54。
　　［18］《满文老档·太祖》卷32。
　　［19］《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48。
　　［20］［21］《满文老档·太祖》卷51，卷32。
　　［22］《清太宗实录》卷17。
　　［2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24］《满文老档·太祖》卷6,卷55,参见《清太宗实录》卷6。
　　［25］《满文老档·太祖》卷66。
　　［26］《清太宗实录》卷5载：皇太极说：“昔辽东之民既降复叛，我曾杀之，良用自悔”。同书卷10载：“因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缩耳。”
　　［27］《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载：努尔哈赤“性多疑过杀，不知收拾人心，而天即以辽土限之耳。”
　　［28］《满文老档·太祖》卷36。
　　［29］移户是否全部编庄，编制如何，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待查。
　　［30］《清太宗实录》卷1。
　　［31］《满文老档·太祖》卷66。
　　［32］《清太宗实录》卷16载：“先是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于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
　　［33］《满文老档·太祖》卷66。
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
四、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随着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不断地向前发展，人口逐渐的集中和增加，使八旗牛录制度最后形成。旗制初建的时候，旗主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弟、子、侄儿等担任的，其他的人都不能列入。
　　八旗的旗主贝勒逐渐形成了八家。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夫命元年）以后，八家贝勒以地位、权势和功名的不同，形成为四大贝勒和四小贝勒。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儿阿敏四个人，列为四大贝勒，又称为四大和硕贝勒［1］。最初，凡是朝中的重大事件，都由四大和硕贝勒议决，然后报给努尔哈赤审定。参加一般朝政的众贝勒为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杜度、硕托、阿巴泰、汤古岱、寨桑古等［2］。
　　八旗制度的完备，既表示了后金奴隶制国家体制有了新的发展和最后确立，同时，也使后金社会逐渐地步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八旗制把后金人民分作八份，各属。旗。各旗旗主贝勒的地位相等，凡是有战争则以牛录摊派甲士，各旗几乎均等。战争结束了，贵重的财物，如金、银、帛等分给八家。建立农庄（即托克索），各旗不可你多我少，必须平均占有。从公家牧群取回来的猪，八家或各取二百头或各取一百头，派人外出采取珍珠、貂皮等土产，八家也得平均分配。在行政管理方面，设置官职各旗的数目也得完全相同，设立八个大臣，八个巴克什，十六大臣，四十个判官［3］，也都是按旗规定的数目。八大臣是每旗各一员，十六大臣是每旗各二员，四十个判官，是每旗各五员。每旗以旗主贝勒为首，设立一个衙门，合称为八衙门，甚至犯罪的人处以磔刑也要八分其尸，分别悬于八衙门之上。八家分治，年深日久则各成一体，旗主贝勒在旗内的权力很大，象一个国的君主一样。旗内的大小诸事都必须经旗主贝勒允许，才能进行。旗下的人想采取人参、捕貂、围猎，也必须先告诉旗主贝勒才能行动。行军作战，不能擅自离开本旗，如果违犯了，将处以重刑，甚至招来杀身之祸［4］。连旗下各户的女子许婚、出嫁也必须先问本旗的贝勒。
　　八旗制度下的各旗之间，界限十分严格，在一般情况下，互不相涉，泾渭分明。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蓝旗贝勒阿敏认为自己的弟弟寨桑古不可信，兄弟之间结怨很深。寨桑古衣、食等都受到旗主贝勒阿敏的刁难，生活上十分窘困。当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便去找红旗大贝勒代善和白旗四贝勒皇太极诉冤，以求得他们的救援和同情。代善、皇太极认为自己与阿敏皆为旗主贝勒，地位相同，恐怕引起诬告他旗旗主的嫌疑，不敢过问蓝旗的事务，竟对寨桑古的申诉不管［5］。
　　八旗因为各自独树一帜，在各个领域为各自权力、利益所驱使，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的事时时发生。后金军进入辽沈以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已经预感到在他死后，政局值得担忧了。于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正月十二日，他召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贝勒，对天发誓说：承蒙天父地母的保祐，我与强敌明国进行抗争，已经统一了辉发部、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又得了明国的抚顺城、清河城、开原城、铁岭城，打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军。现在我的子孙中有不善良的人，天可以令他灭亡，但不宜由我来动刑，以开杀戮之端。哪个人残忍，老天自然知道，一定会夺去他的谋算。有想作乱的人，老天要开导他的愚顽。今天莪恳乞神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咎既往，惟鉴将来［6］。在这里，努尔哈赤的乞天祝辞，大有追悔过去，以求将来的意思。实际上，他虽然是对天的乞求，恰好表明八家之间，不善的人，残忍的人，作乱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反映了后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切给人以社会危机四伏和努尔哈赤内心忐忑不安的感觉。
　　八家共治国政是八旗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八大旗主贝勒在经济、政治领域长期较量而又无法独树一帜的结局。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训诫诸贝勒的时候，讲出了八家产生的经济原因。他说：过去我的祖宗六个人，与栋鄂部、王甲（完颜）部、哈达部、叶赫部、乌拉部、辉发部、蒙古等，各部都贪取财货，肆行私曲，不肯崇尚忠直。在兄弟之间相互争夺，彼此戕害，以致于最后都败亡了。这些过去的往事，不用我说你们也都知道。我以这些往事作为前车之鉴，告诫八家。凡是得了一件财物，由八家平均分配，不可由一家私取。要聘娶民间的美女，索用民间的良马，可以破格赏给。战争当中得了财物，不可一家私自隐匿，都必须做到重义轻财。凡是兄弟间哪个人有了过错，都要竭力地进行谏止，不可姑息养奸，彼此要有共事的心胸［7］。努尔哈赤以古论今，表明八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争夺已经发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立嗣就遇到了不少麻烦。本来对这个问题努尔哈赤是早有打算的，但事事不从人愿，弄得他几次自立自废，最后不得不采取八贝勒共理国政的办法，但他们却难于同舟共济。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即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正月，统兵灭掉了乌拉部，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于是他决定立长子褚英继承汗位，将国中的财产分给诸子。由于褚英、代善为元妃佟佳氏所生，在分财产时，优于庶母所生的诸弟。每个人分得部众五千家，牧群八百，白银一万两，敕书八十道。但是，长子褚英心地褊狭，对于手下的四个弟弟和五大臣进行百般刁难，又预谋等待汗父死后，夺取诸弟的财产。努尔哈赤对褚英进行了多次的教育，并命令他的亲弟代善辅佐他，共同管理国事。然而，褚英在努尔哈赤率兵出征的时候，曾暗中对天焚香，诅咒其父，希望他死在疆场上，不再归还，甚至还想阻止努尔哈赤征伐后回城。褚英的主张是反对四处征讨，应当及早罢兵［8］。与努尔哈赤的积极主战的意见相反，因此与长子的矛盾很难调解。于是，同年三月，努尔哈赤下令，将长子褚英囚禁起来，首次立嗣就这样被废掉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赐死长子褚英后，令大贝勒代善代政。同时，又许诺说：待我身殁以后，我的幼子、大福金（系指乌拉贝勒满泰女，名叫阿巴亥）都令大阿哥代善负责照应。因此，代善较长时期协助努尔哈赤处理政务［9］。可是，代善只是一名武将，才气平庸，除了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多立战功以外，在抚民理政，处置争端等方面，怀有私心，不能公平处理，以致使努尔哈赤心中不快。尤其是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常与汗父发生争执。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从起兵的那一天起，就积极主战，想以征战平定天下，以武力治理国家，而且是独断专行。长子褚英被处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力主停战罢兵。大贝勒代善虽然不象褚英那样坚决主张停战休兵，但有时也颇有主和弃战的倾向，尤其是对朝鲜王国的主和态度比较明显，他多次力劝努尔哈赤不要树敌过多。萨尔浒大战以后，大贝勒代善在东部战场上与朝鲜王国的都元帅姜宏立等对天盟誓，把朝鲜王国的兵、将都带进了赫图阿拉。姜宏立、金景瑞两帅，因为会见努尔哈赤时，只“行揖”而不跪，努尔哈赤大为震怒，要杀朝鲜王国的降卒。大贝勒代善极力争执，要求汗父信守对天盟誓，指出要杀朝鲜王国的士卒，是欺天不义的行为。努尔哈赤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他的要求。后来，发生朝鲜王国士卒强奸了妇女的事件，努尔哈赤又想借故杀害朝鲜王国的士卒。大贝勒代善得知后再次力争。努尔哈赤不听，结果有四、五百朝鲜王国的士卒被杀。代善对此十分气愤地说：悔不如当初盟誓以后，将朝鲜王国的士卒直接送出国界了［10］。
　　天启元年初，后金备战完毕，是进军辽沈还是先攻打朝鲜王国，后金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对于朝鲜王国是战是和，争论十分激烈。大贝勒代善、侍卫达尔汉两人极力主和，皇太极、莽古尔泰等坚决主战。努尔哈赤迫于辽沈形势，不得不同意代善的意见，采取暂时与朝鲜王国讲和，先攻辽沈的方针［11］。努尔哈赤与大贝勒代善之间在对朝鲜王国的战和，及对朝鲜王国士卒的杀留等重大问题上，曾经多次发生冲突。
　　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大贝勒代善之间，连续发生了几起更加不愉快的事件。有一天，努尔哈赤的小福金泰恩察，向努尔哈赤告发说：大福金（即阿巴亥）曾经两次给大贝勒代善送饭，代善都收下吃了，送给四贝勒皇太极的，虽然接受了，但没有吃。泰恩察又说：还有一天，大福金两、三次派人到大贝勒代善家里议事。有一次大福金还在夜间出去两、三次。努尔哈赤听了，觉得大福金的行为可疑，就指派达尔汉侍卫，额尔德尼巴克什、雅逊，孟阿图四位大臣，询问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结果证实确有其事。当众贝勒、大臣聚在努尔哈赤家中吃饭和议事时，大福金常身缀珍珠，盛装打扮出来，与大贝勒代善眉来眼去。对此众贝勒、大臣都有所察觉。因为怕大贝勒代善和大福金，在汗的面前都闭口不谈。这是努尔哈赤父子之间一件家丑。努尔哈赤自然对大贝勒代善心怀不满。
　　当后金决定从界藩城迁到萨尔浒城的时候，努尔哈赤先到萨尔浒城作了视察，指定了众贝勒建宅的地址。当各家的房屋基本上修筑完工后，发现大贝勒代善及其长子岳托的住宅修建的既宽绰又华丽，比汗的宫室还好。众贝勒建议汗父迁居到大贝勒的新宅去。努尔哈赤听了以后，也兴致勃勃地前去观看，见大贝勒代善的居宅果然不错，于是与众贝勒共同议定：大贝勒迁居汗宫，汗迁住岳托的宅院，以大贝勒的新居作为众贝勒欢宴、集会的大衙门。大贝勒代善以汗宫狭窄，不愿意迁入，但又没有勇气当汗的面说出自己的想法，暗令贝勒阿敏向努尔哈赤请求新宅。努尔哈赤无可奈何，不得不退出岳托的宅院，重新迁回汗宫，满足大贝勒代善的要求［12］。
　　大贝勒代善的种种行为，招致努尔哈赤极大的不满。因此，在汗位的继承问题上，努尔哈赤从根本方面发生了动摇。一段时期，努尔哈赤有意重用八子皇太极。皇太极是努尔哈赤前几个儿子中唯一用心读书、识字的人，有智谋，作战勇敢，善于运用权术。同时，又是努尔哈赤的爱妃叶赫纳拉氏所生，得到努尔哈赤的偏爱。在对朝鲜王国的和、战及其士卒的杀留等问题上，争论虽然常常发生在皇太极与代善之间，但皇太极的思想与大贝勒代善相比，更接近于努尔哈赤。因此，厌恶次子喜欢八子，由谁继承汗位，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逐渐明确了。
　　如何以弟代兄，令皇太极继承汗位，对于努尔哈赤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在后金的社会上，虽然人们都称道皇太极是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贝勒，但是，由于努尔哈赤长期进行征战，广大的女真族人民希望有个和平的日子过。人们普遍认为，比较起来代善对于国内人民不嗜杀戮，凡是被判罪的人，在行刑时，他总是多方面地设法营救。民众都因代善宽宥，深得民心。同时，自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以后的八、九年中，努尔哈赤有令代善执政的言行，所以一般的女真族人都认为努尔哈赤死后，“贵盈哥（即代善）必代其父”执政［13］。
　　由于皇太极在诸子中才智较强，又受到努尔哈赤的偏爱，所以他的兵权越来越重，与大贝勒代善之间，兄弟争权，“位次相逼”，猜忌渐深［14］。后金军进入辽沈以前，他们之间不和已经明显了。皇大极在努尔哈赤的面前，处处都想胜大阿哥一筹，方肯罢休。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萨尔浒大战中，西部战争刚一结束，大贝勒代善请命于努尔哈赤，不辞辛苦地转向东部战场。皇太极生怕长兄抢了头功，不顾努尔哈赤的多方劝阻，疾驰东去，终于抢战于大贝勒之前，冲上阿布达哩岗，打败了刘綎军，得到了东部战场决战的功劳。
　　努尔哈赤谋划如何收回代善继嗣的成命，能扭转民心所向，又不失信于民，只有在暗中对代善地位进行巧妙的否定。于是，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有意率领诸贝勒对天盟誓。同年二月，努尔哈赤又下令四大贝勒（即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按月分别执政，即“按月分值”，将国内的一切政务，总归值月贝勒全面掌管，四个人轮番坐庄［15］。这些事表面上处理得比较周全，实际上，他否定了大贝勒代善原有的执政地位，以四分其权。在此以前，努尔哈赤的大福金阿巴亥为什么专给大贝勒代善、皇太极送饭？又为什么对代善稍微看重一点，同时也顾及一下皇太极，就是她摸到了努尔哈赤在继嗣问题上犹疑于二子之间的意向。从问题的实质上来说，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只是努尔哈赤为改换继嗣人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
　　天启元年九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继嗣问题上，弃代善立皇太极心意已溢于言表了。有一天，努尔哈赤与他的从弟、近身侍卫阿敦阿哥坐在堂上，他悄悄地探问阿敦说，以你所见，我的诸子中哪一个可以代我执政？小心谨慎的阿敦微笑着说：知子者莫如其父，他人谁敢多嘴。努尔哈赤示意，说说没有笨系。阿敦又隐讳地说：当然是智勇双全，人皆称道者。努尔哈赤听后面带笑容，会意地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了，“八子皇太极是也”。
　　然而，就在努尔哈赤与阿敦密谈的前后，皇太极已经施展手段，将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笼络在自己的周围了。他对大贝勒代善早已怀恨在心，曾密谋，欲乘机“潜弑”大阿哥，取而代之。这件事恰巧又被机敏的阿敦知道了。有一天，阿敦见势不妙，便秘密地告诉了大贝勒代善。他说：皇太极、莽古尔泰等将要杀你，事情已经很紧迫了，你要早早地防备才是。谁知道大贝勒代善一向庸懦无能，听了叔父阿敦的警告，不去设法对付，而是大惊失色，畏惧万端，竟哭泣着跑到努尔哈赤的面前去求救，把阿敦的话全部禀告了汗父，同时也将叔父阿敦给出卖了［16］。努尔哈赤早已忌恨阿敦才能出众，足智多谋，恐怕成为身后之患，便乘机以离间诸子关系为名，把阿敦给囚禁起来，掩盖了诸子内部的权力之争，暂时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从此以后，努尔哈赤的继嗣问题，竟弄得骑虎难下，更加复杂化了。对于代善、皇太极哪个来接替自己，执掌权柄，态度又犹疑不决，莫知所从了。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子集会。当时，后金军已经占据了广宁，辽河东西，辽南辽北人民起义接连不断，事情颇多。明廷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布满战争的烟云。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贵族内部自顾不暇。八旗中各旗势力、地位相当，而又面对六十三岁高龄的汗父，由谁来继嗣的问题八个贝勒都在关心，这是关系到后金的前途和存亡的大事，都想看努尔哈赤如何最后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申明了八王共同治理国政的道理。
　　努尔哈赤说，继我作为君主的人，不应是盛气凌人的人，因为这种人以力自诩。一个人的见解怎么能比得上众人呢？你们八人是八个王，若是八王共同计议，国家就可以无失了。要选择不拒绝八王共议的人，继为国君。若国君不听大家的意见，不实行善政，就可更换他，再选择不拒绝大家意见的贤良的人。更换国君的时候，若是被更换的人不高兴而有怨恨的表示，那就不能听从坏人的意思去依顺他，而必须更换。
　　你们八王当中，在治理国政的时候，若是一个人有好办法提出来，另外的七个人应当加以发挥。若是自己不能有所得，而又不能发挥他人的意思，只徒缄默不语，那就应当更换人。
　　若是八王当中有一个人有事外出，应当一事先由众议而行，大家没有议就不要行动。若是八王集会推任国主时，一、二个人不要集会，待众人都来了以后，共同商议国政，处理各项事务。祭祀家内神，祭天等诸事也应当告诉众人而后行动。
　　八王计议以后，设女真大臣八人，汉人大臣八人，蒙古大臣八人。八大臣以下，设女真理事官八人，汉人理事官八人，蒙古理事官八人。众理事官审理后，转告众大臣。众大臣拟定以后，再上奏给八王。八王最后审定所拟定的罪刑。
　　八王必须贬斥奸诡的人，进举忠直的人。八王跟前设女真巴克什八人，汉族巴克什八人，蒙古族巴克什八人。
　　国主在一个月以内，于初五、二十两次升殿，接见臣下，处理政务。新年初一这一天，向堂子众神、众叔兄叩头。然后，坐在汗的宝座上，与众叔兄齐坐在一处，接受国人的叩拜。
　　若是固山与固山之间发生了争吵，不经过八固山贝勒众人审理，不得单独向国主入告，若是独自上告，必然发生争执。经过众人审理以后，再报告国主，就没有怨言了。贝勒本身若是要求娱乐、放鹰、行围，不经过八王众议也不可擅自行动。
　　弟兄之间，相互怨恨的时候，可以当面说清，若是当面隐瞒不说，背后乱讲，那就是怀有邪恶之心，众人将判他的罪。
　　除了汗父所定的八分以外，如果谁若另有隐藏，贪取财物，那就按照规定：若是隐匿一次，应当革去一次应该分得的财物。若是隐匿两次，应当革去两次应当分得的财物。若是三次隐匿财物，就永远革去他应该分得的财物。
　　若是不肯牢记汗父的教诲之言，不肯听取诸兄弟规劝的话，经常行为悖逆，若是初犯进行课罚，再次违犯夺取所属之民，假若夺了属民，能够匡正其身，有所悔改，那就没事了。若是不肯悔改，并且以此起怨恨之心，大发雷霆，那可以不杀你，把你逮捕起来，关在牢里。
　　若是不肯接受汗父的教诲，行为违背，天地神祇，一应诸神，都将厌弃你，那时祸必临头，寿命不长，必然中途而死。若是牢记汗父的教悔之言，不予违背，正直重义，那时，天地神祇，一应诸神，都将保佑你益年延寿，世代永存［1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八王共同治理国家大政规定了具体而又重要的条款。第二年，又给八王的身边，每个人都配上一个大臣，共计八大臣，以便观察其心，看他们是否以公心处事［18］。然而，八王既然是八旗制度的产物，只要国家体制不从根本方面改变，努尔哈赤八家共同治国的政策，就只能是以汗父的健在为前提。因为八王即使按照共同治国的方案行事，也必须选择一个汗出来，而汗是天之子，是诸贝勒、大臣之父，总归处于君上的地位。八王，尤其是四大和硕贝勒，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遵守共同治理国政的规定，而是时刻都觊觎君父的地位，升坐汗位。在这个觊觎中，八子皇太极总是处于主攻的地位。皇太极不仅与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紧紧地拉在一起，而且也与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等相互交结。为此，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曾经严厉地训斥第四贝勒皇太极，批评他与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三个人的来往密切，不顾父兄之情，做“谗恶”的事，并教育皇太极处事要公平，要宽宏待人，对于诸位兄长要敬慕。足见，皇太极在积极施展权术，笼络众贝勒，试图谋求汗位。因此，努尔哈赤严厉地斥责他说：惟独你超过他人，不顾诸兄，难道以你坐汗位吗？诸贝勒集于衙门离去的时候，你要是送诸兄，诸兄的子弟再送你到家，这才是正礼。你不曾主动地送诸兄回家，诸兄的子弟反而送你，你为什么默然的接受，是只有你贤能吗［19］？努尔哈赤这时对于八子皇太极的严厉批评，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爱皇太极，又恨他“妄行傲慢”，但努尔哈赤的死后正是由这位“心存骄傲”的皇太极掌握了大权。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规定，从此只是流于形式，使国事更难办了，八家相互之间“事事掣肘”［20］，皇太极仅仅执政几年，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规定就名实具亡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推行的八王共同治理国政的政策，从渊源来说，是沿袭女真社会部落联盟、酋长议事会的旧习，它不适合后金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客观发展需要，不适合即将到来的封建君主制的需要，是一种落后的、倒退的制度。在努尔哈赤健在的时候，后金奴隶主贵族政权是个统一的政权，努尔哈赤是个名副其实的君主。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政，都由汗的一句话而定。只是八家分隶，造成了分治的社会基础。努尔哈赤死后，八家共同治国必然导致八分其势。这种发展趋势违背了后金进入辽沈以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的历史潮流，所以当时的人曾批评这种制度是不适宜的，是“狃着故习”［21］，有损于统一事业。
　　天启五年三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召集众贝勒、大臣共同商议，提出从辽阳迁都到沈阳去。众贝勒、大臣都很有顾虑，他们认为：东京城是新筑的宫廷、殿阁，居民的房屋还没有修竣，为什么又想迁都。目前粮食不济，频繁地兴工，劳役太重，恐怕过于劳苦人民。众贝勒、大臣对于再行迁都，都有点畏难情绪。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见大家如此，便具体地分析了沈阳城地理位置的重要，他指出了在经济、军事方面的有利条件，即在经济方面说，浑河上游通苏克苏浒河，河源的两岸，森林茂盛，砍伐木材可以顺流而下，不可胜用。如果想要游猎，沈阳城近地有山，而且多兽，河水中鱼虾等可以兼收并得，很有经济价值。就军事方面来说，沈阳城四通八达，西征明国可以从都尔鼻（今辽宁省彰武县城）渡过辽河，路直而且很近。如果北讨蒙古，不要两、三天就可以到达。南伐朝鲜可从清河路出师，实为方便。实际上，努尔哈赤早就说过，辽阳城距离海口太近，恐怕明军从海上袭击，作为都城不大安全。另外，当时蒙古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了。要想西进攻取明朝山海关外的各个城池，不安抚蒙古各部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迁都沈阳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客观发展的需要。于是，天启五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率领众贝勒、大臣，从辽阳向沈阳进发，初四日到达沈阳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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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满文老档·太祖》卷19载：“bosoi 
beile”译为“和硕贝勒”。Bosoi（和硕）系指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之方角。这里指仅次于汗（han）的旗主贝勒（即gusai ejen 
beile），沿袭到后来，演变为一等爵。参见羽田亨：《满和辞典》页213。
　　［2］《武录》卷3，《清太宗实录》卷3。
　　［3］《满文老档·太祖》卷10，卷18，卷55,卷44。
　　［4］《满文老档·太祖》卷17。
　　［5］《满文老档·太祖》卷l6。
　　［6］《武录》卷4。
　　［7］《武录》卷4。
　　［8］《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8上载：“长子洪把兔儿，一语罢兵，随夺其兵柄，囚之狱。”
　　［9］《满文老档·太祖》卷14,福金（fujin）即夫人。
　　［1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3-14。
　　［11］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12］《满文老档·太祖》卷14。
　　［13］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5。
　　［1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8。
　　［15］《清太宗实录》卷5。
　　［1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
　　［17］［18］《满文老档·太祖》卷38，卷45。
　　［19］《满文老档·太祖》卷54。
　　［20］《胡贡明五进狂曹奏》，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21］《胡贡明五进狂瞽奏》载：“皇上…不知遵法先王，每出己见，故事多犹豫，有做一头，丢一头，朝更夕改，有始无终。且必狃着故习，赏不出之公家，罚必入之私室。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如此三分四陆，如此十羊九牧。总藉此强兵，进了山海关，得了中原，不数年间，必将错乱不一，而不能料理也。”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22］《满文老档·太祖》卷64，《武录》卷4。
争取朝鲜国，笼络蒙古部
第八章　宁远受挫，伤病而终

一、争取朝鲜国，笼络蒙古部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明廷抗衡，对外交涉中最大的课题就是朝鲜王国和蒙古各部的问题。后金军进驻辽沈，进而占据广宁后，对于朝鲜王国的基本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先发兵西进，攻击明城，最后再挥军征伐朝鲜王国。因此，努尔哈赤积极地对朝鲜王国展开了外交攻势。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进军辽沈，到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宁远之战的五年间，朝鲜王国与后金的关系比较稳定，但其中的磨擦，并没有间断，这主要在三个问题上双方有争热。
　　第一个问题是毛文龙大闹东江，深入后金腹地，进行屠杀和掠夺，给后金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何拔掉毛文龙这颗钉子，肃清东江明朝势力的侵扰，是后金奴隶主集团的当务之急。为此，努尔哈赤曾经多次派兵袭击毛文龙所占据的各个海岛，但都没能如愿，而朝鲜王国是毛文龙的养命之源，供应毛文龙数十万口人的粮食［1］。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合计起来，朝鲜王国供给毛文龙的谷物多达几十万石［2］。问题十分明显，后金奴隶主集团要想除掉毛文龙，必须断绝他的粮源，把他驱除出朝鲜王国的领土，断绝他与朝鲜王国的关系。因此，努尔哈赤曾经多次派使臣与朝鲜王国交涉，提出交换条件，即若是朝鲜王国停止支援毛文龙，并把他交给后金，后金将释放都元帅美宏立［3］，然而，对于后金提出来的这么严重的问题，朝鲜国王竟长期不予理睬。
　　第二个问题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朝鲜王国交涉的目的是孤立明廷，使朝鲜国王与明廷断绝外交关系，如果朝鲜国王答应这个条件，后金也可以把都元帅姜宏立放回去。后金发兵进攻辽沈和广宁的时候，朝鲜国主的态度有所变化，曾经派遣使者悄悄地去观察战争进展情况，国王的意思是，后金真的拿下了广宁，朝鲜王国可以与后金永敦和好［4］。但国王对于明廷的态度没有变，没有对后金作出较为明显的让步，甚至派平壤的驻节官、都元帅张晚等统率西部一支兵马，听明将毛文龙的指挥，准备协助明军进攻后金［5］。为了使朝鲜脱离明廷，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的书信中，曾挑拨明廷与朝鲜王廷的关系，说明廷视朝鲜王廷如奴仆［6］。但朝鲜国王仍然不肯轻易改变与明的旧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天启元年七月以后，镇江等地的辽民纷纷拥入朝鲜王国境内，数量多达十数万［7］。努尔哈赤曾经多次向朝鲜王国索取辽东的逃民［8］，朝鲜国王不肯答应。努尔哈赤讲古喻今，举出完颜金的时候，女真人阿疎逃往辽朝［9］，辽人张觉逃入宋朝而导致亡国的严重教训，对朝鲜王廷进行威胁［10］，并以完颜金之后的身份，举例说，在完颜金时，朝鲜的官员赵位宠曾经以四十余城归降大金，金祖以友好为重，不给予接纳，他用此表示朝鲜与女真有长久的友好情谊［11］，规劝朝鲜国王与后金友好，而朝鲜国王一概不予答复。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尽管对朝鲜王国施以外交攻势，然而，仍然没有能够迫使朝鲜王廷与明朝断绝关系。努尔哈赤鉴于后金对于朝鲜王国四年间的通信，朝鲜国王竟没有一句好话回答［12］，因此也就不肯放朝鲜王国的都元帅姜宏立回国。同时，“极其厚待”叛变朝鲜王廷的韩明琏之子韩润、韩义兄弟［13］，并给他们娶妻安家。这就是宁远战前，后金与朝鲜王国的关系。由此可知，努尔哈赤在向宁远进军的时候，仍然有后顾之忧。
　　辽沈、广宁之战以后，蒙古与后金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努尔哈赤争取蒙古是为了暂时的联合，以便夺取明朝的个别城市，共同对付明廷的话，那么在这以后，便不是为了应付一时的需要，而是有计划地征服和统一蒙古的问题了。因为后金攻下辽沈、占取广宁的这段时间里，辽河东西的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就是直接触动了蒙古各部的经济得失，尤其是对于喀尔喀各部蒙古的震动极大，他们的正常生活遭到了后金的严重冲击。过去从广宁、锦州、义州、辽沈，直到铁岭，明廷所设立的各个贸易市场都被取消了，其中有广宁四周的大马市，如广宁东北的镇静堡、镇远关（在镇静堡的东北）；广宁西北的小木市镇夷堡、大康堡；锦州的大福堡（今锦西县北“卧佛寺”）；宁远的水兴堡（今辽宁省兴城县西北青水台），中后所的高台堡（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北高台）等，都因为后金军的西进，先后停市，使蒙古的马、牛、木材等土产没有地方销售，汉区的金、银、缎、布、酒、肉等得不到供应。蒙古贵族昔日的市赏、贡赏不能照常领取，牧民及从事其他生产的蒙古人民失去了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来源［14］。
　　蒙古各部由于失去了与汉区交易的部分生活用品，内部加速了分化过程。以察哈尔林丹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上层的一部分人物，继续依靠明廷；以科尔沁鄂巴为首的另一部分蒙古贵族上层投靠了后金，其他蒙古各部贵族和人民的态度，也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日趋明朗化了。
　　察哈尔林丹汗早存有统一漠南蒙古的念头，对于科尔沁部投靠后金心怀不满。他在统一战争中实行“服从的收养，抗拒的必杀”的方针。攻战的主要目标是科尔沁蒙古。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在察哈尔林丹汗将要兵临科尔沁鄂巴的城下时，鄂巴被迫向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求援。鄂巴在致努尔哈赤的书中说，因为我部与你们大国和好，察哈尔林丹汗、喀尔喀各部贝勒，必然前来讨伐，希望大英明汗为我们拿个主意，想个办法。努尔哈赤看了来书以后，派遣使臣库尔禅、希福两个人出使科尔沁。后金与科尔沁会谈后，都以察哈尔的“欺凌之愤”，歃血为盟，决定共同抵抗察哈尔的进犯。同年八月，察哈尔林丹汗统率南察哈尔、北阿禄部和宰赛、巴哈达尔汉等蒙古喀尔喀各部的大兵，向科尔沁部进攻，形势十分紧张。鄂巴在努尔哈赤的授意和后金八名炮手的配合下，据城待战。十一月，察哈尔林丹汗统率各部大兵到达科尔沁，包围了鄂巴的守城。鄂巴派遣使臣向后金告急。努尔哈赤立刻派莽古尔泰、皇太极等七名贝勒统率大兵向科尔沁增援。察哈尔林丹汗得知后金八旗兵已经到了农安塔，便乘夜率兵慌忙逃走了。顺路将科尔沁部的财物抢劫一空。在这前后，察哈尔林丹汗又将科尔沁部的达赖台吉等多人杀害。宰赛贝勒也先后杀了科尔沁部的六个贝勒［15］。
　　由于利害关系所致，喀尔喀各部对于努尔哈赤进军辽沈都持抵制的态度。天启元年三月，在努尔哈赤大举进犯辽沈的时候，喀尔喀卓礼克图、达尔汉巴图鲁、巴哈达尔汉、实尔呼纳等四名贝勒，统兵两千多，乘辽沈残破的机会，同后金争夺沈阳的财物和粮食［16］。辽沈易手以后，蒙古多数部落的抗金情绪都有所高涨，伯耍儿部主动驻守黄泥洼（今辽阳市西北“黄泥洼”），抗拒努尔哈赤率兵西进［17］。察哈尔林丹汗串连炒花各部蒙古，集结大兵四十多万，表示愿意援助明广宁巡抚王化贞坚守广宁，以收复辽东［18］。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占据广宁，夺去明军右屯卫的粮食，并派大批的车辆向辽河以东运送。喀尔喀各部蒙古的骑兵，从中路阻击、抢掠。努尔哈赤没有办法，不得不命令八旗士卒以大将军炮进行轰击，阻挡蒙古的兵马。同时，又发兵驻守广宁，防止西部和北部蒙古的侵犯［19］。从这些军事冲突中可以看出，蒙古的问题已经摆到了努尔哈赤的面前必需予以解决，否则要想向西挺进，腹背受敌的危险是相当大的。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看到了这一点，天启三年五月六日，他在众贝勒、大臣面前，比喻说：蒙古各部就象天上的云一样，云集聚起来必然“致雨”，蒙古各部若是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必然“成兵”。我们要乘蒙古各部分散的时机，尽快夺取蒙古各部［20］。因此，努尔哈赤及其继承人皇太极，定下了对待蒙古各部的基本方针，即“察哈尔，我仇也，科尔沁，我戚也”［21］。对于察哈尔林丹汗等蒙古的抗金势力，采取打击的方针，对于科尔沁等蒙古贵族上层采取团结的方针。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十一月，后金出兵为科尔沁解围，迫使察哈尔林丹汗撤兵。第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派出八路大军往征巴林部囊奴克。同年四月，由于扎鲁特部违背盟誓，截阻后金的使者，暗中与明廷通好，努尔哈赤又发兵擒获扎鲁特部十四名贝勒，夺取人、畜五万多［22］，直到皇太极时期，打击以察哈尔林丹汗为首的抗金势力的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
　　与此相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竭力团结以科尔沁鄂巴为首的各部上层。在广宁被后金夺取以后，喀尔喀蒙古各部或集体或个别地向后金投靠，其中有兀鲁特部的十七名贝勒和喀尔喀部的一些台吉等，共计率领三千户前来投奔努尔哈赤。喀尔喀五部中的一千二百户也归附了。拉巴斯希布、琐诺木、蟒古塔布囊等率领五百户，并驱赶大批的牲畜也前来投靠［23］。同时，科尔沁诸贝勒与后金的交往也日益频繁起来。天启二年，科尔沁的明安贝勒携同十七名贝勒投向后金，接着有孔果尔贝勒、吴克善贝勒等纷纷前来朝拜努尔哈赤。
　　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蒙古贝勒，努尔哈赤都给予盛情的欢迎，优厚的待遇。如十七名贝勒前来归附时，努尔哈赤赐给他们貂裘、金、银、布、帛、房屋、奴仆、牛、马等［24］。尤其是对于蒙古巴约特部的达尔汉巴图鲁之子恩格德尔兄弟的款待，最集中地表明了努尔哈赤对于招抚蒙古的热切心情。天启二年，恩格德尔第三次前来朝拜努尔哈赤的时候，后金不惜以辽阳西北平虏堡四百三十四丁的租赋，供给他享用［25］，并招为额驸。天启三年二月，努尔哈赤在送恩格德尔及格格（即gege,译作姐姐，公主）归去的时候，许诺他若是诚心前来归顺的话，给他本人、妻子和兄弟等共计八千丁，每年可以得到银子五百二十两，谷物八百八十石［26］。同年七月，恩格德参果然率领部民、牧群前来归附，同时，发誓对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绝不三心二意［27］。努尔哈赤对于恩格德尔等喀尔喀众贝勒、台吉的前来投靠，非常高兴，决定给他们与近身的八贝勒同等待遇，除了谋篡汗位的罪行以外，一般的犯法，一律不判死罪。还可以与后金的诸贝勒家通婚［28］。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和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和硕贝勒以及阿巴泰、德格类、寨桑古、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等与恩格德尔共聚一堂，向天发誓，将待恩格德尔与诸贝勒一样。汗将视他如同亲子，并赐给他田庄、奴仆，任命他为总兵官，所受待遇是相当优厚的［29］。
　　由于蒙古各部经济生活困窘，努尔哈赤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以及察哈尔林丹汗在统一蒙古各部中政策的错误等原因，投靠后金的蒙古部众越来越多，这就是宁远战前努尔哈赤对蒙古的外交活动所取得的积极结果。在这段时间里，努尔哈赤尽管招抚蒙古各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以林丹汗为代表的抗金势力，对后金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后金如进攻宁远城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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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载：“自数年以来，山东继粮渐不如初，毛将十余万众及老弱男女数十万糊口之资，皆取办于本国。”
　　［2］《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0载：“督府多率辽民仰哺于我，今过五载，所食公私米粮不知几十万石。”
　　［3］《满文老档·太祖》卷31载：“……给毛文龙，则释尔之元帅，若然，则与明人永远断绝。”
　　［4］《满文老档·太祖》卷36载：朝鲜使者说，后金若得了广宁“我方永和。”
　　［5］《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载：癸亥（1623年）之夏，即差张晚为都元帅驻节平壤，又以李适为副元帅，悉发国中精锐以付之，两西军兵专属其营，俾进驻宁边，一听毛文龙指挥，以待协攻之期。”
　　［6］《满文老档、太祖》卷24。
　　［7］《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
　　［8］《满文老档·太祖》卷37。
　　［9］《金史·太祖本纪》卷2。
　　［10］《满文老档·太祖》卷31。
　　［11］《满文老档·太祖》卷42载：“……朝鲜之赵位宠率四十余城叛，则我金帝不受，是我二国有善邻之例也。”参见《金史·世宗本纪》卷7载：”高丽并表谢，不纳赵位宠。”事在金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
　　［12］《满文老档·太祖》卷31。
　　［13］《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3载：“韩润兄弟变姓投奴．老汗极其厚待，即以胡女嫁之云。”
　　［14］王在晋：《三朝辽亭实录》卷7载：“……而虏（系指蒙古）之无广宁则失衣食养命之源。”
　　［15］《满洲实录》卷8,农安塔即今吉林农安。
　　［16］《满洲实录》卷7。
　　［17］张鼐：《辽夷略》（叙言）。
　　［18］漫臾：《东江遗事》卷下。
　　［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卷9。
　　［20］《满洲实录》卷7。
　　［21］《清太宗实录》卷1。
　　［22］《满洲实录》卷8。
　　［23］《武录》卷4。
　　［24］《武录》卷4。
　　［25］《满文老档·太祖》卷32。
　　［26］《满文老档·太祖》卷45。
　　［27］《满文老档·太祖》卷54。
　　［28］《满文老档·太祖》卷57。
　　［29］《满文老档·太祖》卷60载：给恩格德尔夫妇“女真庄二，汉人庄二，每庄各有七男。……应手役使的女真男女各五人，其下有伐木之男，运水之女各五对，共计男女四十对。”
明金相峙，你防我守
二、明金相峙，你防我守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明朝巡抚王化贞舍弃广宁城，与经略熊廷弼相遇在闾阳驿后，共同率领士兵七、八万，难民几十万人，向山海关奔去，以致使关门四昼夜没能关闭。明逃军丢下的刀、枪、箭、戟等各种武器，堆积如山，其溃败之状相当狼狈。朝廷的大学士叶向高在奏文中说：辽人避难入关的先后多达两百万［1］。足见，明朝关外守军溃败的结果，使辽民的信心完全动摇了。
　　当明巡抚王化贞、经略熊廷弼向山海关奔逃的时候，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大兵还徘徊在距离广宁一百五十多里的沙岭一带，因为敌情不明，未敢于轻易进兵。正在进退不定时，明广宁游击孙得功主动前来迎接金兵。努尔哈赤在孙得功的引导下到达广宁城下，经过察看后，才放心进了广宁城，犒赏三军将士［2］。努尔哈赤在广宁休兵十夭，决定回师辽阳。因此，所谓广宁之战，实际上明与后金只经过西平堡、平洋桥东两次激战。广宁城不攻自陷，充分反映了明朝政治腐败，用人不当，造成“经抚不和”，导致如此的严重后果。
　　明廷得到广宁失守的消息后，京城再次震动，市民大为恐俱。皇帝亲临御门处理辽事。兵部尚书张鹤鸣为了掩盖他自己的过失，竭力为巡抚王化贞和他自己开脱，竟说什么：我兵若是过了辽河以东战败，那是主战者的罪过。现今是后金兵过了河西，夺地陷城，罪过难道不在主守的人，而在主战的人吗？这一番话的用意，是把广宁等地失守的责任全部都推到经臣熊廷弼的身上去了。朝廷的众臣明知道是张鹤鸣支持巡抚王化贞造成了广宁失守的败局，竟异口同声地附合张鹤鸣的胡说。有的主张惩治熊廷弼，以正典刑。有的害怕后金兵入关，提出在一片石、古北口等地屯驻重兵，加强防守。兵部尚书张鹤鸣感到罪责难逃，便乘机请求出关视师。皇帝是非不明，毫无主见，只好答应张鹤鸣的请求，给他加太子太保衔，赐予蟒玉、尚方剑，还给他配备了随行的将佐。升任王国梁为总兵官、何栋如加升太仆少卿，赞划军务。发币金三十万两，解送山海关以供使用。
　　在这人人退缩，个个胆怯的时刻，山东按察司佥事袁崇焕毛遂自荐地说：只要兵马足、钱粮足，我一个人可以挡关。袁崇焕临难挺身而出，取得了大臣的信任。皇帝当即下旨任阎鸣泰、袁崇焕为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为人性情豪爽，不怕苦，不畏死，很有实干精神。因此，他得到任命后，既不求奉圣旨，也不告辞朝廷，竟自行直奔山海关而去［3］。
　　当时的辽河以西，除了从广宁到西宁堡（今辽宁省盘山县东南“西丰古城子”）一线，后金设了哨卒以外，大部分的地区后金还没有力量占领。十三山、大凌河、小凌河等各屯的居民，都不肯归顺后金。义州东南的戚家堡，锦州南的双山堡、十官儿屯等地少的有数千人，多的有数万人，合计起来不下十余万军民占山抗金，等待明军的救援。广宁失守以后已经半个月了，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只有后金数十名骑兵巡视，前屯卫（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也只有三百多名八旗兵，城中明军的房屋还都完好无损，大炮还放在原地没动。中后（今辽宁省绥中县县城）、中右（今辽宁省兴城县西南沙后所）、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县城）、中左（今辽宁省锦西县东北“塔山”）等处，明军退走后，成了无人占有的中间地带［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回兵辽阳以后，命令都堂兼固山额真阿敦、额驸李永芳和阿布图等，在沿边各城堡任命官员，设置边台和哨所［5］。为了都城的安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以前住在辽阳的东城，命令李永芳驻守旧辽阳城。边防的守军分作三路，一路驻守在镇江，防备朝鲜王国进兵。一路驻守在辽南四卫，防备明朝登莱水师。一路驻守在广宁沿边，防备西部蒙古侵犯［6］。从广宁到西宁一线，每二十里设立一个哨所，每个哨所设置大炮四门，所内安排女真兵一个，间置汉军兵卒四人，夜间轮番巡查，警戒搜索［7］。除了哨卒以外，还放有游动哨，这种哨卒可以远到松山、杏山一带进行巡逻。
　　明军退出广宁地区以后，在右屯卫抛下的粮食有五十多万石。时值辽地年荒，人们都视粮如命。努尔哈赤对此当然十分重视。他除了派兵各处搜集粮食以外，在右屯卫派遣重兵层层防守。先从广宁城推来战车三、四百辆，守卫右屯卫的城门，内驻一名主将，四名游击，统率三千八旗兵。城外有八旗兵中的女真、汉军轻骑两万多人，战车五千多辆，环城防守。同时，由八旗共派出八万多人，出动大轱辘牛车三千三百六十多辆，陆续将右屯卫粮食运往三岔河、牛庄、海州、辽阳等地，前后搬运十个月之久［8］。
　　当努尔哈赤积极搬运粮食，全力解决国内人民缺粮的困难时候，只有蒙古各部的骑兵不断出来抢些粮食，明军竟然没有出动一兵一卒进行一次象样子的骚扰，致使努尔哈赤得以安然运走右屯卫粮食。
　　明军为什么不阻止和破坏努尔哈赤的运粮呢？这是因为明朝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在二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后，命令锦衣卫逮捕了王化贞，送入北京。革了熊廷弼经略的职务，命令他回到原籍去，听候处理［9］。这样，辽地的守军失去了指挥的能力，这是原因之一。
　　明廷命令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王在晋到关以后，认为过去清河、抚顺的失败在于守将轻敌，三路丧师在于统兵将帅轻进，广宁失守在于边将轻易出战。曾说：初坏（即抚顺、清河失守）辽东已经成了“危局”，再坏（即开原、铁岭失守）辽东已经成了“败局”，三坏（失掉沈阳、辽阳）辽地成了“残局”，四坏（失了广宁），全局都捐弃没了，没有局面可布置了［10］。同时，他又错误地认为，辽地人民畏惧强敌，生来都习惯于散漫，不能吃苦耐劳。辽人若是当兵，不是跑，就是投降等［11］。基于这种认识，尽管山海关内外还有主客官兵六万九千四百多名，新招集的辽兵也有五千六百多人，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县南菊花岛）游击金冠还有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多名，祖大寿统率的辽兵有八百七十多名。王在晋仍然认为不能动，决定全年修理兵器、制造战具，等元气恢复了，兵力集中，粮食充足，明年可以找机会袭击广宁。在王在晋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明关东边塞拥兵七万多人，竟没有派出一队兵卒到右屯卫去主动破坏努尔哈赤的运粮行动，这是原因之二。
　　王在晋用兵的原则是，没有恢复全辽的力量，不可去恢复广宁，没有具备消灭努尔哈赤八旗兵的力量，不可以去恢复全辽。因此，当前只有守住山海关，不可前进一步［12］。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五月，后金已经进入辽沈一年多了，诸事都已经有了头绪，王在晋还象做梦似地议论说：辽阳不过是努尔哈赤的新居，是个“浮寓”（即临时住所）而已。东有毛文龙牵制其尾，西有蒙古各部控制其头，努尔哈赤必然龟缩起来，以求得自己存身罢了。我军可以乘此机会，进行整顿，并认为明军出山海关三百里既没有谷物可吃，又没有田地可耕。后金军前进没有粮饷，后退没有米食，必然会抛弃广宁，只有明金双方据辽河而守，因此，王在晋在前屯、宁远一带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命令军士去收取遗失的器械，而是乞求蒙古各部挖掘辽人逃跑时丢弃在各个村屯的窖藏，运到山海关前，再用布匹与蒙古各部交换［13］。宁远城中的卷案、册籍、铜斤、大炮都没有动，而王在晋既不敢派兵驻守，也不敢前去搬运，都是蒙古各部运送到关前，甚至连樵采、烧造砖瓦等杂役，也依赖蒙古各部［14］。王在晋死守关城、坐待时机，是明不派兵骚扰努尔哈赤运粮行动的原因之三。
　　王在晋守辽三个月以后，感到坐在关上也不放心，长城不一定可靠，于是他又请求在八里铺（今秦皇岛市东北“八里堡”）再筑一个城，宣称建这个城有十二便［15］。就这样，王在晋守辽近八个月，费金多达百万，恢复失地仅有八里，被当时的人当作笑柄，朝廷大臣有时议起这件事来，无不“哄然”［16］，这是王在晋不派兵扰害努尔哈赤运粮行动的原因之四。
　　然而，王在晋也并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他的功绩在于使用了旧臣王象乾，联合蒙古各部，牵制了后金，使努尔哈赤没有能够得到西部蒙古的帮助，不敢轻易的举兵西进。但从王在晋守辽的全局来说，尽管皇帝认为他是“熟谙韬钤”的人物，实际上他拙于战守是一目了然的。时间过了不久，明廷的阁臣孙承宗巡边，到了中前所，观察了山川形势，认为宁远、觉华岛是天护重关，不能不守，他力劝王在晋发兵驻守宁远、前屯等地。王在晋执意不肯，孙承宗与王在晋谈了七昼夜，说得口千舌燥，王在晋仍无动于衷，龟缩不前。孙阁部毫无办法，只好把王在晋守边的情况向皇上报告。皇帝听了大吃一惊，便借王在晋生病之机，下旨召还。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七月，王在晋接到圣旨以后，竟说：臣见了圣旨，望西遥拜，喜出望外。自从有了辽事以来，守边的大将死的作了沙场的鬼，活着的逮捕成了“缧绁”之囚，我幸而安全得归啊！［17］。
　　王在晋守辽期间，正是努尔哈赤在西边忙于运粮，东边镇压暴乱，顾此失彼的时候，明廷竟任命王在晋这样经略，退守山海关，毫无东进、恢复失地之心，这对努尔哈赤来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帮助。正是在这期间，使后金能够把右屯卫的存粮基本运完，又从容地发兵镇压了镇江人民的反抗，攻占了锦义地区的戚家堡、十官儿屯、十三山等地占山反抗的辽民据点。
　　为了探清明军的虚实，求得内部整顿奏效，努尔哈赤曾经委托西部蒙古的根根儿向经略王在晋表示愿意与明廷讲和。王在晋听了以后，回答说：后金对于朝廷不是讲和的问题，应当是乞降。投降以后，将辽东各城归还朝廷，上地、人民、叛臣都要交清，否则，惟有进剿一途［18］。王在晋的口气虽然很硬，但却无意东进，努尔哈赤也无力西扰，双方弄成了各自为守的局面。
　　从天启二年八月，到夭启五年十一月，由于边防重臣一再更易，皇帝恢复辽东的旨意毫无进展，加上明廷阉党当权，竟以宰臣驻守边关，命令阁臣孙承宗出关，镇守辽边［19］，这是破例的做法。
　　阁臣孙承宗守辽的功绩在于造成了与后金较长时期对峙的局面，奠定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基础。孙承宗到了辽边以后，首先定出军制，明确各官的职守。他任命马世龙作为守辽的主将佩平辽将军的大印，特赐给尚方剑，王世钦、尤世禄作马世龙的副手，又任命马世龙为总兵官，派祖大寿驻守觉华岛，副将赵率教驻守前屯卫，卫前筑堡数十个。监军袁崇焕，鹿善继、茅元仪等积极向阁臣请求驻守宁远城。孙承宗从长远考虑，决意修复宁远城，与部下同僚等议定以后，命令祖大寿率部先去兴工修筑。祖大寿最初认为，朝廷没有足够的力量远守，虽然孙承宗令他将宁远城加固修筑，但他只修筑了十分之一。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九月，孙承宗欲图大举收复失地，为此对宁远、觉华岛的战略地位很重视。他认为山海关以东的前屯卫、宁远城，可以屯聚重兵，积储粮草，尤其是宁远城，应当先以骁勇的大将统率水师驻扎。若是敌兵攻击宁远城，水师可以绕其背后进行攻击，宁远守军攻击敌人之首，汤泉、珑山、首山等宁远周围重要地方埋设伏兵，袭击敌人侧翼。如果敌人进攻关城，那么宁远居其后。前有坚城，后有劲兵，宁远、关城都可以守，阻敌人于二百里之外。这是宁远城的最初攻守布局［20］。
　　阁臣孙承宗为了守关，力图恢复失地，曾立志要有一番作为，对于辽河东西的战守问题做过较详细的分析，从据守、款和、恢复三个方面提出问题。他说，以“守”来说：关城所聚集的都是秦、晋、川、湖、齐、梁、燕、赵的兵，客兵为主。他们除了顾及吃粮以外，要使他们捐弃祖宗坟墓、妻室、子女，约边疆效死是很难的，况且粮草不济，就是粮草齐备，国家也难以长期坐养十万边兵，速战不能，久守坐困，师老财匮，必然发生兵变。以“款”来说，如果撤宁远，坐守关城，关外二百里之内，蒙古八部三十六家，部众二十多万，安插不易，不安插也必然发生变故，所以非据守宁前各地不可。以“恢复”来说，守住宁远，可以阻敌人于宁前以外，否则，后金占了宁远，关城更不易守了，恢复失地也难以做到。
　　在对待辽民的问题上，阁臣孙承宗的看法与王在晋相反，他认为议兵必须先考虑土著居民，主张安插辽人，在两卫（宁远、前屯）、三所、二十七堡中，屯田守边。这屯田守边叫做“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经过孙阁臣的苦心经营，使宁前、锦义的战守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山海关上的守战器械从关城移入前屯、宁远。袁崇焕率领三位参将经营宁远城，与祖大寿等共同制定规划，决定命令诸将分段修筑，期限一年完成。由名将满桂（蒙古族）协助施工。宁远城修竣以后，袁崇焕就职守城，他誓与此城共存亡。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夭命十年）夏天，袁崇焕分派将士向锦州以东各地驻守。这样，据守宁远城的规模初步确定下来了［21］。这时，孙承宗率领众将已经恢复了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中右所、守堡四十七座，即宁远、前屯、锦州、右屯等四百多里，招募辽兵三万，由马世龙等三位大将更番训练。辽兵分为十二营，每个营各有主将，步佐、骑佐、轻车。此外还有水师五营，都由马世龙统率。共训练出弓弩手五万名，火铳手六百名。打造兵船一千五百艘，兵车六万，马、牛、器械、盔甲、火器，总计资金达百余万。另外，安插辽民三十万，官兵屯田五千余顷。部将统兵守城护堡，人民安心耕田，逃入关内的辽民纷纷返回故土，先后出关的多达十余万。从山海关到宁前各卫，车骑于途，城堡辐辏，颇有太平景象。军饷也大为节省，官军屯田得银两十五万，盐利银三万四千多两，军卒采集青草，节省马草、马料十八万两。孙承宗安插辽人用辽人之策，大得民心，成为努尔哈赤争取辽民的一大障碍，同时，宁远城、前屯卫一带日渐殷富，为宁远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具备这些条件后，阁臣孙承宗准备实现皇上的“宁远、广宁及河东土宇，渐图恢复”［22］的训示。承宗上疏后，皇上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供应阁臣提出的二十四万的兴师军饷。但朝中魏忠贤等阉党操持权柄，故意使兵、工二部文移往来，拖延时间，致使饷费久久不能到关，结果，承宗的兴师计划［23］，没能得到实现。
　　孙承宗身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守边请饷，皇上又有批复，魏忠贤怎么敢软磨硬抗，不拨饷到关，迟误军机呢？当时，皇帝昏聩，宠信阉党首领魏忠贤。魏忠贤为人忌贤妒能，趋炎附势。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初，魏忠贤见孙承宗守边三年，功高望众，便想拉拢他，但孙承宗见他不正派，不愿意与他交结，因此魏忠贤记恨在心。天启五年的下半年，孙承宗因为收复失地计划不能实现，想借西巡蓟辽，路过北京的机会，面见皇上，陈述边情。他原计划在十一月十四日人京，兼贺万寿节。这事被阉党魏广徵知道了，他急速把消息转告了魏忠贤。魏忠贤听了大为惶恐，经过密谋后，诬蔑孙承宗“左袒东林”［24］，拥重兵过京师，欲“清君侧”［25］，指使御史李藩、崔呈秀等弹劾孙承宗此行是“挟兵震主”。魏忠贤亲自到皇上面前陷害孙承宗，皇帝不辨真假、听信诬告，慌忙下旨给孙承宗说：守边远离信守戍地，非祖宗之制，违犯者法不宽宥，并命令兵部发飞骑三次，阻止他人京。这时，孙承宗已经到了通州，闻命即刻败兴而归。他回到关上以后，左思右想，无计可施，只好屡屡上疏，请求罢职回家。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皇帝昏聩，使老臣不能效命疆场，误了边疆大事［26］。
　　孙承宗严守辽边近四年间，厚积储，时刻备战，却没有能够得到进展，为努尔哈赤提供了喘息的机会。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三年多时间没有再向辽西推进呢？一是明廷阁臣亲自守边，对此不能不慎重对待。二是天启三年以后，后金城乡汉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饥荒严重，“盗贼”兴起。后金大规模地屠杀汉民，编立农奴制庄园，民族关系十分紧张，阶级斗争也很复杂，社会动荡不安，进军辽西不能不有后顾之忧。这种形势，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后金的兵力有限，全部人马西向不可能，若不全部发兵，便办不成大事。若进兵辽西，内部不够安定，顾虑颇多。后金得了辽东，巩固内部，耕田播种，不得不用辽人，又不能不防辽人。蒙古游弋于西，需要时时设防。朝鲜王国威胁于东。西南临三岔河，南临沧海，有可能随时受到明军的袭击。北界又有蒙古，若是西进怎么能轻易得到千里土地呢？即使一切顺利，后金兵久战之后，也还要稍稍休息［27］，这个分析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事实上，努尔哈赤自从占了辽沈，进军广宁以后，被国内的事弄得焦头烂额，不要说内部汉民叛变，只东江明将毛文龙的骚扰，就弄得后金民不得安居，兵不得久住。天启三年刘爱塔等南四卫的守官相继叛变归明，明将张盘活动于金州、旅顺一带。在这期间，由于毛文龙及其部下向后金腹地进攻，努尔哈赤花了不少精力，派遣使臣送书给毛文龙，要求双方讲和。这些事使努尔哈赤无暇于对西方用兵，所以有所谓“鸷伏三年”不肯动兵的事。三是辽东旧督臣王象乾，善于抚慰蒙古各部，孙承宗又执行用辽人之议，安插辽民，改变了民心所向，这都不利于努尔哈赤举兵西进［28］。况且，努尔哈赤的用兵，一向是见机而行，见势不利，岂能贸然进兵。到了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底，阁臣孙承宗罢官已去，努尔哈赤对内已经编庄完毕，基本上将辽民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了。尽管国内仍然危机四伏，生产停滞，但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安定时期，而恰在这个时候，辽西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后金的变化，因此，宁远之战的爆发便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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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2］《明熹宗实录》卷14。
　　［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4］《明熹宗实录》卷12。
　　［5］《满文老档·太祖》卷21。
　　［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9。
　　［7］《满文老档·太祖》卷34。
　　［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载：“辽抚阎鸣泰报，据驻割前屯卫副总兵赵率教塘报，奴酋差八个王子，带领步夷八万，于十月内，每王子分米一百三十囤，俱搬运牛庄、海州”，《满文老档·太祖》卷38。
　　［9］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
　　［10］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1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茅元仪：《辽事砭吃》卷1。
　　［1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1。
　　［13］［14］王在晋：《三朝辽事买录》卷9，卷8。
　　［15］王在晋：《三朝过事实录》卷9。
　　［16］茅元仪：《辽事砭呓》卷6，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
　　［1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高阳太傅孙文正公年谱》卷1。
　　［18］茅元仪：《辽事砭吃》卷3。
　　［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
　　［2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孙文正公年谱》卷3。
　　［2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明史》卷259,《孙文正公年谱》卷3。
　　［22］茅元仪：《辽事砭吃》卷6，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谈迁：《国榷》卷86,《明史》卷259,《孙文正公年谱》卷3。
　　［23］《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ll3。
　　［24］东林，即东林党，起于明万历间，无锡顾宪成和高攀龙修东林书院，批评当时的政治，名声很盛，和当时巨奸魏忠贤对抗，叫做东林党。
　　［25］“清君侧”，是清除君主身边的坏人．语本于《公羊传·定公十三年》“此逐君侧之恶人”。李商隐《有感》诗，《新唐书·仇士良传》，皆有载，参见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页958。
　　［26］《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建州私志》卷下，参见《清初史料四种》。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载：孙承宗过京师，“魏忠贤与群小畏忌之，诬左袒东林，五年（公元1625年）勒致仕归。”
　　［27］《明熹宗实录》卷39。
　　［28］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载：“巡抚袁崇焕上言，捐弃两河，未有胜着，惟旧督臣王象乾，经臣王在晋抚存西虏，奴穷于无所入，旧枢辅孙承宗决出关、用辽人之议，奴穷于无所遵，故静伏者三年。”
宁远受挫，负伤撤围
三、宁远受挫，负伤撤围

　　枢臣孙承宗乘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的机会，镇守辽边，严防紧守，安定辽边三年多。罢职以前，发生了柳河（在今辽宁省新民县境，源出敖汉旗，经彰武县入边）事件，使阉党有了可乘的机会，迫使孙承宗退职回籍。使高第出镇辽边，这就揭开了宁远之战的序幕。
　　柳河事件发生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九月，当时，努尔哈赤派遣大批的汉人到三岔河以南的盐场去煮盐，人们难于忍受其苦，许多人寻找机会设法逃走了。努尔哈赤下令严加看管，盐工们生活更加艰苦。同年五月，有个名叫刘伯漒的汉人，带领几个逃民，来找马世龙求救。他说，后金四王子（即皇太极）驻在耀州城，统兵不满三百人，只要大军一过柳河，辽民即刻暴动响应，杀死四王子，歼灭后金兵卒，可以立个奇功。马世龙初想，阁臣孙承宗在离开关时有令，不许轻举妄动，所以没有进兵的意思。后来，哨将鲁之甲请求乘巡河的机会前去探看，马世龙也有贪功的念头，于是便兵分两路：一路由左辅率领向柳河上游进发；一路由右屯卫前锋副将鲁之甲、锦州驻防前锋营参将李承先，水兵营游击金冠、姚与贤等，率领向柳河下游进发。以鲁之甲为前锋营，于九月二十一日，从右屯卫起程，会同李承先等人于二十二日率领舟船约会子二家沟，渡柳河，二十七日攻击耀州城，并寻找解救盐场汉民之机。然而，明官将之间互不协作。金冠的水营故意违背约期不到会师地点，鲁之甲统兵等候到二十五日，只有水师将领金启徐督率六、七个小舟到达，鲁之甲只好用小舟，每次渡七、八个人过河。先期过河的有千总马吉、周守祯等官兵二百五十名，张文举、郝自演等统兵四百五十多名，另有归乡的难民二百三十名过河，鲁、李也率领八百名枪炮手过河，结营于河东岸洲子鼎，想搭结苇桥。因为没有大船，待渡兵卒，喧嚣不已。
　　这时，耀州城守是后金的将领屯布鲁、阿尔岱、茂海等，他们把明军的情况早已侦察到了，事先设下伏兵，严加守备。明兵到耀州城下，见寂静无人，以为有机可乘。哪里料到，城头一声呐喊，伏兵四起。明兵见势不妙，仓惶溃逃，后金兵在后追杀，一直追到河边（即娘娘宫的渡口），而明后继军的苇桥尚没搭成，众兵将一见后金兵来到，慌忙发炮还击，李、鲁二将奋力抵抗。八旗兵以众击寡，逼迫明军背水相战。结果没有过河的明兵几乎全部被歼，死亡四百多人，李、鲁二将负伤后死在泥水中［1］。
　　马世龙在二十六日从右屯卫起行，二十七日到达柳河，派人渡河增援攻打耀州城，援军还没有到，败兵已经纷纷退了下来，他急忙下令退兵。后金军大获全胜，共得战马六百七十多匹，将缴获的各种兵器送往沈阳报捷，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屯布鲁等人，杀牛祭旗，赏赐兵将。
　　明哨卒虽然败在柳河下游，但左辅所率领的兵到了柳河上游，突然攻击船城（今辽宁省辽阳县西山川城），杀了后金固山一名，兵卒数十，活捉了五百多人，得胜而还。后金在船城没有防备，遭到很大的损失，颇为惶恐［2］。此次两军冲突，胜负相当。假若明军各部兵将稍能协调一致，金冠水师及时赶到，明军获得一次小胜还是有把握的。消息传到朝廷后，阉党认为有机可乘，他们用攻击马世龙败兵，来动摇孙承宗的地位。因此大肆宣传柳河之败，胡说什么柳河一战，“辽之精锐十万尽矣”，又造谣说，关门旦夕将要失守。于是，朝廷议论沸腾，阉党纷纷上奏，皇帝竟然附和他们，下旨责备孙承宗，令马世龙戴罪立功。孙承宗原不知柳河战争真相，见朝廷是非不分，只好再次上疏求退。同年十一月，承宗被退职回籍了。
　　柳河事件后，孙承宗罢归乡里。皇帝下旨，以高第代行辽东经略职务。高第素来胆小畏战，不懂得军事［3］，他原在兵部时就极力主张只守关门，不必远守。孙承宗为此曾上疏批评他，所以高第恼恨承宗。高第投靠阉党，当承宗退职回籍时，高第原想乘人之危下毒手，杀死孙承宗。魏党不敢答应此事，高第才住手。高第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他刚到任，就因柳河新败，心怀畏惧，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令马世龙把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今辽宁省锦县西南“杏山”）、塔山（今辽宁省锦县南“塔山”）等城的兵马、器械撤下来。在撤退过程中，丢弃米粟十余万石，难民死于道路，哭声震野，致使军无战心，士气低落。当高第督促明军撤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坚守不撤，高第强逼他撤离。袁崇焕力争说，“兵法说，有进无退”，锦州、右屯若是动摇，宁远、前屯必然震动，关内也没有保障了。高第还是不答应，执意要撤离宁远、前屯二城。袁崇焕见他不听劝告，便愤怒地说：我是宁前道，官在这里就应当死在这里。高第见崇焕坚守宁远、前屯的志向不可夺，便将其他各城统统进行撤防，使宁远城变成一座孤城［4］。从这里不难看出，明朝末年，朝政腐败，阉党专权，用人不当，竟将高第这种保命害国的庸人，委以重任。其后果可想而知。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鉴于柳河战后，明阁臣孙承宗罢归，尤其是高第撤防，认为迸兵的时机到了。出兵之前，大额驸李永芳建议攻取宁远城。汉官张孝诚的意见更具有代表性，他说：先得宁远，设兵置器，再诱攻山海，从一片石入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收掠通州的谷物，直到明帝京城。以把皇帝的财宝都得来。在上下纷议中，努尔哈赤也认为明兵软弱，宁远城抗不住八旗兵攻击［5］，明经略高第撤军入关，造成了后金上下的轻敌思想。
　　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从沈阳统率大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向西进发。十六日到达东昌堡，十七日渡过辽河，北越广宁大路，南达海岸，八旗兵分路挺进，行军到西平堡时，捕获几个明军哨卒，从供辞中知道，明军没有大部队防守，仅右屯卫守兵一千，大凌河城守兵五百，铞州守兵三于。后金大军一到，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锦州游击肖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和大小凌河、杏山、塔山等各处军民便焚烧房屋、谷物，毫无抵抗，纷纷逃走。二十三日，后金兵临宁远城下。又越城五里，驻兵七大营［6］，横断通往山海关大路。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渡过辽河以前，袁崇焕已经得到了消息，他与总兵官满桂、同知程维楧等闭门待战，计算后金兵从三岔河到宁远的行程和日期，对于城内城外做了周密的部署。先贮备军粮，将城西龙宫寺的囤粮运入觉华岛。以参将姚抚民、胡一宁、金冠，游击季善、张国青、吴游击等率领水师四大营，战船二千多艘，兵将、商民近三万多人进行守卫。因为天寒封冻，命令兵卒凿冰十五里，以防后金兵履冰入岛［7］。其次，设牵制之兵。令修武营参将祖大寿统领营内健卒，汇合副将朱梅、游击马爌、邓茂林的士兵，出宁远西北兴水县瓦窖冲，以为宁远外援。以副将王承胤、肖升左领兵沿红罗山一带城堡随时策应。其他官员孟继孔、孙呈惠、王太运、周良驭、张存仁、余国凤、戴光祖、孙定辽、赵邦宁等领兵，或一、二百，或数千，各自为营，从宁远以北应援。水营游击姚禹贤、乔桓、季士登、都司王锡斧、守备王鳌、查应才等，选船上强健水卒从南面策应。中右所位居宁远之后，由城守刘永昌、尤岱死守。宁远西部由各堡主将窦成功等各率本部兵马应援。前屯卫由总兵赵率教守卫。又下令说，如果有一名溃卒逃至，必须立即逮捕，以贼论死。放一个兵卒过前屯卫，拿赵总兵论罪。山海关由总兵官杨麒固守，放一个兵卒入关，逮杨总兵问罪。同时，与察哈尔林丹汗等蒙古通了消息，约他们届时及时策应。
　　宁远城是袁崇焕亲自督修的，城脚以大石头砌成，城基入地深达五尺。袁崇焕、满桂、程维楧、何可刚，左辅等率领守城兵四、五万人，其中以广武营善于用火器的闽卒，架设新从葡萄牙输入的巨炮，与中左所都司陈兆兰、徐敷辏所率领的步兵共同坚守，命令总兵官标下的内丁助守四门。袁崇焕亲自督促内丁专在城内搜捕、拿获“奸细”。命令中军孙绍祖、何可刚、霍一厚、李国辅、黄惟正，彭簪古等人在四门督战［8］。为了鼓舞士气，坚定守城军民的信心，袁崇焕刺臂写血书、烹体肉，椎牛、杀马，大饷士卒，激励全体军民，誓与城池共存亡［9］。
　　正月二十四日午前，朝鲜王国的译官韩瑗，因为随从使臣去北京，路经宁远城，暂时住在城中，他正陪着袁崇焕与数名幕僚闲谈之间，探马官前来报告，说后金军已经到达。袁崇焕同译官乘轿到了指挥的战楼，与韩瑗并肩登楼，面无忧色，从容不迫，谈古论今。顷刻之间，炮声巨响，震动天地。崇焕见译官畏俱，便笑着说，敌兵已经到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兵从四面八方向宁远城进围，刹时间包围了宁远城。大额驸李永芳统兵攻打东门，余军四面逼攻，重点攻击城的东南角。前锋攻城兵身披铁铠二重，号为“铁头子”。以此军推双轮战车进战在前。战车以槐、榆二木重板做成，厚八寸，高八尺，形如轿，上覆生牛皮，内藏勇士数人，每战以此攻具紧靠城墙，上挡敌锋，勇士在内奋力凿城。城上明军见八旗兵攻城很猛，就以西洋大炮轰击，顿时炮火连天，后金兵许多人被炮火击中，尸积遍野，但城下铁头子兵，仍然不肯退缩，继续凿城不停。两军从白天战到黄昏，城上的火把通明。明军推出护城的木柜，半边卡在城堞之内，半边伸出墙外，柜中埋伏甲士多人，俯下射箭，如此数次，还是没有办法击中铁头子军，城墙的下半部已经有数十处，都被凿成了凹形，大有破城之势。合城百姓顿时慌乱，袁崇焕却镇静如故，命令以柴草浇上油，再加上火药，用铁绳子系到城下，或以柴、棉等物，搀硝磺、松脂焚烧。后金战车纷纷起火、炸毁，烧死了很多铁头子军，纷纷退下。这时明军乘机猛烈地发炮轰击，努尔哈赤正在奋力督战时，突然被炮火击中，受了重伤。因此八旗兵不得不全部退出战场，集结到龙宫寺。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身负重伤，各旗贝勒、大臣准备再战破城。这时，袁崇焕派人手持礼物下书激将，书中说：“老将横行天下，今日败在小子之手，岂非天数耶！”努尔哈赤对此异常镇定，以良马一匹作为回礼，送回使者，并回话：约期再战。袁崇焕乘后金军撤退的机会，派五十多名健卒缒下城去，用棉花、火药等，将后金兵丢下的战车，攻城的战具全部焚毁，拾回十多万枝箭镞，积极加强战备。
　　二十五日，后金八旗众贝勒、大臣决定再次攻城，以什乌里额驸佟养性攻夺东门，八旗兵分成百队，环城进攻。守城兵把火药放在芦花被褥中，卷起来，号称“万人敌”。当后金众贝勒督率八旗兵拥进外城，围困内城的时候，士兵见遍地都是被褥，不识其中的用意，各个争相夺取。城上守军把火箭、硝磺掷在被褥上，立即纷纷爆炸，八旗军死伤惨重。明宁远守城军卒士气大振，战斗情绪十分高昂。战士登陴而战，每射中一箭，伤一敌，都鼓掌互相鼓励。双方接战不久，八旗士卒的锐气大挫。努尔哈赤不得不再次退兵。袁崇焕见胜局已定，便派人到关上报捷［10］。
　　二十六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败兵之后，发现距离宁远城二十里海中的觉华岛是袁崇焕贮存粮食的地方，便急令武纳格等率领八旗蒙古，并增助八百多女真兵，向觉华岛冲击。觉华岛的守军在风雪严寒之中，穿冰不息，穿了又结，冰层不断地加厚，士卒辛苦万端，有的手指都被冻掉了。辰时，八旗蒙古分兵十二路，踏冰入岛。明觉华岛守卒身无盔甲，多数都是水手，不善于战阵，见敌军攻来纷纷溃败。八旗兵瞬息之间攻上了东山。巳时，又占领了西山。明四大营兵、商民全部被杀。午时，袁崇焕还坐镇城中享受胜利的喜悦，突然发现龙宫寺方向黄烟腾空，才觉悟到觉华岛的粮草被后金兵焚毁了。
　　当天下午，后金众贝勒、大臣考虑到三岔河以东的安危和见到明朝援军四面逼来，不能久留，就抬着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迅速东撤。一路上，士卒痛哭不止。后金军撤到距离宁远城三十里外兴水县的白塔峪（今兴城县西北“白塔峪”）堡扎营。这时，努尔哈赤十分懊悔，他责备李永芳说：你说此城易破，为什么这样难攻？二十七日，大军经过右屯卫。二月初九日，回到沈阳城［11］。
　　宁远之战是明军的一次胜利的保卫战。当袁崇焕的特使缒城到了北京报捷的时候，皇帝闻报大感欣慰，表示“朕心嘉悦”，特命户、兵二部发币金十万两，犒赏宁远城将士。又奖赏道臣袁崇焕白银一千两，升职为右佥都御史，仍旧镇守宁远城。满桂、赵率教升授总兵官，加都督同知职衔［12］。明廷上下文武各官都盛赞袁崇焕的功绩。
　　宁远之战的结局，后金官方承认战死游击两员，备御官两员，兵卒五百。明朝官方宣布，后金伤亡数千，或一万多人，内中有头目数人，努尔哈赤的儿子一人。朝鲜王国的译官韩瑗目睹实战，认为后金士卒战死的有数万，内中有努尔哈赤的孙子，称王者一人。按死伤人数和物资损失来说，明朝的损失较大，只觉华岛就死伤三万多人，被焚战船两千艘，粮饷无数。后金的损失，除了人员以外，主要是锐气大挫，军威扫地，使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战败受伤，郁闷成疾，导致身亡［13］。
　　宁远之战，袁崇焕以寡抵众，努尔哈赤以众击寡，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结局呢，是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从后金方面来说，失败的原因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是过于轻敌。努尔哈赤身经百战，拚杀了一生，敢于迎战其锋的人，实在不多，而且他一向是以用兵多谋著称，宁远之战他为什么如此轻敌？对于这个问题有几种看法，明朝官员中以前经臣王在晋等人为代表认为，最初明朝以阁臣孙承宗守边，努尔哈赤多有畏惧的心理，又不了解明朝边备的虚实，所以三年多没有敢向辽西进兵。这个看法在当时也是比较普遍的。王在晋等人的着眼点是认为，不幸有柳河之战，明军的一部败北，使努尔哈赤开始感到明朝边防军不堪一击，产生了轻敌思想，造成了所谓的“狂悖深入”［14］。以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及其同僚茅元仪等人为代表的认为，努尔哈赤深入宁远腹地，是由于高第上任以后，下令撤了锦州、右屯、宁远、前屯的设防，抛弃了关外四百里所造成的，如果不撤兵，敌人不会轻视我军，毅然而来［15］。实际上，这两种因素都有，比较起来，后一种意见更正确一些。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用兵经验来看，关键在于阁臣孙承宗去职。天启元年三月，大英明汗看准了有才干的熊廷弼去职的机会，直取辽沈，大获全胜。宁远的攻城战是想利用明朝阁臣孙承宗去职的机会，用“靴尖踢倒”宁远城，直取山海关。实在是没有把宁远城看在眼里，可以说轻敌到了极点［16］。当努尔哈赤渡过辽河的时候，见右屯、锦州、大凌河的明军纷纷败退，没有看清这是袁崇焕等人设下的诱敌深入之计，因此更加轻视明军，甚至无所顾及，率领八旗士卒直抵宁远城下。同时，又以袁崇焕“偃旗息鼓”的迷惑战术，为无人守城，轻进战地。交战以后，才醒悟过来，为时已晚。明军城上的炮火极猛，使后金兵东西南北四面受敌，措手不及，以致士卒损伤惨重，努尔哈赤自己也身负重伤［17］，由于轻敌而不审战机，不择天时，以致不顾寒天地冻攻城，增加了失败的因素［18］，八旗士卒自从得了广宁以来，近三年没有经过大战，各级额真久不临战，十分怠惰，不肯用心练兵，各种兵器都很陈旧，即兵无战心，以钝兵遇到了坚城，首战即败，再战而阵容大乱［19］；努尔哈赤出兵的时候四面受敌，东有朝鲜王国和毛文龙的兵，北面、西面有察哈尔林丹汗等蒙古兵的威胁，不能全力赴战［20］。
　　这就是努尔哈赤败在宁远城下的原因。
　　宁远之战，明军取得胜利的原因，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一是明朝阁臣孙承宗守辽的功绩卓著。就派人守宁远城，和宁、前、锦、右四卫的积储充实来说，首功应当归于孙承宗。没有孙承宗，宁远不能修筑坚城；没有孙承宗，不能大建觉华岛的水师，策应宁远，通登莱，使往朝鲜王国，以富宁远、前屯两卫，没有孙承宗“以辽土养辽人”，安插辽民就农，就不能使宁远、前屯等卫“殷富”，更不能安定辽民之心。因此，孙承宗守辽，奠定了宁远之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和安定民心的精神条件［21］。二是宁远城的守将心同志坚，士卒协力奋战。道臣袁崇焕、总兵满桂、同知程维楧、何可刚、左辅等众将领，战前共同下定决心，固守城池，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发挥了共同的智慧和坚定了共同的决心。三是袁崇焕守辽的心矢志坚，他顶住了经臣高第的逃跑主义命令，死不肯离开宁远城。同时，他又善于抚慰士卒，鼓舞士气，使明军将士的战斗情绪高昂，人人奋勇参战。他部署战阵有方，调度得法。宁远战前，袁崇焕除了设置守城兵以外，在宁远城周围设兵七路，四面牵制，还调察哈尔林丹汗的兵到宁远近地，连营二、三十里，使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敢久困宁远城，顾虑重重［22］。四是肃清内奸。袁崇焕成功的做法是在战前亲自在城内查奸。过去明廷先后失去了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其中努尔哈赤使用“奸细”来破城，起了很大的作用。明朝的各城守将都不知道查奸，惟有袁崇焕的头脑清醒，不肯重蹈覆辙，使宁远没有吃内部破城的亏［23］，借助于大炮的力量。宁远之战，明金双方武器的差距极大。明军依靠杀伤力很大的葡萄牙大炮。这种新输入的火器，由会运用这种武器的闽卒使用，使后金的八旗士卒伤亡惨重，士气低落［24］。
　　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胜利和后金军的失败而告终了。这一仗对于辽河东西的战局影响极大。在后金、明廷、蒙古、朝鲜王国各个方面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宁远之战对于后金的打击相当沉重，伤亡了许多士卒，主帅身负重伤，严重地挫伤了八旗士卒的锐气，从心理和精神上对于八旗兵的打击很重。从此，八旗士卒对于明军，常怀畏惧的心理，怯于攻城［25］。后金的国内也出现了不景气的情况，大有败落的趋势［26］。从此，后金的用兵方向改变了，从先攻取明辽河东西各城，后取朝鲜王国的方针，改变为先攻朝鲜王国，去后顾之忧，回过头来再攻取明朝关外各城的方针［27］。足见，宁远之战对于后金的影响是很大的。
　　宁远战后，明廷上下都很振奋，认为经过七、八年的战争，这是绝无仅有的胜利，人人扬眉吐气，皇帝也兴奋异常，认为这是“深慰朕怀”的胜仗，特发币银十万两，犒赏三军，鼓舞士气，以备再战。在明朝的军队中，也打破了后金军不可战胜的心理和改变了每战必先思逃的局面，增强了抗战的信念［28］。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率军败北，蒙古察哈尔林丹汗、喀尔喀各部误认为努尔哈赤的全军败没，从此坚定地站在明廷一边，截杀后金使臣的事件层出不穷。察哈尔林丹汗也以这一仗为统一蒙古的良机，发兵向分散的蒙古各部进军，加快了统一步伐［29］。当然，由于林丹汗统一战争的方法、政策有不妥之处，宁远之战也成了他败落的转折点。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败于宁远城下的消息传到朝鲜王国，朝鲜国王十分高兴，协助明廷，抗击后金的决心更大了。从此由表面上坐观两端的态度，改变为公开支援明军，接济毛文龙的军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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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4．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前书载柳河事件发生在八月，后书载发生在九月，本书取后者。
　　［2］《满文老档·太祖》卷65，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
　　［3］《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蔡鼐撰：《孙高阳前后督师略跋》，周文郁：《柳河巡哨纪事》，参见《边事小纪》卷4，《马世龙传》参见《明史》卷251。
　　［4］《御批历代通奚畴览》：第八函卷11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孙文正公年谱》卷5。
　　［5］《孙文正公年谱》卷5载：“柳河之役，我损失不过三百人，而中朝自欲张大其事耳，而敌实以船城之失过于是，且逼于沈阳，而心怀忧悸，如不撤兵，敌必不敢轻我而来。”《满文老档·太祖》卷71，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
　　［6］《武录》卷4。
　　［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武录》卷4。
　　［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何将军小传》参见《边事小纪》卷4。
　　［9］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10］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李光涛：《清入关前求款之始末》，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明熹宗实录》卷62。
　　［1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62。
　　［12］《明熹宗实录》卷62。
　　［13］《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3,《明熹宗实录》卷62,《徐文定公集》卷5，《武录》卷4。
　　［1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柳河之役，贼窥关外无备，故辄敢狂悖深入”．“无端有柳河之败……奴固有轻我，遂思以图我。”
　　［15］《孙文正公年谱》卷五。
　　［16］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载：“金国前者利用熊廷弼之去而略取辽河以东，今又利用孙承宗之去，直思取山海关，彼视宁远之守备以为不值铠袖之一触”，参见《边事小纪》卷4。
　　［1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袁崇焕上言：“……兵过锦、右一带，彼不知臣先行撤入，而谓我畏先逃，故一往无复顾忌，直抵宁远城下，臣又偃旗息鼓，待之城中，若无人，彼愈易而并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备而奋击之也，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败走。”
　　［18］《满文老档·太宗》卷3载：“我因出师以攻宁远，时适严寒，兵士劳苦，用即班师”，“毋以前宁远城冻，次之未堕，自以为得志！”
　　［19］《满文老档·太祖》卷71载：“……汗自得广宁以来，马步之兵三年不战，兵主怠惰，兵无战心，又车、梯、楯脆弱，器械不锐，汗轻视宁远，天累汗也。”
　　［2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三岔河以东，奴畏捣巢，不敢倾国而来，……虎酋（察哈尔林丹汗）……已抵于近边，离宁远七十里，……”。
　　［21］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
　　［2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圣谕……袁崇焕血书示众，将士协心筹运，师中调度有法，满桂等捍御孤城，矢心奋勇。”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
　　［2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袁崇焕揭称：“本道督内丁专一城内搜拿奸细”。
　　［24］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载：“崇焕此时守城，其确以为可恃者，葡国新输入之多数巨炮及善于施放火器之闽卒。”
　　［25］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载：“十一月壬午，谕曰，我军年来皆怯于攻城，同书天聪六年又载：“自征明国以来……然我常有惧心，盖彼战阵时晓习法律故……”
　　［26］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三章载：“太祖之宁远败绩，已有末路之势。”
　　［27］《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4载：“奴酋死后，第四子……分咐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优，后犯山海关、宁远等城云。”
　　［28］《明熹宗实录》卷62，卷6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袁崇焕将逃局打破”，“……中外倚之……倘肯左提右携，奇正互用，何难制奴之死命。”
　　［29］《清太宗实录》卷2载：“去岁我由宁远旋师。喀尔喀妄料我军尽殁，专意助明，移师相逼。我遣科尔沁之使臣，复屡被截劫。”
　　［30］《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3载：“……奴贼逆天犯关，大败而走，……小邦闻来，不胜喜幸。”同书卷12载：毛都督“既以领兵出边为言，则在我之道不可坐观而已，臣请（张晚）进住黄平之间，随事接应，令副使尹暄箭往安定等地，以便指挥诸将接济粮饷。”
总结一生，与世长辞
四、总结一生，与世长辞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身负重伤，败阵而归，内心实在难于平静，养伤三十多天，真是烦恼极了。他对于自己所做过的事情，也大生怀疑，深深地陷于自我反省之中。他时而想治国是否有误，体察民情是否有失，用人是否得当。时而又考虑诸子哪个可以继嗣，周围各国的情形。诸种问题一时都拥上了心头，使他终日心神不宁。又过了三十多天，努尔哈赤决定先发兵讨伐蒙古，以振军威，然后再安置继嗣，料理身后的事。
　　蒙古是后金征伐明王朝的身后之患。努尔哈赤决定先打击喀尔喀各部，以除后顾之忧。在喀尔喀各部中，抗金态度最坚决的是巴林部的囊奴克。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在伤势稍好之后，便亲自统率诸贝勒、大臣出征蒙古。初五日，大兵到了十方寺，渡过辽河安营扎寨。初七日，分兵八路向囊奴克驻牧的地方扑去。
　　皇太极、阿敏、阿济格、硕托等贝勒，率领前锋部队，猝然到了囊奴克寨。囊奴克事先不知道消息，没有准备，临时匆忙率领少数亲兵逃走。后金兵随后猛追。囊奴克竭力打马奔驰，还是摆脱不掉追兵，他只好且战且走。不意皇太极率领本部兵绕道转到囊奴克的身后，突然放箭，囊奴克中箭落马。努尔哈赤率领后继大军包围了囊奴克寨，将牲畜、财物全部夺来。
　　本月初九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和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硕托、萨哈廉等，率领精骑兵一万，向西喇木伦河一带进军，把所遇到的各部蒙古的人、畜、财物全部掠来。同时，努尔哈赤还命令莽古尔泰与八旗诸将统率两千轻骑随后增援，也到了西喇木伦河，将掠到的牲畜都驱赶回努尔哈赤的大营。
　　努尔哈赤统率大军，经过半个多月的征讨，胜利回师了。在后金的兵威之下，五月初，原古尔布什的属下，喀尔喀巴林部的首领拉班塔布囊和他的弟弟得尔格，率领一百多户前来投靠后金。
　　这次后金出兵，共得蒙古的牲畜、人口五万六千五百多，其他财物分别等级，分赏给诸位将领和兵士。努尔哈赤这次出兵蒙古，既挽回了宁远败兵的名声，重振了军威，也补充了财力方面的亏空，把喀尔喀部基本上收服了，除掉了对明战争的部分牵制。
　　天启六年，科尔沁诸贝勒的大首领鄂巴台吉，乘后金出兵囊奴克牧地，兵踏西喇禾伦，大获全胜的机会，于五月十六日，前来朝拜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后金对他前来朝拜十分重视，派遣和硕贝勒莽古尔泰、皇太极等，远迎至中固城，设大宴款待。一路上双方共设大宴三次。二十一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出沈阳城十里，设立大帐，盛情亲迎。鄂巴入帐叩拜努尔哈赤，互相赠送礼物后，被迎入沈阳城。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众贝勒、大臣，每日宴请鄂巴，并以图伦的女儿敦哲配给鄂巴为妻，招为额驸。努尔哈赤与鄂巴各自对天盟誓，表示永敦和好。六月初七日，努尔哈赤赐给鄂巴以汗号，名为土谢图汗。鄂巴的哥哥图梅为岱达尔汗，弟弟布尔塔齐为扎萨克图都棱，和尔和岱为青卓礼克图。又各赐予盔甲、衣服、银器、雕鞍、缎、帛等。初十日，鄂巴起程回科尔沁，努尔哈赤长途相送，直到沈阳东北近四十里的蒲河。又命令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等远送至铁岭城［1］。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晚年，根据蒙古各部对后金的不同态度，采取“一打一和”，进一步奠定了后金政权对蒙古上层的基本政策。
　　六月二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谕令诸子要相互和睦。坚持实行八分，任何人不得擅自私取。一人有了过错，他人要直谏，不得迁就姑息，八人要同心协力，勤理国政。并且又讲古论今，引经据典地教诲诸子，要艰苦创业。明确指示：要以通达国事，洞悉民隐，知道德政的人作为君王。若能领会我的训诫，承继我的基业，笃行不苟，国将受其福。最后，努尔哈赤以金世宗的话，教导八大贝勒要努力治国，严格遵守和执行已经制定的成法，坚持信赏必罚的政策。同时，他也以不安的心情，幻想有那么一天，不用自己亲自管理国事，坐观众贝勒治理国政，以享晚年之乐［2］。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众子的训谕，表露了其晚年不顺心的悲苦，但又留恋尘世，心情是相当复杂的。虽然他在对蒙古问题上的处置有一定的进展，但宁远惨败一直冲击着他的心房，使他心神不宁，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3］。加上宁远之战以后，后金社会没有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而是粮饷缺乏，人参、貂皮没有地方出售，日用品严重的不足，民心涣散，民族关系紧张。面对此情此景，努尔哈赤怎么能心情舒畅呢？六月份，努尔哈赤训诫诸子是个先兆，事隔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的病势加重，不得不到清河温泉去疗养。努尔哈赤到清河后的八月一日，派遣侄儿阿敏贝勒持书祭拜堂子，乞求天神、祖宗保佑。祭文说：天父，你的儿子汗病了，我将给你立像祭祀，请求你千万保佑我的病快点好。我康复以后，将在每个月的初一，祭祀你一次，月月不断绝。阿敏念完祭文之后，杀牛，烧纸，祭祀神祇［4］。
　　四天以后，努尔哈赤逐渐感到周身舒展，误认为病体果真的康复了，便急着要回沈阳去。他乘船由太子河顺流而下，并传谕大福金阿巴亥前来迎接，会于浑河。八月十一日，当走到沈阳东四十里的叆鸡堡时，背疽（皮肤上的毒疮）突然发作，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多妻多子女，他先后娶了元妃佟佳氏，庶妃钮祐禄氏、兆佳氏，继妃富察氏、侧妃伊尔根觉罗氏、中宫叶赫纳喇氏、侧妃哈达纳喇氏、庶妃嘉穆瑚觉罗氏、大妃乌拉纳喇氏、庶妃西林觉罗氏、侧妃叶赫纳喇氏、侧妃博尔济锦氏、寿康妃博尔济锦氏。此外，还有外宫小福金泰恩察、金泰、纳扎等。努尔哈赤共有十六子，长子褚英，号洪巴图鲁，又称阿尔哈图土门、次子代善，号古英巴图鲁、三子阿拜、四子汤古岱、五子莽古尔泰、六子塔拜、七子阿巴泰、八子皇太极、九子巴布泰、十子德格类、十一子巴布海、十二子阿济格、十三子赖慕布、十四子多尔袞、十五子多铎、十六子费扬古。此外努尔哈赤还有女儿八人［6］。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生前首立褚英为嗣，次命代善执政，都有始无终。最后，他确定八贝勒共治国政。努尔哈赤死后，争嗣的事重起。当年九月，在八贝勒推举时，因皇太极“深契先帝圣心”，终为人心所归，在岳托、萨哈廉兄弟推动下，大贝勒代善出面推举，以“才德冠世”的皇太极乃继承大位。于是，皇太极做了新汗，史称清太宗。定年号为“天聪”，以第二年（公元1627年）改元为天聪元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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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满文老档·太祖》卷65，《满洲实录》卷8。
　　［2］《满洲实录》卷8。
　　［3］《明熹宗实录》卷71载：“辽抚袁崇焕复奏……回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载：“建州国汗，疽发于背。”
　　［4］《满文老档·太祖》卷72。
　　［5］《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4，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6］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4。
　　［7］《武录》卷4，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一》，《清太宗买录》卷1。
结语
结语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一生，奋斗不息，创建了后金国。
　　努尔哈赤是在明代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作为一定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者出现的。从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五世祖董山相继南迁到朝鲜王国和汉区附近，吸收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民族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如果说，猛哥帖木儿的历史功绩在于率领部落南迁，使女真社会由狩猎、牧放和采捕生产向农业生产过渡，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的话，那么，董山的历史功绩则在于他继承了父志，曾力尽明朝臣子之责，架起了汉区和女真地区经济交往的桥梁，进一步密切了与汉族人民的关系，完成了女真社会向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过渡。脱罗，脱原保及其以后的各代，都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开创的事业，奠定了明代女真社会统一的物质墓础。到了努尔哈赤的父、祖时期，女真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努尔哈赤在这个基础上，代表女真社会新兴的奴隶主集团的利益，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适应女真社会要求统一的历史潮流，乘明王朝末世，朝政腐败，边政废弛，边官堕落、贪贿，率领父子兵揭竿而起，统一了原来明朝的建州三卫各部，逐步建立了强大的民族武装及各族人民参加的武装队伍。先后将海西和东海女真各部二百多年分散的局面，推向了空前的统一。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中，将东北三省的广大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分布在这个广阔地面上的女真各部，多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生活在一起，过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他们或在奴隶主，或在封建主辖域之内，比较自由地进行生产。努尔哈赤除了在军事征服中，将分散的人口集中在佟佳江、苏子河、浑河流域一带以外，把原有的各部部长、塞本、都分别任作各级额真。一般的人都以战功大小得任各级官吏，按八旗牛录制度重新组织起来，又吸收了汉族和蒙古族的官民，把过去各部、各族在服饰、居地、法制、生产、习俗、语言、婚姻等不同，都划一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也就是加速了满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天命二年），努尔哈赤征服了东北海滨和库页岛以后，连下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明代东北疆界基本上囊括在后金的版图内。当沙俄侵华的魔爪伸向黑龙江地区的前夕，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的统一事业已经基本上定局了，他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立下了丰功伟绩。
　　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还在于，他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将女真社会分散的居民集中起来，统一了女真地区的民族经济，集中了女真地区的社会财富，推动了女真社会阶级的分化，使女真社会存在几百年的奴隶制因素，得以迅速地增加。他建立了奴隶制的农庄，奠定了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社会基础。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社会过程中，使女真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立了以旗制为国体的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后金国，终于把明代女真社会推进到文明发展的新时期。
　　后金军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在强大的封建生产方式影响和汉族人民反抗、暴动等特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条件下，推动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使他们不得不改革旧制，重立新章，使满族从奴隶制迅速地向封建制度转变。努尔哈赤以他的远见卓识，适应女真社会厉史车轮的转动，不断地将本民族的历史推向前进。
　　努尔哈赤所以能够得以发展和成就他一生的大业，还在于他以广阔的胸襟，依靠、团结女真、蒙古上层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官绅。坚持实行严肃法纪、礼尊谋士、广集将勇、优待功臣、奖罚分明、厚养士卒的政策。这一切都生动地说明，努尔哈赤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政治家。
　　努尔哈赤四十年如一日，奋战一生。他既精通本民族的骑射，练就一身好武艺，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毫不畏惧。他努力学习汉族文化，深晓兵书战策，凡是攻城野战，满族八旗兵都有自己的一套战略战术。以此为指导建立，并武装了一支组织严密、机动灵活、英勇善战的八旗劲旅，威震古老的东方。明朝人徐光启评论说：努尔哈赤“厉志四十年，尊礼谋士，厚养健卒，博咨密议，简练训齐，其制器选士，政教服习，不合于法者鲜矣”［1］。由此不难看出，努尔哈赤也不愧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
　　努尔哈赤在几十年间，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在欢呼声中陶醉了。没有想到辽沈人民的抗金浪潮势如波涛汹涌，一浪高似一浪。当人民的力量充分地显示出来的时候，所谓“恩养”辽民，顿时化作血和剑。暴露了大奴隶主、农奴主阶级俱怕与仇视人民的真面目。努尔哈赤从夺取抚顺城以后，对抗拒的人采取杀戮政策，以致全辽每年被杀的人数以千、万计。尤其是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夭命十年）的大屠杀，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的社会生产力，犯了杀人过多，失掉人心的错误［2］。
　　努尔哈赤的晚年，尽管做了一些坏事、蠢事，但他的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是满族的英雄，是少数民族中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大清王朝创基立业的开山祖，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国君主之一。他的历史功绩留在历史上，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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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徐文定公集》卷1。
　　［2］《满文老档·太祖》卷66，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载：努尔哈赤“得辽人十有其八，杀辽人十有其七”。此话虽有过之，但说明杀了不少。
努尔哈赤年表

康熙（罗仑）
康熙
罗仑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一　登上历史舞台
　　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当西方出现了象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这样名著一时的君主之时，在东方的中国，也出现了一位举世瞩目的统治者，此人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熙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生于公元一六五四年（顺治十一年）春，他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个儿子，其生母是孝康皇后佟佳氏。
　　康熙帝出生时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有些什么特点呢？
　　太家都知道，十六世纪以后，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此后，西方殖民者在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同时，也伸向了中国。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公元一五五七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殖民者占据了我国澳门；公元一六二四年（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占据了我国台湾的鹿耳门；公元一**三年（崇祯十六年），沙俄殖民者侵入了我国黑龙江地区。而公元一**○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是康熙帝出生前发生的一桩重要历史事件。这次革命特别引起了西欧各国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使世界处于历史巨变的十字路口。
　　在中国，当时封建社会已进入自身发展的晚期阶段。正是在这时，国内发生了明、清两朝更替的重大历史事件。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康熙帝出生时，世界和中国都处在一个多事之秋的动荡历史年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康熙帝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元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春，顺治帝福临去世，由玄烨继承了清帝国的皇位。次年（公元一六六二年）改年号为“康熙”，这一年，康熙帝年方九岁。
　　康熙帝的一生，可以说颇具传奇色彩。他那足智多谋、当机立断的政治家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智擒鳌拜这件事谈起。
　　原来玄烨登位时，因为年纪尚小，因此秉承父亲的遗命，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位辅政大臣的辅助下执政。在这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年已老迈，遏必隆是个软弱无用的人，而稍具棱角的苏克萨哈根本不是鳌拜的对手，因此，鳌拜很快就独揽了大权。此人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文武各官，尽出伊门”。平时不仅凌驾于其他三位辅政大巨之上，甚至连政府官员呈给康熙皇帝的奏疏，他也经常先带回家去同其私党商议，根本不把年少的康熙皇帝放在眼里。其实康熙帝这时年纪虽小，但由于他在宫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他天赋极高，智力过人，具有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对当时清帝国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因此，年少的康熙帝与独揽大权的鳌拜，在许多军国大事上发生着矛盾：
　　在大政方针上，康熙帝主张通过改革使入关后的满族统治者进一步封建化；而鳌拜则坚持“率祖制，复旧章”，事事按太祖太宗的老规矩办事。这是革新和保守的矛盾。
　　在具体问题上，康熙主张抑制“三藩”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而鳌拜则对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割据势力采取纵恿态度。康熙主张统一台湾；鳌拜则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统一台湾之事搁置下来。康熙主张对西北噶尔丹的分裂势力予以必要的关注；而鳌拜则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康熙主张优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鳌拜则在公元一六六三年（康熙二年）借口庄廷鑨私修《明史》而兴大狱，追查迫害与明史案有牵连的人。康熙主张停止“圈地”，而鳌拜则继续推行着自顺治初年开始实行的这一虐民政策。不仅如此，鳌拜还在公元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为了他所属的镶黄旗的集团利益，一手制造了强行与正白旗更换旗地的严重事件。他硬说清初多尔哀摄政时，将正白旗安置在北京附近永平府一带，而将他所属的镶黄旗移往保定、河间、涿州一带，是偏袒了正白旗，并认为这不符合祖宗规定的“八旗自有定秩”的原则，坚持要和正白旗调换旗地，声称如果土地不够，则“别圈民地补之”。鳌拜这一图谋，是想在“互换”中加强镶黄旗的势力，打击正白旗的势力，并再次掀起圈地新高潮，但是，遭到各阶层的反对。例如：户部尚书苏纳海就奏称：“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但一意孤行的鳌拜，还是强令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督办圈换旗地的有关事宜。后来，当他们了解到实施鳌拜的主张将造成“旗民交困”的恶果，因而上疏反对圈换旗地时，鳌拜在大发雷霆之后，竟不顾康熙帝和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反对，假传圣旨，将苏、朱、王三人处死。在这次强行更换旗地的过程中，共迁移镶黄、正白两旗的壮丁六万余人，共圈换土地三十一万余垧，不仅严重破坏了生产，使大批人民失去土地，而且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年少的康熙帝这时已认识到，让鳌拜继续专权，给清帝国带来的后果将是严重的。于是康熙帝就在鳌拜一手制造更换旗地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便毅然开始亲理政事。这一年，康熙帝方才十四岁。
　　当时，辅政大臣中的苏克萨哈看到康熙帝既然已经亲政，便要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交出权力。诡计多端的鳌拜不愿仿效苏克萨哈交出权力，便罗织罪名，诬陷苏克萨哈的辞职是“背负先帝”，“藐视冲主”，“心怀异心”，要将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当时，由于鳌拜还把持着很大的权力，致使刚刚开始亲政的康熙帝无法更改鳌拜的决定。结果苏克萨哈还是被判处了绞刑，含冤死去。在苏克萨哈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鳌拜的权势更加膨胀。与此同时，康熙帝与鳌拜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化。
　　到了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十六岁的康熙帝在政治上已逐渐成熟，终于与鳌拜进行了摊牌斗争。
　　年轻的康熙帝首先以下棋为掩护，将亲信大臣索额图等召进宫来定下计谋，然后突然召见鳌拜入宫。当鳌拜和往常一样有恃无恐只身走进宫时，康熙帝出其不意历数了他的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等罪行，并喝令左右将他拿下去！这时，预先埋伏好的十几名精于摔跤的布库少年，一拥而上，将鳌拜捆翻在地。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鳌拜所犯罪行有三十条之多，最初被判处死刑。据说不久他请求晋谒康熙帝。当康熙帝降恩召见时，他请年轻的皇上看了他为搭救清太宗而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疤，因此康熙帝赦免了他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来，鳌拜在服刑中结束了一生。
　　康熙智擒鳌拜，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宣布永停圈地，平反苏克萨哈冤案，举行“经筵”讲座，颁布“圣谕十六条”，复改内三院为内阁。为了避免鳌拜专权的历史事件重演，不断削弱诸王旗主的势力，使曾经左右军国大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形同虚设。到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又设立了南书房以压抑内阁权力，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总之，在清除鳌拜之后，康熙帝开始处于强者的地位。正如康熙帝自己表述的那样：“今天下大小事务，皆联一人亲理”。从此，清代的历史，在康熙帝的统治下，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　平定三藩
　　在智擒鳌拜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七三年（康熙十二年），终于爆发了“三藩”武装叛乱事件。这对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康熙皇帝的治国才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里所说的“三藩”，是指因带领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起家，被清初统治者封为平西王并留镇云南的吴三桂；因较早降清并镇压农民起义，被封为平南王而留镇广东的尚可喜；以及明朝降清将领的后裔——承袭了祖父耿仲明和父亲耿继茂靖南王爵位并留镇福建的耿精忠。
　　这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在军事上各拥重兵。其中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力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各六七千。吴三桂拥有五十三佐领和绿旗兵一万二千，超过耿、尚兵力的总和。在政治上，他大搞独立王国，结党营私，例如在云贵地区收揽党羽，树立山头，并将知县以上的官吏百计罗致，为私人服务。在这个地区里，凡他任命的官吏将佐，不受中央吏部和兵部的控制。在经济上，他垄断了地方财权。例如在云南“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还“招徕商旅，资以藩本，使广通贸易，殖货财”，财政收支户部不得过问。同时，他还大肆兼并土地，不仅将云南明代黔国公沐氏的田庄全部据为己有，还将已归农民耕种的明代卫所军田占为己有。而分别留镇福建和广东的耿精忠和尚可喜，在各自的控制地区里，也有类似的劣迹。如耿精忠“以税敛暴于闽”，尚可喜“令其部人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在广东大发横财，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早在鳌拜专权时期，康熙帝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等到清除鳌拜之后，康熙帝更是把这种危及国家安定的割据分裂势力视为心腹大患，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在积极寻找解决“三藩”问题的有利时机。
　　到了一六七三年，一个撤藩的有利时机，终于来到了。这一年，尚可喜因年事已高，便上疏要求回辽东养老，并请求让他的儿子尚之信继承平南王爵位，仍留镇广东。年青的康熙帝抓住这一时机，只同意尚可喜回辽东养老，不同意尚之信留镇广东而决定撤藩。康熙帝决定撤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云南和福建。吴三桂和耿精忠为了试探康熙帝的真意，先后都耍了表面上打报告请求撤藩，而暗地里却调兵遣将准备叛乱的花招。当康熙帝收到他们要求撤藩的报告后，群臣议论哗然，多数大臣担心撤藩会惹出大祸。康熙帝则断然指出：“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了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于是下令同意吴三佳、耿精忠同时撤藩。吴三桂在摸清了康熙帝的真正意图后，便在一六七三年十一月率先举行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杀了清朝派驻云南的重要官员。一六七四年三月，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州起兵叛乱。一六七六年二月，尚之信也在广东起兵响应叛乱。再加上其他与吴三桂素有联系的汉族将领也纷纷叛乱。一时之间，战火几乎燃遍了半个中国。
　　当吴三桂在云南昆明发动军事叛乱的消息，十万火急地传到北京之时，满朝文武大臣为之震惊。其中，只有少数人坚决主张平叛，而大多数人或主张“以德服人”，不要动武，或主张恢复三藩的权力，杀掉同意撤藩的官员，向吴三桂让步。更有甚者，如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竟向康熙帝提出了“裂土罢兵”，承认分裂割据的合法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康熙帝力排异议，断然决心武力平叛。尽管在“三藩”叛乱的战幕刚刚揭开之时，吴三桂依仗其雄厚的兵力东进贵州、湖南，北攻四川、陕西，在军事上取得了一时的优势。但是，康熙帝在平叛战斗中，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一是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具体措施是处决吴三桂留在北京的长子和孙子，以表示平叛的决心，同时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孤立吴三桂。二是建立后方军事基地。具体措施是选定山东的兖州和山西的太原作为集结兵力的进击基地，妥善处理北京的奴仆起义，不使矛盾激化。三是阻止吴三桂的军队渡江，具休措施是调遣八旗劲旅守住湖北荆州。四是切断吴三桂与耿精忠的军事联系，具体措施是派兵进入江西，预防吴、耿两军在江西会师。五是千方百计稳定西北局势，具体措施是先以优势兵力击败陕西的王辅臣，然后恢复他的官爵，授予他靖寇将军的荣衔，仍让他的部队驻扎在陕西汉中地区。尽管王辅臣其人一再叛附不定，但最后还是将他争取了过来，从而消除了“三边动摇，势难猝定”的后顾之优。因此，当战争进行到公元一六七六年年终时，康熙帝便扭转了战机，稳定住西北局势，粉碎了吴三桂的湖南防线，并取得耿精忠、尚之信先后降清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从此以后，吴三桂陷入了军事上的孤立。到了公元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每况愈下的吴三桂孤注一掷，在湖南衡州（今衡阳市）称帝，几个月后死去。不久，他留下的部队便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败退到昆明。清军从湖南、广西、四川进入云南并包围了昆明。吴三桂的孩子吴世璠进行顽抗，到了公元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底，清军将领赵良辅率部攻下了昆明城，吴世璠自杀。至此，前后历时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遂告平定。这一年，康熙帝方才二十八岁。白晋所写的《康熙帝传》在描写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的劳累情景时说：“他为掌握叛乱的全部情况，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夜以继日地召开会议、发布谕令。”并说：“康熙皇帝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处理政务，发布了一系列卓越的诏令”。
　　经过这场历时八年的斗争考验，康熙帝的治国才能震惊了中外。

三　统一台湾
　　公元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当平定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正在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年轻的康熙帝作出了“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以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康熙帝极其重视统一台湾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他所面临的那个时代，正是西方殖民者入侵台湾和中国人民英勇抗击西方殖民者入侵台湾的时代。在公元一六二五年（天启五年），也就是在康熙帝出生前的三十年，荷兰殖民者率先在台湾建立了赤嵌城作为侵略据点。公元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也就是康熙帝出生前两年，台湾人民在郭怀一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给盘踞在赤嵌城的荷兰殖民者以沉重打击。到了公元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康熙帝登位的那一年，抗清将领郑成功从金门料罗湾誓师东渡，进军台湾。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于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接受了荷兰殖民者揆一献上的投降书，收复了台湾。不久，郑成功因病去世，台湾便由其子郑经继续统治。二是因为康熙帝从史官那里了解到：三国时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等率兵到达过台湾，隋炀帝时为了慰问当地的居民，也曾两次派人到达台湾；南宋时台湾及其附属的澎湖列岛归福建省晋江县管辖；元时在澎湖列岛设立了巡检司负责管理台湾和澎湖；明朝时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为密切。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康熙帝智擒鳌拜之前，由于鳌拜压制了进取台湾的意见，因而把统一台湾之事搁置了下来。等到康熙帝清除鳌拜真正掌握实权后，又很快便爆发了三藩之乱。为了集中力量平定三藩之乱，因此在公元一六八一年以前，康熙帝收复台湾的策略是以招抚为主。他把具体执行招抚工作的任务，非公开地交给姚启圣去做。后来在漳州特设“修来馆”，凡是从海峡那边来的郑氏集团的军政人员，一律厚礼款待、授予官职，正如史籍上所说：“不终岁，其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以所部降，郑奇烈、陈士恺继之；林翰、许毅等均被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到了公元一六八一年，平定三藩已经胜利在望，康熙帝认为统一台湾的条件业已成熟，加上恰好郑经在这一年死去，由其子郑克塽继立，政治愈加腐败。于是康熙及时作出了“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的战略决策，并作了如下的部署：他一方面下令在福建沿海集结兵员，打造船只；一方面将赞成统一台湾的姚启圣和施琅分别任命为福建总督和福建水师提督，把筹划进取台湾的任务交给了他们。施琅为了作好充分准备，调整了兵力，并制定了先取澎湖，后取台湾的详细作战方案，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朝廷内外杂言纷起，有的反对重用施琅，有的主张“征台湾宜缓”，有的风言风语地说“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与此同时，合湾新上台的郑克塽也仿效其父郑经，致书清政府“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康熙在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批准了施琅的作战计划。就在这年夏历六月十六日，施琅率领战船三百艘和经过多次水战演习的二万名士兵，从福州出发，兵锋直指台湾的门户——澎湖。台湾的郑氏集团也早有准备，派刘国轩预先在澎湖的战略要地建立了一条长约二十余里的海岸防线，因此这场攻打澎湖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由于清军准备充分，指挥得宜，士气旺盛，经过七昼夜的海上鏖战，终于在六月二十二日胜利攻占澎湖。刘国轩狼狈地乘了一只小船逃回台湾。这样，通向台湾的门户便被打开了。
　　自清军一举攻占澎湖后，台湾的郑氏集团大为震骇，乱作一团。郑克塽见大势已去，遂决定向清军投降。这样，清军就在当年夏历八月，在施琅的率领下胜利进驻台湾。
　　在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康熙帝立即拟定了对郑克塽及郑氏政权的军政人员实行宽大政策的诏令，妥善处理了郑氏集团的降清人员。
　　就在这时，清政府内部在对台湾的善后措施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迁其人而弃其地”，甚至有个别人还想把它送给荷兰；另一种意见主张在台湾设置府县，加强管理。曾为统一台湾立下战功的施琅是后一种意见的代表。
　　他慷慨陈词地指出：台湾不仅物产丰富，而且是东南数省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果放弃台湾，必将被垂涎三尺的西方殖民者重新占领。到那时，中国沿海诸省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后果将不可设想。康熙皇帝支持了施琅的意见，并严肃地指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这样，清政府便在统一台湾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加强了对台湾、澎湖的管理，正式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同时，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康熙帝在收复台湾后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加强了我国台湾地区的军事防卫力量，巩固了我国东南海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　抗击沙俄侵略
　　在统一台湾并加强了东南海疆防卫力量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三十二岁的康熙皇帝决心对沙俄殖民者长期骚扰、入据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行径，实行反击。这年的二月，康熙帝下达了进攻雅克萨城的命令。四月，清军在都统彭春、副都统郎坦、班达尔沙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人的率领下出发。六月，兵临雅克萨城下。当清军向侵占该城的俄军头目图尔布青发出的要求退还侵占地区，停止侵略的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后，遂于六月二十五日晚全线出击，开始攻城。经过彻夜激战，清军胜利攻克该城，俄军被迫投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雅克萨之战。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康熙帝决心采取这次军事行动，并非偶然。
　　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直至鄂霍茨克海的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八世纪时的唐朝、十一世纪时的辽朝、十二世纪时的金朝以及十三世纪时的元朝，都曾在这个地区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到了明代，又在这个地区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的指挥机构就设在离黑龙江入海口处不远的特林地方。明朝中央政府曾派亦失哈等先后十次视察了这个地区，并在永宁寺竖立了永乐、宣德的两座石碑，记载了明朝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有效行使管辖权的实况。清太祖奴尔哈赤称帝以前，作为女真族的首领，他曾经是受明朝政府委任管理黑龙江流域的重要地方官员。自从奴尔哈赤称帝后，接管了明朝的疆土，统一了整个黑龙江地区。清太宗继位后，达斡尔族的首领巴尔达齐，成为清政府管理这一地区的地方官员。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公元一**三年（天聪八年），沙皇政府利用明、清两朝正在交替无暇北顾的时机，首次派遣了以波雅科夫为首的殖民军，侵入了黑龙江下游，并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了野蛮的烧杀抢掠。公元一六五○年（顺治七年），也就是康熙帝出生前四年，以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为首的第二批沙俄殖民军，又侵入了我国黑龙江流域。他们占据中国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住地雅克萨，构筑堡垒，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在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等先后南侵黑龙江的同时，沙俄还派遣军事人员越过贝加尔湖向东侵犯，并在中国蒙古族茂明安部的驻地尼布楚，构筑堡垒，作为进一步向黑龙江中下游扩张的军事基地。到公元一六七六年（康熙十五年），也就是“三藩之乱”爆发后的第三年，沙皇政府竟妄图乘清朝内乱，出兵中国，征服长城以北地区，其侵略气焰达到了极点。
　　对于沙俄殖民者的侵略行径，虽然清政府和当地居民也曾给予不同程度的回击，例如：公元一**三年（崇祯十六年），我国黑龙江地区的各族人民，就开展了反击波雅科夫侵略军的斗争；公元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清政府曾派遣部队讨伐过哈巴罗夫，并在乌扎拉村进行激战，公元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清政府派兵进行了围剿沙俄入侵者的呼玛尔之战；公元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清政府还指令驻宁古塔的都统沙尔虎达率领战舰四十七艘，在松花江口附近进行了全歼斯捷播诺夫部的松花江之战。但是，总的说来，在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五年）以前，清政府与沙俄之间的斗争，在策略上还是以外交抗议为主。从公元一六七七年起，康熙帝越来越认识到，要想使东北边疆得到安宁，在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还必须选择时机，在军事上进行反击。
　　公元一六八五年进行的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就是康熙帝在经过了多年准备之后，并选择了三藩已经平定、台湾业已统一的有利时机，对沙俄侵略者实施反击，并一举取得胜利的著名战役。
　　康熙帝所以要对沙俄侵略者断然采取这次决定性的自卫斗争，是因为他深深认识到黑龙江、松花江一带，对清帝国的安危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点可以从康熙帝在一六八五年七月第一次雅克萨之役取胜后给大臣们下达的诏书中看得一清二楚。康熙帝对他们说：“即今征剿罗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关甚巨。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联自十三岁亲政，即留意于此”。在这次战役取得胜利后，康熙帝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俄军采取了听其去留的宽大政策，一方面则指示有关人员说：“雅克萨城虽克取，防御决不可疏”。果然沙俄侵略者乘公元一六八五年八月清军主动撤回之际，再次闯进雅克萨城，并修筑城墙，构筑工事，企图再次长期盘踞。于是在公元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终于爆发了第二次雅克萨城之战。这年春天，康熙帝指令萨布素等将领统帅清军向雅克萨进军。同年七月至十月清军在雅克萨城与沙俄侵略军进行了持续三个月的激烈战斗，击毙了俄军头目图尔布青，给了沙俄侵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最后俄军不得不被迫放下武器，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著名的尼布楚谈判正式开始。康熙帝派出了以索额图为首的清朝代表团与以果罗文为首的沙俄代表团进行谈判。早在这次谈判的前一年，康熙帝就严正指出，中俄冲突是由于沙俄侵略中国边境造成的。他说：“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玛尔诸江，据我所属尼布潮、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耳等。及我兵筑城黑龙江，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岁刹之原委也”。同时康熙帝还向清朝使团交待了与俄方谈判的基本原则。康熙帝指示说：“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当谈判正式开始后，果罗文企图强迫清政府接受“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要求。索额图在发言中重申了清政府的严正立场，指出沙俄入侵者必须退到色楞格河以西，尼布楚和雅克萨一带必须归还中国。由于沙俄使团顽固坚持侵略立场，使谈判陷入僵局。后来为了及早达成协议，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噶尔丹叛乱的问题，索额图便根据康熙帝的另一指示——即“彼使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的指示，作出重大让步，表示尼布楚可以让给俄国。但俄方谈判代表仍不满足，迫使谈判中断。后来，俄方代表团看到中国使团加强了戒备，加上尼布楚一带的我国少数民族又掀起了抗俄斗争，俄方的态度才稍有收敛，不再坚持占据包括雅克萨在内的黑龙江北岸。接着，经过多次频繁的交涉，双方终于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六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该约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毕齐河和领尔古纳河为界。该约以法律条文规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样在康熙执政时期，中国便收回了被沙俄侵占的一部分领土，遏制了沙俄对黑龙江地区的侵略，保障了东北边疆的安全。

五　亲征噶尔丹
　　在公元一六九○年（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次年，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三十七岁的康熙皇帝亲自率领大军北出长城，在距离北京七百多华里的乌兰布通，与沙皇俄国支持下的准噶尔贵族分裂势力的头目噶尔丹进行了第一次激战。
　　这次战争的起因，要从噶尔丹勾结沙俄发动叛乱谈起。
　　噶尔丹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中的准噶尔部的头目。
　　明末清初，我国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分。其中，漠南蒙古早在清朝入关以前，已隶属于清朝统治之下。漠北蒙古各部，清初以后也相继向清朝政府称臣纳贡，至于漠西厄鲁特蒙古各部也都先后隶属于清朝统治之下。当时，沙皇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奉行着一条对外扩张的政策。位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厄鲁特蒙古，便成为他侵略扩张的对象。十七世纪上半叶，沙皇俄国曾多次派遣使者潜入厄鲁特蒙古地区，诱使其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归顺俄国未能得逞。公元一六五三年（顺治三年）巴图尔浑台吉死去，由其子僧格嗣位。在僧格（噶尔丹之兄）统治时期，沙俄政府又不断派遣使者企图使僧格屈服于沙皇，遭到僧格的拒绝，也未能得逞。不久，由于发生了内讧，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噶尔丹由西藏赶回，并于公元一六七一年（康熙十年）夺取了统治权。自从噶尔丹上台后，他一方面用武力并吞了厄鲁特蒙古的其它三部，用武力攻占了青海地区和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另方面，为了实现吞并喀尔喀蒙古并进一步发动叛乱的野心，他从公元一六七四年（康熙十三年）至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几乎每年都派人到俄国进行不可告人的政治活动。到了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他终于向喀尔喀蒙古发动突然袭击。噶尔丹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给蒙古族、维吾尔族和汉族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公元一六九○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又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掀起了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叛乱。噶尔丹率领叛军二万从呼伦池一带南下，攻入内蒙古地区，由于清军初战失利，其前锋一直打到距北京只有九百华里的乌珠穆沁。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康熙帝认为：只有“捣其巢穴”，“方为万年之计”。于是他否决了主张妥协退让的一些大臣们的意见，决心亲征。在出发前，康熙帝对正在北京的沙俄使节警告说：如果沙俄出兵帮助噶尔丹，就是撕毁《尼布楚条约》，就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这年八月，康熙帝率领的军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叛军相遇，清军立即投入了战斗，用猛烈的炮火击破了噶尔丹设下的“驼城阵”，大败噶尔丹军于乌兰布通。噶尔丹本人好容易才逃出了重围，幸免被擒。逃出重围的噶尔丹为了避免被追击，便向康熙帝修书乞降。但是噶尔丹的乞降只是一个烟幕，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他一直贼心不死，干了许多坏事。例如公元一六九五年（康熙三十四年）他就曾经率领三万骑兵进占巴颜乌兰，再次点燃了叛乱的战火。因此到公元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四十三岁的康熙帝决定举行第二次亲征。这次亲征噶尔丹的战略部署是这样的：一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防范东翼；一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军西进，切断噶尔丹的归路；而康熙帝本人则亲率中路大军迎击噶尔丹主力。公元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经过长途行军，康熙帝所率领的中路大军终于在克鲁伦河与噶尔丹叛军相遇。战斗刚一打响，叛军即夺路仓惶而逃，康熙帝率军穷追五日，噶尔丹尽弃辎重向西狂逃，可是当噶尔丹逃到昭莫多时，遭到费扬古所率领的西路军的堵截，经过一场激烈敌斗，噶尔丹叛军的主力几乎被歼灭殆尽。噶尔丹仅领数骑逃去，从此一蹶不振。
　　在昭莫多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为了抓住战机不让噶尔丹喘息，康熙帝又在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举行了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所控制的残部仅有五、六百人，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叛军纷纷投降，噶尔丹本人也一病死去。至此，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发动的这一场分裂祖国的叛乱终于被康熙帝平定下去。
　　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在沙俄的扶植下起兵叛乱，并于公元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窜入西藏，康熙帝立即派他的第十四子允禵前往平叛。公元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政府军击败了叛军，进入西藏，平定了叛乱。康熙对进一步稳固我国的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

六　反对罗马教皇干涉内政
　　在康熙帝的政治生涯中，对于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一类的事，他是坚决不能容忍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康熙帝与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的斗争中得到充分的说明。
　　原来在公元一五八五年（万历十一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后，外国教会势力也逐渐在中国各地活动起来。康熙帝登上帝位后，他对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宗教活动，一直抱有戒心。当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清除鳌拜后，他虽然出于学习西方科学的需要，任用了南怀仁，恢复了传教士的行动自由，但是对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一事还是禁止的。大约过了二十多年，也就是直到公元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帝才放宽了限制，允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来自欧洲许多不同的国家，其所属的教会也各不相同。大体说来，以属于耶稣会、圣方济会、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为多。其中的耶稣会自从利玛窦来华传教起，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便根据中国的国情，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祭天，并认为敬“天”与敬“上帝”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
　　可是到了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在华传教士之间为了这件事，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所谓礼仪之争。这场争论是由属于多明我会在华传教士首先发难的。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认为耶稣会允许中国传教士祭祖、祭孔、祭天的做法，违背了天主教的原则。属于耶稣会的闵明我、徐日升、张诚等人为了争取康熙的支持，便把与多明我会发生争论的情况告诉了康熙。康熙认为耶稣会的见解适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因此给予了肯定。由于多明我会教士的看法没有得到康熙的支持，他们便多次写信到罗马教庭进行申诉，从而扩大了事态。公元一七○四年（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庭稽查异端部站在多明我会一边，声称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祭天的做法是一种异端行为，必须予以禁止。接着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竞派铎罗为宗教特使，跑到中国任意张贴所谓禁正异端的教皇“谕旨”，下令所有的中国教徒必须放弃对祖先、上夫和孔子的崇拜。康熙帝认为罗马教皇公然出面把中国的习俗视为异端加以禁止，乃是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康熙帝断然采取了如下的措施：他一面下令将铎罗驱逐到澳门，一面颁布上谕严正指出：“近日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唯恐后来惹出是非”。并严格规定，只有保证在中国定居永不回国，并遵循利玛窦以来定下的原则，保证中国教徒有祭祖、祭孔、祭天之自由，并经内务府同意发给执照的外国传教士，方可在中国传教。对于那些“近年来明年去的人”，则认为他们“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凡属这类人，则不准他们在中国传教。后来，康熙又多次申，明：“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公元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当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再次派使臣来中国坚持无理要求时，康熙再次下令将使臣嘉乐驱逐出境，表明了反对外国干涉中国一内政的立场。

七　振兴社会经济
　　从明朝崇祯到清朝顺治（公元一六二八年～一六六一年）在中国内部先是发生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冲击明王朝的极端腐败的统治。清军入关后，明末农民战争的余波未息，接着又发生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因此，直到康熙上台的初期，在全国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人逃田荒”、“所在萧条”的社会不景气状况。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康熙在采取了一系列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
　　一、废除圈地令。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清除鳌拜后，康熙帝鉴于清初入关后推行的圈地令，维护了象鳌拜一类守旧派的利益，加剧了阶级矛盾，不利于满族的进一步封建化，因此下令永远停止圈地，并规定所圈土地应退还给农民。到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时，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有利于自耕农民。
　　二、实行更名田。也是在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康熙帝还指示户部停止将明朝废藩的荒熟田地“酌量变价”而“将现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予原种之人，令其耕种”。这部分原属明朝藩王的田地，分布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八个省，面积有十六万六千八百多顷，超过了八旗圈占北京周围的土地面积并且多是肥沃的土地。
　　由于康熙帝实行这一政策，承认了农民对藩庄土地占有的合法化，使原来耕种藩地的大批佃农转化成自耕农，因此对恢复清初的农业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奖励垦荒。这是康熙恢复清初农业经济的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措施。早在公元一**九年（顺治六年）也就是康熙出生前五年，清初统治者为了使小农经济得到恢复，就宣布过新垦土地六年以内可以不向国家交税的规定。到了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吴三桂开始叛乱的那一年，年轻的康熙帝进一步宣布“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业主可以耕种十年后再向国家交税。当时政府鼓励垦荒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用授给官职的办法，刺激有钱的地主们积极垦荒，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者，以百总用。
　　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另一种是用放宽起科年限的办法鼓励垦荒。由于采取了上述奖励垦荒的措施，因此当时曾出现过湖广人民前往四川开垦以及河南、山东、直隶人民前往东北开垦的热潮。这说明康熙帝推行的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难怪到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时年近花甲的康熙帝曾沾沾自喜地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
　　四、镯免钱粮。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力，康熙还推行了蠲免地丁钱粮的政策。大致说来，这一政策是在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便大力推行起来。他认为“欲使民生乐业、比屋丰盈，惟当己责镯租”。因此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他一次就“蠲免江宁等七府、陕西全省钱粮，合计六百万有余。”当户部有人觉得数字太大时，康熙却表示“六百余万未足为多也。”此后，各省钱粮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蠲免。到公元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时，康熙鉴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未得常邀蠲恤”于是他发布谕旨说：“朕欲将四省四十三年钱粮悉行蠲免”。有人曾对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的蠲免钱粮数作过统计，说这期间康熙帝“所免钱粮共九千万有奇”，如果再把公元一七○八年（康熙四十七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余万两”统计在内，数字确实是很可观的。当然，这种蠲免政策的实质，正如康熙帝本人所坦率承认的那样：“不过于田多富户有益，其无地穷民未必均沾实惠”。然而这一政策的施行，对挽救小农经济的全面破产和复兴农业还是起了一定的调节作用的。
　　五、兴修水利。在康熙帝执政期间，对兴修水利——特别是修治黄河、淮河和运河——十分重视。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原来当时的黄河下游河道，是从河南流经江苏北部入海的。在流经淮阴附近时，有一段与淮河、运河相汇合。由于黄、淮两河经常泛滥成灾，而每当泛滥时洪水便倒灌入运河，使南北漕运中断。有人曾做过统计，在康熙登上帝位后的最初十六年间（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六七七年）黄河竟然决口了六十七次，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交通命脉。于是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当平定三藩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康熙便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作。靳辅在另一位水利专家陈潢的协助下，继承了明朝播季驯“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办法，再加上诸如开中河、修堤坡等一系列辅助性的工程，经过十余年的治理，收到了“水归故道，漕运无阻”的效果。当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有一次康熙帝视察治河工地时，他曾对靳辅“赐诗褒美”，进行了嘉奖。后米康熙帝还抓了修治浑河的工作。此河从芦沟桥以下流势湍急，过去经常泛滥成灾。经过康熙亲自督修，到公元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竣工，从此被改名为永定河。
　　六、调整工商业政策。在康熙帝执政期间，提出了“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口号，禁止一些关津渡口对商人征收额外的杂税，减少了一些江南纺织业的税收额，取消了过去每家机户拥有的织机不得超过百张的限制。公元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还改变了清初以来对各地矿山所采取的封禁政策，认可了云贵总督蔡毓荣在《筹滇理财疏》中所提出的“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的主张。后来，在冶铁业和其它矿业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召商承办”的政策。例如：康熙中叶广东省就有一个名叫何锡的大商人，申请按照云南的规章在广东省海阳县仲坑山地区开采铜铅矿，并主动提出，愿意每年交纳课银五万两。此事得到康熙的特许，批准他试办三年。
　　七、废止禁海令。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三十一岁的康熙鉴于清朝统治已逐渐稳固，三藩已经平定，台湾已经统一，于是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一改清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政策，宣布废止禁海令，实行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此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其一、在“预行禀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后，可以“听百姓以装载五百担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其二、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进行贸易；其三、在闽粤江浙四省设立海关，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赋税；其四、如“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藏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旧处分。”此后我国的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例如，从我国东南沿海城镇开往日本的商船数，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为二十六艘，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为八十五艘，公元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为一百○二艘，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为一百○六艘，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为一百九十四艘，此后，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至公元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的二十三年间，中国开往日木的商船总计为一七九一艘，平均每年近七十八艘。此外，我国东南沿海开往南洋和其他各国的商船也为数不少。同时在康熙五十六年以前，从日本、南洋各国以及西方荷兰、英国、法国来到中国的商船，也是“岁不下十余艘”。康熙帝的这一开放政策，一共延续了三十三年之久，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有利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八、改革赋役制度。康熙对赋役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后在广东和四川开始试行“摊丁入亩”这两件事上。
　　原来清初的赋役制度是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作为国家的主要收入，并采取“丁自为丁，地自为地”的方法，分别征取。清军入关后，由于赋役制度十分混乱，弊端丛生，早在公元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清政府就命令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征收额为准，免除了明末的三饷和杂派，编成了《赋役全书》并颁布天下。到了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由于全国户口和土地数字变动很大，如果仍按二十八年前编成的《赋役全书》上的户口和土地数字成收赋役，将使国库收入减少，于是，康熙便下令重修《赋役全书》，此项工作于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完成，并被命名为《简明赋役全书》。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田亩数和人丁数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使清政府的赋役征收失去了可靠的依据和标准。为了清除按田亩、人丁分别征收赋役所带来的弊病，康熙帝终于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发布谕旨，宣布开始实行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人丁户口数字为准征收丁税。凡此后达到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役的新赋税政策。由于上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仍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后来康熙帝又采取了一个名叫董之燧的意见，默许将“摊丁入亩”的新赋税办法，先在广东和四川进行试点，由于“摊丁入亩”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完全按拥有土地的多少来进行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因此，康熙在晚年试行“摊丁入亩”的新赋役政策，是对赋役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康熙推行的上述一系列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耕地面积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全国耕地面积从康熙元年的五三一，一三五，八一四亩上升到康熙六十一年的八五一，○九九，二四○亩。
　　二是人口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政府控制的人口数从一六六二年的一九，二○三，二三三人上升到一七二二年的二五，七六三，八**人。
　　三是国库收入增多了。例如：在公元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的一道谕旨中就谈到：“今户部库帑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糜费，国帑大有赢余”的情况；在公元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康熙帝又谈到“见存户部银贮五千余万两……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万，而所存尚多”。
　　上述情况表明：康熙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清朝前期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八　孜孜不倦学习中外文化
　　康熙是清代帝王中受过系统儒家经典教育的第一人。
　　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他“幸太学，释奠孔子，讲《周易》、《尚书》”。公元一六七○年（康熙九年），在他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中，第一条就是“敦孝悌以重人伦”。同年，他还指示礼部“举经筵”，派讲官给他讲解儒家经典，即使在平定三藩的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讲官“每日进讲如常”。作为一个出生于满族的封建帝王，他很清楚：如果不能象汉族帝王一样精通汉学，就不能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相媲美。他十分努力地钻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汉学中的几乎一切领域。他崇拜孔子、孟子，推崇程、朱理学。曾在康熙帝身边工作过的白晋这样记述道：“康熙皇帝熟悉孔子的大部分著作，并能大体上背诵被汉族视为经典的原著。他委派国内著名学者，用汉语和满语从事这些古籍的注释。几位大学士用了十至十二年时间，进行这项注释工作，并向皇上进讲这些往释、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中国古代圣贤学说的敬意，亲自执笔撰写序文，刊登于该书卷头，并以御名出版这部书籍。”他还组织人力，广收各种汉文典籍，编辑了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并鼓励一批学者从事古籍注释等方面的工作。康熙大力提倡汉族封建文化，还生动地表现在他举行“博学鸿词”考试以收揽人才这件事上。还在平定三藩的战争尚未结束的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他为此发布谕旨说：“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联亲试录用”，次年三月，通过考试，他在一百四十三名应试者中，录取了五十人。其中如朱彝尊、播耒、尤侗、施润章、吴任臣、毛奇龄等，后来都成为有清一代的著名学者，对清前期的文化发展做出过不同的贡献。以上这些例子犷可以证明康熙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抱着极为重视的态度。
　　康熙不仅对浸透着儒家思想的传统封建文化颇有研究，而且还擅长骑术，精通武艺一，会使用多种兵器。在骑术方面，据说他不仅在平地上，就是在极其险峻的山路上，也能上下自如，奔驰如飞；在武艺方面，据说他不论是立射还是骑射，也不管是马停下来，还是马飞奔着，都能左右开弓，箭不虚发；在使用兵器方面，据说他最长于使用强弓，并且对许多武器甚至对欧洲的枪炮，也象对弓箭一样熟习。同时，他还熟读过《孙子兵法》等古代军事著作，精通军事学。在胜利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侵略和亲征噶尔丹的成功战例中，表明了康熙帝是一位很有谋略的军事家。
　　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康熙帝是清代满洲皇族为了帝国“文治武功”的需要而培养出来的一个杰出的封建帝王。这是他与前代封建帝王中的姣姣者颇为相似的一点。
　　然而康熙也有与前代封建帝王不相似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排斥或视而不见，而是从少年时代起，就抱着孜孜不倦、虚心学习的态度。
　　受康熙聘用教授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教士，南怀仁是第一人。康熙是在清初一场关于天文历法的争论中，开始器重南怀仁的。这场争论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明代时钦天监使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和回历。由于年代久远，大统历中的某些数据越来越与天象的实测结果不一致。于是德国出生的耶稣会士汤若望便在公元一**五年（顺治二年）参考《崇祯历书》重新编撰了一本新历书。后来这本新历书被多尔衮命名为《时宪历》，开始在全国颁行。这是康熙帝的父亲在位时发生的事情。
　　当康熙帝初登帝位时，因鳌拜专权，有个名叫杨光先的人，便在公元一六**年（康熙三年）出面弹劾了汤若望，说《时宪历》的封面上写有“依西洋新法”数字，这是图谋不轨的行为，于是鳌拜下令废止《时宪历》复用大统历和回历，接着一方面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则将汤若望等人逮捕入狱，判处了重刑，不久汤若望死去。此后南怀仁等人为了证明《时宪历》的正确，暗中继续进行着天文观察和推算，公元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由于钦天监使用大统历和回历时仍有许多与天象不符的地方，于是有人对杨光先进行了弹劾。有一天康熙帝把南怀仁和杨光先找来，当众询问他们能否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各自的推算是正确的。杨光先闭口无言，南怀仁则提出希望皇上赐给他们两人一个高大的日晷，由他们分别测定日晷的投影到达什么位置是第二天的正午。康熙帝觉得这个提议是合理的，决定按他的意见办事。南怀仁安放好日晷后，计算其投影，准确地标出第二天正午日晷投影将要达到的位置。结果和实际现象完全一致。而杨光先却不能计算出投影的位置，无法在康熙帝面前拿出证据。这样康熙帝便断然废除了大统历和回历，重新宣布在全国推行《时宪历》，同时一方面将无知的扬光先撤职，一方面让具有科学头脑的南怀仁重新返回钦天监任职。
　　通过这场斗争，少年皇帝康熙开始对夭文历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次年智擒鳌拜后，十六岁的康熙便把南怀仁召至内廷，向他学习天文历算，这就是康熙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开始。后来康熙为了扩大学习领域，又陆续聘用了白晋、张诚、徐日升、安多、闵明我等外国传教士，为他讲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向传教士学习的领域相当广泛，举凡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哲学、音乐、绘画等，他都涉猎过，其中他最精通的要算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
　　在学习天文学的过程中，南怀仁给康熙帝讲解了主要天文仪器的用法和天文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特地编写了教材。康熙帝在学习中特别注重实践。他经常到观象台亲自观察天象，并能准确地计算出某日某时日晷表上所显示的阴影位置，指出钦天监在天文推算中的错误。他曾对大臣们说：，“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这是符合事实的。白晋在其所写的《康熙帝传》一书中，曾这样记载说：“最近两三年来，特别频繁地看到皇上在北京皇城和那两三个离宫，或是巡幸鞑靼及其他地区时，利用刚会使用的天文仪器，在朝臣们面前愉快地进行各种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观测。他有时用照准仪测定太阳子午线的高度，用大型子午环测定时分，并推算所测地的地极高度。他也时常测定塔和山的高度或者是感到兴趣的两个地点的距离。皇上还常常通过计算，求出白天正午日晷投影的高度”，可见他对天文学的造诣是很深的。
　　与此同时康熙还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数学的研究。在南怀仁、张诚和白晋等人的指导下，他先后学习了欧几里得初等几何、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以及代数、三角、对数等多种数学科目。当时代数又名作“阿尔热巴拉”，他多次与大臣们谈到“阿尔热巴拉”，并亲自将它传授给当时的青年数学家梅珏成和明安图等人。公元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他还组织全国科技人才编纂了一套名叫《律历渊源》的大型丛书，其中的第二部——《数理精蕴》，就是在康熙帝的直接指导下编成的。
　　康熙帝也曾向传教士学习过地理学，他在巡游或作战过程中，每到一处除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外还经常勘察地理形势。即便是“边徼遐荒”，也要“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例如，公元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春，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就记录了测量独石口至喀伦的情况。
　　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春，也是在亲征噶尔丹的途中，他记录了在宁夏的测量情况。他以仪器测量北极，较京师低一度二十分，东西相去二千一百五十里。
　　同年春，康熙帝出独石口行经沙摸地带时，发现沙漠里有些螺蚌甲壳。他就得出了沙漠之中的某些地区曾是泽国的科学论断。以上种种情况说明他对地理学也是颇为精通的。
　　此外对西方医学，康熙帝也很感兴趣。为了了解人体内部结构，他曾命巴多明用满文翻译法国医学家皮理所著的《人体解剖学》，并将人体内脏的图例与中国医学上的有关记载作了对比，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张诚，在日记中就曾经这样写道：“皇上在这次谈话中得知我们已经写出一些材料，放在我们书房里，他便派御前一个太监随我们去取。这份论述消化、营养、血液变化和循环的稿子，虽然尚待写完，但我们已经画出一些足以使人领会的图例。皇上仔细翻阅，特别是关于心、肺、内脏、血管等等部份，他还拿起稿子与一些汉文书籍上的有关记述相对比，认为两者颇为近似。”
　　康熙帝对欧洲音乐也很感兴趣。公元一六七二年（康熙十一年）当康熙帝从南怀仁处得悉徐日升不仅精通天文数学，还擅长音乐，于是把徐日升从外地召到北京，一方面让他参加钦天监的工作；另方面让他在御前讲授欧洲音乐。在白晋所撰写的《康熙帝传》一书中，曾记述了康熙帝学习西洋音乐的情况，他说：康熙帝“很喜欢西洋音乐的乐理、乐器及其演奏法。在亲自处理国务之暇，他只要认真练习几次，就能够象演奏中国及鞑靼的大部分乐器一样，演奏西洋乐器。”
　　在康熙的爱好中还包括欧洲的艺术。在《康熙帝传》一书中，作者白晋曾回忆道：“大约五年前，康熙皇帝以法国科学院为楷模，在皇宫里建立了以画家、版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的铁匠和铜匠及制造天文仪器的其他匠人为会员的科学院。为激励会员的上进心，展览了西洋的尤其是巴黎的美术品，作为学习的榜样。康熙帝的兴趣高雅，善于识别各种优秀作品的风格。因此皇上旨谕，每天都在规定时间把新建的科学院会员们的作品呈送御前。”
　　上述情况表明：康熙帝不仅是清代帝王中受过系统儒家教育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清代帝王中系统学习过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的第一人。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康熙所受到的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支配了他一生的行动。致于他所学得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影响却十分有限。他仍然是、也只能是一个曾向西方学习的封建帝王。然而，就康熙帝个人来说，在清代满族贵族统治阶级中，他毕竟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明的人。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九　殚心竭力六十一年
　　康熙帝八岁继承皇位，十四岁亲政，十六岁清除鳌拜，集权力于一身，总共在位达六十一年之久，终于成为一位对清代前期历史作出贡献的杰出政治家。晚年，他曾对自己一生的治绩作过评论。他说：“历观史册……，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联临御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在论及其武功时，他说：“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从康熙帝的以上自述中，透露出他对自己的文治武功颇有一些自负。
　　公元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六十九岁的康熙皇帝因病去世，结束了勤奋治国的一生。
　　综观康熙帝清除鳌拜亲自掌权后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和亲征噶尔丹的行动中，坚决反对分裂、力主维护国家统一；在抗击沙俄侵略和反对罗马教皇无理要求的行动中，他坚决反对外国侵略中国领土和干涉中国内政，力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广大版图的边疆地区，在清代前期之所以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自《尼布楚条约》签定之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之所以能够超越以前的封建王朝，在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鄂霍次克海、库页岛和台湾；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南沙群岛的广阔版图内实现有效的统一，这都是和康熙帝在政治上坚持上述方针政策分不开的。从这方面看，康熙帝不愧是中国历史上取得卓著成绩的政治家。
　　如果拿康熙帝在国内推行的经济政策与其政治上取得的上述成就相比，不免为之逊色。因为从他在经济上所推行的废除圈地令、实行更名田、奖励垦荒、蠲免钱粮、兴修水利、调整工商业政策、废止禁海令和改革赋役制度等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来看，基本上是沿着一条恢复封建经济并促使满族贵族统治阶级进一步封建化的路子往前走的。他所处的那个历史年代犷就世界历史潮流来看，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重要历史时刻。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母体内已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晚期阶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就不难看出康熙帝推行的上述旨在恢复封建经济并促使满族贵族统治阶级进一步封建化的经济政策，虽然与鳌拜推行的主张维持“圈地令”和一切照太祖、太宗老皇历办事的更为守旧的政策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的经济政策。然而，若与明太祖朱元璋所推行的“安养生息”政策相比，基本上还是一个类型的政策，没有多少新意。如果说其中的废止禁海令还有一点新意的话，那么，正是康熙帝自己在公元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重新颁布了“禁海令”，从而否定了这一政策。只要把康熙帝推行的经济政策，放在当时一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尽管在康熙帝的统治下，清前期的封建经济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是这种恢复和发展，只能说明原先较为落后的满族贵族统治阶级在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统治实践之后，终于被先进的汉族经济、文化所融合。
　　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既要引导满族贵族进一步封建化，又要培养一批新的地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只能推行一套旨在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政策。这是横在康熙帝面前不能克服也不可能克服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虽然就康熙帝这个人来说，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并不保守，而是比较开明的。例如，他对外来的先进的科学文化并不盲目排斥，而是以充沛的好学精神去了解它和钻研它。然而，康熙帝对外来先进科学文化的潜心研究，并没有象彼得大帝在俄国那样，为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作出贡献。因此，康熙帝统治六十一年的结果，中国封建社会仍然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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